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增萍[1]2002年在《1922年至1932年河北省匪患及其成因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河北省政府成立前后河北地区的土匪活动是本文的研究范围，具体地讲，就是1922年-1932年间的土匪活动。河北地区(包括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原直隶省划出，但现属河北省的部分)匪患自民国以来即已出现。特别民国9年(1920年)以来，土匪活动在京津地区出现。以后随着北洋军阀你争我夺，战事频繁，直皖战争及两次直奉战争等均在河北境内进行，匪患益趋蔓延。河北京津地区的匪患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战乱引起的溃兵、帮会逃兵引起的。在河北中南部活动的土匪，多为会匪身份；河北北部的土匪多是辽宁土匪与当地无赖的结合。驻军的逼索、征调在原来苛捐杂税的基础上急剧地恶化了民众的生活条件，加剧了某些民众为匪的进程。同时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特别是水患以及邻省的土匪越境也是河北土匪活动猖獗的重要因素。从数量上讲，河北的土匪一般是每股数人至20人不等，与它省相邻地区的土匪每股数量大一些，但亦较少1000人以上。从年龄上看，多在20多岁至40岁之间。河北土匪活动研究一直是空白，没有人对此进行专题探讨和研究。这一专题的研究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土匪是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它的影响从乡村蔓延到 城市，从民众生活到政治军事活动无不显现它的痕迹。关注了 解土匪，可以从另一角度明了民国社会的风貌。同时这一课题 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就目前来讲，我国的有组织犯罪、涉 黑犯罪（包括境内外涉黑犯罪）有明显的卜升趋势以及恶化的危 险。早在2000年元旦全国会党史专家蔡少卿在接受中华新闻网 记者采访时谈到黑组织犯罪问题时说，“目前我国的黑组织成员 有 100万／’研究表明，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形式、活动特点 以及案发地域等都与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秘密会党、会 道门、帮派及土匪等等的表现形态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和继承性。 这是一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
刘晓堂[2]2017年在《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主要社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问题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心。本论文选择察哈尔地区为研究区域范围,以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土匪、灾荒和会道门问题为研究对象,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深入挖掘、辨析和利用历史文献资料,整合历史学、越轨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以区域社会史为视角,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对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土匪、灾荒和会道门问题展开典型性研究,全面扫描其概况,深入探讨其产生背景和发生规律,细致分析其社会影响与历届政府的应对与治理,并从中得出有说服力和借鉴价值的结论。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从选题意义、学术史回顾、概念界说、研究方法、史料评介等方面勾勒了本论文的框架。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近代察哈尔地区的移民垦殖与社会结构变动进行了概述和探讨。察哈尔地区是察哈尔蒙古的游牧地,也是汉族移民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清康熙至民国初期,河北、山东、山西等内地省份大量民人在灾荒、战乱与贫困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持续涌入察哈尔地区开垦土地,兴业置产。近代的大规模移民垦殖是察哈尔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变量,引发了该地区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由此而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为社会问题的孕育触发埋下了隐患。第二章研究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的土匪问题。匪患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察哈尔地区匪患贯穿民国历史始终。社会政治因素、自然地理因素、个人心理因素和察哈尔地区的移民社会特性等共同促成了土匪的蜂起。察哈尔地区的匪患带有兵灾严重、兵匪不分和邻省土匪苛扰严重的明显特点,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迟滞了察哈尔社会经济发展,加深了乡村社会的贫困化,摧残着民众的心灵,加剧了社会失序。面对猖厥的匪患,民国时期历届政府主要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八路军从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大局出发,对土匪采取争取、收编等策略,对甘为汉奸、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猖狂进攻的土匪则坚决打击和消灭。察哈尔地区民众被迫组织和参加民团、商团、联庄会、红枪会等自卫组织,察哈尔地区的天主教士也对土匪问题的治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建国前后,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下,察哈尔省委和政府坚持"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经过七年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将察哈尔地区匪患彻底根除。