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2010年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职工论文,年中论文,家务论文,城镇论文,第三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庭作为人们情感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基本单位，承担繁育后代和相互照顾的基本功能。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虽然市场化和现代化影响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晚婚和离婚率增加，但家庭依然承担着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功能，依然是我国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夫妻间通过分工合作完成家庭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功能，家务劳动是夫妻分工合作的重要内容。那么，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模式是否会在市场化和现代化条件下有所改变？我们更关注那些夫妻共同参与有酬劳动的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状况，这类家庭的经济模式已从男性经济顶梁柱式的传统模式转向夫妻共同参与公共劳动、共同支撑家庭经济的合作模式；那么，其家务劳动模式是否也转向共同分担的合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反映了社会性别平等的状况，男女平等不仅体现为女性参与公共事务，亦需要男性以合作的态度和方式加入家务劳动。和谐家庭的建设不是要回到传统家庭关系模式，而是要迈向夫妻更为平等的关系。本文拟就城镇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状况，分析由夫妻共同参与做家务的状况和可能的影响因素。 一、现阶段我国城镇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状况 本研究使用201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家务劳动的分工状况。此次调查以2010年12月1日为时点，采用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共回收个人问卷29698份。 城镇双职工家庭是指城镇中夫妻皆工作的家庭。因此，我们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城镇18-64周岁、在婚、与父母/公婆/岳父母不同住(排除同住老人帮忙做家务的状况)、有工作且调查前一天正好为工作日的非农业劳动者(关注工作日家务劳动分工)，共获得符合条件的样本4363人，其中男性2383人，占54.6％；女性1980人，占45.4％。调查问卷分别对工作日和休息日家务劳动状况进行调查。这些数据为个人数据，非夫妻配对。但问卷调查时询问了其关于配偶的工作、收入、家务劳动分工等诸多方面的信息，足以以此进行夫妻在工作、家务分工等方面关系的探讨。 第一，客观家务劳动量。数据来自对“工作日平均家务劳动时间”的调查，这些劳动包括准备食物、打扫卫生、清洗衣服、购物等(见表1)。
表1表明，双职工家庭中的两性劳动者在工作日的时间分配特点是：(1)两性工作时间量基本相当，女性工作时间接近8小时，男性略超8小时。女性工作时间是男性的96.6％。(2)双职工家庭中，女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接近两小时，男性为45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约为男性的2.4倍。 第二，有关主观家务劳动量。这是对“最近一年在做饭、洗碗、洗衣服/做卫生、日常家庭采购、照料孩子生活、辅导孩子功课、照料老人七个方面承担家务劳动”情况的描述，在各类家务劳动中，共有五个选项，分别为“从不、很少、约一半、大部分、全部”。我们将其分别赋值为0、1、2、3、4分，七个项目的得分相加，最小值为0分，最大值为28分，经极限标准化处理后，生成了一个百分制计量的变量，分值越低表明承担家务劳动越少，分值越接近100说明家务劳动量越大。由7个项目构成的家务劳动量的信度系数为0.89。标准化后的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依然是男性的1.76倍。
表2显示男女主观认定的家务劳动的特点是：(1)在职女性的家务劳动量远大于男性。(2)在家务劳动的细分中有性别差异，女性通常从事较为传统的家务劳动，排在第一位的是洗衣服，第二位是照料孩子生活。男性自认的家务劳动量较低，第一位的家务劳动是辅导孩子功课，第二位是家庭的日常采购。国外一些研究表明了类似状况，即妻子多从事传统意义上“女人的活”，如洗衣与收拾房间，丈夫们多做传统意义上“男性的活”，如整理院子、维修等。① 第三，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状况的变化。我们用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考察双职工家庭时间分配的变化。
