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与“换血”——两代移民作家对生存困境的不同想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代论文,困境论文,移民论文,想像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移民在异乡的生存困境是60年代以台湾移民作家为代表的美国华文文学与90年代以大陆移民作家为代表的新移民文学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题材，但在这一文学想像中，两者却呈现出不同的意象标记。面对生存压力，作家笔下都不可避免对移民现实生活的“苦”有所表现，然而前者对苦的理解更着重于形而上的层面，后者则聚焦于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层面的窘困。在生活重压之下，前者笔下的主人公通常选择自杀来脱离世界，而后者笔下的主人公则采取换血或整容的生存策略在异乡立足。本文将对相关文本展开细致阅读，深究这两种生存哲学背后蕴含的文化意味。
一、自杀／死亡：从困境中解脱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牟天磊回想在美国的十年，只用了“那是一种说不出的苦”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但内中却蕴含了十分无奈和痛苦的过程，他是能够忍受下来最终回乡的勇敢者。相比之下，《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在苦读六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二天，却投身于芝加哥密歇根湖；《谪仙记》中的李彤已在美国工作落户，却将一缕孤魂抛在威尼斯；《在乐园外》的陈甡也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走上自杀之路；刘大任的《长廊三号》以悲惨的结局宣告异乡的死亡。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解脱还是逃避？为何选择客死异乡而不是归国？
《谪仙记》可以看作是这一系列作品的背景注解。李彤和张嘉行、黄慧芬等是在1946年来美国留学的，当时这群贵族小姐还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与资助，毫不费力地在美国校园内当红一时。谁也不曾料到时局变化带来的劫难，国内战争开始，他们的父母们赶往台湾，在逃难途中李彤的双亲失事而亡。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也是极具暗示性的事件。在这突发事件中，李彤不仅失去了亲人、家庭，更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父母亲从大陆逃出，还未到达台湾，中途在水中遇难，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隐喻。抛弃旧家，新园尚未到达，如同犹太人一夜之间失去家国一样，李彤的悲伤并不亚于此。大病一场之后，李彤成为放浪形骸的流亡人，我行我素，四处挥霍。因为她没有任何来自家乡的眷恋，更没有新的家园可以维护。白先勇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分析李彤变化的原因，只是客观地将她的情况通过各种不同途径加以表达，然而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家可归者的悲哀。
美国学者黄秀玲在她的论文《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中认为李彤单身不嫁，是要保持其中国属性，表现对中国精神的坚守①，因为四个人中唯有她被称作“中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洋化的女子身上独独寄托了中国精神，我觉得有点矛盾，我认为白先勇之所以用“中国”来代称李彤，恰恰是因为李彤被遗弃、被放逐的飘零命运象征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正如白先勇在《忆崎岖的文学之路》一文中所说：“我们都是战后成长的一代，面临着一个大乱之后曙光未明充满了变数的新世界。……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退出大陆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事实上我们父兄辈在大陆建立的那个旧世界早已瓦解崩溃了，我们跟那个早已消失只存在于记忆与传说中的旧世界已经无法认同……。”②到了美国，在异文化环境中，他更感觉到自己这代人失根的焦虑，“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③。面对这样的困境，看似洋化张狂的李彤内心却无所依靠，无论是中国人包括大陆（周大庆）和香港人（邓茂昌）还是美国人，她都不想托付终身，最终选择魂飘异地。最令人费解的是她的自杀方式，在威尼斯投水而亡，以此来追寻那在水中逝去的亲人和家庭吗？
