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事变论文,共产国际论文,国民党论文,策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5-0115-11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看待的，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曾发表过若干研究文章①，但因资料缺乏的关系，不够深入。俄罗斯方面最近公布的有关档案材料，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及对策
研究共产国际在皖南事变前后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必须先对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及对策进行分析研究，不然无法说明问题。
1940年夏，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判断：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的战争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一方面英国为美国所援助，美国已日益积极的援助英国与准备参战”；“一方面德意与日本法西斯勾结”。“日本参加德意与实行南进的方针已日益明朗化”。《指示》进一步分析了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向，认为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与准备对美战争，正采取各种方法，以求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由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德国为了利用日本牵制英美，正在准备劝和结束中日战争。由此，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战争必然扩大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范围之内，使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都有卷入战争灾难的危险，而抗日的中国则将成为帝国主义者双方争夺的对象。”[1]14-15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指示》预测，国内时局变化可能有三种方向：第一种，是把抗战拖到美国出来干涉时结束，使其结果有利于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维持一党专政的现状。第二种，是顽固派在万不得已时，也有在内政问题上实行某种让步之可能，例如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某些中间派以部分让步，以便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外交政策上转到以亲苏为主要方针，以便利用苏联的外交压力与军事援助。“在国共关系上停止反共战争(现在是大部分停止，还有一部分未停止)与减轻高压政策(在国民党区域现在还完全未减轻)，以便利用共产党抵抗日本与保护国民党。”[1]17第三种，是暗藏的投降派以及一部分顽固派所准备的，即准备在重庆失守后组织贝当政府，投降日寇，而与汪精卫合流。《指示》认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和中间派有利的，国内局势变化朝第二种可能方向比较大。
9月27日，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9月30日，延安《解放》周刊发表了《论目前时局》的社论。社论认为日本为实现其独霸东亚的野心，对美作战，必然企图迅速解决中日战争。日本企图一方面准备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等地，同时进行新的政治诱降。社论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是:“现在是我国三年来所未有的困难的一年。”“一方面，投降派的活动，往前增长……意欲在日军新进攻下面，在中国发动贝当式的投降卖国的勾当，所以投降危险，正在严重地增加起来。”“另一方面，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力量，亦正在增长中间。……反共的军事磨擦，虽然在部分地方，还在继续发生着，可是大的反共军事磨擦，暂时在基本上停止了，所以国民党对于其他党派的关系，有初步改善的端倪。”[1]28-29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认为，日军为迅速结束中日战争而准备加紧向中国大后方进攻和投降派活动的猖獗，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危险。而在这个危险面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有所缓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军事磨擦基本上停止，并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有所改善，国内时局似乎正朝着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预测的第二种可能方向发展。
出乎中共中央预料的是，国内时局没有按照9月10日所预测的第二种可能方向发展。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即“皓电”)朱德、彭德怀、叶挺，将其制造的反共军事磨擦归因于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以通牒的形式限八路军、新四军“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2]354
国民党顽固派的新动向，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密切注视和警觉。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内发出《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指出：“自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以便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日趋积极”，“英美……企图拉拢中国参加英美集团。”文件认为英美政策的影响使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极速转变，英美派积极活动加入英美集团，准备与英美签订军事同盟，并利用苏联与日本的谈判，实行反苏宣传。伴随着这些活动，蒋介石重新下令，对八路军、新四军采取压迫政策，加紧建筑堡垒线，封锁陕甘宁边区，准备查禁重庆《新华日报》，大批逮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据此，文件断定：“从四月到九月这一时期内，过去中央所指出的已经向下低落的反苏反共潮流，现又开始向上高涨，这是国民党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步骤。”文件提出：“在团结抗日口号下，坚决还击国民党顽固派所重新发动的反苏反共新浪潮”。[1]32,33
