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分析对象的选择与政治经济学的构建
韩喜平，李建楠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 《资本论》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巨著，主要是以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为发达和成熟、拥有大量一手材料、政策相对开放的英国作为分析对象。马克思通过历史地解剖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与运行状况，由这一典型深入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这一必然产物。基于这种研究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要着眼于本质，立足于问题，深刻分析代表性案例，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解决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关键词：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方案
《资本论》自其第一册诞生至今已有150年之久。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运行规律，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发展至今都产生着重要影响。学术界对于《资本论》的内容、结构、价值展开了充分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理论成果。我们认为，就《资本论》分析对象的选择，马克思是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英国入手，对其进行深刻解剖，进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对分析对象的科学选择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重大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MM是高度异质性疾病，存在复杂的免疫系统缺陷。骨髓瘤细胞来源于B细胞发育终端的浆细胞，患者免疫系统存在多种异常，其中细胞免疫异常(如B细胞减少、CD4/CD8细胞减少)与患者生存时间负相关，提示细胞免疫在疾病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2]。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分析对象选择过程及缘由解读
马克思《资本论》主要是对英国发展事例进行分析，对此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8而且，马克思认为这样是最容易发现社会发展规律的，就像物理学家在通过实地考察观察自然过程时，必然会选择干扰最少、自然过程最为真实的地方，这是为了保证试验过程能够在最为纯粹的条件下进行，这样才能发现最为本质的物理运动规律。
当然，以英国作为分析对象，并非以揭示英国发展规律为目标，而是以揭示资本主义一般运行规律乃至人类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如果从历史进程去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提出人类发展美景，从大学时代就广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学以及数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针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等内在矛盾，首先对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特别在经历了“林木盗窃法”、《莱茵报》被查封等事件后，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的经济地位在国家以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要解决基本矛盾，求得平等发展，必须要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原因。自1843年秋起，马克思开始断断续续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阅读并摘录了自17世纪晚期起的所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2]99。这期间，马克思由于要写作《神圣家族》，不得已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重拾这一工作。为完成和出版商卡尔·威廉·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书稿[3]642，708，1845年7月马克思将在英国旅行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曼彻斯特的切特姆图书馆中研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大卫·休谟和威廉·配第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但由于普鲁士政府严格的书报检查和警察迫害，出版商拒绝了这本书的出版[3]471-475。此时的曼彻斯特，处于英国纺织贸易行业的中心，开始从家庭作坊向大规模工厂转变，小作坊几近被公司取代，人也变成了机器的附属。马克思通过与工人接触，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从物质和精神上都有了切实的体验，并在即将离开英国的最后几天，在伦敦与正义者同盟成员以及英国工人运动领袖进行交流，从这些英国和德意志联邦的老革命者身上获益良多[2]142。而后，由于巴枯宁等人对马克思的思想和领导地位的挑战[4]132-133,149-150，恩格斯催促马克思尽快巩固在工人中的影响[3]98-108，因此马克思在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和恩格斯在会上不懈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并受委托起草同盟纲领，也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改变历史的巨著——《共产党宣言》。
1849年7—8月，法国政府多次驱逐马克思。面对要被驱逐到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这一境况，马克思凭借法国大使馆提供的去往英国的通行证[3]160，迁居伦敦直至逝世。“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5]593-594确如马克思所说，他“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因此，就象1848—1850年英国狗厂主把‘换班制度’用在同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在自己的身上”[6]181。其妻子燕妮·马克思也为他身体担心，心痛地讲道：“卡尔白天为糊口而工作，夜里则为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而工作。”[7]632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不仅几乎阅读了有关古典政治经济学能够找到的所有著作，还系统地研究了近十年的经济史，形成了《伦敦笔记》。当1857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时，马克思仅用一年就写下了被他称为“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8]167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之后，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撰写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并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分册出版《资本论》。《资本论》于1867年出版第一卷后，马克思继续积极搜集英国等国家的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资料[9]173-175，并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几个版本中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稿整理并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考茨基整理出版了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英国作为《资本论》分析对象，是因为英国作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能够充分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能够为马克思解刨资本主义提供当时最为经典的“标本”。这种选择既有理论上的支撑，也有其主观和客观条件存在。
1.研究一种社会制度自然要选择最为成熟的形态进行研究，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发展与矛盾能够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矛盾