第叁章探讨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的灾荒问题。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灾荒呈现出了灾害频次高、灾害种类多、续发性突出等特点。在诸多自然灾害中,以旱灾、水灾和雹灾最为严重,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研究显示,民国时期的察哈尔地区灾荒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严重的灾荒导致大量灾民或被推向死亡的深渊,或被迫离村逃难,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从而将察哈尔地区农村经济推向新一轮的凋敝和衰退,进一步加深农村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动荡。频仍的灾荒也使得民众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急剧增多。荒政方面,北京政府主要以治标为主,南京国民政府则转向标本兼治,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水利科学的利用,并且积极推进新型农赈。以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和世界红卐字会为代表的社会救济团体对察哈尔地区灾荒展开了积极的救济,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与天津《大公报》直面华北大灾荒,积极承担媒体社会责任,对察哈尔等地区灾荒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持续报道,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动员作用,有力推动了救灾工作的展开,为赈济灾荒做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强烈的民生关怀意识与媒体社会责任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政府面对灾荒,一方面动员各方面力量赈济受灾民众,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灾区民众开展生产自救、"保苗"、"保田"等等运动,积极兴修水利工程;一方面要拿起武器与国内外各种敌人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还要拿起农具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搏斗,度过灾荒。第四章探究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会道门问题。民初以降,秘密教门蜕变为会道门。察哈尔地区会道门的发展,是社会政治、自然灾害和心理文化等诸多因素迭加作用的结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制定完备的治理会道门的政策和法律,使得会道门作为社会问题越发严重。在民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当中,察哈尔地区会道门一度发展至数十万信众,数十种会、道、教、社遍及察哈尔地区中心城镇和偏远乡村。以一贯道为代表的会道门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不但以各种名目大肆敛财,在实际中更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投机性,积极攀附日伪等反动势力,在民国后期更加趋向反动。建国前后,察哈尔地区会道门仇视新政权,制造各种谣言,甚至向基层人民政权和党组织渗透,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社会的进步,反动性质暴露无遗。鉴于会道门的反社会性,建国前后,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下,察哈尔地区开展了取缔会道门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以"运动式"治理途径解决会道门问题,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察哈尔地区会道门基本肃清。党的坚强领导是察哈尔地区取缔会道门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正确的策略是察哈尔地区取缔会道门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依靠和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和政策。这些都是察哈尔地区取缔会道门运动所留结的宝贵历史经验。结语总结全文,申明作者的观点、启示和建议。
刘宝吉[3]2013年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张学见[4]2012年在《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1898-1937）》文中研究表明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从此沦为德占区，以此为契机，胶济铁路这一年正式开工兴筑，并于1904年全线开通。在此期间，青岛港也得以兴建。贯通鲁省南北部，并在济南与胶济铁路对接的津浦铁路也于1912年全线开通。从1903年至抗战前夕，山东公路建设开始起步，而这些已修的公路多围绕胶济铁路而建。由于山东境内的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网络尚不完善，运输能力还很有限，传统的水运、海运运输方式在近代山东并没有消失，其继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这些以水运、海运为主的传统运输方式与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现代运输载体，组成了一个近代山东新旧相间的运输网络，而它们的关系也很复杂，合作中夹杂着冲突。胶济铁路从1904年修竣，并开始营运，至抗战前的1937年，历经德占、日占、中国政府管理叁个时期。这期间胶济铁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运输客货能力逐渐提高，然而近代山东乃至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决定了胶济铁路除了饱受战争摧残外，还有诸如税捐、日债、管理机构腐朽、疫情与匪患、自然灾害与人为浪费、中外官商的巧取豪夺等因素影响其运输业的发展，这导致了胶济铁路一直盈利不佳。胶济铁路作为现代交通方式嵌入鲁省境内，是西方近代物质文明东渐的一部分。