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美论文,格局论文,新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中美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从互补转向互斥”的演化做了客观分析。认为在全球危机成本转嫁的压力下，中国内部一方面发生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向虚拟经济转化的顺向运动；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不可能承载输入型危机、只能“路径依赖”地内向对乡土社会转嫁；由此，只有稳住乡土社会才能有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一、问题与背景：美国搭“双重便车”与中美之间的“双输”格局 客观来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本来是两个分处不同阶段的第一大国之间具有经济互补性的利益关系；而且，在这一关系中，中国处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美国作为金融资本第一大国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典型的寄生性攫取型经济，长期搭着中国产业资本第一大国的物质产品廉价输美和贸易盈余低价返美的“双重便车”，坐享低通胀条件下实现金融资本全球扩张。 （一）中美是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第一大国” 历史地看，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业化时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产业资本占据矛盾主要方面），而是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内生性矛盾。具体如下： 一方面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金融资本内部则是美元与欧元两个主流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由于金融资本具有流动性、短期性和集中性这“新三性”，[1]所以必然扩张泡沫经济并借助全球化依次转嫁金融危机代价。这个异化过程从美国1971年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推出衍生品交易，再到20世纪90年代推进金融全球化，一直持续到进入新世纪强行转嫁虚拟资本危机，期间伴随着大规模扩张军事强权。 另一方面，在这个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西方随金融资本主导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随之发生其淘汰的实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因资源、劳力价格低廉和“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而进入产业资本快速扩张的战略机遇期。从1995年起主要工业品产量逐渐超过西方国家，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政府直接采取国债投资拉动增长，到2005年即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品生产第一大国；又在2008年遭遇第二次因外需下降造成的生产过剩、政府再度增加直接投资维持高增长，到2013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若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已经占全球41%，约为美国的两倍（美国占23%），超过其他7个工业国家的总和（日9%、德7%、俄7%、巴4%，加、英、法均为3%）。[2] 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29.3%，金融服务业只占10.9%，然而到金融海啸的2008年制造业只占到GDP的11.5%，农业不到2%；而金融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的比例提高到了近87%。[3]随着1999年《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的通过，风险巨大的“影子银行系统”①陡增。从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全球广义流动性的估算看，美国“影子银行系统”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占流动性的78%，相当于世界GDP的964%；创造的证券化债务占流动性的11%，占世界GDP的138%。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和证券化债务的推出和流行，欧亚的实体产品出口国和中东等地的石油输出国的资金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流入美国，2007年美国吸收了全球近一半的资本流入。[4]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美国和欧盟饮鸩止渴大规模创造流动性进入资本市场，到第二次量化宽松的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扩张到955万亿美元，而世界GDP仅为63万亿美元。[5][6]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是产业资本阶段第一大国，创造全球工业GDP的四成多。美国是金融资本阶段第一大国，创造全球金融衍生品的一半。世界由此形成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金融资本高级阶段，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处于产业资本次级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源经济低级阶段的世界经济格局。 （二）美国搭中国实体经济的“双重便车”支撑美元扩张 中美分别作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第一大国，一般认为两国之新型大国战略关系取决于是互补还是互斥。中美曾经有过被美国认为是战略关系最好时期，那主要是基于“中国生产过剩，美国生产短缺”。[7]所谓互补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美国金融资本全球扩张做出的“双重输出”。 一是中国输出廉价制成品，既帮助美国维持较低CPI，[8]又利于美元增发支付其不断增加的对华贸易逆差，实质性地维护着美元作为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绝对地位。 二是中国所获贸易盈余还得输出到美国最低利息率的国债市场，成为对美FDI第一国家。 借此，美国利用“特里芬悖论”②[9]吸纳全球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并以低息借债方式进行全球再投资，即通过国内低通胀条件下的低息美元资本与接受国的高息资本之间的市场利差构成的金融竞争优势，低成本地控制其战略产业，获取跨国集团的回流资本收益支撑美国资本市场。[10] 研究表明，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获得大量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的近3倍。