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龙王庙等水文化遗迹的保护传承
——以云南省为例*
江 燕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昆明，650034)
【摘 要】 水崇拜民间信仰，是云南水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龙王庙是官府祭祀及广大民众遇旱祈雨、久霖祷晴的地方，香火十分兴盛。本文拟从有关云南禹庙、龙王庙的史料文献入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寻找云南各府州县龙王庙变迁脉络，重现云南古代先民如何以龙王庙祠祀活动为主体，礼敬自然，保护生态的水历史文化观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价值观，为当今水文化遗迹保护传承提供史鉴。
【关键词】 禹庙 龙王庙 水文化遗迹 保护传承 云南省
1背景
巴黎时间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此事给国人的最大启示是：无形遗产属于全人类，谁重视谁优先。
古云“圣人治于世也，其枢在水”[1]。作为人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社会的生产之基、生活之要，水在改革发展、治国安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历代水患与人类文明的兴起、王朝命运发展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为巩固治水成果，夏朝时就将含水在内的“五行”，列为治国的根本大法，并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当前，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水危机挑战，水环境恶化给人们带来的切身痛处日益显现。云南是全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但前几年的持续干旱对全省人民生产生活的严重影响，至今记忆犹新。如何学习借鉴古代云南先民敬水护水的环保意识，挖掘利用云南水历史文化？形成良好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利用机制，既可继承和发扬古代先民的水智慧，为当前水资源保护做出贡献，更可依托传承数百年的龙王庙祠祀活动，探讨水对国家社会治理、人类精神活动、宗教习俗、文化传承的关系及其影响，结合时代需求，做好水文化遗迹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本文拟从有关云南禹庙、龙王庙的史料文献记载入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介绍，寻找云南各府州县龙王庙变迁历史脉络，重现云南先民如何以龙王庙祠祀活动为主体，礼敬自然，保护生态的水历史文化观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价值观，为当今水文化遗迹的保护传承提供史鉴。
2云南的“禹庙”
中国远古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治水13年，足迹遍布九洲，有关大禹的遗迹和纪念庙宇，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不仅分布广，而且数量多。据史料记载，禹庙兴起于秦汉，盛行于唐宋，普建于明清。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上会稽，祭大禹”[2]。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十二月立有《汉禹庙碑》，“字画浅细，故磨灭尤甚，其事迹岁月皆不可考。略见者云皮氏长安定苏，而名字亦不辨矣”[3]。唐宋时期，禹庙祭祀列入国家祀典，唐太宗贞元十二年(638年)春二月乙丑，“自新桥幸河北县，祀夏禹庙”[4]。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5]。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丙午，“诏吴越立禹庙于会稽”[6]。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秋七月丁酉，“龙门禹庙成，命侍臣阿合脱因代祀”[7]。将禹庙与尧、舜、汤、伏羲、女娲等庙并祀，“禹庙，在河中龙门，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命侍臣持香致敬，有祝文”[8]。明清时代，祀禹制度更加完备，祭禹大典最为隆重。从此各地禹庙随之增多，都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著名的历史古庙。大禹以其治理滔天洪水，划定九州国土的传世奇功赢得万民景仰，被人们奉为神灵，四时祭祀。其核心价值就是爱国主义，核心精神就是献身、负责、求实。
1995年4月20日，“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典礼”举行，标志着官方恢复了承传4000年之久的祭禹礼制。2006年5月，“大禹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每年谷雨的公祭大禹陵活动，成了中华儿女和八方来宾的共同节日。2018年至2019年，浙江先后发布《绍兴禹迹图》、《浙江禹迹图》，在大禹文化的研究、保护、传播、弘扬上作出重要的创新和示范。
