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墓论文,香港论文,意义论文,发现论文,李郑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郑屋汉墓，是迄今为止香港地区发现的唯一的一座汉代墓葬，对于研究和认识香港地区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对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及其概况加以介绍，并同内地、尤其是广州汉墓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汉墓进行分析比较，进而对其科学意义略加阐述，将有益于对香港地区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一、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及其概况
李郑屋村位于九龙半岛南端九龙西北部的深水蔀（图一）。1955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在这里进行施工的建筑工人在夷平一座小山丘时，发现了一座砖筑的古代墓葬。随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F.S.Drake)带领香港大学的师生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和清理，有关测量人员进行了测量和绘图。发掘工作结束后，墓葬四周用钢筋混凝土进行加固，并在其一侧设立了陈列室，于1957年6月对公众开放，后于1969年移交香港博物美术馆管理。有关该墓的发掘情况，林仰山于50年代著有《初步工作报告》，但正式的发掘报告尚未面世；1970年，香港市政局出版了屈志仁(J.C.Y.Watt)撰写的《李郑屋汉墓》（以下简称《李郑屋》）的小册子，是目前所见介绍李郑屋汉墓的较为详尽的文献资料[1]。
图一 李郑屋汉墓地理位置示意图
李郑屋汉墓建造于一临海台地的边缘处，原邻近大海，但由于填海造田，现已距今海岸线远达数百米。台地高出海平面约22米，东北方与九龙山脉相连接。
墓葬为砖砌结构，由甬道、前室（前堂）、后室（棺室）和左右侧室组成，平面作“十”字形，墓向西南（图二）。总长约8.5、宽约10.2米。甬道位于前室之前，封门情况已因部分毁坏而不明。前室居中，平面作方形，圆锥形穹隆顶，用砖螺旋式叠砌而成，左、右、后分别连通左、右侧室和后室。左、右侧室和后室平面均呈长方形，弧形券顶，用砖沿左右两壁延伸内收叠涩而成。后室的后壁中部下方设一砖砌券顶长方形壁龛，龛底高度与墓室底相同，未铺砖。墓壁用砖横放平砌成双重壁；墓底用砖横放或竖放平铺；后室的铺底比前室高出三层砖，两侧室的铺底比前室高出两层砖。墓砖均为长方形，质地坚硬，呈红色或灰色，一般长40、宽20、厚5厘米。有的砖一端作半圆形凸起而另一端作半圆形凹入构成榫卯式结构，使用时前后砖块相互扣合。墓砖多为素面，有的在其侧边模印有几何花纹、简单的动物纹样及文字，或刻划有文字。花纹多为菱形纹、回形纹及轮形纹构成的几何形图案（图三），模印文字有“番禺大治历”、“大吉番禺”、“薛师”等，刻划文字见有“六十四”一例（图四）。
图二 李郑屋汉墓平、剖面图
图三 李郑屋汉墓墓砖拓本（约1/5） 1－9.模印几何花纹
图四 李郑屋汉墓墓砖上的文字拓本(2/5) 1、3、4.模印文字 2.刻划文字
该墓出土有铜器、陶器及陶模型明器等随葬品，现存58件。据称，出土遗物多发现于前室，但随葬品的摆放位置未见有详细的记述。随葬品中，铜器有镜、洗、铃、器柄各1件，碗和残铜器各2件，计8件，多已残破不全。陶器有罐3件，双耳罐12件，壶形罐（小口罐）、方格印纹硬陶罐、三足釜、鼎、壶、魁、温酒樽各1件，豆3件，卮2件，器盖14件，残陶器2件（其中1件或为簋）等，计43件。陶器胎质较坚硬，多呈红色或灰色，器表多饰一层青黄色釉或黄褐色釉，有的釉已剥落。器表装饰多较简单，器物的肩部或腹部常饰有弦纹，有2件陶罐饰有方格印纹，有的器盖上刻划有莲瓣纹（鳞纹）。保存多较完好（图五）。陶模型明器有屋、仓、井各2件和灶1件（灶上附有模型釜1件）等，计7件，除陶灶残破严重外均较完整；质地较软，烧制火候较低，呈红色或灰色（图六）。
图五 李郑屋汉墓出土陶器
1.温酒樽(FIG4:5) 2、17.Ⅲ式双耳罐(FIG3:6、FIG3:5) 3.三足釜(FIG3:10) 4.印纹硬陶罐(FIG3:1) 5.卮(FIG4:7) 6、12.罐(FIG3:4、FIG3:7) 7、11.Ⅱ式豆(FIG4:6、FIG4:4) 8.Ⅰ式豆(FIG4:3) 9.壶形罐(FIG3:9) 10.小釜(FIG3:8) 13.魁(FIG4:8) 14.鼎(FIG4:1)15.Ⅰ式双耳罐(FIG3:2) 16.Ⅱ式双耳罐(FIG3:3) 18.壶(FIG4:2)
