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否定的角度看孔子的“仁”规定_孔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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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627(2011)04-0010-05

孔子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公认的文化泰斗和中华文化的象征。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整理“六经”,使大量珍贵的上古文化得以保存和流传。孔子普及教育,他开创了私家教育,使教书成为一门职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孔子培养了大批弟子,他带领他们周游列国,开创了游说诸侯的风气,这种行为最终导致了一个以出仕做官为职业的士大夫阶层的出现,加速了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官僚政治的形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大职业——教书和从政,都是孔子开创的。然而,这些都还不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思想,而构成孔子思想内容的主体的就是仁学。

孔子对仁的内涵和意义做了很多规定,这些规定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肯定的方面对仁进行规定,即正面论述什么是仁;一种是从否定的方面对仁进行规定,即通过“不仁”和“鲜矣仁”来彰显什么是仁。

对仁的内涵和意义进行正面的论述和规定,是孔子仁学的主体内容,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孔子仁学的研究,绝大多数都以此为研究对象。然而,孔子是如何从否定的方面展现仁的内涵和意义的呢?可以说,至今仍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未见有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孔子对“仁”的正面规定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还须首先简要梳理一下孔子是如何对仁的思想内涵进行正面论述的。

应该说,孔子对仁的所有论述,都可以看成是对仁的含义的正面规定,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如下几项最重要的内容。

1.“爱人”——仁的本质规定

《论语》中仁字出现了一百多次,主要是回答弟子们对仁的提问。针对不同的提问者的具体情况,孔子对仁虽然有不同的解答,但中心思想只有一点,那就是“爱人”,这是孔子对仁的最基本的规定,也是仁最核心的意涵。这一意涵在《论语》中最典型、最明确的表述,就是《颜渊》篇中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则把孔子的这一思想更加明确地表述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

“仁者爱人”的命题,是一个普适性的伦理原则,是要爱一切人,而不是只爱某些人,所以孔子又把它表述为“泛爱众”(《论语·学而》)。它肯定并宣扬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把这种普遍的爱心作为维系人与人关系的纽带。正因为仁具有普遍性,所以在今天看来才有普遍的价值,才受到世界范围的重视。

2.“亲亲”——仁的出发点

孔子认为,虽然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但这个爱心必须从自己的亲人那里开始,首先满足亲情的需要,所以他说:“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爱”要从自己的亲人开始,这又叫作“亲亲”。在孔子的仁学中,“亲亲”是一个首要的原则,所以他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这就是说,虽然是对所有的人都要以爱心相待,但必须把“亲亲”放在最重要、最优先的地位,这是仁的起点,也是做人的起点。

孔子把“亲亲”、“爱亲”作为实行仁的出发点,使仁植根于人人都离不开的血缘亲情,可谓顺遂人的天然情感,入情入理,平实易行。以“亲亲”言仁,也使人感到仁并非高不可攀和遥不可及,而是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人人皆可实行。这也是儒家仁学能够历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爱有差等”——仁的一个重要原则

仁虽然是一种最普遍的人类之爱,但并不是说要对所有的人都不加区别地给以同等程度的爱,这就是对于儒学极为重要的“爱有差等”的原则。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作出“爱有差等”的概括,但他具有这样的思想却是非常明确的。“爱有差等”的原则是说,虽然是对所有的人都要以爱心相待,但还是要有主次、先后、轻重、厚薄。一般来说,血缘关系越近,“亲”和“爱”的程度就越强;反之,血缘关系越远,“亲”和“爱”的程度就越弱。“爱有差等”,对于人类来说,是必须如此且只能如此的,如此则合于人之天然情感,不如此则必然违背人之常情。

关键的问题是,仁爱尽管是有差等的,但是却可以扩大到普通人,使每个人都得到爱;仁爱虽然是从亲人开始的,但又可以施及众人。在孔子的仁学中,“爱亲”和“爱众”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一个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在仁的阳光之普照下,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份爱,因而儒家的仁学是博大的而不是狭隘的,是无私的而不是自私的。仁既亲切平实,众人皆可实行,又深广高远,终身追求却又永无止境。这正是仁学的博大深奥之所在。

二、“不仁”与“鲜矣仁”

仁的精义不仅可以从正面的规定性上来理解,还可以从否定的方面来彰显。实际上,为了昭示仁的丰富意涵,指导人们“为仁”、“求仁”,孔子不仅从正面阐述了什么是仁,还从否定的方面对仁作出了若干规定。

仁的否定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就是“不仁”。一般来说,凡是违背仁的精神和原则的思想和行为,都可以归之为“不仁”。比如,不能够“爱人”、“泛爱众”,即是“不仁”;违背了“亲亲”的原则,即是“不仁”;违背了“爱有差等”的原则,即是“不仁”;视听言动违礼,即是不仁,等等。然而,仅仅这样理解仁的否定方面,还不足以看出其思想意义,对于人们理解仁、实行仁并没有提供多少帮助。仁的否定方面,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借用孔子的表述,那就是“鲜矣仁”。“鲜矣仁”并不是指违背仁的精神和原则,而是指不符合仁的精神实质、尚达不到仁的标准的思想和行为。从“鲜矣仁”的角度考察孔子对仁的规定,对于理解仁的思想内涵很有意义,对于指导人们“为仁”、“求仁”很有帮助。下面拟从“鲜矣仁”的角度对仁的否定方面进行初步的讨论,这里举其三端。

