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
聂啸虎
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610041。
摘 要：本文通过回溯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的组建，反映新中国和人民军队对于包括体育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的渴求；通过对战斗体工队取得的优异成绩的叙述，体现建国初期以军队为先导发展竞技体育的时代特点；通过分析评价战斗体工队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举国体制这一格局之所以后来能够产生，是因为先期构筑了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平台。
关键词：简评；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历史地位；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而在体育的领域，无论是学校体育还是社会体育，都有待于新中国政府将它接受和改造以后服务于人民，竞技体育的水平则期待着有所提高。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个显著特点：以军队体育为先导带动地方体育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竞技体育水平的迅速提高，为新中国奠定体育基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中，在以贺龙和邓小平分别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这个集军政管理为一体的机构，率先组建了一支体育工作队。这支被命名为“战斗”的体工队集中了一大批旧中国时代国内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加全军乃至全国性的竞赛活动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其成功经验被推而广之，各大军区群起效仿，相继组建了专属于本军政管理区划内的体工队。这些体工队通过相互间的比赛交流，切磋技艺，共同提高，使得建国初期的体育竞赛在军队系统里面开展得如火如荼，因此，可以说新中国竞技体育的格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构筑起来的，为后来举国体制的树立创造了一个平台。本文试图通过回溯当年战斗体工队的组建和发展以及后来大区撤销该体工队随之解散的过程，分析论证它在建国初期奠定竞技体育基业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 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简况
1.1 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的筹备和组建
20世纪40年代末期，经过了三大战役以后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府邸，并分兵各路，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占领了全中国。其中南下四川的一支部队进驻重庆，指挥机构设置于名为歇台子的地方。该指挥机构名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它与同时设置于此地的西南军区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贺龙担任司令员，邓小平担任政委。酷爱体育的贺龙结束了戎马倥偬的岁月以后，萌生了一个愿望，要让延安时代由他亲手组建起来的战斗篮球队重振旗鼓，再现辉煌。可是重庆毕竟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陪都，篮球高手云集于此。当年打遍延安无敌手的战斗篮球队队员们一方面年龄已经偏大，另一方面技不如人，结果跟重庆的那些地方球队打比赛负多胜少，成绩很不理想，这让贺龙倍感郁闷。为了显扬人民解放军的军威，贺龙岂能让这种局面维持下去？于是他与邓小平商议以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到全国各地招兵买马，邀请那些旧中国时代的优秀运动员加盟，让他们既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又能够为新中国效力。贺龙委派了两名得力干将远赴上海、广州等地，以真诚的态度和丰厚的条件招揽人才。这两位得力干将一位是许志奋，另一位是杨白冰，当时仅为团职干部，可是精力充沛，能力出众，通过不懈的努力，动员了一大批身居繁华大都市的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远离故土来到重庆。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这种在新中国政府的感召下不畏生活条件艰苦，勇于献身体育事业的精神都是令人感佩的。这些人不仅在当时极大地充实了西南军区竞技体育的实力，后来更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许志奋和杨白冰由于能力出众，出色地完成了此次任务，加上后来各方面表现突出，于是升迁很快，前者最后担任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后者担任过国防部长。为了节省文章篇幅，关于人才招募的情况仅作以上简单说明。在招募运动员和教练员方面西南军区下了大力气，旧中国时代获得两届全运会男子110m高栏冠军的林绍周是留居大陆的为数甚少的台湾籍人士，临近解放的时候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在成都依靠拉架子车谋生。贺龙得知这一消息，专门派人来礼聘他去重庆担任田径教练，令林绍周感激涕零，毕生不忘知遇之恩。笔者的老师与林绍周先生的子女时有过从，据他们说林老先生垂暮之年还时常念叨此事。那些从上海等繁华都市来的篮球运动员和教练员也同样得到很高的礼遇，有解放军战士当勤务兵，每天为他们打开水，还配有一辆中型吉普车供他们使用。贺龙的恩遇也使得他们深怀感激之情，决心要知恩图报，为西南军区和新中国的竞技体育事业奉献力量。
现场还有一块示范田，将南京农业大学的多项技术进行了集成应用，包括智能化育秧、秸秆绿色综合利用、机插—施肥—除草一体化、大田精确定量绿色智慧管理等技术，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绿色化、智能化生产，一个“智慧农场”的雏形已清晰可见。
前期的准备就绪以后，贺龙的想法又有了跃升，不能仅仅满足于复兴战斗篮球队，要多点开花，全方位地提升西南军区竞技体育水平。于是根据招募来的人才的广泛性，在1952年开始筹建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同年参加西南区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和第1届全军运动会便取得优异的成绩，该体工队名声大振。由于项目较多且人员逐渐增多，战斗体工队后来被一分为二，组建了两个分队，分别管辖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田径等项目。由于抓住了先机，战斗体工队从起步阶段就显示出了蓬勃兴旺的态势，随着训练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参赛机会的增多，战斗体工队几乎各个项目都保持了当时国内的领先水平，比赛成绩总是能够名列前茅。
1.2 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工作成效
战斗体工队组建起来以后，陆续参加了区域范围、全军范围和全国范围内的一系列比赛，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令世人瞩目，试举数例予以说明。
同年8月，第1届全军运动会举行，经过了西南地区运动会比赛检验的战斗体工队补充选调了一批优秀的运动员，新组建了棒球、举重和游泳队，在强化训练的基础上以高昂的斗志参加比赛，结果女排以全胜战绩夺得冠军，男排获第3名，男篮获得第4名。女子篮球作为表演项目，战斗女篮表现奇佳，以51比30战胜强手“八一”队，引起了轰动。其他单项比赛还获得了田径男子跳高冠军、男子撑杆跳高第2名，女子4×100m接力和女子4×200m接力的两项冠军，其余项目获得3、4名的也不少。
