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高等教育的企业化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高等教育与外部宏观社会紧密关联，教育改革往往发端于变化了的外部社会。缘此逻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而引发的知识商品化以及“新右”政府的公共部门改革，使得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在1980年代以来得以持续发生，且其进路大抵与去管制（deregulation）、私营化（privatization）及市场化（marketization）（即DPM）架构的公共部门改革[1]整体路数相一致。也正因此，在对近20年高等教育改革的讨论中，多见“市场化”、“商业化”及“企业化”等统摄性概念。
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市场化”、“商业化”及“企业化”实际上指涉的是同一现象，但各自关注重点有所不同。“市场化”通常是从运行机制上讨论；“商品化”则重点放在大学中“产品”、活动的分析上；而“企业化”却是从组织特征与性质入手。需要指出的是，组织特征的变化不是空穴来风，其中必然涉及宏观运行机制以及微观教育、研究等知识活动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才是大学组织性质的变化。
本文旨在把握198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在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企业化”，即大学整体组织特征和性质的变化，讨论从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Habermas）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开始，从三方面展开：首先探讨西方高等教育在整体运行、调控机制上进行的改革；其次深入大学中最核心的活动——教育与研究，探讨这种调整的内涵；最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大学在机构、组织结构上所发生的变化。
一、运行机制之变革：市场机制的确立
哈贝马斯在对社会系统层面管理机制的研究中，将管理实现分为非操作性途径和可操作性途径两个维度。其中非操作层面包括影响力与价值约定；而可操作性途径则是权力与金钱，即通过以权力或金钱为媒介进行管理。根据哈贝马斯的解释，金钱为媒介工具的管理关注交换价值，秉持唯利的理性标准，即市场运作的机制；而在以权力为途径的操纵机制中，其关注的是效率与集体目标的实现，坚持的则是成功统治、执行的理性标准，国家控制的管理模式即以权力为中介的行政管理模式。[2]哈贝马斯对管理可操作途径的区分，为理解西方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架构，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公共部门改革在运行机制层面便是这两种管理机制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国家、市场在高等教育等公共部门中角色地位的消长。
1.国家在大学中角色之变化与市场机制的确立
早期西方大学有自治的传统，大学中学者凭借自身知识与专业享有极高权威，这也即克拉克（Clark）提出的“协调三角”（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3]中的学术寡头（academic oligarchy）权威。但是，大学作为远居社会之外的象牙塔式机构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中世纪教会力量盛行的时候，大学往往受制于教会，随着世俗力量的增长，世俗权力与教会不断争夺对大学的控制，为自身利益服务。中世纪末期，大学发生了重要转型，逐渐走向世俗化、区域化和民族化。大学逐渐成为世俗政权和民族国家的工具，成为主要为本国、本地区服务的区域性大学。[4]至此，国家、政府力量开始影响大学自治。当然，在西方，国家、政府权力进入大学的形式受整个传统与公共行政模式的影响，通常不是简单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责权对等的方式，以手中的财政权力决定公共资助的去向隐匿地表达其意志，这在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得到一定体现。
19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推行公共部门改革，在高等教育方面最显见的措施是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削减。面对有限的公共资源，出现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拨款中得到想要的结果或控制？这一问题转移到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上则变成：政府如何分配有限的公共资源；大学如何争取更多资源以维持其运作。
对此，英美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皆转向市场运作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市场机制简单而言即促使校际间通过竞争方式争取校外资源的机制。[5]在美国是一改第二次大战后所出现的平均主义资助模式（注：Leslie和Slaughter在Higher Education Policy1997年第10卷3/4期中发表的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market mechanisms in United States postsecondary education一文中指出，市场机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虽然一直存在，但在战后高等教育膨胀发展期（1948—1973），其资助政策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方式，即如果一个或某类高等教育机构获得了资助，则其它高等教育机构也会相应得到同等资助。），转而通过各高等教育机构间的竞争拨款，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保证了国家、政府以较少的投入同时传递其意志。