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形势问题。10月25日，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德意日和英美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战争的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日本占领南洋，而日美战争又迟迟不爆发，英国又被德意日三国打得七零八落，中国英美派“怕英美不可靠”，有走“贝当路线可能”。第二种情况，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国海军控制新加坡，德国攻英国本土不下，中国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毛泽东认为，还须假定这种情况，即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况是“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并把它“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第三种情况，即日美相持不下，中日相持不下，国共相持不下，欧洲英德也相持不下。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加入英美同盟的可能性最大，并作为抗战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但不排除在德意日占上风的情况下，蒋介石加入其同盟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中国英美派“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1]34从这个判断出发，毛泽东同一天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其目的在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毛泽东表示：“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1]35-36如何准备应付最黑暗的局面，中共中央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加强团结抗日，向国民党及中间派及广大人民说明贝当路线与英美路线两者的危险性，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实行全部的安全退却下来，各根据地上实行完全的自足自给”。[1]35
很明显，自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后，中共中央认为，英美拉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是蒋介石发动反苏反共新高潮的原因。尽管毛泽东判断中国英美派仍动摇于加入英美集团与加入德意日集团之间，但在他看来，中国加入英美集团的可能性比较大，即中国国内局势朝着9月10日党内指示所预测的第一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时毛泽东为什么把英美在战争中占上风，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视为“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局面呢？第一是判断中间派的大多数有可能跟着蒋介石跑。在中国，谁能把中间派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的一方，谁就能战胜对方。第二是认为英美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同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加入英美同盟，若美国战胜日本，将从各方面扶植蒋介石政府，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样，前门拒了狼，后门却进虎。美国支持下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必然维持一党专政而发动大规模的内战。
10月29日，周恩来于重庆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国民党目前是从局部讨伐入手。一月满期后，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3]215-216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趋向，使毛泽东对蒋介石是加入英美同盟还是加入德意日同盟的判断发生变化。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虽然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准备加入日德意同盟。”但又认为“如果带决战性质的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十有八九)；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据此，毛泽东判断：“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传所迷惑，他的联合英美是宣传，投降日本则是实际。”这里，毛泽东明显改变了此前蒋介石加入英美同盟的判断。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判断蒋介石要加入德意日同盟呢？他的理由是蒋要日本让步须用威迫利诱两个政策，一面装腔作势要加入英美同盟以威迫之，一面又发动反共高潮以利诱之。“蒋介石知道日本南进需要一个巩固的后方，一个‘太平’的中国，而共产党今天已成了破坏日本这个后方的最严重因素”，“表示愿意替日本担负巩固后方的职务，以求得日本对他的让步。同时欧洲的德意需要交换亚洲的资源，蒋介石反共于德意亦有利益。故此次反共高潮，主要是准备投降日本与德意的步骤。”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认为，“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4]25-26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于11月2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谈话。潘友新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但他认为“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5]473周恩来立即将同潘友新谈话的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虽然表示：“潘友新的意见是对的，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但他又认为：“惟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小，靠德日的可能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压力是断血管，打重庆，引力是交还失地，在大战中发财与联合剿共。”“英美在两年内是无能为力，蒋是等不到两年的。两年外英美亦无绝对胜利把握，有可能双方成相持局面”。“总之一二年之内蒋介石是无法依靠英美胜利的。”[1]38同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项英并告周恩来，再次强调：“蒋介石准备投降，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掩护投降的烟幕弹，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要立即强调反对投降。目前的投降危险是直接的投降危险，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3]22011年6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指示：“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4]34这样，伴随着毛泽东关于蒋介石投降德日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判断，中共中央认为国内时局在朝着9月10日指示预测的第三种可能方向发展。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0月25日起草的《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中，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新反共高潮，在军事上的对策是采取自卫立场。基于对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是准备投降日本的判断，毛泽东在考虑军事上的对策时发生了变化。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秦邦宪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考虑到“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中央正在酝酿着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3]217次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又告知：“华中、华北的军事布置，小的不日开始调动，大的(准备调十五万)正与老彭②协商”。