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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仍要面对20世纪留下的社会主义历史命题，那就是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焦点在于我们不是按马克思所设想的由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步入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更深入地寻求答案。
回顾一下我国辉煌而又沧桑的发展史，是不无好处的。
我国本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后来由于长期不重视科技发展，又受“不患寡、只患不均”的传统小农意识的影响，整个民族在现代文明发展中落伍了，直至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民奋起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处在农业——工业化转变的初始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飞跃”。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国力有所增强，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从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长达20年的经济发展转折时期，由于我们党内“左”倾错误路线横行，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无视低水平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个国情，大搞“一大二公”，否定商品生产，批判“唯生产力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商品经济发展规律，使我国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把全党的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他同时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他又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16页。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社会主义内在要求提出“发展”问题。
邓小平同志洞察世界发展大趋势，认为发展是时代的挑战。自从苏东剧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与国之间军事实力的僵持让位于综合国力的竞争。就是说，当今时代的主题变了，和平与发展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迅速发展的现代经济出现了经济关系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的特点。世界经济舞台“多足鼎立”，五花八门的多国集团、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和集团不断发展，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政策国际化日益在世界经济活动区间起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及时地进行经济调整，发展中国家更是利用这天时地利人和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不失时机制定相应政策以加速发展。世界银行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表明，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已转移到亚洲，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对于处在这一区间的我国来说，不抓住这一区域产业结构改组升级的机遇大发展，将是大失良机。而且，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地区已在抓紧机会加速发展，其中不少国家与地区实际GDP增长一直保持强劲的势头。 在这种情况下不发展或低速发展，必然是不进则退。我们在60～70年代曾经失去过机会，失去了搭第三次科技革命顺风车的机会，这次是不能再蹈历史覆辙了。而且，在今天“社”“资”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中，资本主义仍然遥遥领先，占领着制高点。因此，邓小平指出发展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的问题，他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282页。）
再看一看我们的国情，将更感到形势紧迫。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底子薄，资源不足，科技发展滞后，至今我国生产力水平仍处世界落后之列。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居世界第一百位以后。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1.2 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相当美国的1／8，加拿大的1／17。 我们要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以上的人口， 而且我国人口与耕地逆向发展，人口还会增加，耕地还会减少。此外我国水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排在109位。 人均可利用的草原面积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0%，人均森林蓄积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显然，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低，加上由于科技落后，资源利用率低下及资金不足，面对迅速发展变化的现代经济，加快发展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就担心丧失时机，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才能对老百性有所交待，否则，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富裕了，一切问题才能都好办，从根本上说，手头上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可以处于主动的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邓小平把发展问题提到了政治的高度，提到了关系国家安定、政权巩固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一定程度反映在理论上的巨大阻力。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实质是把“拨”高了的生产关系“放”下来，与较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看起来，生产关系是“倒退”了。但是，由于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得更快，创造条件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下，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已“架构成型”，现在进行改革，进行这种革命的“倒退”，必然对计划经济下的某部分“泡沫”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冲击。于是，也必然出现一种反冲击的力量，表现为步“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后尘、离开国情而进行的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无休止的论争。当然，社会上是有一些人打着“改革”旗帜搞“倒台”真功夫的，是有人在混水摸鱼、暗渡陈仓要把中国拉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但是，中国国情已如此，要后退，没路！要前进，要发展就一定要改革。发展了，经济上去了，才有可能真正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此，邓小平同志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存在的种种困惑和疑虑，意识到中国人民如果不认识到必须把发展放到首位的重要性，不认识到发展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性的客观需要，就不可能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更不可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痛切地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1992年，邓小平同志不顾90 高龄到南方巡视。他从中国国情这个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他又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的具体化。
二、如何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
1.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史过程。社会制度的确立，归根到底由生产力水平决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史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任何社会都在发展，不发展社会就不复存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作为生产中的最活跃的因素，是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不断发展的。我们知道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时促进其发展，不适应时就成为桎梏阻碍其发展。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阻碍是相对的。即生产力在生产关系不适应其性质时，虽然会受其阻碍甚至受其破坏，但往往仍会有一定的发展。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不断累加发展的，从而不断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社会的发展，而表现为自然史的过程。为此，人们的一切活动，只要能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即为“顺其自然”，是为革命；反之，阻碍破坏生产力发展，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为反动。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因此，发展就是硬道理。
同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的确立，是受制于生产关系，而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暴力可以夺取政权，权力可以制定制度，但制度的最终确立，仍由生产力水平决定。
2.只有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才能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显然，这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过去我国按照苏联模式，按本本条条走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之路，实际上已走进了死胡同。邓小平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邓小平从批判“贫穷社会主义”入手，提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进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其二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反映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性；后者是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映社会发展特殊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就是从中国最基本国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应当明确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指一般事物的初始阶段，而是有其特定的科学含义：首先，初级阶段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其次，是特指生产力水平较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个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没有经过许多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已完成的工业化、经济商品化、社会化。虽然经过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近20年改革开放发展，但是我国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700多美元，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 倍，但国内生产总值却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涵义，明确这一历史阶段的长期性，一切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摸索前人未走过的发展道路，建立体现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经济体制。
