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利行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3)01-0003-07
一、技术观的方法论思考
什么是技术？W.F.奥格伯恩说：“技术像一座山峰，从不同的侧面观察，它的形象就不同。从一处看到的一小部分面貌，当换一个位置观看时，这种面貌就变得模糊起来，但另外一种印象仍然是清晰的。”[1](P227)正因为技术的高度复杂性，面对着为技术下定义的任务，著名技术哲学家陈昌曙教授提出“知难而‘绕’”的策略。[2]在国际上也有陈教授的知音。关于技术的本质，人们几乎可以从任何角度进行说明。[3](P184-187)在现代，人们几乎不再对技术作单一的定义，而倾向于从功能角度对技术作综合说明。[4]但我们要问：作为技术哲学的核心任务，能够“绕”得开吗？事实上，不少科学哲学家还是为技术下了各自的定义。
曾近义等指出：“现在一般认为，技术是指人类按照预定目的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和方法的体系。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如工具、机器、设备等劳动资料，称为技术的硬件；另一是实现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的程序和方法，包括工艺流程、加工方法等，称为技术的软件。”[5](P280)《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的手段和方法”[6](P214)。
在传统的理解中，技术概念的内涵仅仅局限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财富生产的领域中。而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的种种组织结构、规范、计划等是排除在技术之外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发表了《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7]一文，鲜明地提出了“社会技术”的概念。另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工程”的概念。李醒民先生指出：“反科学思潮的理论缺陷在于，它把自然科学等同于自然技术，进而又把自然技术的误用或滥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归咎于自然技术本身乃至自然科学，而没有看到这些后果是由于社会技术(socinltechnology)或社会工程(socinl cngineering)不够发达，未能有效地约束或制止误用或滥用自然技术的人所致。”[8]1999年，陈志耕等人著文，提出了包括“社会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工程”的“社会科学技术体系”。[9]时至今日，社会技术、人文技术等概念，已逐渐被人们接受了。
这样，技术概念的外延就大大地扩展了。外延的扩大势必与既有内涵（这里指“控制与改造自然”的手段与方法）发生矛盾。外延是以具体类别方式对对象存在范围的反映，内涵是以定义方式对对象特有共性的主观概括。在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矛盾面前，是切掉不适应既有内涵的外延（这里指社会工程技术等）固守既有内涵，还是变革既有内涵以容纳新的外延？看来，科学的态度应是后者。
变革既有技术概念的内涵，建立其新内涵，也就是建构一个新的技术观。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技术观的任务是什么？大部分论者认为是揭示技术种种“现象”背后的“本质”。这种观点怎么来的呢？如面对对象A，人们运用感知觉形成了A的表象a[,1]，运用抽象思维概括a[,1]的特有共性得到a[,2]。抽象思维者把a[,1]和a[,2]分别投射到A上，称a[,1]是A的现象，a[,2]是A的本质。这样，统一的对象(A)就被割裂开来，形成对对象现象(a[,1])与本质(a[,2])二元对立的理解。现象、本质之论是“投射”感知觉经验与抽象思维成果于对象而形成的割裂对象的历史性错误。它标志着人类对于自己的认识及其成果的不理解，对作为自己的意识活动的投射的不理解。投射是人们把自己的某种观念随意地安放到相应外部对象上去的操作过程。[10]对象是统一的，而不是什么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因而，建构技术观的任务不是所谓揭示技术的本质，而是概括技术的千差万别的具体存在中包含着种种差异性的特有共性。用定义概括到技术的包含着种种差异性的特有共性，作为技术的规定标志，同时作为技术与非技术的区别标志，也就划定了技术的存在范围，就可以通过逻辑划分来揭示其外延了。