“关于汤、李③进攻，我们决不能听其封锁住，必须打到反共军后方去，这一点是书记处各同志一致意见。”[4]2711月3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提出反对投降反共的具体策略。电报根据蒋介石命令汤恩伯率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李品仙率5万人向皖东进攻的军事情报，判断蒋介石的军事计划是第一步将八路军、新四军江南和华中部队驱逐于陇海路以北，构筑多道封锁线；第二步是配合日军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为此，电报通报了中央的两个方案：一个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对顽固派军队只在根据地附近加以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顽军后方，等到蒋介石投降面目为全国所了解时再向顽军后方反攻。如果采取这个方案，只调5万人南下即够，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仍坚持在各抗日根据地。这个方案在政治上有利的方面是不给蒋介石以政治上的借口，不利的方面是不能以实力制止其投降；在军事上是不利的，待蒋介石将封锁线布置好后，八路军、新四军必然遭到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另一个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是进攻，即八路军、新四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50万人中抽调至少10万至15万精兵，分数路突入顽军后方，留其余部队在原地坚持抗日。这个方案政治上不利的方面是“给蒋以政治资本，在政治另一个方面也许有利，因为可能制止投降(但不一定)。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因为可制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夹击是不可避免的，但严重性可减少)。”[1]77可以看出，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但毛泽东等是倾向于第二种方案的，即先发制人，派兵打入顽军后方。
上述说明，从1940年9月中旬至11月上旬，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向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国内局势发展趋向的判断却出现了急速变化。笔者认为，在9月底以前，中共中央对国内局势的判断，有正确也有偏差，但总体上正确居多。但从11月初开始，中共中央对国内局势的判断总体上发生了偏差，即判断蒋介石准备投降日本，把蒋发动的反共高潮与投降日本联系起来，从而在军事上作出了不切合实际的在政治上也将使自己处于被动的派兵打到顽军后方的冒险计划。
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对国内局势的判断发生偏差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1940年9月到11月，正是德意日法西斯处于主动进攻、英美处于防御时候。德国正对英国首都伦敦及其他城市实施狂轰滥炸，考文垂遭到彻底破坏；并出动海空军，对英国航运进行疯狂袭击，使英国及盟国海运受到很大损失。意大利军队在东非、北非同英军进行交战。日军对太平洋地区的野心昭然若揭。德意日咄咄逼人，英美穷于应付。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德意日暂时占了上风。中共中央判断：英国有很大可能被德意日打垮，日美之间的战争不能马上爆发，即使爆发至少在两年内美国没有胜利的把握。在英美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蒋介石在两年之内无法依靠英美取得对日胜利。那么在双方都拉蒋的情况下，德国从中劝和，日本对蒋作出一些让步，吸引力要比英美更大。基于这个判断，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投降日本、加入德意日集团的可能性比加入英美集团更大。中共中央这个判断对英美及其盟国的力量、德意日占领地的反抗力量估计不足；同时，对英美同蒋介石政权历史渊源和吸引力，对蒋同日本之间难解的矛盾估计也不足。
第二，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是在日本严重威胁到其利益的情况下抗日的。蒋介石在抗日同时，并没有忘记“溶共”或消灭共产党。对此，中国共产党是保持着高度警惕的。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就提醒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6]391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反对投降主义》中再次提醒全党：“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3]109毫无疑问，牢记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教训，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这是正确的策略。但是，斗争要掌握到什么样一个度，则是一个难题。蒋介石借国际形势对己有利之机，加紧制造新的反共高潮，在当时“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4]192的情况下，必然要一方面在国际上受到英、美、苏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国内要求抗日的各阶级、阶层的制约，还不至于发展至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的局面。因此，笔者认为，由于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比第一次更为严重，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中共中央在强调避免“重蹈陈独秀的覆辙”[1]39时，把蒋介石发动的新反共高潮估计为即将同中共全面决裂，为投降日本作准备，偏离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对国际国内反日力量对蒋介石的制约估计不足。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政治进攻、军事进攻方案的态度及对中共中央的影响
针对蒋介石发动的新反共高潮，中共中央虽然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进攻的方针，并拟订了“炸弹宣言”，但也深深知道，“炸弹宣言与兵谏出师两件事的时机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1]39“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解决不好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毛泽东在1940年11月7日致电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报告：“蒋介石准备投降，最近授意开展广泛的反共运动，为其直接向日本投降扫清道路”，计划“把我们的所有力量赶到华北地区……在我们力量周围筑造堡垒(现在已在大规模地进行)，把我们置于日本人和蒋介石的火力之下，以期把我们消灭。”对此，“我们的军事计划是，留下我们的多数部队(约35万)在各抗日根据地同日本人作战，拿出部分辅助部队和突击部队(约15万)打击敌围剿军后方，即在河南、甘肃等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这次围剿，进而克服投降危险，争取使政治局面向好的方面转变。”毛泽东在电报中还一方面表示：“在日本人和蒋介石联合进攻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军事措施，那就无法防止他们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我们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那么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必然指责我们破坏抗战。其结果可能是我们和蒋介石的彻底决裂。因此，这在政治上对我们并无好处。”[7]