大禹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日本的禹王信仰和禹王遗迹普查工作却不甘落后，做得可谓风生水起。据统计，日本现有大禹遗迹132处，还绘制有各地分布的大禹遗迹图，对大禹治水研究，可谓资料做得很深很细，涉及面又很广。同时成立“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利用“禹王峰会”召开，吸引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赴日考察交流。日本研究大禹治水及当代利用的集中体现，弘扬了大禹精神，拓展了多学科、跨区域合作，丰富了大禹文化的国际性内涵。历史经验和教训，再次提醒我们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注入现代元素，尽早成功实现现代转型，并得到国际认可，这对于中国开展水文化遗产遗迹保护有借鉴意义，不能总在失去时方知珍贵。
云南虽僻处边壤，但雄奇瑰丽的山川和富饶丰富的物产，赋予其敬畏天地之赐的感恩之心，对大禹治水之精神亦备至推崇。明新都杨慎谪居云南大理时，曾将南岳衡山《禹王碑》摹刻于大理弘圣寺，并作一古歌行，亲笔书写，他人摹刻为碑。故云南现存3块禹王残碑，皆系嘉靖十六年(1537年)杨慎摹刻。“禹王碑，一塔寺前，嘉靖间成都杨慎摹岣嵝碑刻之”[9]。
农民自主主要通过农村基础文化设施的投入，来实现党对文化的领导和宣传。韩国在振奋民族精神的新农村运动中，建设了村民会馆，体现国家意志和文化价值观。印度也在文化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专款，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我们可以参考这些成功经验，在农村文化建设持续的宣传和交流过程中，突出农民为本的思想，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充分把传统的“民安邦定”与现代的主体参与、主体自觉结合起来，实现党政领导和农民自主的有机统一。
云南民间则普遍设有海神祠、龙王庙、神泉庙，如澜沧江滨有“黑水神祠”，以有风涛覆溺之患，建祠以祀江神；大理有“洱水神祠”，以祷雨防旱。其中尤以龙王庙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统计，清末云南全省各地分布有各种龙王庙(祠、神)共160余尊。
云南有关禹王传说见于记载的还有：“风雨二碑，《昆明县志略》：在城西玉案山，每久雨则立风碑仆雨碑即晴，久旱则立雨碑仆风碑即雨，相传为大禹王所制。道光六年(1826年)粮储道春庆捐修石垣护之”[11]，“禹王庙，在副官村”[12]，“禹王宫，在蒙姑，清道光年间建”[13]，“虎跳滩，相传为夏禹王所凿，虽无可考，但因石鼓附近山顶螺壳堆中，曾发现一段朽木，中嵌尺余铁钉，时人皆断定其为古代船木，则夏禹或其部从治水之人尝度乘桴至此，亦未可知。此事系丽江周兰坪先生所谈。先生为滇西理学大家，平生未尝妄语者”[14]。
古往今来，云南在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地位。究其原因，就是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山川江河优势所决定。水崇拜民间信仰，是云南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敬水就要保护水环境，畏水则要通过宗教祭祀等途径来达到与自然的沟通。古代以农历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为“上巳”，旧俗以此日在水边洗濯污垢，祭祀祖先，叫作“祓禊”“修禊”。魏晋以后，上巳节固定在三月三日。云南嵩明民间将此节称之为三月头龙节，即农历三月第一个属龙的日子所举办的节日。
云南历史上为安放神祇，各地建有很多宗教性建筑，以供信徒膜拜，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据《云南金石目略初稿》[18]题录，可知楚雄黑盐井龙王祠原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提举王策撰，岁贡杨璿书《七局村龙神祠碑》拓片，惜未访得。今存有武康臣撰、施光灿书、道光十七年(1837年)立的《重修七局村龙神祠碑记》，是现存对云南龙王塑像描述较详细的碑文。该碑文记述楚雄黑井西北有七局山，山顶有龙潭，碧水一泓，灌田千顷，原建七局龙祠一所，内祀龙王，其形九首，或曰即所谓九头金介如意大自在龙王也。左女像，亦九首，或曰龙女也，右有神，青面赤目，或曰螚神也，兴云沛雨，泽被一方，相传为井主龙。始建于元代，旧有修建碑铭，历年既久，剥落摧残，道光十七年(1837年)，西江名进士邑侯刘石生倡修，经三月余而竣事，使龙之灵有以安其宅。
结合各项研究和本研究的结果证实，开展的针对炎症细胞因子的动态监测技术，可对早产儿出生后早期干预措施提供合理化建议，尤其在目前的研究实践和科学理论研究层面，为预防和早期治疗早产儿BPD提供合理化意见。BPD的发生与其炎性致病因子和抗炎性因子的局部调节功能和水平有一定关系，在目前的治疗和预防中，监测出生后的早产儿各项炎性细胞因子指标，对科学化预防早产儿BPD具有重要的临床监测指标意义。
(2)禹王碑残石(二)[10]：原立于大理市城邑乡龙凤村。已毁，存残石二块，在龙凤村龙王庙内。其一高51cm，宽58cm。其二高52cm，宽67cm，直行篆书，文8行，行3字。杨慎释文，明嘉靖间立。“(上阙)衡。宗疏事裒，劳馀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下阙)”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游湖南衡州时曾亲见禹碑：“崇祯十年(1637年)二月初一日……(石鼓)山在临蒸驿之后，武侯庙之东，湘江在其南，蒸江在其北，山由其间度脉，东突成峰。前为禹碑亭，大禹《七十二字碑》在焉。其刻较前所摹望日亭碑差古，而漶漫殊甚，字形与译文亦颇有异者”[15]。当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二十六日，徐霞客到达云南安宁曹溪寺时，曾有幸一睹杨慎所摹刻禹碑，“寺门东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觅圣泉，见殿东西各有巨碑，为杨太史升庵所著，乃拂碑读之，知寺中有优昙花树诸胜，因觅纸录碑，遂不及问水。……二十七日，晨起，寒甚。余先晚止录一碑，乃殿左者，录未竟，僧为具餐，乃饭而竟之。有寺中读书二生，以此碑不能句，来相问，余为解示”[16]。也是中原雅士与云南学子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