图六 李郑屋汉墓出土陶模型明器
1.1号屋剖面图(FIG5:1) 2.2号屋(FIG5:2) 3.仓(FIG5:4) 4.井(FIG5:5)
根据墓葬的形制结构、出土遗物的特点及墓砖上的花纹和文字，《李郑屋》认为：“李郑屋古墓的年代大约是东汉中期，即公元第一世纪末至第二世纪中叶……。古墓出土的文物几十件，对我们了解汉代人民的生活起居有很大的帮助，……反映了汉代香港居民的生活片面，而这种生活是基本上‘汉化的’。广泛一点来说，李郑屋墓，和华南其他汉墓一样，都肯定了汉代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对香港古代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二、李郑屋汉墓同广州汉墓等的比较
汉代墓葬在香港地区仅见李郑屋一座，但在全国已有数以万计的发现。为了加深对李郑屋汉墓的认识，有必要将其放到汉代墓葬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尤其是同邻近地区的汉墓进行分析比较。
香港邻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发现有汉代墓葬，而东汉墓葬分布更为广泛，且往往都是墓群，如广州、东莞、番禺、增城金兰寺、佛山澜石、南海平洲、顺德、珠海市金鼎麒麟山、深圳南头红花园等地都发现有东汉墓[2]。这些东汉墓所反映出的埋葬制度和随葬器物，虽然仍保留有不少地域特点，但在总体上已同中原地区趋于一致，与九龙半岛南端的李郑屋汉墓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迄今为止，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现汉墓为数最多的当属广州一带，仅1953－1960年间就在市区及近郊发掘清理两汉墓葬409座，并出版有发掘报告《广州汉墓》一书[3]，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两汉墓葬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因此，这里将以广州汉墓为主，就李郑屋汉墓同珠江三角洲地区汉墓之间的联系和异同进行考察分析。
首先考察墓葬的形制和结构。广州地区的两汉墓葬在结构上经历了由竖穴木椁墓再到砖室墓的发展过程。砖室墓出现于东汉前期，流行于整个东汉时期，按其出现的早晚分为直券顶砖室墓、横直券顶砖室墓、穹隆顶合券顶砖室墓、双穹隆顶砖室墓等四种，即广州汉墓的Ⅳ、Ⅴ、Ⅵ、Ⅶ型。出现于东汉前期的Ⅳ型墓和出现于东汉后期的Ⅴ型墓中都有带甬道、分室、平面呈“十”字形的形制，但结构简单，且墓顶结构为券顶。广州汉墓中仅见于东汉后期的Ⅵ型墓，是一种穹隆顶与券顶相结合的砖室墓，甬道、侧室、后室及壁龛均作券顶，而前室下方上圆、顶部为凸起的圆锥形穹隆顶，并且不少墓在后室后壁下部设置壁龛。其中的第3式墓，前室两侧及后面各有一室，形成平面如“十”字形的均衡对称的布局，且规模较大，无论平面形制还是墓顶结构均与李郑屋汉墓相同（如M5075）。佛山澜石1号和3号东汉墓的平面形制[4]、深圳南头红花园4号东汉墓的墓室结构[5]以及顺德沙窝村5号东汉墓[6]也都与李郑屋汉墓相同。广州汉墓的Ⅵ型墓中，有5座墓的墓砖上有纪年题记，如建初元年（公元76年）、建初五年（公元80年）、永元九年（公元97年）、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等，分别属于其第1式（单棺室）和第2式（双棺室）。从广州汉墓墓葬形制的演变轨迹分析，李郑屋汉墓的形制和结构具有东汉后期的特点，其绝对年代或可定在公元2世纪中叶。另外，广州汉墓和李郑屋汉墓在墓砖的形制和大小、墓砖侧边模印花纹等方面，其风格也相近。但李郑屋汉墓中带有半圆形凹凸结构的墓砖在广州汉墓中未见，而李郑屋汉墓也未发现广州汉墓中使用的刀形砖和斧形砖，反映出各自的特点。
其次，分析比较随葬品的组合及器物的特征。李郑屋汉墓的随葬品包括铜器、陶器皿、陶模型明器等三类，都是以广州东汉墓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东汉墓的常见器物。就铜器而言，铜镜、铜碗、铜铃等在广州东汉墓中均有发现。其中，李郑屋汉墓的铜镜，宽缘，纽硕大，虽因残破而花纹难辨，但据其残存部分看，当属广州汉墓ⅩⅧ型铜镜中的连弧纹镜，如东汉后期的M5009:18（图七，1）；广州汉墓的Ⅰ型铜碗（M4013:丙1），侈口，深圆腹，平底略内凹（图七，2），与李郑屋汉墓的铜碗雷同。这种素面铜碗，还发现于南海县平洲马祠堂山1号东汉中晚期墓葬[7]。
