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田野：民族档案重构的实现与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野论文,重构论文,民族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走进民族档案的田野——民族档案的文化存藏地，把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档案样态回归到其所属的本土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在“文化生态—民族档案—人—民族文化”的认知系统中，研究者与民族文化持有者在相互倾听中对话，“民族档案”与“田野”在现实生活与理论追寻中相交，实现民族档案的重构，生发民族档案学独特的学术张力。①但是，面对田野，民族档案如何实现重构，仍需要思考和探讨。
一、田野意涵
“田野”原本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一个术语，意指远离都市的乡间旷野，即自然的田野。由于田野既是人类繁衍的栖息所，也是人类文化的蕴藏地，于是以文化采集为业的学者们视田野为了解传统、研究对象、追踪历史的场所，在具体的田野场景中建立了研究者与田野之间的认识论、方法论关系，并赋予了自然的田野以更多的学术意义。于是，田野便在学界成了集地点、方法、问题为一体的一个学术术语。
作为学术术语的“田野”，最初是一个自然历史学的术语，出自博物学家的专业表述，由动物学家哈登介绍到人类学中，并逐渐成为业内共识的观念。②虽然我国古代把采集地方歌谣称为“采风”，司马迁写作《史记》，也曾到孔子故居感受其余风、搜集各种传说与文本……但我国学界赋予“田野”不同于词义本身的学术含义，其更多的是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的“采风”一类活动与“田野实践”在理念、方法上仍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同日而语。发展到今天，我国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以从事文化采集为特征的社会人文学科已广泛采用了“田野”这一学术概念，并已融入其自身的学术传统，成为一个很核心的学术术语。
我们在这里把“田野”作为对象概念，把“田野实践”作为方法视角引入民族档案学学科，意在强调民族档案学研究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对象与方法的相加，而要直面民族档案的时空特征和文化场景；研究民族档案不能只局限于民族档案本身，而要把生活中纷繁多样的民族档案事象视为民族档案学研究的广大“田野”，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去查勘特定文化环境下的民族档案的前世与今生。
费孝通先生说：“其实我们整天就是在田野里边。人文世界，到处都是田野。”③从学理层面上说，民族档案学研究的田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田野主要指遥远的、异域的、荒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理空间，一个真真切切的自然环境，具有更多的地域性、坐标性特征。广义的田野已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地点，同时也是一种方位；既指涉又不仅仅指涉某一地理空间，可谓不是无所不在也不是所在皆无；具有更多的场域性、时空性。本文中的“田野”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和历史的维度，更多的具有广义田野的意蕴。
多年的田野实践证明，民族档案学研究的田野不是以地域空间的距离或者城乡之间的差别来判断所属的场域，而是以考察研究对象本身来决定其场域所在和文化属性。按照“大档案观”的理论，我国目前的档案资源在来源、种类、载体、内容等方面，都正在从“官方记录”为主型向多元丰富的社会资源体系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拓展态势。④的确如此，现实世界五彩缤纷，哪里有民族文化生活，哪里就会有民族档案学研究的田野。这样的田野或许在农村、或许在城市、或许在知情者的口中、或许在民间流传的碑刻残本中。它无涉地域、社会、文化空间的差异，却涵盖了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场域的各种可能情形。田野孕育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而充满魅力，研究者在这一文化的沃土上亲身观察访谈、收获思想，呈现给世人的是不同于既往民族档案学研究路径的独特的学术成果。
二、田野路径
田野实践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田野前的准备工作阶段、田野中的考察阶段和田野后的材料整理分析阶段。这其中，田野考察阶段尤为重要，在最初的实地普查阶段，需多方选点踩点，在普遍调查和纵横向比较中，选定田野对象的定点考察范式和个案；然后进入定点实地调研阶段，对个案调查对象做多方切入、多角度考察，从其内部和外部、个性和共性方面展开探讨；最后再进入互动调研阶段，以定点实地为核心，扩大视域，全面考察田野个案、其置身的社会文化背景、二者互化相融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深化研究。
