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剧变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剧变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东剧变的事实告诉人们，原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还很不成熟，这是历史实践的结论。怎么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各国的国情，重新探索，这是20世纪历史提出的严峻课题。研究社会科学和研究自然科学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研究社会科学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只能依靠社会实践。这里既包括对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反思和苏联东欧剧变深层次原因的研究，更包括对邓小平说的要“一步步走，一步步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摸着石子过河”这些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形象化、通俗化表述的理解。
一、苏东剧变最核心的原因
苏东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国减少为5国， 陆地面积由占全球的24%缩小为7%，人口由原来占世界人口32%减少为23%。 共产党组织由180个减少为120多个，党员人数由9 100万减少为6 000万。美共党员从2万人减为0.5万人，加拿大共产党员由3 000人减为600人，英共党员从7 600人减为1 000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渺茫、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怀疑。如原英共领导人认为，“1917年的政治实验以灾难而告终”，“共产党的时代已经结束”。原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休伊森认为，苏东剧变表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已经“走进了绝路”，共产党已无必要继续存在下去。苏东剧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右势力，更是弹冠相庆，他们宣称，历史已经以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告终，现在的任务是要扫除共产主义残余。
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研究微观事物，一秒钟也许嫌长，研究社会运动，则要以世纪为尺度。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彻底失败已成定论的说法，不是阶级偏见所致，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幼稚无知。对具有社会主义责任感的人来说，重要的任务是要总结过去，开辟未来。
对苏东剧变的原因，世界上持各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都在进行思考和探索。在我国，学者们更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如能对苏东剧变的原因作出准确的把握，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苏东剧变的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它是长期以来多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笔者认为在诸多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是两条：经济没有搞好是基础性原因，路线错了则是关键性原因。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没有搞好的深层次原因一是体制问题，二是国民经济军事化问题（尤其是苏联），这两者又是交叉感染，因为国民经济军事化就更难使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式的体制得到改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长期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话，那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带有毁灭性隐患的。这里说的是“长期”，不是“短期”；说的是“同等起步的国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事物的认识，有比较才有鉴别，但比较必须有可比性，如果拿一个在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当然就缺乏可比性。另外，一个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短期内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地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话，面对的将是一系列要害问题：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究竟行不行？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究竟灵不灵？这些都是无可回避的问题。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之所以首先提出要求脱离苏联，要求独立，固然有民族主义因素，但经济因素更是其深层次原因。因为自从这三国加盟于苏联以来的几十年间，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原来同等起步的北欧的几个国家，如芬兰、挪威等，人们自然感到加入社会主义苏联吃亏了，因此要求脱离苏联，恢复其独立国家的地位。匈牙利经济发展水平，二战前与奥地利、芬兰处于同等的起跑线，但搞了40多年社会主义，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所以，一位匈牙利外交官在座谈时说，我们酝酿很久了，不能再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我们要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寻找新路时，苏联东欧国家差不多又同样地在“模式”和“制度”之间划了一个等号，抛弃旧的僵化“模式”成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事实是，苏东剧变的根源，不是缺少导弹，恰恰是缺少面包和黄油。我们的结论是，经济没有搞好，是苏东剧变的基础性原因。
但话得说回来，经济没有搞好，如果党的领导人头脑清醒，路线对头，那就可以进行深刻反思，可以探究症结所在，摸索出一条可发展的新路子。换句话说，如果党的路线正确，即使经济没有搞好，也不至于丢掉政权，落到垮台的地步。甚至可以这样说，苏联东欧的经济也还没有恶化到非要更换政权不可的地步。我国的“史无前例”把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没有垮，就是因为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文革”的错误，不是哪一个别的党帮助纠正的，更不是哪一个外国人帮助纠正的，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的。苏联东欧剧变的关键，恰恰在于他们党的路线错了。
在苏联东欧演变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某些执政的共产党错误地把经济没有搞好的原因归咎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说“十月革命是原罪”。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方面有位哲学家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当社会主义大厦发生裂缝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不是先去抓施工的人，而是首先去查图纸，查设计者。于是，他们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批判列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动乱的关键时刻，东欧苏联不约而同地实行了多党制。人们看到，多党制这个闸门一开，东欧苏联的形势急转直下。反对党纷纷出笼，先是要求对话，接下来要求席位，继而通过选举把共产党一个个赶出政坛，自己登台执政。接着就是依靠手中权力，改变原来的经济基础，使整个国家“换了人间”。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一实行多党制，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就在所难免。之所以说在所难免，这是因为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都面临如下几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第一，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搞好（不是共产党执政，也不见得就能搞好，一般地横向比较是不科学的），这是事实；第二，在执政的几十年间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任何一个政党都难免犯错误），历史包袱沉重，这又是事实；第三，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导致对此一时也说不清楚，这也是事实；第四，在党派林立，人们思想大乱的情况下，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一时也拿不出一个治国良方，这又是一个事实。刚起来的反对党，他们的目标是狠打共产党，没有什么可承担的历史责任。在反对党猛攻之下，共产党只能步步后退，毫无回手之力。而被搞乱了思想的群众心态则是“既然你共产党没有领导好，那就不妨让别的党来试试！”于是，在所谓的民主选举中，共产党纷纷落马。事实真相是，苏东剧变固然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因素，但从本质上讲，苏东的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党的路线错了，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纵上所述，结论是，经济没有搞好是苏东剧变的基础性原因，党的路线错了是苏东剧变的关键性原因。
