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及现实命运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地位论文,命运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美学作为当代美学的主要流派，是从50年代美学大论战中脱颖而出的，于80年代占据中国美学界的龙头位置，并持续其权威地位至今。代表人物李泽厚、蒋孔阳提出的两个美学命题——“人化自然”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世纪之交的今天，再次出现美学大论争，焦点却集中在对实践美学的挑战与批判上，而且其反对者还是当年实践美学的忠心追随者。基于此，很有必要对实践美学的历史和现状再做一番审视。
一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蒋孔阳、李泽厚实践美学的理论基础和来源。实践美学从《手稿》中找到了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亦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属人的现实的占有，属人的现实同对象的关系，是属人的现实的实际上的实现”。“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也就是说，对象成了他本身。”（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9页）这是马克思在谈到“对象与人的关系”时的表述。马克思坚持认为对象与创造者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相等的。《手稿》对美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50年代的大论争中，李泽厚率先运用《手稿》中的“人化自然”命题认识美的本质，建构实践美学。随后蒋孔阳、蔡仪，朱光潜等人也开始注意《手稿》，从《手稿》中吸取美学养料。40～50年代初期，中国美学界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蔡仪的“客观论”美学和朱光潜的“主观论”美学（后为主客观统一论）。蔡仪坚持“美是客观的”，而客观事物的美不是取决于审美主体，客观事物即审美客体本身才决定着客观事物的美，自然界的美也正是由于其自身的缘故才成其为美。朱光潜解放前认为美是主观的，其中也蕴含了美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思想。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正式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朱光潜把文艺创作也看作是一种生产劳动，主体的作用在文艺创作中绝不容忽视。朱光潜对“主观”的理解是指人这个主体，而所谓“客观”是指对象或客体。他不认为主体与客体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因为不存在与客观毫不相关的主观，也没有与主观无任何联系的客观。李泽厚全面考察了《手稿》中的“人化自然”思想，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批判蔡仪的“客观论”和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论”。他认为蔡仪的唯物观仅停留在旧唯物主义阶段上，不能理解客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他对蔡仪的批评集中在对“自然美”的理解上，蔡仪只承认人是自然，把人作为自然的人来看待；而美是有着多样性的，蔡仪只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美这个实质上是社会性的问题。李泽厚提出“实践”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中介，从而解决了主客体关系中如何认识、改造的环节。同时对朱光潜的观点李泽厚也提出了批评。朱光潜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也引进了“实践”概念。将“实践”范畴作为主客统一论的条件，但是朱光潜的实践观点是以一种“心”为本位的实践美学，“他的实践是作为人改造世界以实现自由的活动，具有突出的自觉意识性亦即主观（主体）性。”（注：尤西林《朱光潜实践观中的心体》。《学术月刊》1997年第7 期）李泽厚对朱光潜的批评集中在对他所使用的“主观”、“能动”、“实践”或“生产”、“自然人化”等概念的辩析解释上。朱光潜把主体的两种不同的活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混为一谈，将本是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划在“主观”之中，混淆了意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将仅能改变人们主观意识的“意识能动性”等同于能够直接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及“实践的能动性”。因此，李泽厚强调实践的自由性而不是意识性。实践的自由性就是指不依主观意识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必然性。“这种社会历史客观必然性依据（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辩证法而在总体进程中指向自由，它超出在个体直接的意识行为之上。”（注：尤西林《朱光潜实践观中的心体》。《学术月刊》1997年第7 期）李泽厚提出“实践美学”是顺应形势的，他的实践观点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阐明一种美学观点，而是给美学找到一个哲学上的坚实根基，它的基本精神是哲学的、批判的。实践美学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确立了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较科学地解释了审美这一独特的活动。
实践美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蒋孔阳在《美和美的创造》中阐释了他的实践观。他认为美是一种人的对象性的现实，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并且在《手稿》中找到佐证。“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的对象变成了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创造的社会的、属人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9页）