在这3.5万亿元美元外汇储备中，约70%是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11][12]由此中国低价出口创造的收益大量回流美国。此外，通过货币与资本价格的传导和重置，美元资本可以向全球转嫁国内金融与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台QE政策，导致美元持续贬值，成功地向美国国债、美元资本持有国（以中国为首）转嫁国内危机。 由此可知，作为金融资本阶段第一大国的美国，事实上长期搭乘中国实体生产和贸易盈余的“双重便车”，才得以实现美国虚拟化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 （三）中美看似“互补”的经济关系实际上也是竞劣，造成“双输” 之所以是“双输”，在于美国搭“双重便车”和中国“双重输出”的后果都是走向反面。 美国越多贸易逆差，对外输出最有竞争力的低息美元就越多，世界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就越稳，保护美元坚挺的“特里芬悖论”的机制性作用也会越显著！但由此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客观促使美国金融资本越来越虚拟化。在实体产业大量移出的背景下，美国得不到原来由企业支付的相当于工资总额50%的社会性开支，转而只能更多地依靠借债来支付社会性开支，其结果是政府赤字不断增加，不得不把“债务泡沫化”变成国家强权政治的内涵；另一方面，则是企业流向海外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异化于实体经济而随流动性扩张趋向于“金融泡沫化”，而且不得不更多倚重军事霸权来维护金融资本全球扩张。这是所谓左翼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同样大规模投资扩张军备的根源。于是，一个“债务泡沫”，一个“金融泡沫”，都成为美国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来源。 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中国，在“双重输出”的格局之下，其不断增加的实体资产事实上被来自金融资本大国的虚拟金融资本“再定价”（例如大批中国实体企业低价海外上市），从而使中国以劳动为核心要素的产业收益，被以资本为核心要素的美国通过推行“资本化”来长期占有；不仅导致产业平均收益下降、资金大量析出冲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构成危机，也派生出劳工待遇低下、环境和社会成本愈益恶化等一系列“负租效应”。③[13] 二、中国宏观调控困境——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 自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升级”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以来，在短短的20年间美国资本市场竟然“创新”出两千多种衍生品，极大地促进了“低成本”的金融经济的全球扩张；同期，与之相应的巨大制度成本，也势必因金融资本大量进入虚拟经济而累积着，并且不断表现为从边缘逐渐走向核心的金融危机爆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多次发生在边缘国家，如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再渐次向金融资本的核心区演进；终于在全球金融投机最集中的华尔街爆发为“金融海啸”。 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更因被占据单极化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掌控而具有对下转嫁制度成本的条件和能力；尽管这只是美国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做阶段性改变的客观演变过程，但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逃开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因泡沫化扩张造成的全球危机，以及应对危机所内生性地对外或对内转嫁成本。 不过，诚如很多政策研究者指出，全球危机下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是表象。随着国内经济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拉动投资实现从恢复性增长迅速进入到井喷式增长，宏观经济在2010-2012年一度出现过热，但“生产过剩”的长期化这种实质性矛盾并不可能随着经济过热而根本解决；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并非缓解，反而在某些方面加剧了产业资本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之后，国家救市投资表现出很强的“服务业主导制造业”的特征。实体产业中除了与基本建设相关的领域和一些资源型产业④以外，大部分行业发生了因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而被金融资本排斥、异化的现象。金融资本全球化在各国的实践经验早已证明：不论在何种体制下，一旦金融资本异化为独立利益集团的趋势得不到克制，则其追求流动性获利的寄生性本质必然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使之衰败乃势如破竹！这一经验性规律，中国也概莫能外。当下，几乎所有实体经济为主的沿海工业开发区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美国QE政策及金融资本主导的制度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补充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宣布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购买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还将购买由“两房”、联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到2010年6月底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时，在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美国的基础货币从9364.85亿美元上升到20151.99亿美元，增长了151.19%，增量为10787.74亿美元，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同一时间长度（2006年1月-2007年8月）基础货币增量379.57亿美元的28.4倍。[14] 接下来，则是金融资本主导国家路径依赖地启动了第二轮、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制造局部战争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的币缘战略“巧实力（smart power）”频繁运作。[10] 直到2013年10月31日，美国与其他5个西方主要金融资本经济体达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能够熨平任一经济体的任何短期流动性不足，使得核心区不再有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才明确了逐渐退出QE的政策考虑。而且，在这个金融稳定机制运行一年之后，于2014年10月30日才正式结束了总量高达3.8万亿元美元的QE政策。 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以来的6年里，东西方几乎所有金融资本经济体普遍发生了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而造成的社会乱象，遂有一系列或多或少地指向金融资本寡头政治的“代表99%”的占领运动。 