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学精神与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宋代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3)02-0105-04
一、文学精神的理性化
从思维形式来说，宋代文学与理学最大的相通当在于理性化的倾向。这一点在“文”跟“道”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自北宋初期起“文以明道”说就被某些文学家提出来了，以后又成为文学革新运动的纲领。诚然，关于“文以明道”说，至今尚有许多争议，它是否能算文学革新的真正纲领，抑或是一种标语口号，文学界有没有确实加以贯彻，以及宋代文学自始至终是否都是文以载道等等。但是不管争议有多大，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宋代文学的开创者们都企图用一种抽象的精神原则来统帅文学，确立文学的地位，而这，正是理性化的态度。
标举文以明道并非始自宋代，中唐时韩愈首倡此说，宋人的文道统一，包括文统、道统意识都是从韩愈那里继承来的，这确然是事实。然而对于道的理解和把握，韩愈却比宋人要狭窄得多，他指的就是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一套道德观念，作家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某种境界，然后发为文章，这就是文道合一，其实也就是以道德观念来滋润文学。正由于此，韩愈在文学创作上又强调一个“气”字：“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以气行文说到底还是以情感来统摄创作，感性的态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宋人的“道”的观念当然也包括儒家道德意识，可以说跟韩愈一脉相承，然而却要比韩愈宽泛、理性得多。从价值层次上说，宋人的道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与人的终极追求、自我评判、精神依托相关。欧阳修说过：“陋巷之士得以自高于王侯者，以道自贵也。”（《与焦千之书》），王安石也说过：“士虽阨穷贫贱，而道不少屈于当世，其自信之笃、自待之重也如此。”（《上龚舍人书》）这里，人的地位得到了强调和提高，人并不是盲目地崇拜什么，以至投入其中，失去了自我，而是借助道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人、道互不抑损，相得益彰。类似的意思苏轼在贬官黄州时也说过：“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与李公择书》）道成为人战胜困厄跟打击的凭借，而不仅仅是某种道德规范，或者宣传口号。如果说韩愈在文、道关系上一方面将道道德化、感性化，另一方面又将其当作为文的润滑油、催化剂，如后人批评的那样的话，那么，宋人便是在理性审视人道、文道关系的同时自觉地提高了人自身的价值。实际上文以明道就是以道贵文，而这也不过是人因以自贵的一种方式而已。
从涉及的领域来说，宋人的道还超出了儒家的道德范畴，扩展为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包容面极大，且具有思辨性和哲理性。王安石指出：“道者，万物莫不由之也。”（《洪范传》）“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为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物以成也。”（《老子》）王跟当时许多思想家一样，认为万物皆有其道，既然如此，文学也必然拥有自己的道。之前，石介也宣称：“为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归于海。”（《与张秀才书》）这种看法，唐代是没有的，道被客观化了，对象化了，从而也就理念化了。它离开人的感性体验越来越远，而跟人的理性思辨、知性观照越来越近，这一转变值得关注。与此相联系，宋人言道，好与“理”并称，而非像韩愈那样与气相连。最早提倡改革文风，声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的柳开说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之古文也。”（《应责》）他用“理”和“意”来诠释文学之道。其后王安石在批判浮靡文风的时候也曾指出：“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上邵学士书》）王氏所言之理，实际上就等同于“道”。类似的说法有不少，如张耒称：“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功，理拙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答李推官书》）黄庭坚称：“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翠。”（《与王观复书》）范温称：“文章论当理与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花同入于妙，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常语。”（《潜溪诗眼》）陈亮说，“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书作论法后》）等等。不错，张耒的确说过“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胜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似乎将“理”和“气”并提，但实际上此段话中“理”仍占据了上风，“气”下降为辅助因素。此外，苏辙也曾说过重文气一类的话，如“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但此种看法在宋代并不占主要地位，苏辙本人对唐代的文风也颇不以为然，曾批评李白说：“李白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诗病五事》）他还是转而推崇义理，可见当时潮流如此。有人说宋人崇尚的理性跟今天所说的理性不同，属于道德理性，这不够全面，实际上宋人的理性既有道德理性因素，也有认知理性因素，可以说这种理性态度是独立意识觉醒的表现，从而也是精神自觉的表现。
