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新发展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所取得的划时代的理论成果。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观点上创造性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上也有若干重大的拓展和突破。本文仅就邓小平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理论体系的创新和主要观点的突破试做一简要论述。
一 邓小平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在恩格斯校订的英文版《资本论》中，这句话的英文是：In this work 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oponding to that mode（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在通常意义上，“生产方式”一词既可以作为“生产关系”的同义语来理解，也可以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体”来看待。正是由于“生产方式”这个词的意义不确定，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是，如果根据英文版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明确的，即把“生产方式”一词理解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和交换条件”理解为生产力方面的条件，这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关于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做了明确的说明。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2]这就是说，生产和交换条件的差异，是由生产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造成的，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生产力条件。从《资本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且也研究了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范畴方面的内容，如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两大部类的交换比例、资本的技术构成、生产社会化所引起的生产集中等等。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全面考察，马克思才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才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所以，无论是按照《资本论》初版序言中的论述，还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具体研究，都应肯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相生产力的科学。
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后来的理论工作者却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上走入了误区，即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一种以社会生产关系为唯一研究对象的学科。在进行生产关系的研究时，又往往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一种脱离社会生产实际、不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先验结构。这不仅扭曲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所应有的基本性质，窒息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而且也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展开了多次讨论，真知灼见虽然不少，然而始终没有撼动“唯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传统观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形成和确立，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首先，邓小平经济理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研究主题，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研究社会生产力的传统观点。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社会学科。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它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不同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但在不同时期，它的研究重点会随着其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变化而变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是反对封建主义，论证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进步性。按理，它应当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由于这一学说受其阶级立场的局限，再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历史暂时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敢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仅仅是重点研究了生产力问题即财富的生产问题，从而回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鉴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特别强调要研究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忽视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肩负的历史使命已经发生变化，它要研究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性质和历史运动，更要研究怎样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根据这一使命，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识和理论勇气，明确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其经济理论的研究主题。这一主题不仅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涉及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去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的问题。邓小平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更不能脱离生产力去抽象的谈论社会主义，而是既要通过对生产力现实状况的分析来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科学内含，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要研究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从而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生产关系为唯一研究对象的传统观点。
其次，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直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力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因而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不是致力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揭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和具体形式上来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与特征，而是满足于从经典作家某些简要和零星的论述中去演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习惯于用抽象的经济范畴去构筑社会主义的模式。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就等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等于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十计划经济十按劳分配。在这里，我们既看不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条件，也看不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实现的具体形式，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由若干抽象概念堆砌起来的理念社会主义模式。所以，尽管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但它最终并未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宝库中，社会主义绝不是若干抽象原则的简单拼凑和堆砌，而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范畴。这一理论既从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又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现状出发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经济特征；既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的和一般性质，又分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既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又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道路、手段和动力等等。总之，邓小平经济理论解决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解决但最终并未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再次，邓小平经济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否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物质生产而不研究精神生产的传统倾向。邓小平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物质文明搞不好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不好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才能最终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经济理论在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把对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分析纳入了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之中，首开了经济理论分析精神生产的先河，如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论述等等。
把对精神生产的分析纳入社会生产分析范畴中，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如前所述，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科学，根本任务是揭示社会生产方式运行的客观规律。社会生产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两种生产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基础，是手段；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目的，是归宿。这就要求人们在研究社会生产，哪怕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时也必须把对人的生产的研究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到底是一个精神生产的问题。精神生产通过影响人的思想素质、智力素质、技能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来改变人的综台素质，决定着人口生产的质量，为物质生产提供思想保证、智力支持和精神文化环境。所以，精神生产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它植根、交融于物质生产，促进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进步。然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把社会生产片面归结为物质资料生产，撇开了对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研究，不研究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既不能完整准确地揭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含和全貌，又无法科学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更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存在的某些不平衡现象。邓小平经济理论把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产的总体范畴中进行分析，不仅科学地解决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克服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对象观，扩大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 邓小平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
邓小平经济理论在研究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过程中，以其科学的哲学基础、正确的立论方法、严密的理论逻辑建构了一个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突破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范式，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和完善。
从方法论上来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遵循的方法论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其主要表现是：离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用抽象的经济范畴和经济原则去演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所谓的“发展规律”，把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实践过程视为“经济范畴”或“经济原则”的逻辑演绎过程。其实，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一些范畴或坚持的各种原则，并不是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科学范畴和科学原则，而仅仅是来源于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所做的一些设想和概括。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这些范畴和原则视为绝对正确的真理，并用其去规囿实践、剪裁生活。例如，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计划和市场的看法，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看法，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看法，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看法等等，无一不带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印记。用这种方法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尽管表面看来其理论逻辑无懈可击，但由于缺乏实践的支持，实质上不过是毫无用处的“理论花架子”。
邓小平经济理论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彻底摒弃了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把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贯穿到理论研究中。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全部观点，无一不是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产物，也无一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是由于这一理论运用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它才敢于对一些被传统观念视为绝对正确的东西提出质疑和挑战，因而也才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现和发展真理。所以，把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运用于经济理论研究，不仅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而且为人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和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从理论体系的构建来看，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其核心观点是计划经济观点。这一学说的整个理论体系基本上是由两大板块拼凑而成：一块是关于公有制的理论，其基本任务是阐述公有制的形成、性质、形式、地位和作用；另一块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论，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等。这个体系实质上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映，展示的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个体系中，社会主义的各种关系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派生出来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完全按照计划来管理和运行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和谐和完美无缺的，而且社会主义的一切都是与资本主义尖锐对立并且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所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脱离实际、掩盖矛盾、粉饰生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经济理论则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如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去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判断，邓小平经济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道路、动力、条件、体制、战略目标和重大的方针政策。这一理论既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又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既有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和一般规定性的论述，又有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研究；既有宏观的规范分析，又有微观的实证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体系，为我们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启示，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必须彻底摒弃按照公有制性质来演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规律的传统理论模式，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理论主线，根据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努力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实现形式，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只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正确地解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充分显示其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所具有的价值和生命力。