这个金融资本危机在核心区爆发，最终通过核心区倡导的制度创新予以化解的全过程，再一次验证了笔者提出的“成本转嫁理论”⑤[15]所揭示的、内涵于金融资本阶段的制度运作机制——核心国家能够顺畅地对外转嫁成本，而边缘国家只能承载核心或半核心国家依次对外转嫁的成本。 （二）国际市场上基础商品价格大幅上涨⑥ 在QE政策释放的巨大流动性冲击下，主要初级产品价格脱离一般的供给和需求的决定作用，形成“被金融化”——由金融投机制造价格涨落。由于这种通过向大型机构投资者回购中长期债券所增加的基础货币供给大规模流向了能源、粮食、原材料等期货市场，致使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到2011年中期已经达到了570多点，比金融危机爆发前高出了100点左右。2011年中期到2012年虽然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最低指数水平仍然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最高水平。 从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2007年，到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的2008年，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CRB指数⑦发生了一轮大幅波动，首先是从2007年年初的不到350点上升到2008年初的将近500点，并持续数月；然后则发生自由落体式下滑，在半年的时间内回落到300点。 因国际市场受到QE政策的显著影响，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遭遇到“输入型”通货膨胀。这在对原材料供给的海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内制造业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事实上，制造业企业的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发生了一轮基本同步的波动：在华尔街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2008年下半年，该指数从2008年中期的75.7点一路下降至11月的26.6点，达到近年来最低水平；而在美国QE政策出台后，该指数旋即发生了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8月的长达10个月的连续上涨，累计上涨指数达到36点，到2010年4月已经接近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 图1中的曲线很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实体经济价格波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一个明显的V型变化之外，2009年、2010年和2012年的三次QE（量化宽松）政策也都带来相应的价格起落。同期，代表非实体经济的曲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波动幅度很小，基本保持平稳。
（三）国际产品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和基础商品不同，国际制成品市场总体表现萧条，价格水平相对低迷。根据笔者的一项计算，从2009-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进口价格上涨了64%，出口价格仅上涨了19%。 从经济景气指数来看，反映制造业景气情况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虽然在2009年上半年也有了显著的回升，且一直位于50以上，从指标含义来说，整体上位于扩张区间，但更多时段是贴着经济景气的临界线运行。⑧ 从图2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的最近20多年，大部分时间中出口商品价格指数都低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后，全球商品价格出现了两个变化趋向，原材料价格在美国增发货币的影响下大起大落，制造业产品价格则整体下降。出口价格指数则在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二者共同作用，使得国内经济比重最大的实体产业的利润空间被迫压缩。
此外，从经济运行的稳态来讲，全球市场无疑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产能扩张空间，但从图2可以看出，全球市场的波动性与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总体上是同期同向的：在经济萧条时期，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下降，构成整体经济萧条的一个部分；而在经济景气时期，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样加剧了国内原材物料的供应紧张。这种顺周期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强化了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图2表明，中国沿海加工贸易型的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被挤压，连带其相关制造业的整体利润已经摊薄到寥寥无几。几年下来，已经造成大批企业倒闭破产，很多港台投资迁往东南亚国家，南方沿海的加工贸易型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去工业化”时期。 与制造业相比，非制造业的景气度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从创造增加值的情况看，非制造业中的交通运输服务业、仓储批发和零售业等三产部门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情况大体相当，而金融业的扩张和盈利情况则显著好于第二产业。 面对此类输入型危机造成的三次产业差别，因遭遇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单一国别的宏观调控根本无力化解矛盾，只好顺势强调提升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其结果是资金纷纷从实体经济析出，涌向房地产和金融投机，连锁性地造成影子银行及其他形式的高利息借贷泛滥，反过来进一步压榨实体经济。 （四）中国救市投资与实体产业内部的挤出效应 2008年末以来国债拉动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大量投资进入土地基本开发建设，固然提高了土地的总生产能力，使得土地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得以提高，但也使得国内骤然出现了一轮开发热。在前几年固定资产投资未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高达30.5%，达到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点，见图3。