宋代虽是儒学高涨的时期，但同时又是最早对儒家经典提出质疑的时期，这一点尤耐人寻味。朱熹指出：“旧儒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朱子语录》，卷八十）欧阳修著有《易童子问》、《诗本义》、《春秋论》等文，对前人视为神圣的儒家经典频频发难，声称“世无疑焉，吾独疑之”，要一一“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易童子问》）；他指斥《系辞》、《文言》、《说卦》等书“皆非圣人之作”，而“河图”、“洛书”之说更是“怪妄之尤甚者”（《廖氏文集序》），表现出了一个思想家坚持真理的勇气。其后王安石倡导“新学”，更将批判的态度公示天下：“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书洪范传后》）他的原则是：“惟理是求，有合于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惠洪：《冷斋夜话》，卷六）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大胆的言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理学界也同样在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程颐说过，“学者要自得”，“各自立得一个门庭”（《二程遗书》，卷二十二），陆九渊说过：“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张载甚至说过：“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张子语录》〈中〉）这是明显的反对蒙昧主义的态度。当然这种怀疑态度还是很有限度的，儒家的基本理念并未受到触动，但毕竟是一种怀疑。从宋代开始，独立的理性精神逐渐生长起来，迷信权威、盲从古人的习惯受到了质疑和鄙视，这是思想界走向近代的征兆，其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很深的。
二、文学精神与理学
如果不带偏见、尊重事实的话，就应该承认，宋代的文学精神与理学之间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单纯，有些地方甚至有矛盾、冲突，但它不能掩盖二者存在着关系的事实，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深刻的同一性，揭示这一点，对于把握宋代的文学精神应该具有相当意义。
理学的发生与宋代文学精神的酝酿、形成其实正在同时，清代全祖望有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宋元儒学案序录》）的说法。它们两者所面对的也是同样的社会问题，在主张政治变革、崇道黜佛、革新文学等方面二者所取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且形成了相互声援的关系。仁宗时期的胡瑗、孙复、石介向来被认为是理学的三位先驱人物，南宋理学家黄震指出：“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黄氏日钞》，卷四十五）其中胡瑗、孙复二人曾受到范仲淹的赏识，被荐举入朝，石介又是孙复的学生，故《宋史·范纯仁传》称此三人皆为范仲淹的门人。三位学者皆曾在国子监执教，对当时的文化界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据胡瑗的学生刘彝称：“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宋史·胡瑗传》）胡瑗反对浮靡文风的态度与范仲淹诸人恰相一致。孙复也是宋朝最早倡导文以明道的人之一，他说：“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之于心，而后成之于言。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庾妖艳邪侈之辞，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与张洞书》）这些措辞虽然更多地体现出儒学教化的色彩，对文学的价值缺乏正确体认，但确实对不良文风具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其实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同样在使用类似的一套语言系统，他们实在相去不远。
石介的行为更为激进，他曾著《怪说》、《中国论》二文，痛诋佛、老和时文，尤甚者，指名道姓地攻击杨亿的西昆体，《宋元学案》引吕希哲《家塾记》说：“天圣以来，穆伯长、尹师鲁、苏子美、欧阳永叔始创为古文，以变西昆体，学者翕然从之。其有为杨、刘体者，守道（石介字）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近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这段评述显然是事实。石介本人也从事文学创作，风格倔强，劲质，颇多指斥时弊之作，如《唐鉴》，“指切当时，无所忌讳”，《击蛇笏铭》，赞誉天地“纯刚至正”之气，为文天祥《正气歌》所取法；再有《庆历圣德诗》，歌颂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政治改革派人士，痛斥反对派为奸佞，在当时引起了相当的轰动。用文学介入现实，石介也是一个典型代表。石介为人偏激，为反西昆体而倡导险怪文风，生造词汇，佶曲聱牙，当时所谓的“太学体”即由石所开启，为此欧阳修曾与之反复切磋、论辩。然而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欧与石的分歧还是属于局部的、次要的，他们的一致处才是主流和根本。欧阳修在石介死后著有《徂徕先生墓志铭》，对石的为人称颂有加，又在《重读徂徕集》诗中推尚其文：“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无穷在其后，万世在其先。得长多几何，得短未足怜。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这些都是欧阳修的由衷之言，否认这一点，便违背了历史真实。