如果说战斗体工队的组建仅仅是为了提高本军区的竞技体育水平，这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从创造这一建制开始，就根据贺龙、邓小平要把体工队建设成“既是运动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的指示精神，在完成竞赛任务的同时要面对群众和基层，为大众服务。男女篮球队、男女排球队、足球队和棒球队都先后赴重庆、成都、新都、雅安、绵阳巡回表演和宣传，体工大队还选派专人到步兵学校帮助开展业余体育训练，并组队到云南军区等友邻部队帮助对方提高竞赛水平，这些工作经验后来都被其他军区学习借鉴。
自1952年以后，战斗体工队的各项目运动员还参加了其余的很多全国性比赛，如1953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田径测验比赛，同年10月举行的全国田径、体操和自行车比赛大会，1954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军游泳选拔赛以及同年12月在上海和南京举行的全军足球联赛，在这些比赛当中战斗队运动员均有不俗表现。
一个星期的军训结束后，班上的同学基本上都熟悉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陆浩宇话很少，他都是坐在边上听别人说，然后跟着笑。我也坐在那里，但眼睛里只有陆浩宇。
1952年5月4日至15日，在重庆举行了西南地区第1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贺龙和邓小平指示，军队不仅要参加，还要创造好成绩。经过两个月左右的集训，战斗体工队各项目运动员的竞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怀着为部队争光的激情投入比赛，结果参加了全部12个比赛项目中的11项，并且全部获得冠军，最终获得团体总分第1名。特别是男女篮球和男女排球，在比赛过程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多元化考核方案打破了单一的笔答考核的限制，更能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4]。使学生能够根据岗位的要求掌握必须的技能和适应本岗位的综合能力。企业考核重视过程评价，重点考核实践操作技能和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学生实践过程中平时的出勤、技能操作的熟练程度、解决问题的态度，吃苦耐劳品质等都纳入了考核的评分标准。
战斗体工队招募人才的过程，反映了西南军区为显扬本部队军威的意图，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人民做主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对于包括体育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和方法，意味着新中国展开了怀抱，欢迎那些身居各地和海外的热爱祖国的人们迅速行动起来，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也希望那些对新中国还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赶快改弦更张，都来为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新中国各项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南军区的做法与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招揽人才的大政方针是相吻合的。可以这么说，当年一些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归国是在国家政策鼓励下的正确选择，而那些海归运动员教练员如容国团、傅其芳等等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解放军招贤纳才的激励和感召决定回国效力的。虽然他们归国的时间稍晚，但西南军区一开始就采取积极引进人才这种作法不能说对他们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也是后来国家体委成立，贺龙主理全国体育事业的大政，积极开展大力宣传而促使他们作出最后归国决定的结果。
2 分析与评价
建国初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及人民解放军为了迅速巩固政权，树立威信，赢得广大民众的信赖，采用了政治宣传和亲民活动相结合的办法。除了在政治活动里面对新的政治制度反复加以阐释和说明，也利用文艺表演和体育比赛等更容易贴近民众的形式来进行宣传。当年的许多部队文工团和体工队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们既服务于军队，也服务于人民。西南军区体工队的组建虽然说跟贺龙个人的喜好息息相关，但更主要的是它离不开当时的时代需求，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配合政治宣传的一个必然产物。西南军区体工队组建以后不久，包括华东军区、华北军区等各大军区在内的一些部队，都相继组建起了自己的体工队，后来大军区在1954年撤销，这些体工队有的归并到了地方，由政府部门里面新设置的体委所管辖，继续焕发着勃勃生机，有的归属于省军区或各军兵种，使这个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构筑起来的独特的军队竞技体育组织和管理系统保存下来，而这个组织管理系统的生命力极其旺盛，一直存续到了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战斗体工队在当时的表率作用和后来的深远历史影响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战斗体工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和良好的工作成效在当地得到了高度评价，也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认可，1955年大区和大军区撤销，战斗体工队解散，贺龙由于在发展竞技体育和巩固新政权这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调到北京工作以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在军队里面的职衔为元帅。当年战斗体工队的一部分人随之调往北京，另一部分留在西南，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为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忘我工作，不断地做出新的成绩。
《蒲团》的创作时间是明治40年。正是日俄战争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化的速度变快了。生驹夏美在论文中如此写道。“也就是说，即使不能否认明治维新要将日本变身为西洋的近代国家而出发了，但这一想法并非等同于大家的共享，而且，西方的压力和思想也广泛流传下来了吗？正是因为他们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和反动，所以也产生了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存在的愿望吧。当时的日本无论是技术还是外表都是西洋化的，但内心的根本就是日本式。日本的封建思想又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封建思想的力量很强。当时的日本人崇尚西方文明，但它只停留在行为和服装等水上。由于日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西方文明也无法彻底接受。