建构技术观，不能持“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观点，也不能仅仅以功能论述取而代之。从逻辑上看，建构技术观首先就是为技术下定义，回答技术是什么的问题。下定义的困难在于找到“技术”的最临近的属概念。技术最临近的属概念是什么？在传统的“控制与改造自然”的视野中，就有“方法”与“手段”两者。这两者谁也不能缺少，谁也不能包含谁。但下定义只能确定一个属概念。如果用“总和”加以搪塞，实为构成要素的罗列，而不是科学定义。再把视野扩大到“人文技术”时，就会延及社会组织机构、行为规范等领域。看来，找到技术的上位概念，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不但如此，还要进一步为这个属概念下定义，或进行论述，甚至一直达到某种极概念（世界观概念）。的确如陈昌曙教授深刻认识到的，回答技术是什么的问题，是十分困难的。
但上述方法论思考启发我们，建构技术观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寻找技术的最临近的属概念。
二、技术是利行文化
笔者研究有关技术的实证经验，尝试性地寻找到它应然的属概念——文化。下面，试提出技术的利行文化观：技术是人具有的统一着目的、方法、手段与监控措施的利行文化，是人根据自己的科学认识、需要与价值目的，以利行思维为核心过程并结合、运用外部条件而自觉建构起来的。这个技术观包含如下八方面相互联系着的内容。
第一，技术是文化。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为文化下定义。为文化下一个科学定义是十分困难的。这里的困难是指在传统的世界观框架内，找不到一个文化的恰当属概念。如在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框架内，文化属于物质还是精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因而，几百个文化定义，多以“总和”囊括不同外延的陈述，或以“人类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人类社会存在的复合条件”、“人类自我相关的中介系统”、“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和根本途径”、“人类生活实践的总体性尺度”、“一个日新月异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11]等说法，旁顾左右而言他。要想给文化下一个科学定义，就势必要建构新的世界观理论。如果我们承认后人有超越前代哲学家的权力，有重新建构世界观的权力，那么，实现这一权力就成为文化研究迈开新步伐的必不可免的一步。
笔者曾经为此作过努力，提出世界观的任务是概括世界万物的包含着种种差异性的共同规定性。这种共同规定性就是“具体存在”。由此形成了笔者的具体世界观：“世界是万物的具体存在。”[12]“具体存在”作为世界观概念，是外延最广乃至无限、内涵最深乃至无限的极概念；因而不能再为之下定义，但它内容丰富，可以论述。首先，具体存在之“存在”，也就是“有”，这种“有”是世界万物的共性。其次，世界万物共有的存在又是具体的。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的统一。”[13](P103)世界万物共同具有的规定性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相互联系着的维度或方面：样、质、因、史。样、质、因、史又各自统一着五个不同维度的共同规定性。“样”的五个维度是同－异、时－空、实体－场、动－静、状态；“质”的五个维度是共性－个性、量、结构－功能、平衡－失衡、序；“因”的五个维度是是－非、联系（包括层次与维度）、整合、矛盾、控制－反应（与反映）；“史”的五个维度是：有－无、有、变，过去－现在－未来、方向、有限－无限，起源－消亡、质变，过程－阶段、环节、质量互变，现实（实然）、可能（趋势－应然）。以“具体存在”为极概念，统一着样、质、因、史四组范畴，可以大体勾画出具体世界观的宏观结构，可以一般地描述世界万物的共同规定性，可以为各种科学概念提供下定义所必须的属概念。
在暂时有了一个姑且称之为具体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后，就可以为文化下定义、提出相应文化观了。数年前笔者曾著文提出了文化的人类自觉创造物观：文化是人类在一定价值目标指引下、在一定现实条件基础上的自觉创造物。[14]现在，笔者根据新的研究再提出文化的人为性具体存在观：文化是统一着人的目的与能力的具体存在，是进化、发展着的人类在一定环境中、在自然物基础上通过以思维为核心过程的自觉－自发行为而构建起来的。技术是文化，属于文化。作为概念，“文化”是“技术”的最临近的属概念。
