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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5；D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4-0061-05
任何一个执政党，要想有效实施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付出一定的执政成本。但执政成本的投入与收益有一个正常的比值，如果执政党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权正常运行所消耗的资源，远远大于执政的有效收益，执政成本过高，就有可能超过人们的容忍限度，动摇并危及执政基础；如果执政成本低于所获得的收益，则执政党的地位将会非常稳固。因此，研究世界政党的运行成本规律，找出其共性与差异性的方面，对我们党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执政成本，巩固执政地位是极为有益的。
一、世界政党执政成本的共性分析
当今世界是政党政治普遍发展的时代，从错综复杂的政党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起码的道理：任何政党，无论具有如何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呈现如何千差万别的组织形式，他们所从事的各种执政活动，都是围绕其执政的宗旨和目标展开的，都是为了巩固、发展、提高其执政地位的，因此，都不能不遵循一些共同的基本规律。
1.政治成本贯穿始终
所谓政治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执政的政治主张、政治行动、光荣历史、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执政取得的成绩等，由此获得公众的认同、拥护和支持，以及执政党所具有的组织优势、政治制度和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些构成了执政党执政的政治资源。执政党对这些资源的占有和耗费，构成了执政的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内涵较为丰富，既包括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政治制度的设计成本，政治权力的运作成本，政治基础的维护成本，也包括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摩擦成本等。
政治成本往往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前，这个成本暂时体现不出来。政治成本付出的多少，是伴随政党政治资源耗费的多少而变化的。一般在执政党领导有力、决策正确、政策措施有效、执政绩效较高的情况下，政治成本的耗费相对较低。但是，执政中如果失误屡屡发生，或是执政党迟迟不能纠正显然是不正确、不科学的理论观点或方针政策，执政党的威信和形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发生变化，最后累积起来，变成危机。这种危机极具破坏性，甚至会导致执政党的垮台。所以，执政党执政时一旦出现失误，必然要利用已有的凝聚力、影响力、动员力等，来消除因为失误与不当而造成的消极影响，有时甚至不得不以削弱自己的执政基础、降低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为代价，来维持其执政地位和政权的运行，这会使执政党耗费掉长期积累的政治资源，付出昂贵的政治成本。
综观世界主要政党，有的是在战争中获胜，取得执政地位的，有的是在选举中获胜，登上执政舞台的，无论哪种形式，各政党执政的过程，都既是政治资源积聚的过程，也是政治资源消耗的过程，政治成本贯穿了政党执政的始终。政党的决策失误、措施不当，甚至严重脱离民众，严重违背民众意志等，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耗，对执政权力产生重大的冲击，导致政治成本的升高；反之，则使得政治成本降低，这是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从世界上丧失政权的大党老党的执政实践呈现出的一些共同特点看，那就是执政方式更多地带有粗放性，成本较高而效益较低，有时甚至是不计成本，致使执政党积累的政治资源无法弥补耗费掉的资源。这种情况长期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便酿成执政危机。执政成本过高，从根源上来说，就是执政党不能，或者没有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以致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动摇，支持下降，甚至最终站到对立面一边，结果导致政治资源枯竭，丧失了执政地位。所以，从政治成本的角度而言，撇开各政党的性质不谈，在执政过程中，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便成为世界各执政党都要打出的旗帜；提高执政绩效，降低执政成本，便成为各政党执政的共同追求。
正因为如此，如何科学控制执政成本，提高执政绩效，也就成为政党政治的重大课题。为此，执政党在制定任何一个战略、作出任何一种决策、展开任何一项改革时，都要有政治成本意识，进行成本决策和绩效决策，尽可能减少耗费，扩大收益。
2.经济成本决定乾坤
所谓政党执政的经济成本，主要指执政党本身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总量；执政党运作中所需的资金、设备和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等；执政党执政后掌握的国家经济资源和经济力量。
在政党执政的经济成本中，政党经费即政党财务是最值得关注的对象，因为其收支状况是政党执政经济成本当中最基本的部分。但目前绝大多数政党都将其经费来源和支出去向作为高度机密，这主要缘于有的政党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是以捐款为主。而捐款的支出，除了维持党务机器的运转外，大量的开支是用于竞选。对于政党的经费支出，有争议的问题不在于经常性的费用上，争议的核心在于竞选费用。因为竞选一方面要动员许多人，广泛地宣传组织，费用非常庞大；另一方面又需选贤与任能，不能让候选人为少数富豪所独占，或用金钱控制选举。为此，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都规定：禁止某些团体对政党或候选人进行竞选捐款，限制私人捐款的数额，政党或候选人应有人负责在选举后将选举费用和捐款数额，向政府呈报，然后公布于众。虽然这些规定也表明了各国政党在规范政党财务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并且经济利益集团通过金钱影响和控制政党的活动，一旦超出了政治惯例的范围，就为法制所不容许，这也是一些政治丑闻频频被舆论曝光并受法律追究的原因。但是，这并不能防止政治和金钱的勾结，也不能制止腐败事件的发生。金钱在推动政党政治运行的同时，其消极面十分突出和难以抑制。凭着金钱竞争上台必然带来诸多弊端，竞选的“交易”就是政党腐败的一种形式。结果，是巨额的经济资源积聚与经济成本的高额耗费，使政党有可能因此而失去执政地位。