在《谪仙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中国人最终走上自我毁灭／自我寻找的路途，而在《芝加哥之死》、《在乐园外》、《长廊三号》、《想飞》等小说中，这种自我抑郁的精神状态更为突出，我们也更清晰地感觉到痛苦不仅因为离家去国，更来源于对生存荒谬状态的清醒意识。离家去国是一种痛苦的剥离状态，从原先的文化土壤中拔根而起，来到新地，因为水土不服导致了诸种成长或融入的障碍。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吴汉魂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蜗居地下室，成堆地阅读西方文学经典，然而外面的世界早已和经典脱节，充斥的是肉欲和金钱的荒原。当获得博士学位后，吴汉魂迷茫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又是什么？
白先勇的作品从历史变动和文化冲突双重困境中突出人物的孤绝状态，丛甦和刘大任的作品则更浓烈地表达生存的压迫及人的反抗。《在乐园外》的篇名已经很清楚地交代了文章的内容，乐园没有了，人流浪在乐园之外，孤绝者的唯一出路便是死亡。“在陈甡的遗物中，在一本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里，夹着一寸细长的小纸条儿，写着：‘不必追究原因。我死是为不为什么。’西西弗斯神话的第一页上，加缪写着‘我看见人们死是因为生命不值得活下去……’，稍后又说：‘在某种程度下，自杀是对荒谬意识的解决之一途。’”④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用主人公的死作了一个存在主义论者的个案阐释，加缪所提示的自杀对陈甡而言深有同感，一个辛苦获得硕士学位的人，还要做餐馆的头号碟工，生命不值得活下去。《想飞》中沈聪负笈来美，在异乡感到迷失，精神沉沦到极点，又遭到黑人同性恋者的奸污，流亡便成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流亡，因而也具有了更深层的悲剧意义。当他想像自己成为一只纸鹞飞向天空时，他获得了绝对的自由。而《长廊三号》中的画家俊彦由于失恋来到国外，四处流浪，最终沉溺于幻想世界中，将蟑螂巨大的生殖器作为自己绘画的主题。死亡是最好的解脱方式，跳楼自杀的俊彦终于在幻想世界找到了男性尊严。
死亡不仅因为无所归依，更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格格不入的困境。在台湾旅美作家的笔下，人生凄苦，悲剧意味十分突出。作者对这些人物充满同情，因为他们的身上融入了作者自身的经历和文化困境，甚至他们的死亡也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内在的欲望。生存的困境转化为作者对历史、人生乃至文化的深层思考，这就使得6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呈现出深邃的内涵品质。
二、“换血”／“整容”：忍耐的生存法则
严歌苓在她的散文中这样形容她的移民生涯，“呆下来，活下去”⑤，这种生存态度中带有屈辱的顽强，也带有微弱的嘲讽，但这六个字却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新时期华人移民的生存态度。在新移民文学中，主人公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现状的信念十分强烈，他们大都能直面贫困劳苦的现实，抱着强烈的愿望扎根异乡，文化乡愁和留居美国互不干扰。为了尽快实现自我价值有些还不得不采取诸如“换血”、“整形”等改变自我形象或血统的方式来获得进入西方社会的捷径。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的女主角伍珍，为达到居留美国的目的采取了对身体进行改变的生存策略。她历尽艰险来到美国，为了能在美国立足，获得绿卡，伍珍想方设法地在白人中寻找联姻对象，但都以失败告终。百般无奈之下，伍珍看到一则整形广告，面对自己从娘胎里带来的单眼皮和不明显的鼻梁，加上逐渐衰老的容颜，伍珍倾囊整容。“手术后的伍珍真说得上面目全非。美容师不仅把她的双眼周围的皮全伸平拉直了，单眼皮一跃为四眼皮，而且在她鼻子上端的梁骨与皮之间嵌进了一块垫片。”“崭新的一页被掀开了，伍珍在一个清晨醒来突然在镜里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美丽形象”⑥。改变自身形象也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这次“脸部革命”令伍珍对未来充满信心，她现在是一个白人眼中的美女了。整容后的伍珍也确实找到了出路，成了华人老板约翰王的情人，并获得帮她办成绿卡的承诺。尽管伍珍最终没有如愿嫁给约翰王，却在闹分手的过程中得到了补偿，并以此作资本进军商界。