基本建设占地导致城市征用土地面积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持续在高位增长，在2012年甚至超过了2000平方公里；2013年略有回落，但仍然在1800平方公里的高水平上。 几十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毫无疑问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紧张，提高了国内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并不利于改变一般产品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被动地位（见图4）。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价格被持续拉高，以至于在沿海过去依靠加工出口的数万家中小企业亏损倒闭的同时，各地频现“民工荒”，从2009年6月到2014年9月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人工费的年同比价格指数持续大于105。 固定资产投资集中上马，拉高原材物料价格和人工费用，对一般制造业的生产运行客观上产生了挤出效应，使得制造业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从图5中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走势图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内部的收益分化情况。2009年以后，政策性的农产品和垄断性的能源产品价格指数显著高于一般商品价格指数，而资源型的矿产品价格指数在2011年之前走势强劲，2011年之后开始降至最低。
（五）资金从实体产业加速抽离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制度成本转嫁的规律仍在持续，演变为了具有征收土地和改变农业用地用途并获取土地资本化收益的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借贷的“以地套现”。[16]征地高潮随着2003年以来国内经济进入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而来临，却并未随着2009年输入型危机的发生而减退，原因在于： 一方面国家紧急启动四万亿元国债资金进行救市，其中有相当大规模国债资金投资于基本建设，对于社会资金的投入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承载住了外需下降对于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债项目通常要求地方政府进行专项配套，或者要求企事业单位达到一定条件，客观上加大了国内的整体投资热度，加剧了国内资金的紧张，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贷款应势而起，而其所接受的抵押品几乎都只有一样——“以地套现”——完成征收手续和一次开发从而进入资本化开发通道的土地，专业名称叫“建设用地”。有的地区连市政广场都已经拿去做了抵押（见图6）。
如图6所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到位资金2013年末已经达到48万亿元，这一指标2006年才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从2008-2012年，每年以5万亿元以上的规模逐年递增；2013年一年的增长量则超过8万亿元。 在全部资金来源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长年占比高达一半以上，其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占比1996年为20.86%，在2004-2006年上升到25%以上，但2009年以后开始下降，2013年仅为15.76%；自筹资金占比1996年为33.23%，2007年上升到40%，2012年超过50%，2013年为52.03%，从占全部到位资金的1/3上升到了一半以上；而量比齐增的自筹资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企业利润或自有资金积累，相当大部分为股市融资、债券融资或非常规渠道融资（见图7）。
事实上，自筹资金和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是土地，可以说，“以地套现”对各地都普遍适用。 2009年之后，地方政府为争取国债配套资金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专项资金，而在产业开发、招商引资等领域展开了大规模的无序竞争，引发了比2008年华尔街海啸之前更严重的“圈地运动”。 2011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达到3.1万亿元，2012年降至2.7万亿元，2013年再猛增1.2万亿元，达到3.9万亿元。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2013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41266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达35%，若算上当年与土地及房产相关的5种税收，这一比例将达46%。与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激增相应，支出也在增加。2013年土地出让支出与收入基本持平，约3.9万亿元，远超预算。其中，以对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补助征地农民支出等方面支出最大，如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约2.1万亿元，为预算数的161%，比上年增长51%。[17] 为了保证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水平，就势必要求房价不能降，因此，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推手。这也吸引了更多的社会资金，在制造业整体收益预期严重下降的情况下，从利润率低的实体产业部门大量抽离，流向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推升投机领域的泡沫经济。 于是，国内发生了制造业和投机领域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实体产业因难以维持正常运营而发生“老板跑路”；另一方面，房价迅猛上涨，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社会游资，各地普遍出现了高利贷性质的民间集资。 由于四万亿元救市国债投资引致的货币扩张中，很多是通过地方政府运作的“城投债”等渠道进行的，而地方政府的债务链条又由土地价值最高的房地产开发来维系，这使中央政府对房市泡沫的宏观调控左右两难：如果不加管制地放任下去，则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利益分配矛盾将愈演愈烈，房地产泡沫累积的风险会越堆越高，而制造业所累积的矛盾也将越来越危险；如果出台有效措施调控房价，则依靠高地价、高房价来维持的地方政府资金链条将会断裂，而地方政府的综合债务危机的爆发将使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 总之，在国际出口产品市场、国内外原材料市场、国内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多方面形成的持续压力下，中国的加工制造产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三、美国再工业化经济调整引致中美关系从互补向互斥演化 2008-2009年危机之前，中美两国因分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顶端构成了两国“互补”的经济关系。然而，美国在应对危机的重大调整中构建了金融制度创新、“巧实力（smart power）”运作和新能源开发等三重优势，形成了再工业化趋势，使中国正在从“双重输出”演化成沿海的“去工业化”。 