11月12日，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军事计划非常忧虑，立即给毛泽东复电，要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对这个问题尚未作出相应的研究之前暂缓作出决定。”[8]
11月22日，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季米特洛夫召集有关人员讨论毛泽东的电报。出席会议的有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苏军参谋部长梅列茨科夫和情报局长戈利科夫等人。从出席会议的成员看，主要为苏联的军方和情报高层人士。这说明由于事关重大，季米特洛夫需要听取苏联军方和情报高层人士的意见后，才能给毛泽东复电。会上，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中国的战况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23日，季米特洛夫根据有关情报及资料和会议讨论的情况起草了给毛泽东的复电。考虑到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出于对“处境艰难的中国同志可能采取某些考虑不周的步骤”的担心，季米特洛夫于当日把毛泽东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和他起草的给毛泽东复电的草稿一同送斯大林，恳请斯大林“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和作出指示。希望尽快作出答复。”[8]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复电很快就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复，于11月26日发给毛泽东。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目前的局势很不明朗，很不确定。至少不能像你们认为那样：蒋介石已彻底决定向日本投降。相反，有材料指出，尽管他通常摇摆不定，但还没有下决心走这条路。”对此，季米特洛夫列举出三条理由：第一，“群众的情绪有利于继续进行抵抗，并有强大的军队，在坚决主张继续抗战的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些无疑对蒋介石有遏制作用。”第二，“蒋介石最听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话，在德意日三国协定签署后，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关心继续和加强中国的抵抗运动，以阻止日本在中国以外的其他战场表现出很大的作战积极性。他们也在本着这种精神对蒋介石施加影响。”第三，“苏联的友好态度也不能不对蒋介石具有意义。”综上三条，季米特洛夫的结论是：在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现在有特别良好的前景情况下，尽管存在一些内部困难，蒋介石“现在还不能与此背道而驰”，“还不想在政治上葬送自己。”针对蒋介石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从华中和山东撤出的问题，季米特洛夫提出应“暂时实行拖的方针”，同蒋介石进行讨价还价，力求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并强调说：“你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首先对围剿军发起攻势，不给蒋介石机会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战的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他同日本人签订妥协和约的企图作辩解。”“如果蒋介石还是对人民军队采取进攻行动，那就要全力打击来犯敌军。”这样，“决裂和内战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身上，并且你们军队能够得到民众更多的支持，要比你们现在作为对可能的进攻的预防措施而对中央军采取的进攻行动得到的多得多。”④
笔者认为，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是正确的。其一，通过综合判断，认为蒋介石不会投降日本。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其二，通过对国际和中国国内的各种力量以及蒋介石自身利益的综合分析判断，认为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实行全面“剿共”；其三，在军事上采取自卫立场，只要顽军来犯，全力打击。这样在政治上容易得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的电报发出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判断也有所改变。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了其“皓电”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污蔑和无理要求，同时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表示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董必武、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就关于发动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发出指示：“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指示分析了蒋介石进攻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五种困难，认为“如我各方面做得好，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虽然我们决不应该估计蒋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这是决不会的)，并且还要准备对付投降夹击的最黑暗局面。”[4]45,46
11月21日，毛泽东就如何打破蒋介石的反共高潮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等，指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待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目前我们的一切宣传文章，都是为了成熟这个政治条件。”[1]101-120
上述两个文件说明，在接到季米特洛夫的复电以前，中共中央对国内局势的判断已经没有像11月初那么严重，认为顽军进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有困难，近期内不会有大举“剿共”军事行动，只要各方面工作做得好，是能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从这个判断出发，中共中央对蒋方针的基点是延长国共合作抗日的时间；在军事上虽然没有放弃派兵打入顽军后方的计划，但把政治条件是否成熟作为实施的依据，在目前则是采取自卫立场。
接到季米特洛夫的复电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27日召开会议，讨论打破蒋介石的反共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国民党外部阵地与内部阵地都不巩固，因此，蒋介石要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两面战争，既要抗日，又要反共。所以，目前蒋介石的反共只能实行攻势防御，即军事攻势、政治攻势。打破蒋介石的反共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局部战斗，针锋相对。”[3]229