表3显示了20年间双职工家庭工作日时间分配的变化情况。(1)人们工作时间略有增加。2010年，男性工作时间比1990年增长了5.6％，女性增长了7.2％。(2)家务劳动时间明显下降。男性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下降了78.1分钟，女性下降了112.7分钟，就相对量而言，男性下降的速度快于女性，就减少的时间绝对量而言，是女性多于男性。(3)睡眠时间略有增加，各增加10分钟左右。(4)两性家务劳动的时间差几乎没有变化。1990年，在职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为123.7分钟，女性为220.2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1.8倍；2000年，男性家务劳动时间为75.1分钟，女性180.2分钟，女性是男性的2.4倍；2010年，男性家务劳动时间45.6分钟，女性107.5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4倍。20年间，两性工作时间略有增长，家务劳动时间迅速减少，这表明双职工夫妻正逐步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 第四，城镇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调查问卷中有一题为“夫妻间谁承担家务劳动更多些？”答案分别为“丈夫多、妻子多、差不多、说不清”。我们用此考虑家庭中家务劳动的模式。在城镇双职工家庭中，有8.8％的人认为“丈夫多”(两性的答案几乎无差异，男性认为丈夫多些的为8.57％；女性认为丈夫多些的占8.77％)；有68％认为“妻子多”；有23.4％的人认为“差不多”。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我们将回答家务劳动“丈夫更多些”的状况与“在最近一年7项家务劳动状况”(做饭、洗碗、洗衣服/做卫生、日常家庭采购、照顾孩子生活、辅导孩子功课、照料老人)的标准化结果进行交互分类，将承担一半家务劳动的得分设定为50。交互分类的结果是：那些认为承担家务劳动更多些的男性，其7项家务劳动承担均值为50.7，女性回答丈夫承担家务劳动更多些的，丈夫承担家务劳动的均值为51.3，说明丈夫做得更多些的情况基本上是其担任一半多一点的家务劳动，因此，将家务劳动“丈夫多些”的8.8％和两人做得“差不多”的23.4％合并，视为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称其为“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
表4表明，城镇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1)女性为主的家务劳动模式(传统模式)占三分之二。(2)两性共同承担家务劳动模式接近三分之一。乐观地说，有近三分之一的城镇双职工家庭形成了合作型劳务劳动模式。 二、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的研究回顾 从全球范围看，家务劳动分工具有性别不平等特点，只有改变社会宏观水平的性别不平等才有可能改变家务劳动分工不平等分工。②家务劳动研究有两类理论取向。一类是社会交换论，认为社会活动是一种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夫妻间基于交换原则进行劳动分工，包含“相对资源论”、“经济依赖理论”、“夫妻权力关系理论”和“性别地位不平等理论”。“相对资源论”认为，夫妻间在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上占有较多资源的一方，更可能减少不愿意干的家务活。③夫妻间的家务分工是其投入事业和家务之隐形博弈的结果。④控制更多资源的配偶有更强的协商地位，并更有能力实现预想结果。⑤“经济依赖论”认为，妻子家务劳动时间与其丈夫收入间呈负相关关系，妻子对丈夫经济收入的依赖性越强，其从事家务劳动越多。⑥“性别地位不平等理论”认为，女性在家中的不平等与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不平等互为因果，家务劳动影响女性职业生涯，反过来又导致其出于对丈夫的依赖而承担更多家务劳动。但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妻子比丈夫挣得多的家庭和在一些丈夫不工作的家庭中，妻子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另一类理论，即性别文化理论试图解释上述问题。该类理论认为，劳动性别分工的文化规范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家务劳动分工。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女性把家庭责任看得比工作重要，尤其是做母亲后，通常会减少工作时间，更多地照顾孩子；男性做父亲后则会用更多时间去挣钱。家务劳动被赋予了女性气质，一些男性即使在经济上依赖妻子也不做家务，做家务被视为对其男性气质的贬损。因此不是时间成本或经济依赖的原因，而是人们如何看待家务劳动的文化意义决定了谁做家务。只有改变人们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才能促进两性共同做家务。跨国研究表明，性别文化理论比“社会交换论”更有解释力。⑦性别平等观念对促进夫妻共同参与家务劳动具有积极作用，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夫妻会更平等地担负家务。⑧近年来，对家务劳动的研究更多地用综合论观点，认为性别文化因素和夫妻间社会交换关系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建构和重构着家务劳动分工。 一项对中、日、韩三国的比较研究发现，在两性工时几乎一致的情况下，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远多于男性，⑨城乡状况相似。⑩对中国人家务劳动状况的最新研究印证和补充了上述理论，并创新性地结合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性别文化理论认为，我国家务劳动女性为主的局面是社会文化鼓励妻子和丈夫向不同的劳动领域投资的结果。(11)新的发现在于，一些具有现代性别平等意识的男性在大幅地增加家务投入。(12)但女性却有“策略”地维持着传统性别分工，即在主客观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策略性地维持了一个男性依旧“主外”，而女性“内—外”兼顾的格局。(13)这一解释视角需要继续澄清的是：第一，文化期待对于家务分工的影响是否会因夫妻间情感关系状态而有所变异？