铁路作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产物，其社会功用的最大化，由于受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制约，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其现代性的一面，还是在以下多个方面对山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先后贯穿济南，济南虽然作为鲁省政治中枢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但其经济职能、经济地位在跃升。近代济南在东西、南北铁路两大干线的牵引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不过胶济铁路沿线其他中小城市并非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决定一个城市发展趋向的因素很多，交通只是其中之一。胶州紧邻青岛、周村紧邻济南，由于区域经济资源有限，且具有积聚效应，当胶济铁路出现则引起这些资源过分向青岛、济南倾斜，最终导致其逆反性衰落。而近代胶济铁路沿线旅游业、转运业的兴起及铁展会在青岛的举办，则是交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体现。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的主要动机，就是方便运销以淄博为代表的鲁省中部煤炭。实际上胶济铁路修竣后对其沿线煤矿业的产、运、销乃至其自身采煤生产方式的革新，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胶济铁路1922年从日人手中收回后，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与胶济铁路管理当局分属不同利益主体，它们在总体合作中还伴有冲突和争吵。此外还有诸如胶济铁路当局对华洋煤矿所采取的歧视性政策、天灾人祸、日煤倾销以及胶济铁路本身的运力不足等因素，严重地困扰着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发展。为此山东当局以及胶济铁路当局不得不采取诸如筹建鲁东煤业产销合作公司、收买博山轻便铁路、增购车辆、更换重轨来促进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健康发展。以美烟在山东中部广泛种植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为例，山东区域农业经济，也深受胶济铁路的影响。胶济铁路沿线美烟的商品化、销售的国际化，促进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一定时期里农民生活质量，农村市场经济水平也得以提高。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的发展，还刺激了胶济铁路沿线高利贷与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沿线城镇经济的勃兴、导致其他农作物种植及其相关产业的衰落。但随着胶济铁路沿线农民日益成为世界烟叶购销市场体系中的一员，一旦世界经济出现波动，导致烟叶价格下跌，其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悲惨后果。鲁南、鲁西、鲁北及豫北、冀南的花生、棉花、牛等大宗物品从各自的产地市场流向济南中级市场、再最终转运至青岛终极市场，这些区域最终主要被纳入了青岛港的腹地范围。这些大宗货品沿着这样的运销流动轨迹，也与天津港、上海港之腹地有所重合。青岛港与它们有着竞争关系，但从上述物品主体流向来看，青岛港占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广袤的区域之所以能主要成为青岛港的腹地，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由于胶济铁路和青岛港自身的作用，及它们所采取的种种优惠措施。胶济铁路、青岛港为代表的现代山东交通体系，及它们所构建的贸易网络，直接导致了明清以来山东区域经济西强东弱而逐渐演变成东强西弱，山东整体经济面貌由此得到了根本性的变迁。通过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为个案的考察，不难窥探出交通方式的现代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近代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和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蓉[5]2010年在《民国农民贫困问题初探》文中研究表明农民贫困问题对于中国社会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本文在分析民国农民贫困程度与贫困影响的严重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民贫困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民国政府、社会与农民自身直接或间接应对农民贫困问题的做法,并进一步分析了民国时期农民贫困问题的特点等问题。全文除绪论外,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组成：第一章晚清农民贫困问题分析,以晚清时期为重点,阐述了包括传统时代在内的民国以前的农民贫困程度、贫困原因,以及政府、社会与农民自身应对农民贫困问题的各种做法,以便于和民国时期的农民贫困问题作为对照与参考。第二章民国农民贫困的程度,主要通过恩格尔系数、负债率等标准来衡量,并结合其他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初步得出结论：民国时期,农民贫困程度存在地区差异,而贫困现象长期普遍存在；农民的贫困属于绝对贫困、狭义贫困,也即生活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贫困；而农民的贫困程度则呈现出波浪状的发展态势。第叁章民国农民贫困问题的原因,论述了民国时期农民贫困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并将相关基础理论与民国时期农民贫困问题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民国时期,造成农民贫困问题的原因,就其主要者而言,大致可以从政府弊端、社会危机及农民自身局限性叁个方面归纳为以下几点：战争破坏严重,政府苛政重敛,地主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盘剥,人口问题与农业生产力停滞落后,国际因素的负面影响,以及匪患、灾荒等。简而言之,民国时期的农民贫困问题,是各种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综合作用的结果。