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报告了中共中央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策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蒋介石现在在积极组织反共统一战线，其骨干是蒋介石和桂系集团。”“但是蒋介石有许多困难”：其一，日本和蒋介石暂时还没有达成真正的一致；其二，大资产阶级亲欧美派和大资产阶级亲日派之间，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都有矛盾，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不赞成投降和打内战。极其反动的大地主和中等进步“绅士”之间有矛盾。广东、云南、四川、热河等省拥有实力的地方集团同蒋介石也有矛盾；其三，蒋介石的财经状况非常困难；其四，英美虽然主张限制中共，但不赞成打内战；其五，蒋介石很怕苏联支持中共。毛泽东的结论是：“蒋介石在未向日本投降之前不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针对蒋介石的反共措施，中共中央的对策是：(1)准备作出一些不大的让步，如从长江以南地区撤出军队，其目的在于争取中间派，也是为了不给内战挑拨者提供借口。(2)划清以何应钦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日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英美派的界限。(3)划清大资产阶级同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界限，划清最反动的大地主同比较进步的地主和绅士的界限。(4)团结所有对蒋介石不满的地方集团和左翼国民党人士。(5)准备实力，一旦蒋介石发起军事进攻，要实行坚决自卫的政策。毛泽东在电报中仍坚持派遣部队，“一旦以后政治条件成熟，要在推翻何应钦亲日派口号下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堡垒封锁线，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一项毛泽东强调“在目前只是准备性的，需要等待国际和国内政治条件成熟，大约在6个月之后将急需用来摧毁堡垒的大炮，为此目的也可以使用反坦克炮”。毛泽东希望季米特洛夫给予中国共产党武器支持。[9]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吸收了季米特洛夫复电中的正确的部分，表现在：其一，不再把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视为向日本投降的准备；其二，认为蒋介石受各种矛盾困扰，近期内不可能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发动大规模内战；其三，对蒋介石军队的进攻采取坚决自卫政策。第二，对制约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各种因素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分析得比季米特洛夫更细更透彻。第三，认为军事力量对制止蒋介石的反共高潮有着重要作用，着重于军事实力的准备。
上述特点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局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是机械地、教条地执行，而是善于吸取其正确的部分，并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发展。
目前没有见到季米特洛夫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有不同意见的文电。他还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讨论过援助八路军武器的可能性问题。[10]118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应对蒋介石的反共策略方针是赞同或默认的。
三、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方针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率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江北途经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均没有结果。为了支援被围的新四军，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各地发出指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1]146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发去电报，报告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同时还报告：“蒋介石派出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和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进攻。他们准备在全国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表示：“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11]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等的电报后，于15日回电，认为：“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而且华中兵力不足，部队需要休整，“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根据这些情况，刘少奇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1]148-149在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皖南事变后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3]256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对策时，比起14日发指示时有变化，强调在政治上反攻，在军事上作认真准备，掌握分寸。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提交“军法审判”。还在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皖南新四军被围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援，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4]114当日，周恩来即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蒋介石装模作样地答复已由侍从室电话向顾祝同下令，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应予帮助，不应为难。[1]143国民党军围歼皖南新四军，蒋介石不仅不“严惩祸首”，反而在4天之后污蔑新四军为“叛军”，自然被中共中央认为是准备同中共决裂的信号。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3]257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4]144