中国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对我国国情最基本最本质的认识。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最基本特征，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各个具体领域实际状况和客观规律的共性，为中国社会主义本质提供了理论前提。而作为认识方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又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科学凭借，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有效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由于离开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情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抱着僵化模式不放，造成“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严重影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问题。从认识根源上排除“左”和“右”的种种干扰。邓小平同志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认清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国情，就为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目标、任务、动力、步骤等方面提供了基本依据。党的“十五大”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定相应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等。根据国情我国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的要求，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必然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
就像建立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样。发展自身不是目的。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前者是在社会形态运动规律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而后者是在社会主体价值目标上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69页。）”应该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 首先应表现在生产力水平上，也表现在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对抗性的矛盾，因而能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持续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来不断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财富属于人民，是全民共同致富；资本主义也讲发展，发展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比如在美国，占人口0.2%的富豪拥有美国60%的财产，占人口1.6%的百万富翁掌握着美国80%的股票。显然，“共同富裕”比之“贫富悬殊”是优越的。这是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局限原因所在。
在中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要持续不断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致富”，有一个必经的过程，那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竞争，让部分人靠劳动先富起来。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整体经济发展基础上，让人们共同致富。这条共同致富的发展之路，是商品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西方经济学家库兹尼茨的U 字型规律也谈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必然伴随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再不断缩小的过程。这是经济起飞阶段的内在要求。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随着人均产值水平的不断上升，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客观上是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必然的发展过程，也反映其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我们过去的失误很大程度是在生产力低水平基础上搞平均主义，没有把共同富裕建立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基础上，那么，社会主义只能是贫穷基础上的平均主义，那是共同贫穷。改革之前的30年间，我国工资制变动造成的城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0.16～ 0.2，为世界同类国家之最低水平，反映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严重性。提出宁愿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这是没有认识到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有人担心产生两极分化，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部分靠劳动守法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得益者，又是商品经济的推动者，他们走的是社会发展必由之路，他们代表了先进生产关系。当然，在社会上实际是存在一批靠权钱交换或其它不法行为生成的社会主义大蛀虫，这仍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尤其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4.不发展将挨打，被历史所抛弃
“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或发展慢了，将被历史抛弃，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与美国的GDP和人均GDP的动态比较中看到这点。如果我们以1997年的GDP为起点，假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 又假定我国发展速度为年增长率10%（已高估了，而且，中国能否维持近二十年中达到的生产力高速增长水平，还要看能否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取得决定性的突破等因素），美国为3%， 可以看到， 我国将需要34 年才能赶上美国GDP的水平；而要赶上美国人均GDP则需58年。我们中华民族要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必须按照发展规律， 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 为此， 在1996年至1997年“软着陆”成功后，在东南亚金融风暴迭起和我国特大洪灾的重重困难下，朱镕基总理仍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确保1998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只有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才可能解决确保人民币币值稳定和缓解就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并不等于“增长率是硬道理”，发展既要讲速度，又要讲效益。不能离开效益求发展。因为建立在快速资本积累之上的增长将有可能迅速导致收益递减。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表现出高投入低效率，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我国1953～1994年40年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1978年～1996年19年间，GDP增速有10年超过10%，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GNP 增长率＝资本产出率×资本投资率来测算，从1978年到1994年，中国和日本的投入产出比较中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内，日本GNP平均增长率为10%， 产出率为1，而资本投资率为0.125；我国GNP平均增长率为8.89%， 资本产出率平均为0.1409，投资率平均为0.631，就是说，我国不到9%的增长率（比日本低1个百分点），是靠远高于日本投资率5倍以上维持的。与此同时，我国产出率仅为日本的14%。很明显，高速低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高速低效这特点也反映在过度投入和无效供给上。 我国1953 ～1986年33年间，国民收入增长6.83倍，同期能源消耗增长14.1倍；而日本自80年代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4%，能源消耗量仅增长1.1%。1984年我国能源使用效率有所提高，但每千克能源产生的GDP 仅相当于同期泰国的1／5，美国的1／3，日本的1／9，印度的1／2，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与此同时，我国产品质量下降，无效供给情况亦相当严重。建国以来，清产核资报废价值为4亿元。1994年我国生产钢材8000 万吨，达到世界同类质量水平的仅有1100万吨，占14%。为此，有人说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两个选择：提高效率，或者死。这是不无道理的。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两大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一是市场机制。在我国，要提高经济效益，加速发展，除了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外，重要的是要走科教兴国之路。
三、要持续发展，必须走科教兴国之路
发展才是硬道理。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把经济搞上去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短期内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上升，能提高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在于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要持续发展，关键是要走科教兴国的道路。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这一论断， 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他又指出：“没有科技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3 页， 人民出版社1983年。）现代科技进步在生产力增长中的作用已远远超过其它要素，已日益成为第一位的增长因素，现在世界经济增长已有70～80%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我国仅维持在30～35%之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已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可能上升到90%以上。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带给我们机遇和挑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资源占有量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唯有利用后发优势，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受产业技术的经济生命周期和再开发周期的影响，中间有一个相对速度较慢的间歇期。在这间歇期内，先进国家出于利益的驱动往往要把资金和技术向后进国家扩散和转移，这就在客观上给后进国家从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带来了产业发展的机遇。发展中的国家往往可以利用这后发优势跳过技术发展某些进程、阶段，而直接采用先进技术，以较短时间加速发展，赶超发达的国家。
要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关键要有一大批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这就要求我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如果说，科技是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教育就是发展之源。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过，新经济是知识经济。我们迈向21世纪的知识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战略，而实现教育领先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目前，国际间激烈竞争表现为综合国力为基础的经济竞争，表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我们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增加教育在国民收入中的投入比例，而且，有必要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门重要产业来抓，要把教育办成超前的产业。只要真正重视科教在发展中的作用，真心实意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中华民族必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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