第四章民国农民贫困的影响,主要阐述了农民贫困对于民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激化社会矛盾,如匪患等游民问题严重,抗租抗捐斗争频繁；阻碍农业与现代工业发展等等。由此得出结论：农民贫困是民国时期各种社会危机的表现与结果,同时又进一步加重了各种社会危机,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是一个极其艰巨的时代任务。第五章民国政府应对农民贫困问题的政策措施,以南京国民政府为重点阐述了民国政府应对农民贫困问题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农业改良与推广、防灾救灾、改良土地与赋税制度、健全农村金融等等,其中又以农业改良与推广成效较着。第六章民国社会与农民自身应对农民贫困问题的努力,阐述了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以农会和钱会为代表的农民组织,以及个体小农分散的自救行为,对于缓解农民贫困问题所起到的作用。结语部分主要是将民国时期的农民贫困问题,放到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总结其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包括：民国时期农民贫困问题具有地区性差异,但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共性特点。民国时期的农民贫困问题,受到传统时代的影响,但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现代特点,如：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于缓解农民贫困程度起到显着的作用。民国政府、社会与农民在农民贫困问题上相互影响,但又以政府的力量和作用尤为显着。社会力量与农民自身改善农民经济状况的努力,往往需要借助于政府力量。因此,本文认为,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一方面固然要依赖于生产的增长,但是能够革命性改变农业生产水平的技术在历史中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在常态下,还需立足于国家政权的完善,以维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内外环境来保障农业副业生产顺利进行和农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改良政治善用权力以避免对农民的沉重盘剥及过多束缚,保证农民分享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果。
李小龙[6]2016年在《安徽省保安武装建设研究（192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7年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临着社会动乱、盗匪横行和共产党武装等多种挑战,维护内部稳定成为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安徽作为当时的京辅之地,地位尤为重要,维安任务也较为迫切。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中央保安武装政策的指导下对安徽省原有各种民团武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其改编组建为地方保卫团归辖于地方政府,又借鉴山东等省的经验建立直属于地方政府的警察队。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安徽等省的迅速发展,国民党正规军事力量难以完全剿灭时,地方保安武装成为剿匪“防共”的重要手段,安徽省于1931年将地方保卫团、警察队改编为县保安队,此外又组建了直属于省的两个保安团和一个保安营,用于剿匪“剿共”政策的施行,这样“保安团队”这一称谓正式取代团练、民团、保卫团、警察队等地方保安组织称谓。对于保安团队的编管则引入军队机制,使其成为了地方政府直管的准军事组织。安徽保安组织不仅经历了由半官方的官绅联办到官方的政府直管的过程,而且在改编为保安团队后,还经历了统一于县,统一于区,统一于省的改革过程,最后安徽各县区保安团全部改编为省直管的十二个保安团。1934年在打击了共产党武装后,保安团对于中共的“围剿”职能开始弱化,后开始进行裁团改警的工作,将保安团队由省政府管辖的军事武装改编为地方管辖的警察组织,但是1937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打乱了这一计划,安徽保安改警停止,并施行全面复团工作,保安武装开始承担起抵抗日军的军事作用,并且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后备军事力量,被抽调转化为正规军开赴抗日前线。保安团队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武装力量,不仅被政府运用到剿匪、“剿共”、抗日等军事任务,而且还承担一定的铲除烟毒,保护水上交通,清除帮会势力,保护商业等多种与治安相关的业务。但是作为旧式民团改编而来的保安团队,官兵了保留旧有习气,素质底下,缺乏训练,欺压善良,甚至出现抢劫百姓财物强奸妇女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作为政府为反共而编立的武装,无论是在抗战前还是抗战后都保持着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破坏了全民族统一抗战,一定程度上阻挠了抗战的进程。
王印焕[7]2001年在《1911-1937年冀鲁豫农民离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离村问题,是1911—1937年冀鲁豫农村突出的社会问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当时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加深对民国社会的理解,对现今社会的同类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农民离村问题的成因。1911—1937年冀鲁豫农民离村问题的形成,既与土地缺乏、天灾人祸、捐税沉重等社会弊病密切相关,也与城乡差别以及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利益差异紧密相连。前者将缺衣少食、生活无着的广大农民推出农村,后者则以生活条件的好转为诱饵,将他们从农村吸引出来。许多农民既感于现实生活的困敝,又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愿望,便在这无奈与憧憬的矛盾心情中打破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习俗,走出家乡,迈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但总起来说,由于农村经济的衰颓是当时的总背景,在农民离村原因中,被动因素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当时农民的离村主要是因生计所迫。