第二，有关夫妻间资源交换理论的研究发现，在双职工家庭中，配偶间议价能力的提高能减少本人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其新的发现在于，这种效用对男性的作用远大于女性。(14)第三，纳入了社会变迁的视角。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作用于家务劳动分工变化，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向非农职业转变的男性，其家务劳动时间减少，配偶间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增大；经历了由农业向非农职业转变的女性，其家务劳动时间也会减少，配偶间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减少。(15)已婚女性工作时间与绝对收入的增加可显著帮助她们减少家务劳动时间；城乡与地区间存在差异，城镇地区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可帮助其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而农村地区的女性无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其家务劳动。(16)第四，综合性观点认为，现阶段女性是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的原因在于性别角色观念、时间可及性、结构性资源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市场化增加了两性资源的分化，这些具有性别特征的宏观经济环境潜在地作用于劳动性别分工。(17)最新研究表明，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文化的性别期待交互作用于家务劳动分工。(18) 上述研究表明，学者采用了多元视角来解释家务劳动的状况和变化。无疑，在家务劳动总量大幅减少的同时，我国的家务劳动分工正向性别平等的方向变化，这为和谐家庭建立奠定了基础。家庭和谐有赖于夫妻平等的分担责任与义务、也有赖于夫妻间相互的支持与合作。本文拟围绕城镇双职工家庭中近三分之一的夫妻共同参与家务的样本进行模型分析，探讨促进男性加入家务劳动、形成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动力机制。 三、理论框架、研究假设与变量界定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上述理论各具解释力。在运用上述理论的同时，我们尝试从个人和家庭生活周期、夫妻情感互动角度，提出四个理论假设，以丰富既有的解释理论。 第一，平等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是形成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因素。 假设1：现代性别平等观念假设：本人与配偶的性别观念越平等，家务劳动模式越趋向夫妻合作。 第二，在家务劳动的“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夫妻合作型家务的形成应是“去社会交换关系”的过程，夫妻间在权力、资源、收入上的平等会促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其良好的夫妻关系的基础可能是平等的、相互支持型关系。 假设2：“去经济依赖”假设：本人与配偶在收入上越是接近，家务劳动模式越趋于合作模式。 假设3：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平等理论假设：本人与配偶在受教育程度上越是接近，家务劳动模式越趋向夫妻合作型。 第三，个人生命周期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19)从个人生命历程角度看，每个人都会经历相似的生命历程，如入学、参加工作、结婚、生育、子女成家立业、退休等，在不同时间段，家务劳动的不同内容会影响到人们的参与程度。一般来说，25-29岁是生育高峰期，30-44岁是事业发展期和孩子成长期。有研究显示，妻子家务劳动时间随年龄而增长，在中年达到顶点。(20)对我国一些省份的研究表明，30-44岁的女性休闲时间最少。(21) 假设4：个人生命周期假设：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个体会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控制变量分为三个年龄组：29岁及以下、30-44岁、45-65岁。假设30-44岁是家务劳动较为繁重的时期，人们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增加。 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看，家庭如人的生命一样，从产生(结婚)之日就经历了相似的事件，如子女出生、入托、入学(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结婚直到夫妻一方离世。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生活规则、典型任务和预期，完成这些任务都与时间安排有关。有研究认为，成为父母是影响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异的关键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会因此大幅增加。(22) 假设5：家庭生命周期假设：有6岁以下子女的家庭，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增加。子女的年龄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可分为四种情况：无子女，有6岁以下子女，有6-17岁以下子女，有18岁及以上子女。 第四，配偶的情感投入可能会增加家务劳动时间。有研究认为，家务劳动虽然和人们在工作场所中的劳动一样均被称为劳动，但是在家务劳动过程中包含的情感表达的功能是人们在家庭之外的劳动所不具有的，即家务劳动也被家庭成员视为一种表达对其他家庭成员情感的方式。