对于政党执政的经济成本，更多的可以从直观的经济资源耗费方面去研究和分析。政党执政经济资源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比较明显和直接，甚至可以通过经济统计与经济分析的方法得以精确的计算和评估。作为一个政党，开发、扩充新的经济资源与对已有资源的耗费是一对矛盾。从政党执政的实践来看，是财政投入多收益多，还是投入多收益少，这关系着执政党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因此，世界各主要政党为了维护、巩固已有的执政地位，都意识到，执政决不可以轻视经济成本，更不可以不计经济成本。为此，都在想方设法处理好经济资源的投入和产出关系，尽可能少耗费资源，以获取更多、更有利的新的执政经济资源，以求得降低执政经济成本，保住政权。因而，进行机构精简者有之，倡导建立廉价政府者有之。
同时，执政的经济成本反映出执政党服务公众的责任心，是执政党在公众心目中形象的重要标尺。所以，执政党要赢得公众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本着科学适度的原则，严格控制经济成本的付出，努力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绩效。
3.意识形态成本主导兴衰
所谓意识形态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为使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信仰、信念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为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而不断付出的物质和精神的代价。因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决定政党的纲领、目标、政策以及活动方式和方法，所以，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政治灵魂和行动指南，在此方面的付出情况，主导着政党的兴衰。
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支撑，都非常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掌控。无论是英国和美国的两党制，还是法国和德国等国的多党制，或者是日本的一党多元制，在政策主张乃至意识形态方面都既保持差别又出现彼此靠拢的趋势，其民主、自由的政治形式，使民众得到了一种心理上、意愿上的满足感和自由感，从而保证了意识形态成本方面的低耗费。
执政党不仅要为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付出必要的代价，而且还要为意识形态的丰富发展付出各种资源。一般来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本过高，不仅是指执政党过于倚重、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把大量的物力、财力投放到意识形态领域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而且还包括执政党、社会精英和民众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精力、时间过量而忽略了社会的中心任务。如：20世纪50-70年代，“冷战”两大阵营中的许多国家的执政党，都付出了较高的意识形态成本。
对于今天在执政地位上已经拥有数十年、近百年历史的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成本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本党历史资源的把握。弘扬自身辉煌历史的政党则能保持强大，这是政党执政的一条规律。也就是说，采取继承、发扬本党历史或根据形势仅作适当修正的政党，大都维持了原有的政治地位，而否定自身历史的政党，则失去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从而趋向衰落或灭亡。
要把握意识形态成本对政党执政地位兴衰的主导，除了要重视执政党对待历史资源的态度，还要把握住意识形态成本的特点：一是要看政党的奋斗目标是否名利化，奋斗方式是否浮躁化，思想精神是否庸俗化，是否存在信仰、信念和信任危机；二是要看执政中所彰显的行政道德、政治理论和道德修养，是否坚持诚信至上的原则；三是要看执政过程中是强化了本党的信仰，加强了民众对党的拥护，还是起了反面的作用，损耗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4.信息成本引领进退
信息成本成为政党的执政成本，是因为执政党不仅要为收集、整理、分析、利用信息进行必要的支付，还要承担信息逐渐贬值的损失，这就形成了信息成本。笔者认为，政党执政的信息成本，是指政党宣传党的主张，下达党的决策，发布党的有关情况，并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掌握世界其他政党情况等方面的耗费。
执政党的信息成本，表现为信息传递成本与信息控制成本。信息传递成本是党的执政意图在各级组织传递而产生的成本。政党信息在组织结构中传递，复杂的组织结构会导致信息弱化程度加速，成本增加；简约的组织结构会传递畅通，成本消耗小。如果信息传递成本过高，则意味着执政效率低下。信息控制成本是党组织进行信息反馈而产生的成本。信息反馈是党组织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反馈途径与组织管理层之间的障碍条件越少，所产生的费用就越少。因此，政党的组织结构是影响信息成本大小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对于政党的执政情况，现代信息的传递速度是相当快的。正面的信息传递，可以使追随者受到极大的鼓舞，更加巩固政党的阵营；而负面的信息传递，则极不利于政党的形象、声誉，乃至威胁、动摇政党的执政地位。所以，现代世界政党都极为注意信息方面的投入，纷纷抢占信息制高点。