这奠定了农民离村问题的基调,随后这些离村农民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都与此密切相关。第二章农民离村后的地域流向及职业分布。农民离村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主要在于离村农民在社会上的广泛分布,其中既表现为地域上的广阔,也表现为职业上的纷杂。离村后的去向,不外乎城市、乡村、垦区以及国外。受素质与技能的限制,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多数为纯体力型劳动,尤其是为城市人或当地人所不愿从事的苦力及夫役。尽管如此,也并不是所有的离村农民都具备体力型劳动的要求,而且,工作机会的短缺也并不能安排所有人的就业。因此,即使离村农民不嫌弃工作的种类,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找不到正当的谋生途径,只好以士兵、匪盗、乞丐、娼妓、卜筮星算等次生社会群暂时存身。第叁章离村农民的生活与特点。由于经济基础与个人机遇的区别,离村农民的生活质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些在农村占有广袤土地的人家,搬迁到城镇的目的便是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商业经营的便利,他们丝毫不会感觉到生活的艰辛,而那些离家时一贫如洗的人群,基本是在痛苦的海洋中挣扎。有些人侥幸能白手起家,而凋敝的现实赋予更多人的命运则是失望与磨难。虽然农民的离村多数为迫不得已,但他们也尽量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安排自己的劳动与生活,从而形成了离村农民在性别、年龄、以及外出方式等方面的结构与特点。一般来说,年富力强的男子是外出做工的主要群体,而结伴同行则是相互关照以及慰藉感情的现实需要。同时,农民离村的被动性,也决定了离村过程中突出的逃荒性。第四章农民离村与社会变迁。冀鲁豫农民的离村,虽表面上表现为大批农民的颠沛流离,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痛苦却换来了社会的重大变革。农民离村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口由农业向工商业的转移、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的自然调配,以及通过迁徙所带来的人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等,无疑都有利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变革。而且,农民的离村也产生了直接的后果:推动人口与城市的近代化、促进东北与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中国的阶级结构与政治面貌、引起社会心理观念的变迁等。但是,由于当时农民的离村多为生计所迫,迁徙的无序性,加之政府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量的离村农民也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第五章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的疏导与治理。对症下药是治理问题的关键,针对冀鲁豫农民的离村问题,社会各界还是尽了相当的努力:对灾民进行收容与救济、对移民垦殖事业进行扶助与疏导、对冀鲁豫农村进行治理与建设。但是,农民离村问题的产生有其自身的规律,其中就业与劳动力安置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显然,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已超出了社会各界的视野与能力,安排众多离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也成了财力上的重大困难。因此,每遇大批离村农民,流入地一般总是尽快将他们驱逐出境,或者遣返原籍。这种围追堵截的办法不但于事无补,反而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浪费与离村农民的悲苦。当然,也许这就是社会与时代环境的局限,而不应归咎于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主观。
袁文伟[8]2009年在《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西北土匪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历史,探讨了西北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的特点,描述了西北土匪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并对导致西北土匪滋生的乡村危机、政治危机以及文化危机进行详细的阐述,同时对西北土匪的类别、发展阶段、分布概况作了初步的分析。对西北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土匪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作了深入详尽的探讨。本文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揭示了西北土匪的生活世界,探讨了西北土匪的日常生活、谋生手段、精神世界以及种种的变态行为。民国土匪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土匪的大量滋生又加剧了社会危机,对土匪的治理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民国时期西北历届政府采取诸如加强保甲制度、强化基层武装等剿抚兼施的措施来治理土匪,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匪患。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新型的治匪模式,一举铲除了滋生土匪的社会基础,消灭了危害多年的匪患。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正文共十一章。第一章主要分析西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第二章论述西北土匪的成因,强调乡村危机与土匪滋生的关系；第叁章论述政治危机是土匪产生的另一重要根源；第四章论述文化危机与西北土匪滋生的关系；第五章分析西北土匪的分布概况。