(23)诚然，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但其首要基础是感情，随着社会发展，婚姻关系也越来越由“工具型”转向“情感型”。(24)正如有研究认为，幸福婚姻要完成发展性任务，包括与对方进行情感上的分享，建立一种“我们感”。(25)但有关家务劳动与情感投入的研究较少，较多的研究讨论家务劳动分工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发现两者有相关关系。(26)我们在讨论中国城镇家庭家务劳动的“性别表演”问题时指出，家务劳动具有情感劳动的性质，其分工可能体现了一种夫妻之间因情感而生的相互支持，(27)但该研究未能就情感劳动问题展开讨论，也未能运用经验数据和相应的测量工具进行验证。有研究者指出，在家庭中，不论是做常规性家务还是抚幼养老，夫妻的共同分担必然形成一条纽带——家务上的付出与承担有助于夫妻体会到共建家庭的喜悦与感动，是维持夫妻关系、增进夫妻情感的有效途径，(28)但也未以相应概念工具对情感表达或者情感投入进行测量。基于此，本文试图在经验层面推进既有研究。 假设6：家务劳动的情感投入假设：配偶情感投入会促使配偶更多地做家务，有利于形成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 (二)分析变量的界定 根据问卷中“谁主要承担家务”的问题区分了两种家务劳动模式，传统型家务主要由妻子完成；现代型家务由夫妻共同承担，即夫妻合作型劳务劳动模式。模型分析为二分因变量，“1”表示为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0”表示为传统型家务劳动模式。 关于劳动性别分工的态度。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问卷设计了多项测量人们对劳动性别分工、男性优先性、性别气质等态度的题目，我们选择了性别角色观念中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相应问题是：“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29)问卷对上述每个问题提供了五个选项：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太同意、很不同意，我们赋值各选项的分数依次为5分、4分、3分、2分和1分。三项选择题的原始得分合计最高为15分，最低为8分。我们将性别观念区分为传统取向和现代取向，(30)将极差标准化方法处理后的0分设为最传统的性别观念的分值，将100设为最为现代的性别观念的分值，从0到100是从传统向现代之性别平等观念变动的连续体。(31) 夫妻社会交换关系的定义。有关经济依赖的分析变量有：(1)相对资源。经济依赖的测量，采用Brines在1994年研究时曾使用的方法，计算公式为(本人收入-配偶收入)/(本人收入+配偶收入)，其值为-1到+1。-1表示被调查对象对他或她配偶的完全的经济依赖，+1表示被调查者向其配偶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持，0表示双方在经济收入上彼此接近。夫妻教育程度差，区分为三类：妻子教育程度比丈夫低、妻子教育程度与丈夫一样、妻子教育程度高于丈夫。(2)绝对资源。妻子绝对收入，以妻子年总收入测量；丈夫绝对收入，以丈夫年总收入测量。年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加班收入及奖金等。 以年龄、子女的年龄结构来分析个人和家庭生命周期。 对配偶情感投入的测量。问卷有“配偶倾听自己心事和烦恼”的问题，分三种情况：“不能倾听心事和烦恼”、“比较能倾听心事和烦恼”、“非常能倾听心事和烦恼”。 性别、年龄、子女的年龄结构、城乡出身、工作日工作时间、健康状况(考虑到影响个体的劳动能力，故作为控制变量)。根据问卷中自评健康状况及对是否有慢性病和身体残疾等的回答，健康状况分为四类：很好、较好、一般、较差或很差)在模型分析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表5为模型分析变量的基本特性。
从表5发现，城镇双职工家庭中可能影响家务劳动分工模式选择的因素有以下特点：有关劳动的性别分工的观念，男性平均得分46.68分(小于50分)，女性平均得分54.08分(大于50分)，女性观念较男性更趋于平等。37.47％的女性认同“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比男性的51.53％少得多。双职工家庭存在两性收入差，男性年平均收入为3.43万，女性年平均收入为2.62万，男性年平均收入是女性的1.3倍。双职工家庭两性受教育程度上，男性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2.21年，女性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2.09年，两性差异较小。调查时点上，城镇双职工家庭约有5.5％的人没有孩子，男性为5.8％；女性为5.2％。配偶情感投入方面，配偶有较高情感投入的比例占三分之一；有6.21％的男性和10.71％的女性认为配偶不能够倾听自己的心事和烦恼。 四、影响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模型分析 本文认为，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产生是男性开始承担家务，同时女性也愿意接受或要求男性做家务的过程，两性共同的改变影响到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产生。本文用分性别模型进行讨论，运用因变量的二分类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总结表6发现，在城镇双职工家庭中，影响两性家务劳动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 男性样本模型表明，对男性家务劳动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性别观念、夫妻受教育程度差、经济依赖关系、有无子女、子女年龄、配偶情感投入；而其年龄、城乡出身、工作时间、个人与配偶收入、健康状况等因素没有显著作用。 