图七 广州汉墓出土铜器（约2/5）
1.ⅩⅧ型连弧纹镜(M5009:18) 2.Ⅰ型碗（M4013:丙1）
李郑屋汉墓和广州东汉墓所出的陶器，在质地坚硬、多饰黄褐色釉等方面颇为相似。两者都可见到弦纹、模印小方格纹以及刻划的莲瓣纹（或称之为“鳞纹”）等，但从总体上看，李郑屋汉墓的陶器花纹装饰较为简单，未见广州汉墓陶器上常见的许多花纹。李郑屋汉墓的罐、双耳罐、三足釜和鼎、豆（盒）、壶、温酒樽、魁、卮等的陶器组合，也是广州东汉墓常见的组合形式，更是深圳南头红花园、佛山澜石、南海平洲马祠堂山、珠海金鼎麒麟山[8]、顺德等地东汉墓的常见之物，但广州等地东汉墓中常见的四耳罐、提筒、长颈瓶、盆、碗、案、灯、熏炉，以及陶器上的铺首衔环装饰等，在李郑屋汉墓中未曾见到。就陶器的形制特征看，广州汉墓的B类Ⅳ型2式罐(M5040:19)，广口，反折唇，腹部长圆，最大腹径偏上，器身上部模印小方格纹（图八，3），与李郑屋汉墓的罐(FIG3:1)相同；而罐、瓮类器的腹部饰以纤细小方格纹的作法，在广州地区是从西汉前期一直延续下来的。广州东汉墓的Ⅰ型双耳直身罐（如M4009:37、M5040:16），身如圆筒，小口，直唇，斜肩，平底，近肩部置双耳，带盖，盖顶有半环形纽，器身饰弦纹（图八，8、9），与李郑屋汉墓的Ⅱ式双耳罐(FIG3:3)相似。广州东汉墓中的Ⅵ型双耳罐(M4026:37)，圆肩，斜腹，平底，肩、腹部饰弦纹（图八，1），与李郑屋汉墓的Ⅲ式双耳罐(FIG3:5)相近。广州东汉墓常见的Ⅵ型2式壶，皿口、鼓腹、圈足、圈足上部有两个穿孔，其中的双耳者(M5060:13)与李郑屋汉墓的壶(FIG4:2)形制相若，只是盖与腹部均有刻划纹饰（图八，2）。李郑屋汉墓的鼎(FIG4:1)，子口，浅腹，三足略外撇，附耳作环形，与广州汉墓东汉后期的Ⅶ型鼎（如M5076:2；）风格相同，只是鼎盖差别较大且后者肩部饰刻划纹（图八，7）。李郑屋汉墓的三足釜(FIG3:10)，盘口，束颈，斜肩，垂腹，柱状足，长条形把手；温酒樽(FIG4:5)，直身，三蹲兽形足，平顶盖，盖顶有一纽和三乳状饰，盖面饰莲瓣纹；卮(FIG4:7)，筒形，三小足，把手略作曲尺形。它们分别与广州东汉墓的Ⅰ型1式三足釜、Ⅳ型2式温酒樽(M5045:3)、Ⅱ型3式卮（如M4009:11）等相近（图八，10、4）。李郑屋汉墓的魁(FIG4:8)，直腹，平底，矮圈足，把手自口沿处向外斜伸，与广州东汉后期Ⅱ型5式魁（如M5036:11）的器形和Ⅱ型2式魁（如M5045:23）的把手相似（图八，5、6）。
图八 广州汉墓出土陶器
1.Ⅵ型双耳罐(M4026:37) 2.Ⅵ型2式壶(M5060:13) 3.B类Ⅳ型2式罐(5040:19) 4.Ⅱ型3式卮(M4009:11) 5.Ⅱ型5式魁(M5036:11) 6.Ⅱ型2式魁(M5045:23) 7.Ⅶ型鼎(M5076:2) 8、9.Ⅰ型双耳直身罐(M4009:37、M5040:16) 10.Ⅳ型2式温酒樽(M5045:3)（3、7.约1/8，1、2、8－10.约1/6，4－6.约1/5）
李郑屋汉墓出土的陶模型明器，为屋、仓、灶、井的组合。在广州地区，作为模型明器的灶和井，早在西汉前期就已出现，但仅有个别的墓例；到了西汉中期，屋、仓、灶、井开始成组出现（如M2011、M2044－2046等）并逐渐流行起来；东汉时期更为普遍，各种模型明器的形制也发生了变化。就其形制来看，李郑屋汉墓的2件陶屋，形制相同，整体平面近方形，前面和左侧由两幢长方形房屋组合成曲尺形，后侧相对的两面用矮墙围绕起来成为后院（饲养畜禽的栏圈），上盖为“三脊四坡”式的瓦顶结构；屋内外有人物在活动，或屋内一妇人抱子、一人舂米，或室内一人持杵舂米、室外一人簸米；墙壁用线条刻划出仿木结构。其特点，与广州东汉墓常见的Ⅲ型陶屋（如M4011:5）相同（图九，1），与佛山澜石2号墓、南海平洲马祠堂山3号和4号东汉墓、以及顺德西淋山2号东汉后期墓出土的陶屋也相同。李郑屋汉墓的陶仓(FIG5:4)，平面作长方形，悬山式两面坡屋顶（前檐较长，后檐略短），屋顶正脊的两端翘起似鸱尾，方形门口，门口两边上下各有一圆孔，四壁用线条刻划出仿木结构，底部四角各有一孔，以纳支柱（支柱已腐朽无存）。其形制结构，同广州东汉墓中为数最多的Ⅰ型1式陶仓（如M5080:102）相近（图九，2）。李郑屋汉墓的陶灶因破碎形制不明，而广州东汉墓中未见与李郑屋汉墓筒形、无底之陶井相似者。
图九 广州汉墓出土陶模型明器
1.Ⅲ型屋(M4011:5) 2.Ⅰ型1式仓(M5080:102) （1.约1/5，2.约1/6）