第六章对西北匪首群体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论述；第七章对西北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揭示了土匪与哥老会、清洪帮的密切联系。第八章探讨西北土匪的生活世界；第九章’研究西北土匪的政治倾向,对土匪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予以分析和探讨。第十章具体论述了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治匪措施和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政策；第十一章叙述了民国末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北土匪概况,经过历时四年的西北大剿匪,西北土匪彻底覆灭。土匪的覆灭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谷永清[9]2011年在《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文中研究表明1888年,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近代民族棉业发展就此揭开序幕。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民族棉业影响深远。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大量战争赔款及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棉纺织业从此成为日本在华投资的重点。青岛腹地植棉条件优越,棉货销售市场广阔,但因其为德国势力范围,日人只能通过棉货贸易方式与中国民族资本争夺市场份额,无法将纱厂直接移建于此。德占青岛期间,中日两国棉利之争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德人对青岛及其腹地的利源挖掘具有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他们不仅对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建设进行了详细规划,拨付了巨额帝国财政,还在此注入了西方近代社会的文化精神特质,使其成为“模范”的殖民地。1904年,胶济铁路的修筑完成极大地促进了口岸腹地间贸易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德占当局推行了分余润与华商的商贸策略,以求联华制日；在政治领域,德人与山东地方政府达成部分妥协与合作。此举对口岸与腹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山东推行近代化事业都有积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无暇顾及东亚殖民地,日本趁机利用地缘优势和英日同盟关系对德宣战,并很快占据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东亚的“德——日——华”叁足鼎立关系就此瓦解。一战后期,强势的日本在胶州湾兴建了一批近代化棉纺织企业。德人在口岸及腹地兴建的基础建设为日资棉纺织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构筑产业链条、实现产业优化,进而获取更大剩余价值,日商除加快棉制品生产外,还在腹地开设货栈,倾销棉纱,积极推广棉种改良工作。面对日商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和突如其来的商机,中国实业精英当仁不让,周学熙、潘复等人多方筹资在青岛、济南等地创建了民族棉纺织工厂。北京政府和山东地方政府也出台了鼓励植棉、振兴土纱土布等捍卫利权的措施。青岛及其腹地就此成为中日棉战的新战场。这样,中日棉战范围由长江中下游地区扩展到青岛及其腹地。中日两国在青岛、济南等地的棉制品销售之争推动了山东美棉种植业,棉花商品化种植水平明显提高。1923年,中国政府收回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但大量利权滞留在日人手中,青岛及胶济铁路的优势为中日双方所共有。由于中资企业在资金、技术上处于劣势,青岛棉货利源多半操于日商之手。为挽回利权,中国政府将推广美棉种植、提升原棉价格作为遏制日商获取棉业链条利润的重要手段。1924年后,青岛腹地战乱频仍,自然灾害持续不断,中国政府美棉推广工作遭受挫折,青岛与腹地间的棉货贸易也因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和张宗昌祸鲁而大为减退。国民政府取建立后,中国棉业受到空前重视。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振兴棉业的政策法律,筹设了棉业统制委员会、中央棉产改进所等专门机构,并在全国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国家棉业形势明显好转。青岛市长沈鸿烈为了挽回棉业利权,积极进行工商保育工作,在李村、高密、安丘等地附设植棉试验场、分场,以扩人美棉种植区。在政府支持下,青岛华资纱厂顶住众多日资企业的竞争,捍卫了棉业利权,成为近代中国弱势民族资本成功发展的典范。在青岛、济南棉纺织业崛起的同时,山东棉花种植业也在韩复榘、张鸿烈等政界人物的积极作为下获得了长足进步。山东棉花种植的崛起首先得益于韩复榘对城乡治安秩序的整饬；其次得益于山东交通、县政及乡村建设工作的快速发展；再次得益于韩氏对构建“独立经济体系”的努力。1930年代,梁漱溟、于鲁溪等人在邹平推行的美棉种植及运销合作事业,是近代中国美棉推广和运销事业的典范。随着邹平模式的推广,山东棉花品质及声誉快速提升。这有力地支持了青岛、济南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青岛、济南华资棉纺织业的进步反过来又刺激和推动了相关制造业的兴起,进而形成了以铁路为载体的邹平(种植)——济南(运销)——青岛(纺纱)——潍县(织布)——周村(印染)的棉业链条运转格局。在这一产业链带动下,青岛及其腹地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青岛棉业进步及口岸腹地间棉货贸易的推进对山东城乡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推广植棉使更多的农民告别旧时田园生活,主动融入到由机器大生产构建的棉业链条中。随着棉业链条的转动,青岛的资本主义经营理念、意识形态开始向腹地逐次渗透。这对推动山东区域近代化是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其二,为提高棉花品质、扩大种植范围,一大批新知识精英从城市回归到乡村,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这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复兴；其叁,各级政府为取缔棉花搀水、搀杂弊病和规范棉花交易市场,采取了诸多干预手段,这有助于增强国家对乡村的重视和建设。竞争能促进行业发展。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外部竞争很快就会丧失活力。与日本棉界持续不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岛棉业的进步。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产销困难迫使青岛及其腹地棉业人士积极探求合乎自身特点的经营模式,努力捍卫棉业利权,进而达到了迟滞日本经济渗透的效果。抵制日纱、日布运动是民族资本与日商资本竞争的重要内容。这种运动要最终取得胜利单靠热情不行。提高企业经营理念和创新能力才是民族正确的抉择。