大学是一个高成本的机构[6]，为了维持运作，各大学内部也选择市场机制，竞争外部资源，其中除了竞争国家、政府资助和拨款之外，还包括通过竞争机制争取学生、学费、商业资助及合同等。[7]在英国，威廉姆斯（Williams）的研究表明，1979年以来，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基本上走的是市场机制路线。[8]1980年代，随着普通资助的进一步削减，政府开始通过竞争的方式将钱拨付到那些政府鼓励的方面，相应有三种策略：首先，最简单的是从1985年始，政府根据大学通过私营渠道筹集的资金给予配套资助（matching grants），以此鼓励大学多渠道筹集资金；其次，在竞争的基础上拨付专项基金，即通过货币激励（monetary incentive）的方式鼓励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按照政府设计的方式开展教学或研究，譬如鼓励信息技术研究与发展的Alvey Program和支持教学发展的EHE（Enterprise in Higher Education）计划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三则是减弱专业提供者权力，将权力转至服务消费者。1988年的教育法案，废除了教师终身制以及地方政府对多科技术学院的控制，同时设立 Universities Funding Council（UFC）替代原来的Universities Grants Committee（UGC），用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PCFC）替代了1983年设立的National Advisory Body（NAB）。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包括主席在内的委员会成员都不再出自高等教育机构内部；此外，更重要的是该法案中一明显的技术性条款——在提供给任何一所大学资助的同时将建立“财政备忘录（Financial Memoranda）”，详细规定了财政资助的回报要求。至此，一种类似“街头市场（street market）”的机制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发展起来了。[9]
上述西方大学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运行模式发展变化，可以用以下一组理想型图示直观标示。
从图1可见，198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在运作机制上，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市场机制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管理调控，相应国家在高等教育中的直接作用弱化，国家本身也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或引导。
附图
图1 西方大学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运行模式
2.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与业绩主义（performativity）
从哈贝马斯对以货币为中介和以权力为中介的管理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到，以货币为中介的市场机制，其基本逻辑是交换，即交换双方在一种“契约”关系中交换“使用价值”。当高等教育领域日益被建构成类似于“街头市场”一样的场所，其资金、资源的获得不再是纯粹单向的拨款和资助时，我们很自然会问，大学用以交换的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下，高等教育中的“问责”制及相应“业绩”要求被提出。
所谓“问责”是指对业绩的回应能力（answerability for performance）[10]或者是如特罗（Trow）所言的，“问责即向别人汇报、解释、证明及回答资源是如何用的，并达到了什么效果。”[11]罗姆泽克（Romzek）将“问责”分为四类：科层（hierarchical）问责、合法性（legal）问责、专业性（professional）问责及政治（political）问责。在高等教育领域，常见的是后两者——专业性问责与政治问责。专业性问责主要是用在需要给予个体（或机构）高度自主权这样的工作情境中；而政治问责则是指管理者对各关键利益集团要求的回应，如对顾客群体、普通公众等诉求的回应。目前，很多国家出现通过采用专业问责与政治问责制度实行“远距离操纵”的趋势。[12]
与问责制相伴的是业绩主义，是将大学的行为量化为一系列指标并加以评核。如在英国，1989年设立UFC代替原来的UGC后，新的机构不再像原来的拨款委员会那样，仅仅作为一个中介机构直接将资助发放给大学。UFC在拨款给大学时，便与大学发生一种契约关系。在这个契约中，大学在接受国家资助的同时，必须接受很多规则约束，其中包括各种细致的审查和业绩评核，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量化的业绩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s）。业绩主义源自企业管理，这样一种“管理技术”是否适用于大学，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此不赘述。
以下将从大学最核心的活动——教育与研究来探讨高教变革的进行。
二、市场逻辑下的教育与研究：知识作为商品
基于上述高等教育运作机制的变革，可以看到，大学外部的需求成为大学中教育与研究最直接的推动因素。在问责制下，回应外部社会需求也成为大学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生存发展和赢取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对此，我们可将大学中教育和研究等活动各参与要素及其关系表示如图2。
附图
说明：图中箭头方向表示影响或作用关系，没有箭头的连线表示平行或包含关系。
图2 市场机制下大学中各主要活动参与要素关系图
如图2所示，在市场机制下，教育、研究的改革简单而言，即是对教什么和为什么而教与研究什么以及为什么而研究进行变革，下面对此分别论述。
1.教育