宋代的文学精神具有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理学作为哲学化的儒学，其突出的特点恰恰也正是理性主义。由于理智态度占上风，所以理学家反对情感态度介入，主张知性观照与自我反省，邵雍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观物外篇·皇极经世绪言》）“诚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伊川击壤集序》）程颐说：“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此莫是甚难。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人见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劳矣。圣人心如止水。”（《二程遗书》，卷十八）从排情再向前走一步，就出现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否定：“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成遗书》，卷二十四）与此同时，个性也成为缺陷：“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二程遗书》，卷十五）相应地，文学亦受到了理学家的排斥：“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二程遗书》，卷十八）“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至此，理学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与文学创作发生了抵牾，初期那种密切的同盟关系逐渐地开始疏离。元祐时期此种矛盾表现得最为明显。苏轼曾多次说过：“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答谢明师书》、《答刘沔书》）他甚至偏激地指出：“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漫之士也。”（《议学校贡举状》）矛头直指鄙薄文学以为玩物丧志的倾向。另外，稍后的吕南公也指出：“士无志于立言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而为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二）南北宋之交的张元干认为：“文章名世，自有渊源，殆与天地元气同流，可以斡旋造化。”（《亦乐居士集序》）后来陆游也曾指出：“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答陆伯政上舍书》）文学与理学之间的分歧应该说是一种必然。
在同步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文学精神与理学既有同盟、同志关系，也有矛盾、对立的关系，随着二者的深化和展开，这种关系也越趋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二者皆受到了对方的影响。欧阳修的疑经之举显然受到了孙复的启发，他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赞扬孙复，“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誉其为“有勇夫子辟浮云”。欧本人治经受到孙的影响不言而喻。其后王安石又从而发扬光大之。邵雍的“以物观物”说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更为深远，他的“静观”既是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同时又未必排斥审美。邵雍本人就是一位既通象数之学、又具艺术气质的思想家，人称“风流人豪”。欧阳修对邵欣赏备至，曾与其子欧阳 说：“洛有邵尧夫，吾独不识，汝为吾见之。”至洛阳向邵求教，邵雍“特为 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详”，归告其父，欧阳修大喜，曰：“幸矣！”（《宋元学案》，卷十）实际上，欧氏父子都受到了邵雍的影响。欧阳修本人就十分推崇静观，他说：“水之鉴物，动则不能有睹。其于静也，毫发可辨。在乎人，耳司听，目司视，动则乱于聪明，其于静也，闻见必审。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非非堂记》）这种排斥情感介入的静观态度后来成为宋代文学一种普遍的审美原则。今天阅读邵雍对当时诗坛的批评：“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知以天下大义而为言，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伊川击壤集序》）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虽早作于邵此文20年，其排斥个人悲喜情感的态度却是与理学的一贯思想完全相通的。从静观、自省这一脉继续往下伸展，就到了苏轼，苏在《送参寥师》一诗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虽此作自言受到参寥僧师的启发，但邵雍的静观说作为当时著名的思想显然也对作者发生了作用。甚至黄庭坚的“抱道而居，与世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也未必不是受到邵雍的启发。邵雍“静观”一脉对文学精神发生的影响既复杂又深远。反过来说，他本人的“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又何尝不是文学精神的影响所至呢？邵作为理学家中最具文学气质的学者，这一点恐怕也是难以否认的。自邵雍往下，身为理学家而从事文学创作的学者不乏其人，比比皆是，只贯宋末。其最为人知者，如周敦颐、刘子 、朱熹、叶适、陈亮、真德秀等，而文学家同时又兼学者的似乎更多，清代黄宗羲著《宋元学案》，将范仲淹、欧阳修、尹洙、梅尧臣、苏洵、王安石、曾巩、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文天祥等人尽皆收入，其中范、欧又特立《高平学案》与《庐陵学案》，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此也可见一端。
归纳起来，文学精神与理学最基本的一致和相类就是文道合一和尚理轻情，道代表了宋代士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确认，属于新的、更高的自觉；而推崇理性则是宋人在把握世界方式上对唐人的最大超越，“静观”当然也属此列。它们显现了社会向近代发展、自然科学日益发达形势下文化的成熟和嬗变，无疑属于一种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和问题，特别是当传统的道德意识没有经过彻底改造和更新直接吸收进价值观的情况下。由于此两点原因，宋代的文学精神便呈现出与前代明显不同的风貌与特色。
收稿日期：200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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