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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嘉先生《诗三首》，指的是他发表于1948年10月2日《新路》周刊第1卷第21期上的《诗三首》，计：一，《香港》，二，《北平》，三，《时感》。
《新路》是一批教授、学者主办的刊物，以时事政论为主，其倾向当时即引起注意，因为据说他们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因此左翼指他们实际上是为垂死的蒋家王朝帮忙，则刊物的立场自然是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去了（但后来终于被国民党查封了，可见国民党并不认为这个刊物站在他们那一边）。
与另一自由主义刊物，政治上中间偏左的《观察》杂志（储安平主编）相似，这个《新路》不是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筹备期间，他们曾邀知名记者、作家、书评家萧乾参加，萧一度应允，却并未到职就退出了，但在1949年后中共领导的审查和批判运动中，萧乾还是不断检讨才得过关，并且成为影响他后半生的“历史污点”之一。
袁可嘉在该刊发表的诗作，且其中涉及政治敏感点，在1948年末直到1949年初，先就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遭到左翼学生特别是诗歌爱好者的抨击。袁可嘉在那里供职到1950年，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这是用其所长于英译了，或许他在运动中受到的冲击会比留在高校要减少些吧，不得其详。
在漫长的“文革”之后，袁可嘉在1978年写的《断章（一）》说：
我是哭着来的，
我将笑着归去。
我是糊里糊涂来的，
我将明明白白地归去。
现在袁先生归去了，我相信他是笑着归去的。我也相信他个人是明明白白归去的。
然而六十年前留下的这桩小小的诗案，还是值得我们后来者重新一读，加以澄清，让读者对真相能够明明白白。尘埃落定，透过时代的沧桑，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更少受一时一地偏见的遮蔽了。
我不是诗评家，也不是当代史学者，我只是凭一己的常识，对这三首诗，尽可能试作一次政治解读。限于手头的资讯不足，我想，如有有心人能再以诗人在那前后发表的其他文章相参照（如《“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批评与民主》、《我的文学观》、《诗与民主》等），也许会更接近他诗义的内涵。
第一首《香港》和第二首《北平》，应是与他后来经常被各种选集选用的代表作《上海》、《南京》属于同一系列。
《香港》，从诗中“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香港原是英帝国伸出远东的贪婪巨手”来看，在今天也不失为“政治正确”的；然而说“远来客人中有革命家，暴发户”，居然把“革命家”和“暴发户”相提并论，又说“破船片向来视你为避风港”，这不是说革命家也只是“破船片”吗？至于“明日的风暴正在避风港酝酿”，作为一首涉及政治的诗，不能不联系政治背景来看：当时，由于内战日益临近决战，原先作为中间力量的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一些知名人士，为国民党所不容，于是由中共统战部门护送到香港暂住，1948年中共发布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核心的“五一”节口号，吸引了更多的人。有些知名人士当时就在香港发表了拥护中共主张的声明。而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文委在香港主办并向内地秘密发行的“大众文艺丛刊”，则在批判胡风及其文学友人的同时，又发表郭沫若的时文《斥反动文艺》，点名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今天即使从共产党的立场来检讨，这也是不顾大局的一种左倾盲动和关门主义表现。大家知道，袁可嘉与朱光潜、沈从文都有师生之谊，关系密切，朱光潜主编的商务版《文学杂志》和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都是袁可嘉经常发表诗作和评论文章的地方。以意逆志，他在写《香港》一诗时，心头或不免掠过暗影。诗人都是敏感的，我们不排除袁可嘉从郭沫若檄文的火药味中，预见了“明日的风暴”对像他这样的文化人展示的不祥前景。
但袁可嘉虽不是象牙塔里的诗人，毕竟还是书斋中的学者，而并非政客或政治家，他在概括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时的几句诗，便显得晦涩难懂，如“革命家与被革命家搭台唱双簧”就不知何指，也许是诗人词不达意，也许是由我不了解的当时某个历史细节引申出来。从下面紧接着的“洋绅士修养有素，竟不觉汗颜／你演说企业社会化，他则投机撒谎／正反合，懂辩证法的都为之一唱三叹”，以及随后的“各有春秋，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来看，又似乎是说港英当局默契地给“革命家”和“被革命家”提供了“演双簧”的舞台，或者索性就是说给“革命家”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因为号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家”就是在帝国主义治下享受言论自由的吧（那么，“被革命家”就是指的港英当局，然则是他们在和“革命家”搭台“唱双簧”了）？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惑，可以算是“诗无达诂”的结果。也可以说，这首诗看来写得匆忙，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佳境。
下面，暂时跳过第二首《北平》，先来看看第三首《时感》。我们记得，在1948年初，穆旦发表了他的《时感四首》，便曾经一度引起争议。通观袁可嘉的诗作，虽然也有不少“感时伤世”的篇章，但径直题为“时感”的只此一首，该是寄托着他对时世由衷的忧患之感吧？
全诗3段，各6行。是由他置身其间的文化教育圈子的现象有感而发的，但小气候离不开大气候，他的感伤也触及整个中国的形势。要知道，时为1948年，而在不久前的1947年，在国统区“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即毛泽东誉为“第二条战线”的配合下，中共的军队已在内战战场上转入全线反攻；12月，毛泽东发表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说“黑暗就要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这时已将内战初期所提的被动的“自卫战争”改称主动的“人民解放战争”，动员群众的口号也不再是一年前策略性的“反对内战”，而是支援前线，将革命的车轮推向前进了。