李郑屋汉墓墓砖上的模印文字，饶宗颐先生有详尽的考释[9]。“薛师”二字为造砖工匠的题名；“大吉番禺”和“番禺大治历”所记为墓葬所在地的县名及吉祥语，“番禺大治历”意为“番禺大治”，说明汉时九龙一带地属番禺县。番禺县，秦统一岭南后所置[10]，意为“岭外蕃国蛮夷之地”，南海郡治所在，地当今广州市[11]。“番禺”之铭，在广州的考古发现中曾多次见到，如西村石头岗汉初墓的1件漆奁上有“蕃禺”两字烙印[12]；西汉南越王墓后藏室出土的铜鼎上屡见“蕃禺”、“蕃”等刻铭[13]；1955年发现的一座东汉墓中也曾见到模印的“番禺”砖文[14]等（蕃、番古代互通）。可见，李郑屋汉墓同广州汉墓之间的内在联系，当是两地在秦汉时同属番禺在物质文化上的反映。
上面的分析比较显示出，李郑屋汉墓同以广州汉墓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同期汉墓无论其墓葬形制结构还是出土的随葬品，都有着相当广泛的一致性，存在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这是事物的主流和主要方面。但同时，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广州等地东汉墓中许多常见的器物及器形和装饰手法等，在李郑屋汉墓中未见。这虽然与李郑屋汉墓仅为一座而资料有限不无关系，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各自的地域特点。
三、李郑屋汉墓发现的意义
李郑屋汉墓作为迄今为止香港地区仅见的一座汉代墓葬，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通过上述介绍和分析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填补了香港汉代考古的空白，充分显示出香港地区古代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考古发现表明，人类在香港的活动，至少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15]。但在50年代以前，香港的考古发现主要限于史前和先秦时期，汉代的文化遗物虽然不能说没有发现，但为数甚少，更没有见到汉代的文化堆积和遗址，而李郑屋汉墓出土了一组完整的汉代考古资料，把香港先秦及其以前和六朝及其以后的考古发现衔接起来[16]。这样，至少香港7000年以来人类活动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图景，由各时期的考古发现勾划出来了。
2.李郑屋汉墓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香港居民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情景，尤其是屋、仓、井、灶等陶模型明器，更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附有畜禽栏圈的曲尺形房屋，屋内的持杵舂米俑和簸米俑等，显示出当时小农经济的生产形态，暗示出这里虽地处海岛，但农耕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屋模型的结构及其上的刻划，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房屋建筑是以木柱构成支架，再用泥土或其他材料填充成墙壁，屋顶盖瓦。埋葬死者，用砖构筑结构复杂的墓室，用铜器和各种釉陶器随葬。如此种种，都反映出当时的香港具有同内地相当的文化发展水平。显而易见，那种把开埠以前的香港说成是荒芜人烟、或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的观点，显然违背了历史实际。
3.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对香港考古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香港地区的考古活动，始于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韩雷、肖思雅、戈斐侣、芬戴礼、安特生、陈公哲等人都在香港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发掘和勘察，尽管这一时期的考古水平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刚刚起步不久、仅有的一点考古工作因之而中断。