第二，技术是利行文化。说技术是利行文化，首先涉及对文化的分类问题。凭什么说技术是利行文化呢？如前所述，文化是在一定的价值目标指引下创造出来的。不言而喻，全部文化中都贯穿着目的。因而，目的就成了对文化展开分类的一个重要标准。而要以目的为标准对文化展开分类，首先就须对目的展开分类。对目的展开分类，有归纳与演绎两个渠道。从归纳的角度看，这就必须概括贯穿在不同文化中的特殊目的——其功能中显现的目的，然后再进行归纳汇总，最后进行最一般的概括。从品质上看，最一般的目的有现实目的与超现实目的之分。超现实目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根据、不能实现的目的，只是在人观念中存在的目的。如追求“永生”、“无限”的目的就是超现实目的。宗教就是追求超现实目的的文化。现实目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根据、能够实现的目的。在现实目的中，又可以归纳出求知、利行与审美三大类目的。求知得科学（广），利行得技术（广），审美得艺术。这样，通过两级目的分类，可以把全部人类文化分为现实文化与宗教文化；现实文化又可分为科学（广）、技术（广）与艺术三个亚类。
技术是利行文化，是贯穿着追求“有利于人生活行为”这一目的的文化。何谓行？何谓“利行”？回答这些问题是理解利行文化的关键。行为是主体发挥内在结构孕育了的潜能并结合、利用外部条件而实现的整体性活动。主体是能自主行为的生命机体，包括动物和人。动物也“行”，但动物之行是一种自发之行，而不是自觉之行。人之行异于动物者，在于自觉，即自觉行为。自觉是由于人类通过符号代换思维[15]创造了符号语言而实现了心理高层次内在对象化关系的产物，是实现了内在对象化关系的高层次心理（意识）的自控、自知、自塑、自正的特征。[16](P62-82)行为之自觉是通过相关认识与决策而使行为有根据、有目的、有方法、有手段、有监控的特征。人要顺利地展开自己的行为，就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正确的目的、恰当的方法、有力的手段、正确的监控；就需要展开相应的技术创造、学习与运用。也就是说，技术能够帮助人顺利地展开其目的行为。技术创造、学习与运用的一般性目的就是有利于行为。技术之利行，表现在目的、方法、手段、监控措施四个方面（详见第四点的论述）。作为人类自觉创造物的技术，其追求的根本目的、价值就是有利于人的行为，因而称之为利行文化。
第三，技术是人的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以人为主导、属于人的文化。这里的人包括个人和群体（各种社会组织）。人运用工具、设备，在自觉监控中展开目的行为，其“目的”、“方法”、“手段”与“监控”等是技术的有机构成要素。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人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主导作用是在不平衡的关系体系中，关系的一方支配、控制另一方的作用。诚然，现代技术中，“机”是相当复杂的。特别是人工智能设备的创造与运用，使手段具有了自动控制的作用，具有了类似人的某种“智能”。有人据此断言，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会变成机器人或计算机的奴隶。这是本末倒置之论。机器再复杂也是人制造出来的，机器的功能再精巧、强大也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在人－机体系中，人始终是处在主导地位上的。
人的主导作用首先表现为人的能力是技术的根本动因。机器的创造者是人，机器的运用者也是人。机器的创造与运用，都以人的能力为根本动因。能力是人发挥内在结构孕育了的潜能并结合、运用外部条件而实现目的行为的文化－生命力。其中包含着生命力；生命力是人作为生物机体而具有的力。也包含着文化力；文化力是人创造和吸收文化成果的力。人发挥统一着生命力和文化力的能力，直接表现为种种技能、方法，控制与运用机器设备等外部条件，才能展开其目的行为，才能使作为实体的人－机体系动起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其次，人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作为文化的技术，是贯穿着人行为目的的技术，是人根据一定的价值目的建构起来的。对此，放在第六点中论述。其三，如前所述，技术中包含着监控因素。在监控过程中，要运用相应方法，有的需要运用相应测量工具等手段，但其监控者、反馈调节的调节者也是人。