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14日的电报。次日，季米特洛夫即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打电话，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关于发生皖南事变的消息。莫洛托夫答应将此事向斯大林反映，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季米特洛夫还为同一事情给铁木辛哥打了电话。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电季米特洛夫，告知：“我军已被彻底消灭。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助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被蒋介石军队俘获⑤。”[12]季米特洛夫在收到电报后，立即给斯大林写信，告知：“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到的两份密码电报和苏联现有的情报表明，蒋介石显然认为目前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总攻的适宜时机，因此，他手下的将领们卑鄙地袭击新四军并进一步采取针对八路军和边区的侵略行动。”并认为“无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可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攻击进行自卫。”很明显，季米特洛夫赞同中共中央的判断，蒋介石有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国共面临着全面破裂的危险。因此，季米特洛夫认为：“假如蒋介石不终止其总的侵略行动，则不可避免地将燃起内战。”而“这种战争只会对日本人有利。”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内战，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建议：“在苏联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这将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季米特洛夫提出：“(1)在对中国友好的外国报刊上揭露中国反动派破坏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罪行；(2)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各种协会、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向蒋介石发出抗议信并向他和中国人民呼吁不应允许爆发内战和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应允许日本人用‘中国人的手’来征服中国。”[10]122-123
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同莫洛托夫商谈皖南事变和国共关系问题，莫洛托夫的态度比较谨慎，认为“为了讨论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已发生的事我们应获得更确切的情报。”[10]123而来自重庆的情报是，蒋介石通过张冲转告苏联高层，表示：皖南事变“应被看做地方性的军事事变，不应赋予其政治意义，不应对其作出广泛反响。”并“保证这一‘事变’绝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而且不会影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继续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将被释放。”[10]123这个情报使季米特洛夫最初关于中国将发生内战的担心有了改变，立即决定将这个情报通报给毛泽东，并要求“请按时向我们通报政府对八路军和特区的行动及您采取的措施。”[13]⑥
由于在皖南事变后一个星期仍没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了第三封电报。电报报告了蒋介石将新四军宣布为“叛军”的消息，认为“蒋介石已决定破坏国共合作。我们不得不在政治、军事和组织方面采取必要的步骤。在政治方面，我们打算彻底揭穿蒋介石破坏解放战争、破坏团结的反革命阴谋。”“在军事方面，决定暂时进行防御战，而以后一旦需要，将采取反攻步骤，向甘肃和四川突破。”电报询问季米特洛夫：“苏联对蒋介石是什么政策”，并请他“转告斯大林同志，望他考虑中国的局势，能否在今年秋天或冬天，或者明年春天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军事援助。”[14]不久，毛泽东收到了季米特洛夫通报蒋介石请求莫斯科将皖南事变看作地方性军事事件的电报。对此，毛泽东有不同看法。1月29日，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指出：“我们拥有种种材料说明，他(指蒋介石——引者)所采取的措施是旨在同我们决裂。他们声明说，新四军事件不影响国共合作，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毛泽东报告了蒋介石的军事计划，表示：“我们必须准备全面抵抗蒋介石。今后要么得到他的让步，要么同他彻底决裂。”“我们不得不走上决裂之路，这也是因为蒋介石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已达极限。”[15]
皖南事变后，国内各界人士对蒋介石十分不满，国际上英美外交人员和媒体也对蒋的举措表示不满。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各方面的同情，出乎蒋介石的预料。1月26日，蒋介石被迫发表声明，强调皖南事变是地方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是国内问题，不会影响对外关系。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的声明实际上是应付国内外压力施放的烟幕，2月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认为“蒋介石已经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一切进步抗日力量。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已处于危险境地。”毛泽东的判断是：“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彻底破裂之后，蒋介石肯定要向日本投降。”但“考虑到从事件开始到团结彻底破裂还有一个过渡期，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做全面准备，使破裂的结果对我们有利。同时我们在想方设法拖延彻底破裂的时间。”[16]从毛泽东的电报看，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于局势的判断基本上又回到了1940年11月初时的判断。
毛泽东的电报使季米特洛夫感到不安。还在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讨论中国问题时，斯大林认为：“叶挺是不守纪律的游击队员。应该看看他是否为此事件提供了借口。在我国同样有一些好游击队员，由于不守纪律和其他原因，我们被迫枪决了他们。”“看来，三年时间呆在同一块领土上的八路军问题比这个要复杂。”[10]123-124这说明，在皖南事变问题上，苏联领导人认为有可能是新四军在某些地方做法不当而给国民党以借口。毛泽东关于国共合作“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的判断，使季米特洛夫联想到从去年11月以来中共中央曾提主动出击国民党后方的军事计划，深恐中共因新四军皖南被歼而产生的愤怒，在反击蒋介石反共高潮时作出不理智的举措。季米特洛夫于2月4日给毛泽东回电，指示：“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所能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扩大。请重新考虑一下目前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并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17]
2月13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复电，认为“我们作出的决定符合您的指示，与您的指示没有分歧。”毛泽东重点说明了斗争与团结之间的关系，认为“我们越坚决，蒋介石就越有可能作出让步，我们越对他作出让步，他就越会进攻，那时决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在电报中虽然还坚持国共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认为那是在将来，“不是现在。如果我们对蒋介石采取软的态度，那他肯定将继续进攻，如果我们在军事方面遭到失败，那就有分裂的危险。而如果胜利了，那他就会知道进攻我们的困难。这是一个不止一次得到验证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改变了2月1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国共彻底破裂后“蒋介石肯定要向日本投降”的提法，而是认为“日本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并向季米特洛夫通报，“近日日本人在河南省展开攻势，因此蒋介石约20万军队从反共战线调往抗日战线。”“在这个时候剿共军对我们实行大规模进攻已经不可能。但我们的战备工作不能减弱。我们越是做好准备，蒋介石就越怕分裂。”“在军事方面，继续实行防御政策。”毛泽东预见：“再过两三个月，我们将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那时就可以结束这个事件。”[18]在电报中，毛泽东还向季米特洛夫通报了中共中央准备向蒋介石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