三 邓小平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的突破和发展
邓小平经济理论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其它组成部分一样，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之源，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又善于从实践中汲取理论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邓小平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的突破和创新表现在很多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关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科学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正确确定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只是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问题的某些基本看法。众所周知，马克思虽然曾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并对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作过一些设想，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发展过程并未研究。列宁虽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但他也未对这两个阶段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曾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区分为“不发达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看法，但他同样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由于没有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难以搞清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同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的历史差别，因而导致了把二者等同起来，试图把经典作家对成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的要求和原则照搬到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教条主义错误。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时，敏锐洞察到了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错误，向人们提出了重新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根据这一主张，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同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了科学的区分，从而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思想，而且也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确定研究对象提供了理论指导。按照这一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它的研究重点却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这就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筑科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正确的立论基础。
第二，邓小平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描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到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飞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最终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在经典作家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注定要灭亡，根本原因就在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取代资本主义，也在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根据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来设计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后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当时的时代向经典作家提出的历史要求。在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时，经典作家抽象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目标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差异，仅从社会主义能比资本主义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原理出发，侧重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如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论证概括。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按照经典作家所揭示的这些基本经济特征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说明，仅从经典作家揭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来认识社会主义，并按照这些特征来设计和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不能胜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反而容易使社会主义走入脱离国情、照搬经典模式的误区。只有从理论高度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科学揭示，才能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一个正确确立本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依据和参照标准。因此，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摒弃把社会主义简单等同于公有制十按劳分配十计划经济的传统思路，是实践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崭新任务。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出发，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邓小平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理论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决不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简单等同物，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统一，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的统一。这一概括，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描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到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飞跃，不仅纠正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的错误倾向，而且也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探索和揭示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建设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第三，邓小平经济理论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一个崭新的重大历史课题。尽管恩格斯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的观点，但他并未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理论说明。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初期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虽然也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但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内容也未多做深究。斯大林最初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因而否认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后来虽然他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但他却提出了用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来解决这一矛盾的错误主张，从而埋下了“生产关系穷过渡”的理论隐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途径和形式等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他的改革理论不仅不系统，而且还因没搞清楚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而走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误区。由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传统政治经济学要么仅仅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一致性，忽视其矛盾性；要么片面强调二者之间的对抗性，否认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一矛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总的说来，改革问题并没进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范围。由于缺乏科学的改革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难以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用什么力量和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
邓小平经济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之间的矛盾，即我国经济体制中的某些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严重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也还存在着一个如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决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摧毁社会主义的全部制度，而只能通过改革来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改革也决不意味着去进一步提高本已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而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重新调整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使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这种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改革的基本思想，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
第四，邓小平经济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突破了政治经济学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场深刻革命。
改革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核心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因此，计划和市场是根本矛盾的。这种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来源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二者产生基础所形成的认识偏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4]。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5]，所以“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是按照总的计划……来经营”[6]。基于经典作家的论述，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根本对立的东西。邓小平经济理论从改革开放实践的要求出发，向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最顽固的理论堡垒发起了冲击，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邓小平指出，将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已经萌芽”，其历史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悠久得多。其次，从现实来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经济发展就越迅速。再次，从市场和计划的基本属性来看，“二者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从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发挥作用的现实以及基本属性上批驳了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奠定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确立，不仅为我国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场深刻革命。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映，其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这一核心观点来构建的。它的许多观点，如强调计划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观点，强调全局利益、忽视局部和个人利益的观点，强调算政治帐、忽视经济核算的观点以及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资本和和劳动力商品的观点等等，都是传统计划经济观点在各个方面的反映和表现。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引起的绝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个别观点或个别结论的变化，而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变革和重构，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学革命。
第五，邓小平经济理论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其它分配方式互为补充的观点，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来重视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它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并由此去演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但由于它把马思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成熟社会主义社会与现实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因而它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视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所有制和唯一分配方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客观必然性。因此，片面强调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排斥和否定非公有制；片面强调按劳分配，不考察和研究其他分配方式，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缺陷。
邓小平经济理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深入研究了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出，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必须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原则，这一条不能动摇，动摇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还没发展到实行单一公有制所要求的那种水平，因此，根据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我国又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分配制度也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存在。这一理论的提出，既为在实践中科学确定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又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
总之，邓小平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基本方法、理论体系和若干重要观点上都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材料。我们坚信，有邓小平经济理论作指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定将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本文系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1997年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06页。
[2][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86页10页、32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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