1.仁不含任何功利的目的

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仁者”和“知(智)者”虽然都为孔子所多次称道,但在对待仁的态度上却显现出区别和差距,那就是是否带有功利性的目的。程伊川解释说:“知者以仁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为之之类,皆是以为利也。知者知仁为美,择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六)朱熹解释说:“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带之忘腰,屦之忘足。利仁者是见仁为一物,就之则利,去之则害。”(《朱子语类》卷二十六)程树德亦曰:“无所为而为之谓之安仁,若有所为而为之,是利之也。故只可谓之智,而不可谓之仁。”① 这些虽然都是后儒的解释,但显然是符合孔子思想之本义的。可见,认识到仁对自己有利而行之,是有所图,是经过了利与不利的考量之后的取舍,是在利用仁,这只能算是知(智),却够不上仁的标准。只有排除了任何预设的功利和目的,使仁成为自己的本性而无心地自然流露,心中“忘仁”、“不知有仁”,此心自安于仁,居之则心安,不居则不安,才是真正的仁者境界。仁是孔子乃至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仁者是儒家心目中的最高人生境界,仁的境界之高,从知者之利仁同仁者之安仁的比较中便清晰可见。孟子以仁为人之“广居”、“安宅”,主张“居仁由义”,强调“由仁义行”和“行仁义”的区别,即是对孔子这一思想的诠释和发挥。

2.仁不能仅满足于洁身自好

《论语·宪问》载原宪问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孔子回答说:“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朱熹《集注》曰:“克,好胜。伐,自矜。怨,忿恨。欲,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谓难矣。仁则天理浑然,自无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论语集注》卷七)在孔子看来,能做到使克、伐、怨、欲不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如仅止于此,还只是所谓苦心洁身之士,尚不足谓之仁。仁不止于个人的修养操守,更要有所作为,通过实际的行动而有助于人。诚如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所说:“此但能无损于人,不能有益于人,未能立人达人,所以孔子不许为仁。”② 张岱年先生也说:“仁是‘立人’‘达人’,所以必须实际有益于人,方称为仁。如仅洁身自好,无害于人,尚不足为仁。”③ 孔子还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刘宝楠解释说:“凡人用情,多由己爱憎之私,于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计,故不能好人恶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于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恶之,好恶咸当于理,斯惟仁者能之也。”④ 可见仁者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对待善与不善之人之事要敢于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若仅满足于洁身自好,便达不到仁者的标准。

3.仁排斥任何虚饰

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少有能仁也。”朱熹更以内、外之说阐发曰:“巧言令色,心皆逐物于外,大体是无仁了。”又曰:“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是不仁。巧言令色,此虽未是大段奸恶底人,然心已务外,只求人悦,便到恶处亦不难。……若能反观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务外,便自可。”(《朱子语类》卷二十)可见,巧言令色不是内心之真实流露,而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或者是为了讨别人的高兴,虽然表现得很恭敬,但必定是虚伪的、造作的,孔子对这样的行为深以为耻,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同巧言令色形成对照的是刚毅、木讷,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质朴寡言,不加虚饰,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接近了仁。孔子的学生子张(颛孙师)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宏大和浮华,刻意地仿效圣人,只看重容色举止的与众不同,缺乏内在的务实精神和具体的行动,孔子因而批评他:“师也辟”(《论语·先进》)。朱熹《集注》曰:“辟,便辟也。谓习于容止,少诚实也。”(《论语集注》卷六)这种注重内在的充实和踏实的躬行,不事外在的虚饰浮华的求实精神,形成了孔门弟子评定“仁”与“不仁”的一个重要标准。《论语·子张》载子游评论子张之言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又载曾子之言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何晏《集解》引郑玄曰:“言子张容仪盛,而于仁道薄也。”据《荀子·非十二子》:“弟佗其冠,神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仁德是充乎内而发乎外的,子张不注重内在仁德的修养,轻视具体细微的求仁实践,一味在容色举止上仿效圣人,并以圣人自居而不疑,这正是孔子批评的“色取仁而行违”(《论语·颜渊》),因而子游和曾子都认为子张未达到仁的标准。孔子还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即使是做错了事情,也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因为他还是接近仁的。反之,如果不是发自真心而做错了事情,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因为虚伪矫饰是同仁的原则相违背的。所以孔子曾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从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可以观察和判断这个人是“仁”还是“不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仁的标准。

注释:

①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9页。

② 阮元:《论仁篇》,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948页。

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页。

④ 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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