在西方高等教育改革中，关于教什么和为什么教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向学生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还是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讨论上。
西方大学从其产生开始便有自由教育的传统。通常认为，博雅教育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即苏格拉底（Socrates）针对诡辩家的道德相对主义及雄辩夸张，提出可靠真理及知识的基本原理可以通过受过教育而得的心智去发现。[13]之后博雅教育发展出不同传统和范式（注：Glyer和Weeks在他们1998年主编的The liberal arts in higher education：challenging assumptions exploring possibilities一书中将自由教育发展归纳为四种范式，其中包括：古典希腊哲学传统；人文主义传统；现代性科学的范式以及20世纪实用主义的版本。其中，古典希腊哲学传统仍然占主导。），但目前关于博雅教育的主导模式仍然是古典的希腊传统，所以当前讨论的所谓博雅教育，一般主要指建立在博雅人文学科（liberal arts）基础上的教育，其探讨的主题是关于人类的核心问题，如：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我对上帝、他人以及社区的责任是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等等。通常博雅教育包括如下内容：一是可转化心智能力（如批判思维、高水平的推理等）的发展以及基本技能的突显（如听、说、读、写等）；二是概览西方文明文化传统，以形成基本文化素养、灌输西方价值观以及培养良好审美情趣；三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14]
博雅教育无论具体形式如何，从上述概念的描述可见，其目的旨在启迪心智，指向知识的文化价值或象征价值。古尔德（Gould）则更直观地把它称为批判的、民主的博雅教育。然而，市场却既不是批评的也不是民主的[15]。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由于知识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因此而改变的劳动力构成，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能带来新价值的知识与技能；学生需要的，是能使其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文凭，至于这种文凭能否使其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在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力，则要看其中凝聚了多少有“交换价值”的知识。由此，大学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连接，受劳动力市场的左右，大学教育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首先，最显明的一种变化是增加职业取向的课程或课程的职业化（vocationalization）。根据阿特巴赫（Altbach）的观察，近20年来，大家似乎有一种共识，即大学课程必须为各种日益复杂的工作提供相关训练。传统大学认为大学应由那些培养精英的博雅课程或重点不在职业教育上的广博课程组成的观点，受到了广泛批评，并被认为缺少当代学生需要的相关知识；学生为了在劳动力市场找到高报酬的职业，也向学校施压，要求学校将重点更多放在为工作准备上；雇主也要求课程应该与他们的需求更相关，特别是随着大学与企业界关系越来越紧密，企业企图将它们所需要的技能整合到课程学习中。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入学人数明显下降。[16]所以，经合组织（OECD）早在1987年的一个报告"Universities under scrutiny"的最后一章“政策建议”中，重点指出了变化的社会经济脉络以及大学自身定位与外部期待的不匹配问题，随后强调现存体系应该改革，而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增加学习中的职业取向课程。[17]
其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盈利为目的、直接面向市场需求的远程网络课程发展迅速。在美国大学中以盈利为目的的教育行为早就存在，如早在1892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William Harper）就针对那些不能离开家和工作岗位到学校学习的人创办了“函授学校”，随后其它大学相继效仿，为了吸引学生，像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还大做广告甚至招聘流动推销员。以此方式，大学可以创收，以所获利润用于其它发展项目。[18]这种直接面向市场需求的教育，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发展为网络远程学习，并迅速发展。据统计，到2000年，在美国通过网络进行的教育业务的营业额已经达到2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40％。[19]
除此之外，大学教育中另一重要的变革是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整合。博雅教育不直接给人带来实用的技术、技能，但它指向人的发展，启蒙思想，促进对人、对世界的更深理解，因此，即使在市场的强大冲击下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入学人数明显下降，很多学者仍然对博雅教育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如Sample就描述博雅教育为大学教育的智力核心。即使如此，谁也不能忽略市场和社会对实用技能教育的需求以及博雅教育本身在这方面的缺失。所以，有学者认为，专业教育如果不能为它的毕业生过上满意的生活并用一种整全、负责、富于同情心的态度去追求事业的话，这种专业教育是不完整的；同样，一种博雅教育如果不能让一个所谓受过教育的人很好的投入职业生涯，这种博雅教育也是不完美的。两难困境下，唯一的出路便是整合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一方面通过博雅教育给专业教育赋予价值与意义，提升专业教育的效果与竞争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将职业真实世界中的经验带到博雅教育课堂，在共同分享来自实践的相关事务中，培养学生对社会及人类事务的理解。[20]