女性样本模型表明，对女性家务劳动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性别观念、夫妻受教育程度差、经济依赖关系、有无子女、配偶情感投入。只有子女年龄这一因素对女性家务劳动影响不大。 影响男性选择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因素有：具有现代平等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其观念每向平等增加一个单位，其与妻子一同做家务的可能性增加1.3％。家庭生命周期中，有6岁以下子女的男性，其选择合作型模式的可能性比孩子在18岁及以上者高1.1倍；无子女的男性其夫妻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比孩子在18岁及以上者高1.86倍。妻子情感投入多的男性，其妻子承担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比那些情感投入少的妻子增加44％。如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男性更趋向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其做家务的可能性比参照组高54.4％。男性的经济依赖程度与夫妻共同做家务之间呈负相关，男性的经济独立会弱化其共同做家务的可能。 影响女性选择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因素有：女性劳动性别分工的观念越趋向平等，其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越高，其观念平等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增加0.4％；与男性相比，其影响程度小得多。家庭生命周期中，女性有孩子并不会影响其家务劳动，但没有孩子的女性，其夫妻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比孩子在18岁及以上者高1.2倍。配偶情感投入与夫妻共同做家务间呈现正相关。那些丈夫有情感投入的女性，其家务劳动更能得到丈夫支持，相比于丈夫感情投入较少的女性，其共同承担家务的可能性增加了1.55倍。夫妻受教育程度相似或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夫妻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增加，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配偶时，夫妻共同做家务的可能性比参照组(妻子文化程度低于丈夫者)高41.7％。女性相对于配偶的经济独立与夫妻共同做家务之间呈正相关。对女性来说，夫妻间的“去社会交换关系”确实能够促进夫妻共同做家务。 性别差异体现为其发挥作用的方向，经济依赖对男性有作用，但却是负相关。配偶的情感投入作用的情形是：配偶的情感投入都增加了其投入方的家务劳动的可能性。为更清楚说明性别观念、经济依赖、受教育程度及子女年龄结构对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影响，我们做了logistic系数标准化。影响男性参与共同家务的因素由强至弱为：家庭生命周期中子女的年龄结构、经济依赖、配偶情感投入、夫妻教育程度差与性别观念。但配偶情感投入和经济依赖对男性参与共同家务的影响是负相关关系。影响女性的各种因素都是正相关，促进其采取夫妻共同做家务的因素由强至弱为：配偶情感投入、经济依赖、家庭子女的年龄结构、夫妻教育程度差与性别观念。 五、发现与讨论 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男性18-64岁城镇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的主体依然是女性，女性做家务的时间是男性的2.4倍。夫妻共同参与做家务的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达30％，同时，2000-2010年间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大规模下降，总家务劳动量减少。 促成城镇双职工家庭男女选择合作型家务劳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两性有不同的挑战。 第一，改变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对促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有显著作用，且两性皆为正相关，只是对男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第二，如果说社会交换关系是导致女性做家务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夫妻间“去社会交换关系”则会促进合作型家务劳动的产生，这一作用对女性更为显著。当夫妻间受教育程度接近、甚至妻子高于丈夫时，因受教育程度差异导致的资源差异消失，不仅男性可能多做家务，女性也可能会要求、接纳或享受丈夫的家务劳动。但在经济依赖方面，两性呈现重要差异。女性的“去经济依赖”能够显著影响其选择夫妻共同家务劳动模式，这可能表明，夫妻间的经济平等能够使女性要求、接受或享受丈夫加入到家务劳动中；男性的“经济依赖”反而会显著性地减少其做家务的可能。 第三，家庭生命周期影响人们家务劳动模式的选择，其作用对男性更大。在影响男性做家务的因素中，首要因素即家庭生命周期，当没有孩子和有6岁以下孩子时，男性更有可能选择做家务。女性只在没有孩子阶段是夫妻共同做家务。这可以理解为，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家务劳动少，夫妻可能更关注亲密关系，两性皆接纳了共同做家务。有6岁以下孩子的男性面对增加的家务劳动量，会通过家务劳动提供支持。 