袁可嘉一介文人，从来没有投身于政治，更不曾置身于革命队伍。但他是一个原始语义上的爱国者，又因其个人的文化教养，具有朴素的人道情怀，因此，他是反对内战的，无论内战的责任谁属。这在他于1947年7月发表的《号外三章·三》（《九叶之树常青》，王圣思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写得明明白白：
当然要咒诅，多少生命倒下如泥土，
你们拿枪杆在死人身上划地图；
你争面，他占线，我们岂只能装糊涂，
伴随地名肉团子般任你们吞吞吐吐？
一种自私化生为两型无耻，
我们能报效的却只是一种死：——
冬夜远地的战争传来如闷鼓，
城市抱紧人畜为你们底自信受苦。
这在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剿匪戡乱”和拥护共产党进行革命战争的两种声音之外，的确是曾有的另一种声音，但因它主要发自基层没有话语权的弱势者，所以在当时就淹没在非杨即墨的喧哗中了。而如袁可嘉这样不知瞻前顾后发出的仅仅是叹息而已，却也难免“第三条道路”之嫌，如后来毛泽东指责的夷齐之阻拦武王伐纣的义师，如今的战争已是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反对它，乃至腹诽它，不就是反对革命吗？
其实，袁可嘉这首“号外”诗，大概也正是写于1947年“五·二○”学潮即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前后。而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的，当时的宣传口径意在揭露蒋介石国民党为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而像袁诗这样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等量齐观，谴责为同样是制造军民大规模死亡灾难的暴力，在左翼评论家那里，显然是通不过的。
袁可嘉在他的教学生涯中，切身地感受到政治进入校园给他造成的压力。他是敬业的，要把课上好，把论文写好，无如周围已经缺少读书的气氛。青年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胜于关心个人的学业，在教师间，学生间，甚至在整个文化教育界，已因不同的政治态度而逐渐分化得壁垒分明。在袁可嘉看来，这里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怀疑和诅咒，透露了可耻且可怕的反智倾向。可能有些左翼同学表露出对他的不屑，认为他是在贩卖资产阶级的一套（翻看他那时的文章，也的确尽是在谈论克罗齐、艾略特），于是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当人们已不再关心你在说些什么，
只问你摇着呐喊的党派的旗帜；
当异己的才能已是洗不清的罪恶，
捡起同党的唾沫恍如闪烁的珠子？
……
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疑心课本有毒，
在黑板与他们间的先生更是不可救药的书蠹；
在洋装书、线装书都像烟毒般一齐摆脱，
然后填鸭似的吞下漂亮而空洞的天书？
这里描述的场景，经历过二三十年后那场文化浩劫的人们并不陌生：不是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以人划线，先有所谓“立场”，由之派生观点；在文化领域大反“封资修”，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彻底反对，而灌输以某种教条。当时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在革命战争的狂飙中，有类似后来红卫兵式的表现，不足怪，可以理解。而面对这些激情压倒理性和常识的年轻学生，袁可嘉无奈地发出嗟叹，就像是重复胡适当年说的，不要让马克思牛克思牵着鼻子走，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诗人认为北平是传播文化的中心，尤其从“五四”以来是新文化的中心，如上的遭遇更让他痛心。不仅由于学术面临经济和政治的挤压，他分明预感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浩劫，但他却以知识者的坚守自勉：“总得有人奋力振作”，“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
正因为包围我们的是空前的耻辱，
传播文化的中心竟时刻宣布学术的死讯，
在普遍的沉沦里总得有人奋力振作，
击溃愚昧者对于愚昧万能的迷信，
突破合围而来的时代的黑色地狱，
持一星微光，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
读过这首《时感》，回头来再读《诗三首·三》的《北平》，就易于索解了。
诗一开头说北平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一份美景，“生命不强”是消受不了的，这是从来未经人道的一语。继之他说：
但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你是新文化的中心，
思想的新浪潮都打你的摇篮起身，
踉踉跄跄地大步而去，穿越紧裹的夜心，
猛地飞出一脚将沉睡的大小灵魂踢醒。
不过你一旦沉醉，酣睡沉沉，也着实让人担心，
一向是理性的旗手，如今也自困于反智的迷信，
我来自南方，爱你像爱我失而复得的爱人。
在这里，诗人把他个人对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爱，升华为对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新浪潮”的爱，如油与蜜不可分了。
下面，结束这首“十四行”的最后三行，就是包含着当时为人所诟病的那句涉及傅作义的诗。虽然为此让袁可嘉长期背着一个政治包袱，但看来，诗人对这首诗是不能忘情也不忍割爱的。这首诗在收入蓝棣之编选的《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时，据作者手稿（自然是得到作者同意的）排印，这么一段是：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在五四之春
所发出的追求科学民主的宏大呼声！
这三行诗与前面的诗行是血脉贯通的，归结到“五四”，也是水到渠成的。说它不是后来的改稿而是最初的手稿，也说得过去。