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受挫折，处于低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一蹶不振，或者干脆改换门庭。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责任在于面对现实，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社会发展是以人的活动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遭到挫折，可以使有社会主义责任感的人们学得聪明起来，把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二战后，社会主义建设普遍遭到挫折，这说明原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成熟，原来的那套框架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改变思维方式，转变观念，创造新的理论，才能解决这个前人没有解决好的严峻课题。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必须以此为切入点，才能有清晰的认识。
1.粉碎“四人帮”，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人们只要稍微仔细想一想就会清楚，粉碎“四人帮”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如果党的工作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路线，那么只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针进行各项工作。党的十一大报告就有这样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正是在这“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国的前途处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了毛主席提倡的但晚年又背离的“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只有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才能纠正毛主席的晚年错误，这才算从最本质的方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也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新时期的开始。
2.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必须对两个前提条件作出正确的判断。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要对两个前提条件作出正确判断。这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国际战争与和平形势，二是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世界战争形势的估计，在很长时期内毛主席总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此要立足于“准备打仗”，而且要求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种判断固然有帝国主义对我国敌视挑衅的许多客观因素，一时捉摸不定，但在主观因素上，长期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停留在“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认识水平上。既然要立足于打仗，工作重心当然不可能放在经济建设上，一些大的建设项目即使有资金有技术，也是启动不得的。对国内形势，长期以来总是认为，牛鬼蛇神随时要翻天，有2／3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且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走资派还在走。出于这种判断，当然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斗，而且其乐无穷。“文革”以后，邓小平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判断，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斩钉截铁地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经济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建国以后我党有过几次想把生产力搞上去的时期，1958年的大跃进，赶超英国；“文革”中的抓革命促生产。结果怎样？不是发展了生产力，而是破坏了生产力，不是把帝国主义远远地甩在后边，而是我们自己大大地落后了。怎么把经济搞上去？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模式对此已无能为力，因此有着一个冲破旧框框，开辟新路子，寻找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途径的问题。其核心的理论问题便是计划和市场问题。邓小平经过几十年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考察，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普遍遭到挫折的认识，明确地作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结论，邓小平的扛鼎之言，是理论上划时代的突破，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奠定了基础，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4.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之后，并不意味着没有来自左的和右的重大干扰。邓小平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也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突破，也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突破，可以说，这是亘古未有的事业。在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来自左的右的干扰在所难免。对这一点，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总是在关键时刻拍了关键的板。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而且要注意反左时要防右，反右时要防左。指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更从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教训中警悟到两种倾向中有着一个明显的侧重点，这就是左的错误是痼疾。他屡屡告诫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笔者在学习中感到，邓小平的这一决策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识。之所以侧重防左，一是囿于传统理论的束缚，有些人对如何搞社会主义总是习惯于从本本中去寻找答案，懒于在实践中开拓新境界；二是鉴于资本主义处于优势的恶劣国际环境，有些人总是想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害怕从资本主义中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三是领导人心理上总是希望共产主义早一天到来，超越观时有流露；四是长期形成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在反左反右问题上，我们只有很好地领会邓小平这一理论，联系每个时期的实践，才能做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三、几点结论
1.从苏联东欧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经济建设长期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带有毁灭性的隐患的。而要把经济搞上去，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原来的苏联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创造新的运行机制；而改革开放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兴衰存亡经验总结的产物，是完全正确的。
2.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因为，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实践和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纠正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邓小平理论抓住过去没有搞得很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邓小平语）
3.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正确与否要不断地受到实践的检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就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的力量，也就愈能对实践起指导作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实践在不断地发展，邓小平理论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这是后人当仁不让的职责。我们一定要吸取这样的教训，长期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理论上的建树，而且误把教条式地沿袭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致使僵化模式始终未能突破。理论上的停滞，就给共运内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可乘之机。这正是长期的“左”的错误给剧变埋下的祸根，而右的错误则使剧变成为事实。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邓小平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