3云南的“龙王庙”
山有仙则名，水有龙则灵，历史上龙王庙都是官府祭祀及民众遇旱祈雨的地方，香火十分鼎盛。中国远古有禹王舍家治水，民间有龙王崇拜，他们都成为华夏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洪武元年(1368年)，令天下郡县置山川坛。三年(1370年)，革前代岳渎封号，惟以山川本名称其神。六年(1373年)，礼部议祭风云雷雨及境内山川城隍，共为一坛。春秋二仲上巳日祭，各郡县同。嘉靖九年(1530年)，奉制更神之序，曰云雨风雷”[17]。自此全国由礼部议祭风云雷雨及境内山川城隍，春秋二仲上巳日祭，各郡县同。各府州志所纂《祠祀志》皆设“云雨风雷山川坛”，记载地方官吏定期率绅众致祭之礼。朝廷最高统治者颁布命令，中央部门亲自管理，各级地方官吏依例遵循，从而形成一整套礼敬自然、尊崇山水的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一直沿袭至清末民初。
(3)禹王碑(三)[10]：原立于昆明安宁市温泉岩洞内。高192cm，宽125cm。正文部分，直行篆书，文77行，行11字；释文部分，直行楷书，文3行，行9-42字。杨慎释文，段世忠书。“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渚与(一行)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二行)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三行)。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四行)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馀(五行)伸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六行)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七行)。”
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过几轮的校园网建设，至今各个高校都通过有线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校园网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用户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加。伴随着数字化校园工程的推进，学校的传统互联网应用也逐渐向移动互联的方向靠拢。更多的用户希望在校园内，通过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各种无线上网工作，随时随地使用各种网络资源。因此，各个高校的校园网无线局域网建设方兴未艾，蓬勃发展，成为新一轮校园网建设的热点。
Real-time Q-PCR分析抗氧化酶基因表达：RNA的提取方法参照 Invitrogen生物公司提供的说明书，将冷冻样品至于液氮中，取0.1 g的粉末与1 mL Trizol试剂混合，提取总RNA。用Super Script TM Ш反转录试剂盒将RNA反转录成cDNA。以cDNA为模板进行RT-PCR的检测，采用96孔板点样，使用Light Cycler 480 Ⅱ仪器测定，用2-△△Ct法相对定量。利用Primer 5.0软件设计引物，以UBI-3作为内参基因，POD、CAT、APX为目的基因，由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成引物的合成。引物设计序列见表1。
对于像昆明母亲河滇池流域附近影响大、信众多的龙王庙，还曾多次受到朝廷敕封，“龙神祠，旧《云南通志》：在城西门内菜海子旁。雍正六年(1728年)，奉旨勅封‘福滇益农龙王’，内府造像辇送至滇，建祠以时致祭，月吉瞻礼”[19]。又，“龙王庙，《安宁州志》：旧在州治西，今移建于城东河岸，与盐井相向，雍正二年(1724年)，奉旨敕封‘灵源普泽龙王’，春秋致祭”[20]。又，“龙王庙，《云南府志》：在城北海门村牛舌洲上，明洪武末建，敕封‘总督惠济龙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总督范承勋、巡抚王继文捐修”[20]。又，“龙王庙，一在府城西南罗汉山下；一在府城东白龙潭；一在府城北黑龙潭；一在昆阳州北海门村牛舌洲上，明洪武末勅封‘惠济龙王’；一在嵩明州西十五里，嵩境田亩，全资各处龙泉灌溉，惟此龙泉利润更溥，明知州余化龙详请以季春辰日致祭，若知州弗与祭，辄多亢旸”[21]。又，“龙王庙，旧《云南通志》：在城西南十里，每岁季春辰日，有司致祭，郡有水旱必祷。《南宁县採访》：嘉庆二年(1797年)，黔苗不法，巡抚江蘭驻曲靖，时旱诣祠，祷祈雨降，是岁大熟，事闻，奉旨勅封‘巡抚龙王’”[22]等等。
经产蛋白酶活性筛选，共有7株菌有产蛋白酶能力，其中有2株乳酸菌，2株真菌，3株芽孢杆菌，分别编号为R1，R2，Z1，Z2，Y1，Y2，Y3；经产淀粉酶活性筛选，共有3株菌有产淀粉酶能力，且均为具有产蛋白酶能力的芽孢杆菌，即为Y1，Y2，Y3，详细结果见表1。