《血液的行为》中李雄的爷爷因为是地主出身，在文革中挨批斗导致精神错乱，平反后还一直想将自己的血换成贫农的血。出国后，李雄想尽办法挣钱，几次投资行为都失败了。在爷爷换血理念的启发下，李雄想到以可口可乐换掉自己身上的中国血，从此便可在生意场上一马平川，“可口可乐，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在我血管中一旦流动起来，什么样的生意我不能做成呢？我不再讲义气和太重感情，我将一帆风顺地把生意做起来！”⑦可口可乐征服世界的辉煌前程令李雄产生了膜拜心理，将血换成可口可乐也意味着对这种商业理念的接受，放弃中国血液带来的义气、感情等因素，也即李雄对自身文化特性的弃置。李雄果然在“换血”之后成为暴富的生意人。这部科幻性的小说实际上具有强烈的荒诞性。“换血”理念本身便是来自爷爷在荒诞年代中遭受精神压抑后产生的虚幻想法，到了美国，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中心，一个中国人却通过以可口可乐换血的行为获得成功。这种理念凸现了生存现实的残酷性。
“纽约在世界的心脏里洗血／把血洗成流向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李雄的这两句诗似乎成了对纽约这个金钱世界的最佳讽刺。作为在美国生存的华人，李雄实现了美国梦，但是这种代价是以失去与身俱来的宝贵的血液为代价，失去血液的人，也失去了情感，失去了对人生的各种思考。“换血”对李雄而言是一种主动向西方的投降，而纽约却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对世界各地的人强行“换血”。作者在这部小说里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移民为生存而刻意伤害自身的行为，而是通过这种行为本身，揭示出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强势对其他弱势群体的侵吞。严力以“换血”的荒诞故事揭秘了全球化时代残酷的生存哲学。
在诸如换血与整容的文本叙述中，作者的态度极为明显——自嘲与讽刺。虽然这些主人公都成功了，从经济上而言，他们是美国梦的实现者，是每个移民崇尚的成功人士。然而，作者作为新移民中的一员，对此却充满了鄙夷和嘲弄，似乎自己是置身事外一般。实际上，这也暗示了作者内心的不安和两难。一方面他们为这种放弃自身文化特征的背叛行为感到自责和出自道德上的批判，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因为自身有过类似的经历而难以彻底地站在批判的角度，所以唯有采取自我解嘲的方式或口吻来叙说这种心境。
三、坚守自我与改变自我
同样是对生存困境的文学想像，在60年代的美华作家笔下，诸多主人公通过自杀寻求解脱，而新移民文学中大部分主人公以改变自我的方式实现居留。前者是一种自我毁灭，也可理解成对自我的坚守，因为不愿意被改变，所以用死亡反抗。后者的改变则意味着从形体向内在的转变，这是一种趋利型的生存法则，暗示着对自我的放弃和坚守，而这种忍耐的痛苦却形同煎熬。之所以出现如此相异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作家生活背景所致；出国留学／移民的不同动机；作家道德因素的影响。
白先勇等台湾旅美作家群在战后台湾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他们影响颇深，存在主义文学尤其影响了这代人对死亡的态度。60年代初，白先勇等人都由衷认同和痴迷于存在主义文化思潮和文学精神，并保持了持久兴趣。当《现代文学》第二期发表刘大任的《大落袋》时，主办者白先勇和同仁因为“台湾有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小说而振奋不已”[8]。在《人的变奏》、《流浪的中国人》等文中，白先勇多次谈到存在主义对他以及他同代人的影响。总括而言，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存在主义哲学中虚无的反抗精神的赞同和对存在主义文学中悲剧精神的共鸣。而当他们到了异域，面对直接的生存压迫时，才更切身体会到卡夫卡文学中人的悲剧命运，也更感觉到自己这代人已深深陷入失去存在根基的焦虑中。“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开始了“自我的发现与追寻”⑨。可以说，台湾旅美作家在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下表现出对死亡主题的热衷，而美国生活中，寻求精神归宿的理想与劳力逼迫的现实更促使他们叩问生命的价值，思考死亡对自身存在的意义。
台湾旅美作家群的留学／移民动机虽然也脱离不了对西方现代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的向往这一程式，而在文学表达中，往往会被集中表述为追求西方文化而出国留学。如吴汉魂、陈甡、俊彦等人都分别在文学、哲学或者绘画等艺术领域学习，他们留学是为了能在西方学习先进文化，但现实却是文学艺术的贬值，必须依靠出卖劳力维持高雅的学习。吴汉魂在地下室勤恳苦读，俊彦在小画室幻觉绘画，然而在面对现实中的芝加哥时，却无法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理想的幻灭，现实的挤压，成为这些主人公以自杀寻求自我解放的原因，而自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台湾旅美作家内心的一种欲望冲动。