第四，技术是统一着目的、方法、手段与监控措施的文化。在论及技术的具体构成中，大部分论者都强调了方法与手段两者，根本没有“目的”（还有“监控措施”）的地位。这样理解的技术，是没有目的的技术、盲目的技术。事实上，目的是技术的构成要素之首。目的是人根据需要与相关知识经决策思维而建构起来的行为要达到的目标。目的虽然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但它却规定着技术的方向，展现着人对价值的具体追求，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正确的目的使人的目的行为有正确的方向，使行为的过程与最终结果都是有利于人的。
方法是人径直地或运用某种物质设备展开行为的控制程序。[17]个人径直地展开的控制程序，是控制自己运动器官的程序。如发音方法、咀嚼方法、动手方法、走路方法、舞蹈方法、跳跃方法等。综合地看，则是行为方法。从主体的角度看，有个人行为方法与群体行为方法之分。从展开方式来看，有径直地控制自身展开行为的方法，有运用各种手段展开的行为方法，如驾汽车、开车床、运用电化设备教学、官员运用现代化设备依法行政等。从适用范围来看，有规范与技法之分。规范是某种范畴的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行为方法。技法是某种行为中局部的操作方法。方法多种多样，是技术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方法的恰当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自身与各种手段发挥其应然的作用，以有利于实现行为目的。
手段是人借以展开目的行为的各种具体存在。在人行为涉及的范围内，各种能帮助人展开目的行为的具体存在，都是人的手段。从存在范围看，有自身手段（如双手、语言）和外在手段（作为手段的外部对象）之分。从来源链看，有自然手段（作为手段的自然物）和人为手段（作为手段的人造物）之分。在人为手段中，又有工具、设备等不同类别。手段作为具有特定结构与功能的具体存在，扩大着人的体力与智力，它与方法一起，共同构成从属于人的技术。有力的手段保证着行为的力度，可以克服各种障碍而达到行为目的。
监控措施是监视、测量、评价并指示行为者反馈调节的措施。药品与食品检验，体积、重量与时间的测量，建设项目的质量鉴定，教育与教学评价，学习成就测量，政绩评估，干部行为的民主评议等，都是不同领域里的监控措施。运用各种监控措施可以保证目的的实现，是技术的重要构成部分。
技术以人统一着目的、方法、手段与监控措施，四者都是技术的构成要素，不能因强调方法与手段而抹煞了目的与监控措施。
第五，技术是人根据一定科学认识而自觉建构起来的。人既有的科学知识是建构技术的首要根据。人首先要具体地认识自己，认识外部对象的性质和价值，然后才能在技术创造中科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恰当地变革和运用外部对象，从而建构起一种合理地统一目的、方法、手段与监控措施的技术。进入近代，科学成了技术的根本性依据。以牛顿力学所代表的近代物理学为根据，创造出了蒸汽机、电动机，使人类进入了机械化、电气化技术时代。以相对论、分子生物学等所代表的现代科学为根据，把人类带入现代高科技时代。以启蒙思想家的民主、人权的理论思想为根据，建构起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的行政、司法与法律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根据，建构起社会主义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体系。科学知识是科学地建构技术的根本依据。
第六，技术是根据人的需要与价值目的而自觉建构起来的。需要是由于人生存发展造成的内外条件的欠缺环节所诱发的依赖相应对象的意识倾向。人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地与外界交换实体、能量与信息。人生存的环境不断变化。其内外条件会不断地出现欠缺环节。人要生存发展，就要运用、依赖种种内外条件以弥补其欠缺环节。对内外条件依赖、运用的潜在态势反映为人的意识，就形成了人的需要。需要属于意识倾向，它有特定的依赖和指向对象。在需要推动下，展开满足需要的行为。在行为之前，首先建构行为目的。需要就是构建行为目的的根本依据。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概括地看是价值的需要；分别地看，既有物质（狭）性需要，又有精神性需要，既有自然性需要，又有社会性需要。需要转化为人的价值目的，促使人展开能满足自己需要的目的行为。而要顺利展开自己的目的行为，就需要展开相应的技术创造。需要是技术创造的内在动因。农业技术的创造满足人的生物性需要，信息技术直接满足人信息加工和通讯的需要，现代民主制度满足人民主、平等的需要，等。在各种技术体系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需要与价值目的的巨大推动作用。