第四，研究证实配偶情感投入与家务劳动分担之间有显著关系。模型表明，对女性来说，丈夫的情感投入直接促成了其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产生，并成为首要的影响因素。对男性来说，妻子情感投入的方式可能是更多地做家务，以此减轻丈夫在家务劳动上的负担。长期以来，女性更多地做家务往往被视为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但数据表明，做家务也是妻子情感表达的方式，只是它正好吻合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同样，一名能够支持和体谅妻子的丈夫，亦会用承担家务来表达情感。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性别观念的趋于平等，家庭的家务总量减少，家务劳动的情感表达和夫妻相互支持的功能会更为重要和明显。 有研究使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两性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我国形成了男女两性社会劳动参与的“外—外”模式，但女性并未相应卸下繁重的家务负担，而是肩负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责任。此研究表明，虽然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促使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但在主客观条件均同的情况下，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仍远远超过男性。因为在传统性别观念支配下，女性可能将家务作为一种资源，将承担更多的家务作为维持婚姻稳定及家庭和谐的一种策略。(32)本项研究在对2010年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发现：在双职工家庭中，尽管多数家庭主要由女性承担家务劳动，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倾向于夫妻共同做家务，由此，进一步探索促成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因素。模型验证结果为：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的确促使两性选择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同时，配偶情感投入会显著影响家务劳动的分工状况，特别是男性对配偶的情感投入直接作用于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产生。配偶情感投入效果的性别差异表明，在家庭生活中，两性都会以分担家务劳动的方式表达对配偶的情感，也恰在男女两性基于情感因素参与家务劳动的意义上，家务劳动的情感属性得以凸显，即家务劳动具备情感功能，而不仅仅是一种“负担”。因此，女性愿意投入家务劳动也不仅是“策略性”选择。对家庭生命周期影响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假设的证实，进一步印证了家务劳动的情感属性：孩子在6岁以下的家庭，正是家务劳动繁忙之际，男性会在这一特定的时间段，用参与家务劳动的方式表达对配偶的情感支持。因此，重新定义家务劳动，强调家务劳动的情感表达和相互支持的功能有利于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产生。例如，对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母亲非传统的性别育儿态度直接作用于父亲育儿投入。(33)可以推断，当夫妻双方或一方依然认同家务劳动的传统性别属性时，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就难以打破；当家务劳动被赋予情感支持的意义时，则可借助这一符号意义，促进男女选择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 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双职工家庭中，女性通过与配偶共同承担社会劳动而获得“家庭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女性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现实表明，家务劳动分担意义上的“家庭内”的性别平等尚未实现。现代社会应更多地宣传家务劳动的情感支持功能，激励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同时，鼓励女性接纳、允许和享受男性的劳动参与，由此迈向家庭内部的平等互动。这种相互支持的夫妻关系会创造出美好的相亲相爱的家庭生活氛围。对家务劳动的研究也应回到性别平等的理念下，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和男性进入家庭领域的过程视为实现性别平等的双重过程。家务劳动同样需要付出情感、体力和时间，其经济价值需要得到肯定，其情感支持功能也应该得到充分认识、肯定和提倡。即实现家庭内的性别平等离不开政府、社会及社区对家务劳动情感功能的广泛认可及倡导。 对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研究刚起步，有关家务劳动的情感支持属性对促进两性共同参与家务劳动有积极作用的认识，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例如，可以在未来的问卷调查中增加对情感投入更全面的测量，细化对家庭生命周期的讨论，加入有0-3岁组孩子的类别等。 对家务劳动的研究可以有多重视角，因数据所限本研究无法全面展开。其一是有关市场化与家务劳动的关系。市场化进程加剧了家务劳动的性别和阶层属性，一些相对富裕的家庭用市场购买的方法来解决家务需求，但具有情感支持属性的家务劳动不会消失，因为它不仅是做家务本身，它还具有表达性功能。