现实并非是“精神的外化投射”而成，美也不是幻像，美是活生生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理解的纯粹个体的主观行为。实践美学承认美有其自身的社会基础，从实践本体出发认为美既不在物，也不在心，而在人的社会性物质实践活动，肯定了美与审美主体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与此同时，实践美学重新提出“人的社会性本质”命题坚持实践本体范畴，认为人类是通过生产劳动自我生成，人类社会是通过生产劳动由自然进化而成，也就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美学的直观性与片面客观性，否定了审美只是主体对客体的直观反映形式的错误。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人而且更是个有社会性的人。取消了人的社会性，“人”就不复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实践美学第一次充分地肯定了审美的主体性、社会性，高扬起人在改造世界中的能动作用并又使美学从朴素的自然阶段推进到能动的人类学阶段，使美学真正具有了人的科学的意义。
实践范畴的引入，在以往的物质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之外，增加了实践本体论这一全新解释方式。实践美学还在这一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美学、哲学的“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实践派将美的本原归结到实践上用实践一元论取代了以往一切本体解释，成为主体与客体的协调统一并且取消了主客对立，将主体对象化，对象主体化，自然人化，人化自然。实践美学以其独特的角度研究了美的本质及审美的种种问题，“把美学放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加以考察，就为美学找到了一个牢固的立足点，从而也为解答美的本质的历史之谜找到了一条正确途径。”（注：季水河《美学理论纲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 页）80年代实践美学能在美学界占据权威地位也就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其权威地位的建立它也便开始面临着挑战的威胁。
二
对实践美学首先提出挑战的是刘晓波，他的《感性，个人，我的选择》是对实践美学权威地位的第一次大胆挑战。刘晓波是作为文化思潮的情绪化代表而非从学术理论层面与李泽厚相冲突，不可避免地带上冲动的色彩。刘晓波在与李泽厚“对话”时，支撑其全部立论和驳斥的是某种情绪化的逆反心理，他针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古典观念“和谐为美”，执拗地打出“冲突为美”这一口号。刘晓波称“对话”是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刘晓波认为李泽厚的“积淀说”既是李泽厚“评价传统的理论基础又是传统心理积淀的产物”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在理论研究中的反映”。刘晓波的文字中流露出一股极浓烈的反权威意识，正因其过于情绪化而未能形成一股批判的潮流。
刘晓波的挑战虽未能动摇实践美学的权威地位，但是公众因此对实践美学的权威崇拜信念开始产生裂痕。90年代，仍是处在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中国美学界却不复当年的繁荣，一股低迷之气徘徊在中国美学界的上空。一些中、青年学者在沉寂中开始了默默的探索和思考，并且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影响当代美学发展的症结，他们将之归结为美学界笼罩于实践美学的阴影之下。继刘晓波之后8年， 杨春时再次亮起刘曾打过的旗帜，重复了刘说过的话，不过他是以更理智和更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在人们对实践美学普遍产生怀疑的情况下说出来的。杨春时的挑战激起了一股对实践美学的批判潮，形成了一片超越实践美学的呼声，他们要求从人的存在本身去探寻美的根基，解释实践美学所不能给予合理解释的问题。
杨春时等人认为，实践美学的“实践本体”仅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要求实践，将人的个体生存活动和族类活动排斥在美学范围之外。由于对实践范畴的界定存在有多种看法，所以实践的本质规定既不能将美与其他的实践结果相区别，也不能正确分析和认识美的特殊本质。诸多的对实践美学的批判观点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
1、实践美学保留有古典美学的某些基本特征， 尤其是古典美学的理性主义，忽略了审美的非理性和超理性特征。
2、实践美学具有现实性倾向而忽略了审美的超现实特征。
3、实践美学强调实践的物质性而忽略了实践的精神性。
4、实践美学强调社会性但忽略了审美的个性化特征。
5、实践美学的“积淀说”，忽略了审美心理的突破性。
6、实践美学过分强调劳动创造了美， 过分肯定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而忽略了劳动与人的能动性的负面影响。
7、实践美学强调实践的生产性而忽略了审美的消费性。
历史证明一种新的理论的产生就是开始于对前人的批判。亚里士多德批判了他的老师——柏拉图建立了他的理论体系；黑格尔批判了康德达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批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杨春时、陈炎、潘知常等年轻学人对李泽厚、蒋孔阳的批判也是不足为怪的。对实践美学的批判能引起学者们对问题的注意与思考。这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美学在世纪之交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和发展的趋势，显示出了中国美学正在蓄势待发的生机活力和前途，表明了新一代美学理论家们在世纪之交的艰苦思索。
三
在对实践美学的批判中，杨春时等人提出了后实践美学的概念。后实践美学主张建立“生命美学”或“生存美学”，即从人的生命及人的生存角度探讨美学问题。“生存美学对于实践美学的超越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在人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超越，或者说是在生存论、价值论意义上的超越。这种人学本体论意义主要包括本源性、本已性和个体性三个方面。”（注：刘恒健《生存美学的三重超越》，《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7年第1期）生命美学主张把实践活动扩展为人类生命活动， 以人类生命活动为基础重建美学。他们认为审美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而又超越实践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后实践美学以其全新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角度及特殊的关注焦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实践美学思想的问世对于美学科学全方位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后实践美学作为一种新生的美学还不够成熟，体系结构方面存在着缺陷。