第七，建构技术的核心过程是利行思维。利行思维是以有利于人的行为为目的的目的型思维。又有决策思维与方法思维之分。
决策思维是根据需要与相应科学知识综合地确定行为目的的利行思维。目的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条件通过决策思维而建构起来的观念形态的行为目标。目的行为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展开的自觉行为。目的行为所谓的目的丰富多彩、千差万别。概括地看，就是获得对于行为者而言的某种积极价值。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中来看，其积极价值就是相辅相成的效率与公平。效率保证获得更多的价值，把“蛋糕”做大。公平保证把价值公平合理地分配给个人与群体，使之各得其所。相辅相成的效率与公平，是决策创造的最佳成果。
方法思维是在行为目的指引下确定实现目的的途径、手段与方法的利行思维。通过方法思维，组合不同要素，首先确定行为途径，其次要建构行为手段，其三要建构行为方法。朝向着行为目的的途径、手段与方法，保障着目的的实现。
监控措施是统一地运用决策思维与方法思维共同建构起来的。
总之，统一着决策思维与方法思维的利行思维，是建构技术的核心过程。
第八，建构技术还需要结合、利用外部条件。如前所述，人在技术中起着主导性作用。人的主导作用特别体现在对外部条件的运用上。荀子把“善假于物”当成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十分有道理的。人在认识了人性、物性之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恰当地变革自然物的形式，控制其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同条件相互结合，形成新的结构与功能，造成工具、设备等手段，成为技术的重要构成要素。结合与运用相应外部条件，是技术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述八点从规定性与发生学两个方面论述了技术的利行文化观；使我们明确了技术的包含着种种差异性的特有共性。这当然是一个抽象。进一步的研究则必须遵循马克思的由抽象走向具体的原则，使对技术的认识一步步走向具体。在这里，我们仅仅揭示技术的特点，其他具体化的步骤，则留待另文完成了。
三、技术的特点
赵建军博士提出技术有5个本质特性：1、复杂性、多样性，2、两重性（自然与社会、善与恶），3、价值负荷性，4、相对自主性，5、文化渗透性。[18]这些提法很有启发意义。
笔者从技术的利行文化观出发，探讨技术的特点。所谓技术的特点，就是在技术统一着的不同维度之上的特殊规定性。技术具有如下八方面相辅相成的特点。
第一，在即时存在形态维度上，技术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相辅相成的特点。技术的多样性即技术的存在形态具有复杂众多的特点。技术的统一性即多种多样的技术都有共同规定性的特点。多种多样的技术都概括在技术的定义之下，都具有为技术定义揭示了的共同规定性。技术的多样性包含着同中之异。同中之异是技术多样性的具体表现。而要揭示技术的多样性，就必须对之进行分类研究。以针对的对象是人还是自然物为标准，可把技术分为人文技术与自然技术两大类。人文技术是以人为主要对象，以认识、塑造、控制、服务人为目的的技术。又有人文实践技术和人文科学技术之分。人文实践技术是以塑造、控制、服务人为目的的人文技术。又有个人生活技术和社会技术之分。个人生活技术是以服务于行为者个人为目的的人文实践技术，包括学习技术、思维技术、语言技术、交往技术、劳动技术、卫生技术、自我服务技术等。社会技术是以控制、管理、适应社会公共生活为目的的人文实践技术，包括政治技术、经济技术、教育技术、管理技术、军事技术、外交技术等亚类。人文科学技术是以认识人文事实、建构人文科学（广）为目的的人文技术，包括人文哲学技术、人学技术、文化学技术等亚类。自然技术是认识、改造、运用自然物，以提高工作效率为主要目的的技术，又有自然科学技术、生产技术等亚类。技术的多样性是人类丰富的技术创造的产物，技术的统一性可以使多种多样的技术统一在技术概念的概括之下，统一地认识、把握之。
第二，在历时存在形态维度上，技术有稳定性与变异性相辅相成的特点。稳定性是在特定时间阈限内，技术有稳定存在的特点。变异性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技术的发展包括老技术的更新，更包括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技术发展呈现加速的规律。在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下，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之势。