从长远的发展看，信息成本不仅起着维护国家安全，把握社会态势的作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比信息的发展和利用能更快地改变世界。因为对于现有网络社会状态准确及时的了解，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信息的获取和分析，是朝着有利于政党执政地位方面迈进的。或许目前的网络社会基础设施在今天还显得不是十分重要，但当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口都成为网民时，情况就不同了。那时，如果没有及时的情报和相应的措施，网上的一个谣言就可能使一个银行或企业倒闭，甚至引发社会的动乱，导致政党发生执政危机。相反，如果及早重视到了信息成本的投入与发展，那么，对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商业安全和个人安全，都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因此，信息成本虽然在目前还处于初始支付阶段，其支付的多少视各国政党执政的财力情况而定，但是，信息成本的大小，水平的高低，必将在未来，对政党的执政起着引领或后退的作用。
5.环境成本关系安危
所谓政党执政的环境成本，笔者认为应该是指政党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的资源耗费。
从政党角度而言，世界上最早关注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形成的绿党。后来，各国政党在片面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过程中，面对自然资源的急剧萎缩，生态环境的失衡，以及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所导致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相互冲突和社会有机体的紊乱，先后认识到：自然财富是无限的，社会财富是有限的，人类只要不断征服自然界，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观念是错误的。尤其是现代生产的盲目性所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致使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缩小，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日益恶化，从而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而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又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性，这就为人们更加深入地把握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强有力和可靠的理论依据。于是，各政党纷纷关注环保问题，对环保方面的投入耗费，有逐渐增长、扩大的发展趋势。
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与资源的过度消耗为代价，执政也是如此。当今社会，生态环境已经作为一种成本，成为衡量与评价执政党治国的能力与效果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之一。在环境经济决策中，如何以付出最小的环境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使生存和生产同轨并行已成为执政党所要解决的一个跨世纪问题。只有通过保护生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才能取得好的执政效果。所有这一切，对降低政党执政成本是非常有益的。
6.机会成本源于取舍
机会成本，又称择一成本，笔者认为，政党执政的机会成本，是指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选取某一项决策而放弃其他决策所付出的代价或丧失的潜在利益。政党执政过程中要完成的任务很多，要作出的决策也很多。每个决策的确定，都意味着对其他决策的放弃，被放弃的决策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就成为执政的机会成本，任何决策都是在不同的方案中博弈选优的。因此，优选决策的预计收益必须大于机会成本，否则，所选择的决策就不是最优决策。
如国际共运史上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悲剧，就是有关国家执政党改变党建模式、赢得新生的一次机会，但是，种种原因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错过了这一机遇，因此而付出的机会成本代价也是巨大的。
降低执政的机会成本，就是要看施政是否选择了机会成本最小的方案。强化机会成本意识，就是要更多地看主观努力、工作态度、工作思路和创新精神，而不能将物化的成果做简单的比较。
根据以上对世界执政党共性的分析，至少可以使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遵循普遍规律中的成功路径，少走弯路。
二、世界政党执政成本的差异性分析
虽然世界政党执政规律中有很多共性，但是，由于各国政党执政地位的获得方式各不相同，运行方式各有特色，执政环境千差万别，所以，在政党执政的成本运行中，是有差异性的，各有自己的特点。
1.宗教影响执政效果的力度大小
宗教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和功能的体系，在宗教观念极强的国家，宗教对政党执政成本高低影响较大。因为当宗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合作和对立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倾向。合作的倾向当然是政党所欢迎的，政党希望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由此可以增加政党资源的积累，降低政党资源的耗费；而对立的情绪则是政党所头疼的，因为由此势必会增加政党资源的耗费。如20世纪中期，英国的北爱尔兰天主教派中的大多数赞成回归爱尔兰政府，而占人口近60％的新教徒则拒绝脱离英国，由于北爱尔兰的新芬党是宗教信仰和地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政党，使执政的英国政党处理此问题很是棘手，最后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付出了过多的执政资源。再如印度人民党，其与教派组织的结合非常密切，不仅该党的理论基础是印度教义，而且该党的社会支柱和干部补充，也均来源于一个奉行印度教主义的教派组织——印度国民志愿团。该组织是一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准军事组织，以印度教文化作为印度的精髓，对印度人民党内的任何事务都有重大发言权，对印度的政治生活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只要印度人民党不违逆其宗教组织的意旨，就可以用较少的执政资源换来政局的平稳。反之，则不然。