汪志国[10]2006年在《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文中研究指明安徽素有“多灾省”之称，一方面，自然灾害种类多，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出现频繁。在各类自然灾害中，除了天文灾害、地质灾害中的火山爆发和海啸灾害以外，其余灾害在近代安徽都出现过，主要有干旱、洪涝、寒潮、连阴雨、暴雨、冰雹、龙卷风、干热风、台风、霜害、地震、病虫害等。历史上，安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近代以降，自然灾害更是连年不断。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农业受自然灾害的束缚和影响最为严重。而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不仅农业历史悠久，而且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考察研究自然灾害重压下近代安徽的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农民生活状态以及官府和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对建设安徽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尤其是近代安徽自然灾害的研究，除了一些专题性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讨外，主要是散见于全国性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成果中。其研究至少有4个方面的不足，即从时间上看，研究古代安徽灾害史的成果较多，而近代安徽灾害史的成果偏少；从空间上看，研究淮河流域灾害史的成果较多，而研究长江流域灾害史成果较少，而把安徽全境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更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安徽灾害史研究主要侧重于灾害史一般性的描述，而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从研究方法来看，安徽灾害史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少，将两种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研究安徽灾害史的成果更不多见。因此，尽力填补这些研究之不足，正是本选题的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本论文努力的学术目标。 本论文以1840年至1949年安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自然灾害及其打击下的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危机与冲突、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以及官府与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与救荒措施。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本工作方法，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计量研究法、归纳研究法等，同时，还借助于灾害学、生态环境学、灾害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灾害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广泛收集和占有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贯通，构建研究体系。在结构安排上，以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有对近代自然灾害打击下乡村社会的整体描述，又有典型性灾害的个案分析；在行文过程中，以文字叙述和图表表述相结合。本论文9章，大体可分5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
参考文献：
[1]. 1922年至1932年河北省匪患及其成因研究[D]. 张增萍. 河北师范大学. 2002
[2].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主要社会问题研究[D]. 刘晓堂. 内蒙古大学. 2017
[3]. 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
[4]. 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1898-1937）[D]. 张学见. 南开大学. 2012
[5]. 民国农民贫困问题初探[D]. 王蓉. 武汉大学. 2010
[6]. 安徽省保安武装建设研究（1927～1945）[D]. 李小龙. 安徽大学. 2016
[7]. 1911-1937年冀鲁豫农民离村问题研究[D]. 王印焕. 北京师范大学. 2001
[8]. 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D]. 袁文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9]. 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D]. 谷永清. 南京大学. 2011
[10]. 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D]. 汪志国.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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