第三，在价值品质的维度上，技术有积极性与消极性相辅相成的特点。价值是价体（价值实体）对受体（这里指人）的作用。[19]价值品质是价值对人作用的利害性质，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价值是对人有利的价值；消极价值是对人有害的价值。技术的积极性是技术可以为人带来积极价值的特点。技术的消极性是技术可以为人带来消极价值的特点。技术象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对人都是双刃剑。如李世雁女士就深刻认识到，人类利用技术控制自然而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自然以相应的力量反控制；形成“自然中的技术异化”[20]。同一个技术的运用，既可以为人带来利益，同时也为人带来危害。如航空技术的发明与运用，便利了交通，但同时带来噪音和空气的污染。造纸技术的发明，给人的书写、印刷技术提供了载体，也造成了森林的大量砍伐、破坏生态、污染流水的弊病。因此，在创建和运用技术时，应考虑到如何避害趋利，如何减害增利。
第四，在主体与手段关系的维度上，技术具有适应性与不适性相辅相成的特点。手段是技术借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包括人、社会组织机构和机械设备。作为技术主体的人与手段的关系如何？在这里就有适应性与不适应性相辅相成的特点。适应性是人能适应手段的要求，能得心应手地驾御手段的特点。不适性是人不适应手段的要求，不能驾御和运用手段的特点。如没有学过计算机的人，面对着计算机就束手无策。在此情况下，人就需要展开相应学习与训练，以适应手段的要求。由于技术手段不断创新，适应与不适应都是相对的。人们必须不断地学习，以适应新技术的需要。
第五，在运用技术时意识控制品质的维度上，技术具有自觉性与盲目性相辅相成的特点。技术的自觉性，是在人对技术及其影响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避害趋利、循规蹈矩展开运用的特点。技术的盲目性，是在人对技术一知半解基础上，随心所欲、趋利造害、违规操作展开运用的特点。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干预着人类的生活与社会的发展。这种状况昭示：现在与未来的社会发展必须由自发、盲目一步步走向自觉。
第六，在技术形态与人们需要关系的发展趋势维度上，技术具有社会化与个性化相辅相成的特点。技术的社会化，是技术发展适应社会需要、具有广阔的社会适应性的特点。规范化、制度化等趋势，就是技术社会化的具体表现。一般说来，越是公共生活领域的人文技术与自然技术，社会化的要求越强烈。技术的个性化，是技术创造不断适应个人需要、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特点。越是在个人生活领域的人文技术与自然技术，个性化的要求便越高。
第七，在技术构成的发展趋势维度上，技术具有智能化与艺术化相辅相成特点。技术的智能化，是技术构成中不断增加知识、智能与人工智能成分，使其发展更富智能因素的特点。智能化的要求，首先是技术创造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广，包括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与数学）为根据。其次是作为技术主体的人在多方面掌握科学基础上，发挥其多种智能。其三是智能机器广泛地渗透到人文技术与自然技术之中。从过程上看，由技术的创造到运用，都充满了智能因素；从构成上看，使技术从主体、手段、方法到监控措施，都充满了智能因素。艺术是人类创造的审美文化。技术的艺术化，是技术构成中不断增加美的成分，使其发展更富艺术因素的特点。艺术化的趋势也是全方位的。不论是人文技术还是自然技术，都有艺术化的问题。艺术化不但要实现在生产技术及其成果——器物层面，而且要实现在人文技术（个人技术、社会技术）领域。如教育家讲究教育和教学的艺术性，就属于社会技术的艺术化问题。不但要实现在实践技术领域，而且实现在科学研究领域。如科学美问题的研究[21]，就把艺术化推进到了科学领域。
第八，在技术的价值品质维度上，技术具有善与恶两极对立的特点。技术是双刃剑，对人类有利又有害。在技术的功能中，利与害明确对立。技术的善即技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品质特点。技术的恶即技术有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品质特点。但从技术的发展趋势上看，是扬其善，避其恶，化害为利；把消极因素控制到最低程度，把其积极因素发挥到最大限度。
［收稿日期］2001-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