潘知常、陈炎等认为自身能解决实践派的缺点能将美学体系建立在生存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就为自身找到最可靠的出发点，认为如此一来实践美学的问题就可以消亡。认真审视生存论美学，它也有着一系列明显的局限。张立斌分析了后实践美学并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后实践美学主要吸取西方当代美学思想”；二，“后实践美学在理论构成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逻辑矛盾”；三，“后实践美学所可能在中国造成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倾向不容忽视”。（注：张立斌《实践论、后实践论与美学的重建》，《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实践在人类生存活动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而生存论美学认为“实践”是个非实体观念不适于做本体，试图将“实践”挤向边缘或抛弃实践，这在实质上是取消了生存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所以在中国当代具有如此大的趋同力和吸引力，就在于它是当今解释美与美学最科学的基础，所以不仅实践派而且朱光潜在晚年也接受了实践观，甚至连主观论代表高尔太也吸收了实践观。在中国当代要轻易脱离实践谈美是件困难的事，生存论美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生存”与“实践”的关系而不是完全抛弃“实践”。生存论美学之理论来源于西方现代艺术、现代哲学，但这些理论本身就具有忽视核心，本质问题的特征，它们不研究美本身、艺术本身而主要描写艺术与美学中的细致和琐碎之处。生存论由于其接受的片面性和胸襟的狭隘性结果导致其整个体系的狭小和理论的贫弱。生存论由于未分清“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思维方法的特征与矛盾，在理论构成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逻辑矛盾。生存论美学一方面钟情于“自下而上”的方法，另一方面又从“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法中找寻出路。二者在生存论中平起平坐，不相上下却使得理论缺乏说服力。
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实践美学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它仍作为中国美学界的一支有生力量继续存在着。无论哪种新理论都想将新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实践美学的构架之上，努力做到弥补实践论的不足。“超越美学”提出“超越”口号，尽管立意是批判实践论美学但它的基本精神与李泽厚后来的观点基本相通。“生存美学”将人类的生存作为世界的本体和美学的本体看似与“实践”无关。但是人类若作为类的本质来看便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有了实践，人才从自然界里分化出来，生存本体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成是实践本体。
实践美学特别是李泽厚美学作为大家批判的主要对象，明显地有着二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实践观念的凝固化，二是实践内容的单一化。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们对实践的认识和研究更深了一层，甚至可以说是跨进了一大步。这时李泽厚仍固守实践就是物质生产劳动的实践观，难以说明人化自然中所包含的丰富形态和客观世界里美的多样性。虽然李泽厚从《美学四讲》和关于主体性的《第三提纲》开始，急切地寻找一个突破，提出建构心理本体特别是情感本体。但是他的“由工具本体派生出的心理本体便无法返回实践本体中与工具操作构成更高的超越性关系。”（注：尤西林《朱光潜实践观中的心体》。《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分工时代开始， 人的实践内容就开始日趋丰富起来，实践的内容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李泽厚抛弃了实践的精神生产就无法正确科学地解释审美的精神性、艺术美的精神形态。尽管李泽厚的美学中有大量的艺术研究，但由于其理论依据不阔，理论基础不宽，给人造成的印象仍是固守单一的实践内容，对审美的精神特征仍没有重视。
朱立元认为“李泽厚的美学理论不代表‘实践美学’的全部，李之不足，并不等于整个‘实践美学’的不足。”（注：朱立元《“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学术月刊》，1995年第5 期）实践美学所存在的局限不至于对它的总体性的根本否定。实践美学的最大的一点局限是人们对“实践”范畴理解的偏差，树立科学的实践观是实践美学眼前的目标。实践美学主要代表人的基本思路、理论框架、推演过程和体系构建至今仍未过时，实践美学一直在发展着，它的理论体系本身也都呈现出开放性，具有生命力。王德胜认为“实践美学需要发展而非超越”，“尽管‘实践美学’存在种种结构上的缺失，但就其为一种美学的本体论思考而言，这些缺失不足以否定‘实践美学’在美学的逻辑和历史两方面的本体深度，也不足以说明‘实践美学’必须由‘生存美学’来超越。‘实践美学’在当前面临的乃是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它不仅拒绝对于‘实践’本体的拆解，而且要求进一步全面根据实践的本体规定来展开和深化美学对人的问题的具体关怀。”（注：王德胜《实践美学需要发展而非“超越”》，《光明日报》（京），1997年7月12日）实践美学能够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其局限应相应地加以弥补，它的局限不是哲学基础和本体论上的问题而是结构与深度、广度的问题。物质实践仅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社会实践中还包括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活动，物质的、精神的、科学的、艺术的，现代实践观应是对现代实践活动的总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和流动的过程。实践美学应在更高的形态上求得回归与复位，人性建构应是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全方位融合。
收稿日期：1998—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