调查问卷没有涉及使用家务工(家政工)的情况，问卷中相关的问题是“孩子3岁前白天由谁来照顾”，回答是“保姆/家政工”的比例为3.2％，相对较低。其二是有关性别分工的话语问题。目前，主流话语依然将家务劳动定位于女性化的劳动，其对家务劳动的定位、认识和处理，反映出了我国改革时代的特征，即对脑体、城乡和男女这三组社会差别的重构。(34)主流话语对家务劳动的定位不利于男性对家务劳动的参与，因此有必要在话语实践上更多强调家务劳动的情感属性，并对其话语效果进行跟踪研究。其三是家务劳动与代际扶持间的关系。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得到了年轻的隔代老人的照顾，特别是隔代老人照顾学龄前孙辈的状况相当普遍。有研究认为，这种状况使老年女性的福利遭到削弱，社会政策需要做出调整。(35)问卷中有关“孩子3岁以前白天主要由谁照顾”的答案中，有48.5％是“本人父母和配偶父母”，这反映了家务劳动的确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某些阶段会加剧代际间的互助，同时，也表明家务劳动具有的情感支持功能存在于代际之间。 目前，传统劳动分工模式依然是主流，但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的模式也初具规模。和谐家庭的建设不是以弱化女性利益来维持不平等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而是要以创新思维、以贴近人们现实生活的方式和性别平等理念来重新定义家务劳动的性质，推进家庭成员相互支持的和谐关系。 责任编审：冯小双 注释： ①April A.Brayfield,"Employment Resources and Housework in Canad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vol.54,no.1(Feb.1992),pp.19-30. ②M.Fuwa,"Macro-Level Gender Inequality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in 22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9,no.6(Dec.2004),pp.751-767. ③R.Saenz,W.J.Goudy and F.O.Lorenz,"The Effects of Employment and Marital Relations on Depression among Mexican American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51,no.1(Feb.1989),pp.239-251；郑加梅、卿石松：《家务分工与性别收入差距：基于文献的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1期。 ④J.Brines,"Economic Dependency,Gender,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0,no.3(Nov.1994),pp.652-688. ⑤M.Bittman et al.,"When Does Gender Trump Money? Bargaining and Time in Household Work,"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9,no.1(Jul.2003),pp.186-214; M.Evertsson and M.Nermo,"Dependence within Familie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Comparing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6,no.5(Dec.2004),pp.1272-1286. ⑥J.Baxter,B.Hewitt and M.Haynes,"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d Housework:Marriage,Parenthood,and Time on Hous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70,no.2(May 2008),pp.259-272. ⑦Feinian Chen,"Employment Transitions and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 Social Forces,vol.84,no.2(Dec.2005),pp.831-851. ⑧T.N.Greenstein,"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Interactive Effects of Wives' and Husbands' Gender Ideolog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vol.58,no.3(Aug.1996),pp.585-595. ⑨Y.Zhang,E.Hannum and M.Wang,"Gender-Based Employment and Income Differences in Urban China:Consider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Social Forces,vol.86,no.4(Jun.2008),pp.1529-1560. ⑩Susan E.Short et al.,"Maternal Work and Child Care in China:A Multi-Method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28,no.1(Mar.2002),pp.31-57. (11)左际平：《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 (12)周旅军：《中国城镇在业夫妻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发现》，《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5期。 (13)杨菊华：《传续与策略：1990-2010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 (14)齐良书：《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 (15)Feinian Chen,"Employment Transitions and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 pp.831-851. (16)於嘉：《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社会》2014年第2期。 (17)杨菊华：《从家务分工看私人空间的性别界限》，《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5期。 (18)刘爱玉、佟新、付伟：《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社会》2015年第2期。 (19)J.Baxter,B.Hewitt and M.Haynes,"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d Housework:Marriage,Parenthood,and Time on Housework," pp.259-272. (20)S.J.South and G.Spitze,"Housework in Marital and Non-marital Househo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9,no.3(Jun.1994),pp.327-347. (21)王晶、孙曈：《男女两性休闲时间的差距——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吉林省数据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2)J.Baxter,B.Hewitt and M.Haynes,"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d Housework:Marriage,Parenthood and Time on Housework," pp.259-272. (23)B.A.Shelton and D.John,"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2,1996,pp.299-322. (24)Arlie Hochschild and Anne Machung,The Second Shift: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New York:Viking,1989. (25)大卫·诺克斯、卡洛琳·沙赫特：《情爱关系中的选择——婚姻家庭社会学入门》，金梓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26)Daphne Stevens,Gary Kiger and Pamela J.Riley,"Working Hard and Hardly Working:Domestic Labor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Dual-Earner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3,no.2(May 2001),pp.514-526. (27)刘爱玉、佟新、付伟：《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社会》2015年第2期。 (28)杨菊华：《传续与策略：1990-2010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 (29)效度检验和信度检验：本文对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三个因子，其累积变异量为61.99％，斜交旋转后因子负载的分布情况如下：第一个因子：“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信度为0.825，“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信度为0.839，“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信度为0.804。 (30)T.N.Greenstein,"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Interactive Effects of Wives' and Husbands' Gender Ideologies," pp.585-595. (31)刘爱玉、佟新：《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32)杨菊华：《传续与策略：1990-2010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 (33)徐安琪、张亮：《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34)严海蓉：《“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35)陶艳兰：《代际互惠还是福利不足？——城市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中的代际交换与社会性别》，《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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