而大陆新移民作家经历过文革动乱，早已亲身体会了理想破灭带来的打击，改革开放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逃离伤心地的机会。大陆新移民作家也有文化寻找的动机，但大多数抱有一种走向自由、平等、富裕新世界的渴望。出国后，他们也会遭遇身份落差带来的痛苦，但是很快便能适应这种改变。他们认识到打工聚财的方式才是证明自身存在的最佳途径，正如许多留学生所言，只有点钱的时候，他（她）才会觉得受点苦还值得⑩。可以说这些新移民大都为西方丰富的物质世界而吸引，另外也出于对内乱的恐惧，因此他们极力寻求在国外居留，不愿回国受制于各种体制的管辖。新移民将出国称作洋插队，即使再艰苦都能以上山下乡作为比较对象，所以在很多反映留学／移民生活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大量知识分子打工乐此不疲的题材(11)。伍珍的经历是较为典型的。
如果说死亡是面对生活的一种极端态度，而忍耐则是更大多数人采取的方式，因此，两代移民作家在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存哲学是互补的。前者在死亡的想像中获得道德上的解脱，以表明自己对现实的对抗；而后者却直面现实，改变自我甚至不惜屈辱地忍耐以维持现实生存。当然，死亡不过是一种理想式的寄托，台湾旅美作家试图通过自杀缓解实际生活中已经改变自我的生存方式所带来的道德谴责。在文化与现实的冲击中，人不可能坚守自我，应该说大部分台湾旅美作家对生存困境的思考中断于自杀，这样他们不用再考量如果不死如何生存的难题。而大陆新移民作家无疑是接续了这一话题，更勇敢、直接地面对生存状况，表现移民生涯中不得不进行自我改变的复杂心态。
在自我坚守和自我改变的生存选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代作家文化选择的不同倾向。台湾旅美作家在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之后，对自身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们更有一种在海外承担传播延续自身文化的使命感。因而，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会出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矛盾，他们以中国人自居，无论从身份、心理上都会倾向于中国，在文化上也有一种坚守的意愿，不愿被同化。而经历过文化中断的新移民作家在面对西方文化时，表现出全身投入的热情，因为自身的文化传承在文革中遭到破坏。而发达、强大的西方无形中成为改革开放后新中国追求的现代化目标。这一民族想像当然也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无不将融入西方世界作为移民后的目标，因此改变甚至放弃中国文化及中国身份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换血”等文本中就已经揭示了全球经济或文化的强势影响。
注释：
①黄秀玲：《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四海》1986年总第6期。
②转引自郑文辉、陈若颖：《白先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③白先勇：《蓦然回首》，《白先勇文集》（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④丛甦：《在乐园外》，选自《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港台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151页。
⑤严歌苓：《呆下来，活下去》，《北京文学》2002年11期，第55-56页。
⑥查建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留美故事》，〔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9-70页。
⑦严力：《血液的行为》，《母语的遭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⑧白先勇：《第六只手指》，〔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
⑨白先勇：《蓦然回首》，〔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77-78页。
⑩钱宁：《留学美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五章。
(11)如阿苍《荷里活第8号汽车旅馆》、王周生《陪读夫人》、常罡《诗人的白衬衫》、卢新华《细节》等作品里都有艰辛打工生涯的细致描述，尤其主人公的身份在国内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