博雅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任何各执一端都显失恰当，因此，在市场机制下，大学中教育的改革实际上正在走向一种综合。所以，古尔德认为，当今美国大学的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领域面临的一个最主要挑战，便是有效地回应市场压力积极革新的需要。[21]
2.研究
据前所述，在大学公共资助削减的情况下，国家对大学研究的资助开始采取市场竞争的原则；而大学为了争取更多研究经费，也纷纷以市场需要为取向进入盈利为目的的研究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大学中研究活动的最大变化，是研究课题直接与国家实际需要及市场中企业需要紧密关联。
在美国，1980年国会通过Bayh-Dole法案，该法案允许大学保留在国家资助项目所产生知识的知识产权。因此，大学可以为自己教职员发明的产品、生产过程申请专利，并将其转让给私营机构而从中收取版税，这一政策直接促使大学开始积极参与联邦或州一级的“大学—企业—政府”的合作研究以及与商业界合作的长期研究项目。[22]在这一时期，生物基因工业的显著发展，更带来了企业资助校园研究的高潮。生命科学领域中的教授与相关公司的合约关系也发展起来。所以，从1980年开始，美国大多数企业开始积极介入大学的科学研究。[23]这些合作研究终极目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赚取利润，不仅是为企业，同时也是为大学自身。因此，在这些研究中，多数都是可以直接带来效益的应用型研究。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受市场逻辑的影响，大学中无论教育还是研究活动，都开始更注重知识的交换价值而非传统大学中知识的文化价值或象征价值，知识的交换价值被放置最显要的位置。知识不仅商品化了，同时也成为一种可以带来新价值的资本，从而出现了Slaughter与Leslie所谓的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24]
三、大学组织特征之变化：企业化趋势
运作机制、知识活动性质的变化，相应带来的是组织特征的变化。克拉克通过对处于不同情境下欧洲五所大学的个案研究发现，市场机制下的大学通常表现出企业家性质的冒险精神，它会在如何经营自己的业务方面不断寻求创新；会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形势而调整自己的组织模式，甚至做实质性的变化并且不断追求卓越，是一个具有自己主张的行动者。[25]与此相应，在组织整体上，当今大学出现了一些与传统大学明显不同的特征。对此，克拉克有如下五个方面的观察：[26]
首先，当今大学具有增强型的发展规划中心（strengthened steering core）。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大学需要考虑外部周边世界的发展变化，要关注自身的存亡。因此，大学不可能再依赖原有的惯例，而必须拥有自身核心的、具有较强管理能力的管理团体，以快捷灵活地应对不断膨胀多变的需求，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其次，大学具有延展性的发展边界（expanded developmental periphery）。即大学通过发展一些比传统学术部门更容易建立的跨越传统大学边界的新单位，以更好地与外部组织机构联系，譬如，建立专门从事知识转化、工业联合、发展知识产权的专业性办公室。此外，大学甚至会建立一些跨学科、项目取向的研究中心。传统以学科知识为基础的学术科系仍然重要，但它已经不能完成当今大学发展的需要。通过建立跨学科、问题取向的项目，可以使大学更及时地回应外部社会需求，同时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使科系更好地与外部世界连接。
第三，大学资金来源的多样化（diversified funding base）。大学要保持不断变革，必须有更多的资金来源。在市场机制下，大学资金来源结构将发生变化，除了传统的国家拨款，从研究委员会争取资金成为第二主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大学还广泛开辟了收入的第三渠道，包括从商业界、地方政府、慈善基金，知识产权的版税收入，以及学费、校友捐资、校园服务收入，等等。资金来源多样化使得大学更快对外界做出反应，抓住机会。
第四，建立一个具有活力的学术核心（stimulated academic heartland）。学术核心是大学的关键，也是大学最具传统价值的地方，如果他们不支持变革，大学的变革将很难有所作为。因此，建设一个具有活力的学术核心机构，让他们参与管理，支持变革，改变传统的学术价值信念，接受不断变革的信念系统，这是市场机制下大学重要的特征。
最后，克拉克还认为当今大学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这是一种拥护变革的工作文化，在大学转型过程中，它将引导其它要素的发展。
从以上克拉克的研究可以看到，当今大学日益具有市场中商业组织的特征。所以，克拉克本人用“企业化”一词来特指市场机制改革下大学整个系统的特性。而古尔德也看到了大学的这种发展趋势，并在其研究中更具体地指出大学企业化的形式包括：从商业界借鉴质量管理标准和策略；强调市场交易、可视性及公众形象的提升；关注教育的成本效益；与鼓励发展、收益相关的分权结构；劳动的再分配——从教授的终身制变成兼职或附属教职员；复杂多样的副产品、专利及服务的发展；模糊的卓越概念替代了清晰的教育界定；以及研究与企业界的合作等等；就美国的情况，高等教育的企业化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以及注重交换价值的知识发展上。[27]
当大学不断进入市场领域或者说市场中商业性组织的特征不断侵入大学这块领地时，当今大学无论从运行机制，还是大学内部活动的实质内容与组织结构特征，都像处于市场中的企业一样，需要在市场的竞争中求生存，需要不断回应市场的需要调整自身“产品”质量打造形象，需要借鉴企业的管理模式与策略考虑成本效益，追求卓越。至此，大学日益向类似于市场领域中的企业等组织方向发展，基本上是19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进路。
注释：
②本图意念受之于曾荣光教授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