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1]823。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掌握统治权，英国成为最早建立资本主义政权的国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资产阶级逐渐将机器大量投入到各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中。到马克思从事革命活动的时期，英国已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其他欧美国家仍存在封建的甚至更古老的生产关系的残余，这些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表现，容易给准确认识和深刻分析资本主义运行和本质的过程造成干扰。这些落后国家，除了要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灾难之外，“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1]9所以，这些国家的矛盾往往是错综复杂的，未必都能够反映资本主义本质。而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明确地指出：“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10]87同时，恩格斯指出，英国的革命究其本质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根本性的变革，其覆盖面和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一种革命。“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10]87人类的知识理论和社会关系中的所有领域，无不受到社会革命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必然在其影响下，发生一定程度的甚至是本质的变化。
2.3.5 非心脏外科手术：为减少外科手术围术期心脏并发症风险，在术前应首先评估外科手术的紧迫性、出血风险和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在充分权衡出血和血栓风险的基础上，围手术期抗血小板治疗应由多学科(外科医师、麻醉师、心内科医生)和患者共同决定：出血危险较低的患者，可继续服用阿司匹林。如患者进行小型牙科手术、皮肤科操作、白内障手术等出血风险低的手术；手术相关出血风险高，应术前停用抗血小板药物，通常术前停用P2Y12受体拮抗剂至少5d，术前需停用所有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如遇到血栓风险高患者，可给予静脉抗血小板药物GPⅡb/Ⅲa 受体拮抗剂或低分子肝素“桥接”。
《资本论》以英国为主要分析对象，深刻认识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揭示了19世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于《资本论》的科学性、深刻性等已经有着很多分析与论证，而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中能够从特殊对象的选择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研究方式对于我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这天晚上，桃花又来敲门，高木不开，叫她走吧。桃花边敲边哭泣道：“高木，我是梨花，你开门嘛。”高木问：“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桃花继续哭泣道：“高木，求求你，开开门，我是梨花。”高木听她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梨花，心就软了。他开门出去，问她到底想干什么？桃花瘫坐在地上，呜呜直哭，伤心得像个孩子似的。高木叫她起来，桃花已软在地上；高木抱她进屋，把她放到竹椅上，但桃花反抱着他不肯下来；高木没有办法，抱进房里，放到床上，桃花这才松开手。
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这些重要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之而发展，剩余价值的剥削也日益加深。在英国逐渐使用机器大生产后，由于生产力提升导致的劳动力贬值使得产业工人工资无法得到实质上的提高，而且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工人人数需求不断减少，社会消费水平逐渐萎缩。同时，资本家所提供的恶劣工作条件和不分年龄性别对工人休息时间的压榨，使工人无法在劳动后及时从身体和精神上完全恢复。这种社会发展动力来源的萎缩状态直接影响了资本自身的扩张，纵使利用换班制度等办法也无法解决这一情况，这一没有法律约束的“滴着肮脏的血”的残酷状况导致“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1]307。同时，这种违反自然的做法“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说明了这个问题”[1]277。因此，为了使资本能够持久地榨取劳动力价值，统治阶级就在工厂法里制定一种所谓的正常工作日，不仅“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1]276-277。而英国从19世纪上半期就出现了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消费不足相对立的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19]，“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持续的和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1]34-35。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无力治理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形成过程中，也出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等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也是不断进行自身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变化。但是，上层建筑不是消极的，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中起了巨大作用。资产阶级以暴力作为助产婆，肆无忌惮地剥夺农业劳动者，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又用血腥的立法来巩固雇佣剥削制度。正如列宁指出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20]111。
马克思以批判的眼光，将诸多研究英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有价值的资料和见解，融入《资本论》的相关章节中。《资本论》引用和涉及的文献中，就著作而言，出版自英国的占总数61%以上；就报刊杂志而言，出版自英国的占总数62%以上[12]。对部分英国学者的观点和材料，马克思在研究时进行了补充、纠正；对于如西尼尔等庸俗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总是敢于亮剑，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3.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相对开放的政策环境为马克思进行《资本论》写作创造了条件
作为最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大陆诸多国家仍处在各邦封建君主和地主贵族集团专制统治的时候，英国早已完成工业革命，其工业生产位居当时世界首位，而自由主义与其“自由贸易”经济政策相适应，也是当时英国的政治特点。英国有着相对自由的研究空间，马克思对此有着较为深刻的人生感悟。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后成为《莱茵报》撰稿人时，就开始投身到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中。马克思成为《莱茵报》主编后，虽然身为“报纸的理论中心”和“报纸的各种理论的活的泉源”，(41) 引文来自1842年3月普鲁士书报检察官圣保尔给枢密顾问官比特尔的信。参见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963年版第426页。 但普鲁士的高压政策使他认识到处于普鲁士政府压制新闻自由的恶劣的出版环境中不可能成就大事。他宁肯辞职也不愿屈从这种书报检查制度，并在辞去主编后致信阿尔诺德·卢格，“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践自己”[3]440。为了开始“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的研究，马克思来到巴黎，并在这里撰写了开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由于大力宣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引起了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惊慌，马克思、卢格等人遭到普鲁士当局的通缉，加之经费捉襟见肘和编辑部内政治分歧，《德法年鉴》被迫停刊。1845年秋，由于普鲁士政府对马克思参与编写的《前进报》进行责难，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被迫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同恩格斯一起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并于1848年2月发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自此，马克思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公敌”，受到各国政府的严密监视。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席卷欧洲，波及到了比利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联邦无产者的资助下一起回到普鲁士科伦。由于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揭露和打击各国反动势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于1849年6月被逐出普鲁士，回到巴黎。1849年8月，法国政府再次驱逐马克思，而这时只有英国当局准许其居留。