三重优势中最主要的是所谓金融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美国达成与其他5个西方主要金融经济体（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和瑞士）通过了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来熨平短期流动性不足的协议，使得金融资本核心区不再有资金短缺诱发危机的可能性，才明确了退出QE。其次是以“巧实力”来配合币缘战略的频繁运作，例如制造区域冲突、局部战争以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市场。[10]再次，则是开发页岩气资源等新能源来压低能源价格，造成产油国中的“另类”国家财政透支（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及石油投资回流美国。 2008年金融海啸的确促进了美国经济向产业资本回归。自200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速快于其他发达国家；到2013年工业生产指数增加到104%，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约90%的水平；而且，这种相对优势还在扩大。 2010年后，更多证据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复苏：产出增加、投资加速、产能利用率上升、制造业就业人口回升等。由于政府复兴制造业措施和能源独立带来的成本下降、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等多方面的原因，2010-2012年美国经济复苏的三年中，制造业增长速度均高出GDP增速约2个百分点。2011年制造业私人设备及软件投资达110%，远高于投资住宅的40%（以2005年为基期），而在危机之前十几年里，设备和软件投资一直低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自2010年以来也一路走高，至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95%。[18] （一）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在于能源和投资的低价格 随着美国加强应对危机的调控措施，中美制造业总体成本差距进一步缩小。考虑到新世纪产业竞争越来越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则美国具有的资本、技术、能源三类现代要素价格大大低于中国，导致美国的综合成本优势明显。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米建伟和陈强的计算，中国制造相对于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将从2000年的25%下降到2015年的11%。[19] 从能源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能源要素价格大幅下降，2013年美国天然气价格是亚洲的1/4，欧洲的1/3。美国能源价格优势带来的影响是其制造业能源成本总体下降，如美国的工业销售电价仅为中国的70%。尤其是2010年页岩气革命，使美国产生了全球“能源比较优势”。[18]2012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占比超过40%，致密油产量占比35%。EIA在2014年度能源展望中认为，到2040年，非常规油气或将占到美国油气总产量的半壁江山。2012年美国页岩气探明储量3.7万亿立方米，技术可采储量13.7万亿立方米，占美国天然气总探明储量的40%。[20] 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美的劳动力成本目前依然差距较大，但这一差距却在不断缩小。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升，美国制造业平均薪酬/中国制造业平均薪酬，已经从2001年的26倍下降到2012年的6倍。但是，考虑到双方的劳动生产率差距，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的3.7倍，中美的劳动成本差距并没有那么巨大。[21] 2010年以来，美国再工业化与经济复苏事实上产生了新的关键词：产能与供给复苏、进口替代。数据显示，美国的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自2010年高峰不断下降，在GDP相对强劲的情况下，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4月的6个月中，有4个月是同比负增长的。[18]美国制造每增加一分都对原有外部需求产生“进口替代”效应。美国消费更多由国内生产所满足，消费提高进一步拉动国内生产、产能、投资、供给端的复苏，这就在投资、消费两端加速了美国经济增长。这种美国经济增长对外部经济的拉动力在减弱，导致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出口提升作用有限。 （二）中美关系悄然向互斥竞争演变 21世纪之前，由于中国特色的、中央承担无限责任条件下才有的、“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的体制优势，使得中国在资金要素极度短缺的瓶颈制约下维持高增长。而政府信用体制内生地要求“财政金融不分家”，遂使中国半个世纪都没有条件形成西方意义的异化于实体经济并且极具扩张性的金融资本。这才使进入工业化但资金极度短缺的中国客观上与金融过剩的美国构成互补关系。 然而，世界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21世纪之初，中国完成银行商业化改制并且全部成为上市公司的同期，推进国内经济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加之央行大规模对冲增发货币及中央政府推出中国版量化宽松，多次出现M2/GDP超过180%的年份，中国也随即发生金融相对过剩，2014年底已有大量存款过剩。 对此，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推进金融投资和实体产业“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等对外投资项目带动人民币国际化新战略。于是，21世纪中国经济“路径依赖”地跟着西方发生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阶段的升级，正好与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美国向实体经济回调迎面相撞，而引起两方面质变：一是原来金融资本阶段内生的美元与欧元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转变为非对抗；二是近年来美国向实体产业回调构成对中国产业资本的互竞关系和中国大规模向海外投资减少输送给美国的巨大利益，致使中美战略利益关系从双方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冷战期间的地缘政治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接西方实体产业转移形成的经济互补关系都发生逆转。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经济复苏，正在逻辑性地改变着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总体上表现为“中美脱钩”，其战略利益则从互补转为互斥。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金融经济复苏和实体产业回调，将越来越表现为中国的外部风险，而不再是外部机遇，对中国“走出去”战略已经形成巨大压力。 