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事业的接受和改造以及管理工作最初是归团中央负责。我们知道，团的工作以加强青少年政治教育为主，因而团中央接受和改造旧中国体育事业的工作重点也放在了学校。在当时的形势下，团中央的主要任务是要尽快地把学校体育纳入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管理体系当中。由于这项工作涉及面很宽，任务繁重，不管团中央是否还愿意将竞技体育的接受改造也纳入工作范围，实际上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团中央完成了学校体育接受和改造的艰巨任务，后来又将学校体育的管理大部分移交给了教育部，其中一部分则由国家体委配合实施。那么，在竞技体育这个领域，由于贺龙的热忱和形势的需要，接受改造的重任就势所必然地被人民解放军担纲起来。这也是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从一开始成立就肩负起发展竞技体育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前已述及的贺龙个人的愿望和建国初期扩大宣传力度的需要，在人民军队里面组建体工队直至构建起了竞技体育管理系统还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影响，或者说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启迪。（1）前苏联以及苏东集团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采取以军队组建运动队的办法来加速提高竞赛水平，冷战时期达到了巅峰，前苏联中央陆军篮球队和“狄纳莫”足球队等军队运动队素负盛名，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耳熟能详。我国在建国初期将前苏联视为老大哥，全方位地吸纳他们的先进经验，从工农业发展计划的制定到学习科学技术，从文学艺术交流到体育比赛无所不包。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学习苏军办体育就不足为奇了。（2）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但实际上潜在着巨大影响力的历史事实：国民党时代军队系统里面就组建起了运动队，抗战时期，八路军120师驻防陕北的富平县，时任师长的贺龙组建“战斗”篮球队，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与邻近的阎锡山部队篮球队抗衡。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双方驻军相安无事甚至偶有往来，篮球比赛就成了寻常的交往方式，战斗篮球队常常将阎锡山部队的篮球队打得一败涂地，令贺龙高兴异常。虽然我们已经不能从贺龙以及当年经历过的人们口中证实组建战斗篮球队的初衷是什么，但这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事实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其结果可以说就是效仿国军的办法而显扬八路军的军威。后来当抗战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太平，在上海仓促地举办了第7届旧全运会，更让陆军、空军、海军、警察和联勤这五个兵种作为特殊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比赛。国民党南逃以后，在1952年前后还从台湾派遣了一支名为“汽虎”的篮球队到香港访问比赛，这支篮球队就是以联勤篮球队原班人马为班底组建的。尽管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事实就是促使贺龙在八路军时代和建国之初采取积极行动创见体工队的动因，但如果我们对这些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不予评说，并且不去探讨其间的关联性，我想那样是不利于体育史研究走向深入的。
3 结 语
通过对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的介绍和分析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初期以军队为先导发展竞技体育的格局是如何构建而成的。从近期效应来说，这个格局极大地调动了国内从事竞技体育的人们的积极性，过去为旧中国体育服务的那些专门人才迅速地转移到为新中国体育服务的轨道上，这使得整个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基础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下来；从远期效应来说，后来被称为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在这个时期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该体制的逐步深化，它对于统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部队的作用愈益显著。基于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在建国初期发展竞技体育的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所做出的贡献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 《贺龙与战斗体工队》编委会编撰.《贺龙与战斗体工队》，成都出版社1991年出版.
[2] 袁伟民、李志坚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9地方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撰. 当代中国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 载于《体育文史》杂志和《四川体育史料》的十余篇文章.
[5] 历年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史委员会编撰. 《中国体育年鉴》[R].
[6] 口碑史料：走访原战斗体工队老教练员、运动员和管理人员十余人.
Brief Comment 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Southwest Military Region’s “combat” Sports Team
NIE Xiaohu
Chengdu Sport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Backtrack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outhwest Military Region’s combat sports team,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great desire of the new China and the people's army for all kinds of distinguished individuals including those with talents in sports;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ombat sports team,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in which the new China had used the army as pioneers for developing competitive sports during earlier time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combat sports team,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creation of a unified and nationwide system was a result of and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latform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times.
Key words:Brief comment; Southwest Military Region; Combat sports team; Historical status; Important role
中图分类号：G8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91（2019）01―0001―04
DOI:10.13932/j.cnki.sctykx.2019.01.01
收稿日期：2018-04-22
修稿日期：201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