（2）合理设定成本利润率，考虑制剂融合了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医院的商誉，同时医院需要为制剂的持续创新提供科研经费及激励，医院适当提高成本利润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单元入手，深入到其内核进行分析，逐步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整体认识，分析使用价值与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和利润、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等政治经济学概念和范畴，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其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17]9同时，“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10。他深刻地指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269。资本通过运动不断再生产、发展和扩大自身。而资本家与工人间的对立关系，也在资本主义使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本质中体现出来。由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的商品总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并进一步对剩余价值的内部结构进行解剖，指出产业资本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的最基础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起决定性的、根本性的作用。随着整个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分离出从属并服务于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资本形式。马克思从这种资本运动的背后看到的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资本家与资本家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即“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18]1001。可见，马克思从英国收集到的各种材料中抽丝剥茧，理出其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发展和变化规律，通过《资本论》再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彻底揭示出来。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的自然规律，就引起了自身内部的“对抗”。这种对抗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1]8，任何人的意志干预不了这种必然性所导致的发展趋势。
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动荡以及经济基础的革新后，整个社会从思想观念、社会制度到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变革。消除专制王权后，普通英国人开始享有法律自由，同时也开始追求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等其他自由。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比较英国和法国时提到：“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然而在法国呢，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13]180-181而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报刊被认为会威胁到政治统治的权力而被限制出版[14]197。随着英国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一些国外革命者获得了政治避难权，马克思自然也有了立足之地。当时普鲁士内务大臣曾敦促奥地利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对英国政府提出声明，要求对已经知道名字的主要革命者采取措施时，英国政府没有理会，而给他们的回复是，“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2]231。因此，马克思在到达英国后仍可以积极参与英国工人运动等革命斗争的指导和筹建第一国际的工作，而英国当局并没有因此而采取限制、迫害、驱逐等措施。所以，马克思可以在英国完成《资本论》的写作，与英国当时推行的较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开放的政策也有一定关系。
二、《资本论》对英国经济社会的分析路径与分析方式
任何规律的形成都需要运行成熟才能够充分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规律也必然是在发达或者说是典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英国自工业革命开始，到马克思从事革命活动的时期，已成为当时最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这样的路径与认识，马克思在认真研究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数十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料时，仍以英国作为《资本论》的重点分析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大量的英国文献研究和实际经历，深刻地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进而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运行规律。
2.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当时英国大量公开的资料和信息描述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运行的实际状况
2.政治经济学理论只有立足于问题导向，才能构建起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体系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5]603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立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5]28。列宁也认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6]283。马克思正是把资本主义放在历史的阶段，从发展的角度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10-13。若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角度阅读《资本论》，正是因为马克思找到了一个资本主义最先发展且不断完善的国家作为实际考察的典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完全可以将《资本论》看作是一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教科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5]603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他当时把收集的资料详细归类，对英国资本主义形成史、发展史作出精辟解读，并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发生和形成就是劳动者不断被剥削的历史，“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822。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分析，实质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矛盾的发展。马克思分析英国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起，由曾经的“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1]388的简单协作发展到仅是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协同劳动的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又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发展到了以手工技术和雇佣工人的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工场手工业。机器大生产的出现使生产力逐渐发展，“在英国使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52。手工业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由于技术发展导致的生产力提高使得劳动者需求量降低，导致英国失业人员数量激增。同时，自15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得到英国政府大量的立法支持，这让资本主义能够在农业中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渗透。英国大片农民公有地被强行变为私有牧场，农民失去生存保障，不得不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生存。自此，英国的资本家逐渐积累起财富，而工人则只能积累贫穷和苦难。一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就这样呈现了出来。马克思这种从历史角度的分析，实质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
2.透过现象解剖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与运行规律