四、政策建议：应对中美战略互斥与加强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制 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格局变化之中，中国客观上演化成为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虽然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国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但目前确实不具有直接对抗的条件。由此派生的战略意义的新挑战，是美国因处于最高级的金融资本阶段而有把这种互斥矛盾及其内生性危机代价转移海外的条件，而中国就不得不接受更多美国金融扩张和产业回调转嫁来的危机代价。 为此，中国不仅必须改变对美战略误判，而且要深谙处于对立矛盾的被动一方难以正面对抗的道理。鉴于中国客观上只能对内转嫁“输入型危机”所恶化的激进改制成本，近期更需以国家综合安全为目标，借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转向内部全面战略调整，如果能够有效提高乡土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利用其“内部化处置外部性”的内在机制，则不仅有可能延续以往危机软着陆的经验，而且有利于构建最低成本的国家综合安全基础。因此，当前可能的应对战略，主要还是练好内功： 一是继续依靠超大型大陆国家幅员辽阔维持投资拉动增长，通过扩张实体财产规模来加快本国金融信用对本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同时借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同步增值，来大幅度降低相对政府债务及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为此，尤其要延缓本币自由兑换和银行业及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 二是借助完善城乡统筹战略，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以国家主要投资于综合性合作社的导向作用来大力推进农村基层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创新，以此为基础促进多样化的生态文明复兴和治理创新。若然，则可维持乡土社会承载危机的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机制。 三是有组织地开展国内非“学科化”研究，开展利于中国“走出去”的话语体系建设，全面反思以往单纯强调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走出去付出的巨大代价；由此，不仅能够深化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研究，而且同时能够把构建中国话语的多种努力和民间的社会组织走出去有机结合。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影子银行系统（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首次提出并被广泛采用，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The Parallel Banking System），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②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9] ③张五常认为，土地、矿物、树木、人力等皆资源，由上苍赐予，这些资源不通过人的脑子发展起来不值钱，而资源的升值就是租值。也就是说，劳动、土地等要素资源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升值体现为租值增加。然而如今，在资本愈益深化的规律作用下，过度追求发展所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和社会性冲突日益显现，不仅不能产生资源升值，反而还需不断增加投入用于生态环境修复和社会维稳。[13] ④因国际金融资本主导基础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资源型产业可以通过“搭便车”实现超额收益。 ⑤在借鉴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和埃及学者阿明的“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温铁军等人提出“成本转嫁论”作为解构当代中国经济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理论工具。具体而言，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转嫁。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一由西方列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般矛盾所形成的理论，可以归纳为“成本转嫁论”。[15] ⑥在本文将要完成的时候，国际石油和重金属等基础商品价格开始出现大幅下跌，油价创下五年新低，标志着美国通过粮食—石油—美元的币缘三角结构消纳垃圾金融衍生品的措施正式告一段落。 ⑦CRB指数（或写作CRBD）是国际市场上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 Index的简写，所涵盖的19种期货合约品种为：农产品：大豆、小麦、玉米、棉花、糖、冰冻浓缩橙汁、可可、咖啡、活牛、瘦肉猪；能源类：原油、取暖油、汽油、天然气；金属类：黄金、白银、铜、铝、镍。 ⑧指标解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是根据企业完成的业务活动总量（如客户数、销售量、工程量等实物量）月度环比变化情况编制的扩散指数，由于没有合成的非制造业综合PMI指数，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商务活动指数反映非制造业经济发展的总体变化情况，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高于50%时，反映非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非制造业经济收缩。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叫PMI，是通过对企业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结果统计汇总、编制而成的指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具有较强的预测、预警作用。PMI是一个综合指数，由5个扩散指数（分类指数）加权计算而成。5个分类指数及其权数是依据其对经济的先行影响程度确定的。具体包括：新订单指数，权数为30%；生产指数，权数为25%；从业人员指数，权数为20%；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权数为15%；原材料库存指数，权数为10%。其中，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逆指数，在合成PMI综合指数时进行反向运算。PMI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PMI高于50%时，反映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制造业经济收缩。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是根据企业主要原材料价格的简单平均水平月度环比变化情况编制的扩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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