(1)禹王碑残石(一)[10]：原立于大理市弘圣寺。大理石质，高196cm，宽178cm。直行篆书，文9行，行9字。“承帝曰咨：翼辅佐卿。州(一行)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二行)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三行)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四行)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五行)，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六行)馀神禋。郁塞昏徙，南渎(七行)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八行)宁。窜舞永奔(九行)，(下阙)。”
旧方志考征文献，首及天文。天文又多述分野、祥异、气候。《春秋》有灾必书，盖示恐惧修省之深意。故后世史志，莫不有灾祥之纪。历史上，云南曲靖陆凉州曾多次遭遇大水，明清有史记载不下15次，甚至有因大水为害不得不迁城之举，“永乐四年丙戌(1406年)，大水由西北淹城，建城方经八年而水患屡侵，故议迁今城。永乐六年戊子(1408年)，迁城今址，以石递年修筑，经二十余年工始毕”[23]。
“风云雷雨山川坛”的设立及“龙王庙”的祭祀，无论是官方行为，还是民间意愿，其目的都是妥神安民，祈盼风调雨顺，更多的是警醒地方官吏内修，衡量其执政能力、环保意识和服务大局。云南历史上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大涝大旱之年，官吏甚至带头赤足前往，或跪地而行，或禁食多日，以示祈祷虔诚，留下大量祈雨告文，如明杨士云撰《祷雨文》，明云南巡抚顾应祥撰《告海口龙王祠文》，沈懋价《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东山箐殊夷龙王》、《菖蒲潭龙王》，清朱若功《太华山龙王庙祈雨题匾》，清王昶《祭山川风雨神文》，甚至一人多篇，如清周钺先后撰《祭赤龙溪文》、《祷雨告龙王文》、《又祷雨告龙王文》、《告赤龙溪文》、《又告赤龙溪文》、《祭境内山川龙王之神》、《再祷雨》、《又再祷雨》、《谢雨文》、《求晴文》等篇。明清云南地方要员关于雨水丰沛、瑞雪兆年的奏折，更是多达百余篇。
客家文学和民俗文化是中原人南迁过程中结合赣、闽、粤三地不同地域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而形成发展的，体现出独特的内容、形式和精神特征，对它的研究既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引入教学中也可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和发展史，弘扬族群意识和民族精神。
遍布云南城乡村寨的“龙王庙”祠祀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亦不一。“楚郡城内外，有龙神祠三，皆列祀典”[24]。“龙王庙，在府城西南罗汉山下，其神曰灵伏仇夷滇河圣帝，其在各州县者甚多，唯呈贡黑、白二龙祠最称灵应，每三月上辰日，有司致祭”[25]。“龙王庙有二：一在府治西五里即西龙潭，一在府治西北十里即北龙潭。永乐十一年(1413年)土知府高兴重建，郡人凡有旱涝，必往祷焉”[26]。海口龙王庙，在滇池西海口，主祀水神，始创年月不详，弘治十六年(1503年)巡抚右副都御史陈金重修[27]。崇祯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游经此地，记曰：“戊寅十月二十五日……峙其上者，为龙王堂(今已不存)。……堂当川流之中，东临海面，时有赛神者浮舟而至，而中无庙祝。后有重楼，则阮祥吾所构也。庙中碑颇多，皆(成)化、(弘)治以后，抚按相度水利，开浚海口免于泛滥，以成濒海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为首务云”[16]。
云南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原著少数民族藏族、纳西族、哈尼族、傣族、布朗族、基诺族、佤族等流传下来大量关于水的传说、宗教信仰和对水的祭祀仪式，有供奉原始宗教的山神、水神(龙王)、风电雷雨神，又有江河、湖泊、龙潭等，有的设庙祭祀，有的立碑警世。西双版纳一带有井塔，即在水井上建塔形小屋以保护水源，“普济众生”。巍山县有《巍宝朝阳洞玄极宫新置常住水磨碑记》，称“永支水磨，为香灯之举”，水资源的循环管理，成为当地佛僧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源于少数民族语言保留下来的水名、风俗习惯、祭祀活动、约信盟誓等，也丰富了云南水文化内涵，“托诺河，在城西南二百五十里，下流入府境，夷谓松曰托，沙石曰诺，以河畔有松树、沙石，故名”[28]。
敬畏山水的自然生态观，丰富了云南各民族宗教文化，形成了多元多层次的云南宗教文化特色。尤其元明清时期，随着大量内地移民的迁入，汉传佛教、儒道释家文化也随之融入到云南各民族地区，与云南原始宗教和地方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独具云南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宗教文化特色，对当地生产生活和文化教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各民族间的互相尊重，又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宗教和谐，如禄丰黑井镇三道河上村有《永警于斯碑》，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村民文杨芳自立，检讨误将“豚菜”拿到“阖村吃水沟内泡洗”，有违当地回民风俗，被罚银叁拾两，并“垂石以警”。
4结语