1955年李郑屋汉墓发现后，引起了香港居民对文物考古的关注，香港大学考古队等民间考古团体因之而组成，并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中断达十数年之久的考古活动重又逐步开展起来[17]。因此可以说，李郑屋汉墓的发现，是香港考古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概言之，李郑屋汉墓及其发现，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向世人昭示，香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地区不仅在文化上同祖国大陆同为一体，而且至少从汉代起与珠江三角洲已是同一行政地域，香港居民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海岛上劳动生息的。在我国政府即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今天，就40多年前的这一考古发现重加介绍并进行说明，无论对于我们全面了解香港的古代文化和历史，还是认识香港考古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有益的。我们相信，今后香港考古将不断有新的进展。
注释：
[1]屈志仁著、香港博物馆编辑：《李郑屋汉墓》，香港市政局，1970年。本文所及有关李郑屋汉墓的资料，除注明者外均引自该书；该书为中英文版，本文所引以中文介绍为主，并参考了英文介绍；有关遗迹和遗物的尺寸多根据插图按比例算得；该墓的出土遗物未经统一编号，为便于分析比较，这里暂以该书中的器物图号作为其器物号。
[2]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33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本文所用广州汉墓的资料，除注明者外均引自该书，不再一一注出。
[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集9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5]广东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南头红花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
[6]广东省博物馆、顺德县博物馆：《广东顺德县汉墓的调查和清理》，《文物》1991年4期。
[7]广东省博物馆·曾广亿：《广东南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集89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8]珠海市博物馆等：《金鼎、唐家镇发现的汉代遗物》，见《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1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9]饶宗颐：《李郑屋村古墓砖文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上册，1969年。
[10]《汉书·地理志下》。
[11]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它》，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84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2]同[3]，175页。
[1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276、313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4]英豪：《1954年广州市文管会在配合基建工程中清理古墓一百五十余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
[15]邓聪：《从东亚考古学角度谈香港史前史的重建》，《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1日。
[16]香港古物古迹办理处编制：《香港文物》，香港政府印务局，1992年。
[17]白云翔：《香港考古工作简述》，《中国文物报》199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