建筑结构设计是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对所要施工项目的完整、具体的意图表达，是控制建筑造价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建筑造价成本的控制贯穿于工程项目决策、设计以及实际施工全过程，结构设计优化能够保证整个建筑设计施工过程的经济性与安全性，从而达到控制工程造价的目的。根据相关资料表明，建筑结构设计对造价成本的影响力，约占40～70%，因此，做好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对控制造价成本有着重要作用[2]。
3.用联系与矛盾的方法认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变革与经济危机
为了撰写《资本论》，马克思在对英国的调查研究中竭尽全力，努力寻求更多的资料支撑。据统计，《资本论》引用、涉及了近800本著作、文件和蓝皮书等文献[11]277。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定居英国前曾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地有过短暂学习交流，对英国的经济、政治和革命状况已有一定了解。由于大英博物馆拥有丰富政治经济学史、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的著作等资料，因此马克思认识到伦敦是通过文献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本质最为合适的地方。定居英国后，为写作《资本论》，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中不仅详读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且广泛阅读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和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献。英国官方定期公开发布的、被称为“蓝皮书”的调查报告，是政府批准的公开出版物。英国政府较为重视国情调查，定期派遣各行各业的调查员调查经济状况，这也让蓝皮书的内容涉及英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有许多担任调查任务的“内行、公正、坚决”[1]9的工厂视察员、医生和调查委员，他们工作所获得的资料反映了工人阶级和社会的真实情况，保证了调查报告的可靠性。此外，还有英国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政客的著作也被马克思充分研究并加以应用。马克思高度赞扬这些有关那个时代无产阶级生活生产条件的具体而丰富的调查材料，在与恩格斯的书信中还针对新出版的报告特意提到，这些有关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详实的资料使得“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没有受到过比这五本蓝皮书更沉重的打击。”(40) 这里所说五本书指的是《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的五个报告书。在信的结尾，马克思还提到了第八号《卫生部门的报告书》，这一报告书附有医生汉特关于工人居住条件的报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中广泛地使用了汉特的报告。 而在普鲁士等其他西欧国家中，这种揭露社会残酷现实和工人阶级苦难的调查活动是绝不可能被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允许的。此外，马克思在收集整理资料以及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恩格斯的诸多帮助与启发。如恩格斯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为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观察和研究英国工厂经营的重要资料，也是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最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经常与恩格斯讨论咨询有关英国企业的现实状况，恩格斯也经常性地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自己观察到的现实材料。
三、《资本论》研究对象选择对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启示
工业革命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英国成为当时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冲突。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英国最先显露且日益加深。英国工人阶级在周期性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中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这也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当资本主义成熟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矛盾的激化可以为观察者提供更为清晰的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现象，为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普遍规律提供丰富的现实支撑。
1.政治经济学研究只有深入到本质的分析，才能从社会发展初期就看到发展的趋势与规律
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应是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立足于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在纷繁复杂的具体现象中发现本质，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乃至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只是停留于现象的描述上和所谓的“对策”分析上，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则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抽象到具体地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内在矛盾的根源，并依据矛盾的分析，揭示其运动的规律以及发展趋势。马克思在以英国为分析对象撰写《资本论》时，自然已经认为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18]1001。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5]60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当做物”的研究范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将资本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物与物的表象中抽出，并指出这种“社会关系”利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的生产关系。“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1]89，“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1]90从人与物的关系、甚至从物的本身看到人与人的关系，把人与人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时是整个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创举，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及研究方式的变革，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基本特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规律只有在如此深入的分析中才能发掘出来，而这一矛盾运动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历史必然，预示人类真正自由解放发展的光辉前景。可见，只有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才能有更为深刻的发展，才能真正判断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对社会现实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从历史进程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
Alyn Wallace的手机上有很多app和网站，可以帮助他制定夜间拍摄计划。这些是他最喜欢的几种：