这时，蒋介石正在加紧筹备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以粉饰门面。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了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12条(称“后12条”)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3月4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报告了中共对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的态度，指出：“如果国民党不开始在我们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基础上谈判，以及不解决皖南事变问题，那么我们的代表就不打算参加会议。”电报还报告了中间党派对中共提出的12条的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并说，“他们还认为，应该成立各党联合委员会，从政治方面讨论国共关系以及民主化问题。”[19]由于中共坚决的斗争，蒋介石被迫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尽管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3月8日，董必武仍被选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谈了一个半小时。蒋介石的目的是缓和国共气氛。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没再提八路军、新四军向黄河以北转移的问题。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军队给养问题，蒋也表示将发给[20]。3月15日，中共中央即将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季米特洛夫。蒋介石同周恩来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3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对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进行了初步总结。电报说：“目前国内外的情势，已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缓和一下这次反共高潮。第一是日蒋矛盾没有解决，不可能同时抗日剿共。第二是国际压力，不仅英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蒋发动内战，放松抗日，还有苏联援华的力量及态度，也使蒋不能不慎重考虑。第三是我们坚决态度，是他顾虑到全国分裂的危险。第四是蒋部下的政学派、幕僚派及某些重要将领如陈诚、汤恩伯、张治中、卫立煌等对今天反共军事行动并不积极赞成。”[21]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第一，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在思考、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中心是力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发生破裂。这是符合中国抗日战争的需要，也符合苏联远东安全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季米特洛夫通过分析，认为蒋介石受国际和中国国内各种抗日力量的制约，以及从本身利益出发，不会投降日本；并主张中共在军事上不要主动进攻，一旦蒋介石军队进攻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采取自卫立场，在政治上将处于有利地位，对中共中央处理同蒋介石关系问题的策略具有启发作用。皖南事变后，共产国际及时向苏联领导人通报情况，积极地争取国际方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起到了配合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作用。总体上看，在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在大局上把握比较正确，其指导中共中央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方针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国际国内形势急速变化的情况下，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国内局势的判断虽然一度出现偏差，曾制定过脱离实际的军事方针，但在下决断时是慎重的，并及时地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虽一度又把局势估计为蒋介石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合作，作出了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的决定。但在实际斗争中，中共中央并没有急躁从事，而是正确处理斗争与团结的关系，强调斗争的作用，以斗争求团结，坚持政治大反攻为主，同时重视军事上的准备，采取防御战，态度强硬，毫不让步，并注意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有理有利有节。总体上看，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后采取的同蒋介石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因而效果明显。
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的配合是比较好的。共产国际在方式上注意原则上的指导，发出的指示多是以建议和提醒的口吻，不像过去以僵硬的命令口吻。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尊重的，对共产国际有不同意见，多解释，并及时通报情况。在执行时，不像过去那样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尽量吸取其合理、正确的部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共产国际积极指导，中共中央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两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结果。
①有关文章，见刘以顺：《共产国际、苏联和皖南事变》，《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杨云若、李良志：《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
②指彭德怀。
③指汤恩伯、李品仙。
④这里引的是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中所写的复毛泽东电的草稿，俄罗斯方面公布这封信时，在下面注释“见全宗495，目录184，卷宗2(1940年发文)，第94-95页。
⑤叶挺是在1月14日到国民党军第108师师部谈判时被无理扣押。项英在突围后于3月被叛徒杀害。
⑥这个电报于21日发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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