然而当年《新路》上的发表稿则是：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所拥有，当今
重心的重心：傅宜生——将军队里的将军！
按：傅宜生即傅作义，当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匪”者指的是共产党。袁可嘉在此时此地歌颂傅作义为“将军队里的将军”，自然惹来一片骂声，左翼学生不但在北大民主墙上贴壁报，还在自办的文学诗歌刊物上抨击“无耻之尤的袁可嘉”，对于迂阔的诗人来说，也许这竟是始料所不及的。探讨袁可嘉为什么会这样写，近于“诛心”，可能在嗣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组织”和“群众”会向诗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据此可以对他在当时国内形势下的政治立场作出审查和判断。但时过境迁，这一层作业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然而，从常识出发，我以为，袁可嘉与傅作义不沾亲不带故，他也不会藉此攀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国民党军政要人，特别是在中共军队势如破竹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政界的许多人都在各作打算，各寻后路，而诗人能以一句“颂诗”求得什么功利呢？
就诗论诗，袁可嘉是扯来傅作义作一个比喻：比喻古城北平，比喻热爱北平的文化和文化北平的人，能像傅作义守城一样坚守文化和理性。当然，在这里，诗人是把守护北平及其文化遗产的安全对傅作义寄予厚望的，因为他认为傅是“将军队里的将军”。历史地看，傅作义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当得起这句颂词的。如果客观地估计其后他作为守城一方，在和平解决北平归属问题，因而使八百年故都北京城的人民生命财产、不可复制的历史建筑和宝贵文物，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不致毁于战火，这个贡献是够大的，而傅作义为此也绝非没有付出代价。倘超越于党派意识之上，对于傅作义，以及像他一样的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将领”，对于他们的功勋立传赋诗加以歌颂，许多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直到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中共在正式文件中评价了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及其所辖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绩。片面的历史叙述也在开始改正。相信对于抗战后的内战，人们也将以新思维来对待。
袁可嘉这位醉心于学术，且偏于知性的现代诗人，即以他这曾引起争议的《诗三首》为例，在艺术上如何考量是另一问题，而在现代诗史上，它却是表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文化良知，并且见微知著，实际对后来发生的与反智、愚昧和迷信互为因果的例如“文革”这样的浩劫，发出了超前的预警。近年人们常常重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在今天，也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能做到的，在这一点上，诗人袁可嘉早在1948年就作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跟风、不随波逐流的表率。他的警句“持一星微光，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值得我们永远记住，永远讽诵。
2009年10月18日，北京
（这是作者10月末在袁可嘉诗歌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附］ 袁可嘉《诗三首》
（一）香港
在无路的海上你铺出一条路，
破船片向来视你为避风港，
远来客人中有革命家，暴发户，
明日的风暴正在避风港酝酿。
革命家与被革命家搭台唱双簧，
洋绅士修养有素，毫不觉汗颜，
你演说企业社会化，他则投机撒谎，
正反合，懂辩证法的都为之一唱三叹。
各有春秋，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
港口无须纳税，出口不必受查检，
香港总督最懂买卖，盗窃之流
从不被处徒刑，只是罚钱，罚钱，罚钱，
拆穿西洋镜，委实也呒啥希罕，
香港原是英帝国伸出远东的贪婪巨手。
（二）北平
有人说你是活着的死人，我替你不平，
试打开任何一个角落，别处那有这份美景？
公园的黄昏，北海的午夜，景山的早晨，
生命不强，那里消受得了那么多美的浸淫？
但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你是新文化的中心，
思想的新浪潮都打你的摇篮起身，
踉踉跄跄地大步而去，穿越紧裹的夜心，
猛地飞出一脚将沉睡的大小灵魂踢醒。
不过你一旦沉醉，酣睡沉沉，也着实让人担心，
一向是理性的旗手，如今也自困于反智的迷信，
我来自南方，爱你像爱我失而复得的爱人。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所拥有，当今
重心的重心：傅宜生——将军队里的将军！
（三）时感
为什么你还要在这时候伏案写作，
当汇来的稿金换不回寄去的稿纸；
当人们已不再关心你在说些什么，
只问你摇着呐喊的党派的旗帜；
当异己的才能已是洗不清的罪恶，
捡起同党的唾沫恍如闪烁的珠子？
为什么你还要在这时候埋头苦读，
当智识分子齐口同声的将智识咒诅；
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疑心课本有毒，
在黑板与他们间的先生更是不可救药的书蠹；
在洋装书、线装书都像烟毒般一齐摆脱，
然后填鸭似的吞下漂亮而空洞的天书？
正因为包围我们的是空前的耻辱，
传播文化的中心竟时刻宣布学术的死讯，
在普遍的沉沦里总得有人奋力振作，
击溃愚昧者对于愚昧万能的迷信，
突破合围而来的时代的黑色地狱，
持一星微光，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
（刊于1948年10月2日《新路》周刊1卷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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