“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1]20理论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是坚持问题导向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289-290，回答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科学回答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和现实期待，有效破解问题是衡量理论创新水平的最为重要的标志[23]。《资本论》研究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问题出发，从最基础的商品这一概念，利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大量材料以及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以唯物辩证法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深刻分析，再现了整个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并终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扬弃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在英国最先显露且日益加深。1825年世界上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产相对过剩导致大量商品无法卖出，大批企业破产，工人失业情况恶化。在这一状况下，深陷苦难之中的英国无产阶级与导致危机发生的资产阶级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和凸显。马克思面对日益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科学地、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沿动向，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达到对整个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1]9他认识到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前驱的内在矛盾代表着资本主义普遍的内在矛盾，前瞻性地为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基本矛盾提出了自己的科学构想，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增加自由时间，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3.政治经济学研究往往从“解剖麻雀”的特殊性开始，在对特殊运动规律的深刻分析中揭示出未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8但对问题的深刻分析离不开“解剖麻雀”，“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21]478。马克思基于对所处的时代，从特殊进行分析，以英国为分析对象，从最普遍的商品开始研究，上升为一般的运行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矛盾，并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致力于破解这一基本矛盾。一般是包含于特殊之中的，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因此必须通过特殊去把握一般。当然，一般只是共同的本质，无法包括各个“特殊”的一切性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阶段，它的发展有它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起源，在19世纪时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这种从特殊到一般的规律在《资本论》中有着更为清晰的阐述：“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8《资本论》的考察视角深入整个世界，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从而在思想层面超越了那个时代，成为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
4.政治经济学是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革命性的目的属性并不排斥其科学体系构建
“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0]320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10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必然带有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具有鲜明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历史性。政治经济学在客观上总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但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一般性及其意义，而且认为这种革命性的目的不是出于道义上的愤怒，而是深刻构建在科学理论上。他从最基本的商品概念出发，构建起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资本——剩余价值——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从而构建起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构建过程中，必须要将《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不能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应同《资本论》一样具有世界眼光，直面发展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要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及时反映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在理论上及时总结和不断创新，持续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抽象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形成科学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同时为谋求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贡献自己独有的方案。在这点上，马克思以英国为分析对象写作《资本论》给了我们巨大的启示。中国的发展已经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我们要充满自信地总结发展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不仅是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而且也当破解世界发展问题，回应人类关切。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3.3.6 增加护理人员对实践的控制感 控制感是个体知觉到的改变事件的能力。目前，由于护理人员人手不足、相应设施配套不够、观念陈旧等原因，护理人员很难做好对本职工作的掌控，因此，保证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合适安排护理人员配置和排班，提供良好的医疗物资配备，将护理人员从非护理工作中解脱出来，尊重护理人员的专业性，鼓励护理人员参与医院事务管理，针对决定个人职业选择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合理职业生涯规划，构建发展性、支持性、自主性的护理工作环境，强化护理人员对实践的控制能力。
食物有保质期，信息资源也会有。过了期的信息资源就如同昨日黄花一文不值。作为工程造价而言，是为工程做铺垫的一项工作，对于时间肯定有着严格的要求。因为工程造价对于工程而言是一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但又不能因为它的拖延而推迟工程的期限[4]。所以，为了造价方案在预计时间段内做出对于信息资源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获取，并且是最新的、具有时效性的信息资源。而大数据下的计算机和各类系统恰如其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巴枯宁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 徐杰、陈光林、陈乃圣：《马克思与〈资本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 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 陆晓光：《〈资本论〉与资本主义“最典型地点”——关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文献出版物条件》，《人文杂志》2014年第9期。
[1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4] 吴小坤：《自由的轨迹——近代英国表达自由思想的形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 周璐瑶、王曼莹：《英国何以能够成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典型》，《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
[20] 《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 韩喜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问题导向方法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4]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图分类号： F091.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8-0138-09
基金项目： 中宣部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人才项目；吉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 韩喜平，1965年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建楠，1986年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曾 博]
标签：《资本论》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中国方案论文;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