2.政党经费来源的渠道明暗
西方政党的经费来源，渠道比较宽泛，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本党党员所交党费；二是从社会各界筹集政治资金和捐款；三是国家补贴。党员所交的党费和国家所给予的补贴，都是比较明确的，只是捐款方面存在着许多不为人道的隐秘。从西方国家的有关法律和规定看，经费来源与数额的透明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操作中并非如此。因为在激烈的竞选中，各政党要想赢得选举胜利、上台执政，必须筹集更多的政治资金。党员交纳的党费是有限的，于是向企业集团和财团募捐成为一种必需的渠道。而财团和企业界也以金钱开道，诱使政党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为自己谋利，由此，政党和政界要员受贿索贿丑闻时有发生。为避免这种问题，许多西方国家试图通过严格限制政党自筹政治资金的数额，同时国家给予参加竞选的政党以数量不同的补助来解决这类问题。但国家补贴的分配一般要依据各政党所得票数和议席的多少，而不是政党党员人数的多少，这样，占领议会多数席位、长期执政的政党获得国家补贴就多，而体制外的政党即使能得到国家补贴，其数量也微小。垄断集团为了运用金钱操作控制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左右议会的表决，影响现任总统和内阁的决策，往往进行的是秘密捐款资助。捐款形式的秘密性，客观上使腐败难以杜绝。结果，随着执政者腐败丑闻的被揭发，执政党的形象和声誉也就一落千丈，使得执政党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资源来解决和平息此类问题，从而加大了政党的执政成本。
执政党本身不创造财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没有任何政治捐赠，其所有活动的经费主要源自纳税人的劳动成果，政党经费来源的渠道比较单一，过程与结果都相当透明，只能是用人民的财富为人民谋福利。
3.政党界限区分的清晰与模糊
政党说到底，就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取得和保持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作为政治组织，以其不同的意识形态、纲领和政策为依据，才划分为不同的政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各政党在政策主张乃至意识形态方面既保持差别又出现彼此靠拢的趋势，尤其是中间阶层的出现，促使各政党为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使自己的纲领、政策趋向中间立场，从而出现不同政党的政策相近似甚至一致的局面。差别与趋同其实就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防止极端化的行为和机制，起到了稳定政党政治、降低政党执政成本的作用。
4.执政地位取得方式上的暴力与和平
对于通过暴力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来说，当时是这些政党早期的思想、号召和组织纪律，赢得了相当数量的民众信任、向往与追随，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资源积累，从而在战争胜利结束后，取得了合法执政地位。但当它们在连续执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所面临的社会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过去对执政党认同的人群已经自然更替了，执政党以往通过“打天下”而确立的执政合法性也逐渐淡出了。为此，执政党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去制定新的思想路线、新的政策纲领，以扩充新的执政资源，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出现因决策失误、政策偏差、措施不当，甚至出现腐败等造成的政治成本有所增长、扩大的趋势。而对于在和平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来说，选举中，各个参加竞选的党派，都充分调动起自己方面的威望和影响力，通过发表各种言论、见解或政策上的主张来赢得选民的支持。一旦选举获胜登上执政舞台，就必须在施政中逐步实施竞选时的承诺。即使有的方面一时难以实现，也必须要给民众合理的解释或可以忍耐的期盼，为此，其政治成本的付出就一刻也不可能停止。否则，还没有等到下一次的竞选争夺，自己的执政地位就会摇摇欲坠。
5.党政体制关系的一体与分开
世界上实行政党制的国家，在政党与政府的体制关系上，有的表现为党政分开，有的表现为党政合一。
对于党政分开的国家而言，执政党对政府运作的领导或影响方式，以及所发挥作用的深刻程度上，有的控制或影响程度要大一些，有的要小一些，有的甚至还很松散，具体表现为：一是在执政内涵上，其横向关系与作用，仅指主管行政大权，而不论在议会中是否也掌握立法权及其他权力，更不管辖政府以外的社会团体、文化事业以及企业的事务。从纵向关系与作用看，仅指掌握国家的中央一级的行政大权，而不包含管辖地方各级政府。二是在执政方式上，执政党组织对于政府的行政，大都采取间接介入或通过各种渠道施以影响的模式。其优势是，行政权力的中心在政府内而不在政府外。这对于提高行政的权威和效率，防止政出多门的弊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党政合一的国家来说，执政党不仅领导国家的各级权力机关，而且也领导国家的各级行政机关，因此，执政党处在行政的第一线，不仅直接以党组织的名义向政府组织提出议案和政策建议，而且有时还直接向政府发号施令和参与政策实施过程。其弊端在于，造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降低了行政的效率与权威。
此外，还有执政中民族单一与众多的差别、经济发达与落后的差别、民主法制程度高与低的差别等差异性。
根据以上差异性分析，至少可以给我们党这样几个启示：一是进一步完善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是坚决杜绝基层民主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滋生蔓延，三是适当扩大党组织的发展范围，四是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总之，研究政党执政成本的运行规律，从共性与差异性的分析中找出普遍性规律与特殊性的利弊，既有助于我们党拓宽执政视野，打开思路，把握世界政党动态，也更有利于我们党研究和借鉴世界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做法，在执政中进行比较、选择和取舍，从而提高我们党的执政绩效，降低执政成本，巩固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