综上所述，为使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彰显其生命力，尊重水历史和水文化遗产，发挥它们在当代水管理、水环境建设和水教育中的积极引导功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建议尽快完善龙王庙等水文化遗迹的摸底调查、建档立卡。有条件的地方恢复“龙王庙”祭祀等民俗民间文化节日，增强各级政府及当地民众的生态环境保护观。通过对以“龙王庙”为代表的水历史遗迹的普查、登记、整理、研究、宣传，丰富主题公园建设，修建水文化保护遗址，开展保护环境、节约用水等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民间文化活动，唤醒深藏在广大人民群众心底的乡愁情结，掀起一场爱国爱乡的文化遗迹保护和启迪民智的宣传教育热潮。进一步拓展水历史文明的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容，提升文化自信，推进云南多民族和谐的文化繁荣兴盛，更好地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促进公民素质和社会主义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参考文献
〔1〕出自《管子·水地》：“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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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阮 元，等修，王 崧，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九十一《祠祀志二之一·俗祀一·云南府》昆明县.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第5页.
〔12〕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九十二《祠祀志二之二·俗祀二·昭通府》永善县，第18页.
〔13〕〔民国〕陆崇仁修，汤 祚等纂，康承瀛点校.民国《巧家县志稿》卷二《舆地·坛庙》《昭通旧志汇编》第二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6页.
〔14〕〔民国〕段绶滋.民国《中甸县志稿》卷末《名胜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83》.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9年据民国二十八年稿本之钞本影印，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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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明〕徐弘祖，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856、844-845页.
〔17〕〔明〕刘文征，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卷十六《祠祀志·祀典·云南府》[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543.
〔18〕〔民国〕李根源编，李希泌校.《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卷三.1935年苏州葑门曲石精庐铅印本，第10页.
〔19〕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八十八《祠祀志一之一·典祀一·云南府》昆明县，第7页.
〔20〕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八十八《祠祀志一之一·典祀一·云南府》安宁州，第33、35页.
〔21〕〔清〕鄂尔泰修，靖道谟纂.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云南府·群祀》.清乾隆元年(1737年)刻本，第4页.
〔22〕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八十九《祠祀志一之二·典祀二·曲靖府》南宁县，第36页.
〔23〕〔清〕沈生遴，陆良县地方志办公室据乾隆十七年(1752年)石印本校注.乾隆《陆凉州志》卷五《杂志·祲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313.
〔24〕陈璜纂.嘉庆《楚雄县志》卷九《艺文志中·古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59》据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刻本影印，第21页.
〔25〕天启《滇志》卷十六《祠祀志·群祀·云南府》，第549页.
〔26〕正德《云南志》卷十《鹤庆军民府·祠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据明正德刻本影印，第9页.
〔27〕参见正德《云南志》卷二《云南府·祠庙》，第22页.
〔28〕参见雍正《云南通志》卷三《山川·昭通府·镇雄州》，第35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以前云南水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批准号13BTQ041)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K207∶K0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1809(2019)05-01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