田野实践通常也是一个解读田野的过程。人们在田野上总是观察自己所要观察的东西。“当科学家进行观察时，他们是有选择地进行的，并且，他们的选择受其理论的(有时是实践的)兴趣支配。”⑤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和兴趣的不同，在同一块田野会发生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视野和解读路径，同一个研究者的不同文本中有不同的描述和感受。一千个研究者会有一千个田野视角和解释性框架。从理论上讲，研究者在田野时空中有无限个可供选择的视角，但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敢断言自己的视角足以代表田野的全貌。如同一个大西瓜放在研究者面前，其只能选择一个角度切入，也由此只能看到西瓜内部结构的某一个方面；假如其换个角度切入，虽然看到原先看不到的部分，但原先可以看到的部分却又看不到了。由于可看到部分对不可看到部分的遮蔽，研究者对整个西瓜总有一部分不能直接看到。同样的道理，研究者在选定田野观察视角、研究路径的同时便留下了残缺的遗憾，幸得人具有的理性思维弥补了研究者在观察中留下的这一不足。
循着切西瓜的原理，反观田野实践，我们可以有4种切入方式的研究，具体析之如下：
一是时空切入，即按照年代顺序、当今的时间和体验双视角为出发点，对一定空间范围的对象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探索，重点分析不同时空下的人们对特定对象的理解和认知。由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田野的边际会有所不同，且对象的考察势必触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空间是一个多元文化、复杂社会的结合体。“时”与“空”互动、转换，为考察提供历史与现今时空的支撑。
二是地点切入，即在时间坐标下根据社会文化脉络选定文化意义上的区域和具体活动的地理位置作为出发点或切入点，分析特定地域的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过去以及人们如何来建构和传承过去。实为自然的地理位置与考察者思想中的文化地点的嵌套式切入研究。
三是事象切入，即从当下活态民族档案的非物质载体——文化活动、民风民俗为切入点，分析人们通过活动表达怎样的现实需要、利益诉求，通过对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档案、民族档案中的民族文化的探讨，以获得对民族档案的产生过程、形态功能的多维阐释。
四是隐喻切入，即从民族档案本身所呈现的外观、结构、内部、关系等方面作为切入点，体验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刻内涵，体验当下具体的文化事象中所包含的文化本质内涵，在不断实践和反思中，作出对其文化内涵和意义的阐释。
上述4种切入法各有特点，时空切入突出其“当下”和“逆行”的关系特征，地点切入较为突出“位”的坐标体系，事象切入突显情景交融、知行合一，隐喻切入则更多地强调文化反思和深度阐释。不过，无论采用哪一种切入路径，都必须把田野对象放在其社会文化系统中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三、田野对象
“知识的对象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被消极被动地复制下来的。”⑥学科视野中的对象概念有确定的内涵外延，而田野实践的同一指称概念往往具体化、实体化、多样化，即使有着对应关系但其意蕴却有所差异。究竟田野对象为何物却不像田野存在本身一样易于肯定和研究。这将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理念和田野实践的学术目的。
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指出，后保管时代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后现代档案工作不仅要关注档案的本身，还要关注档案产生、整理和保管全过程，关注作者的意图，关注其形成和存在的宏观背景信息。⑦循着特里·库克诠释档案后保管范式的路径，我们对田野对象可理解为以民族档案本体的，最终呈现为中心的一系列过程性行为的总和。
在这一系列过程性行为中，毋庸置疑，民族档案是田野的核心对象，研究者就是循着这一天经地义的对象去采风问俗的。不过，即便如此也仍离不开人这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民族档案作为种种关于“民族文化”的界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不是一种孤立的物化形态，而是嵌合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与民族档案物呈现的相关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对象整体。具体来讲，研究者需要通过与对象群体的交互活动来发现、挖掘民族档案，赋予其价值意义及其存续机理；也需要通过其文化的持有者去了解民族档案的形成、保存、利用等情况。这样，与民族档案相关联的人群就进入了研究的对象视域。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无论是通过人了解民族档案还是通过民族档案了解人，总是回避不了弥漫在民族档案周围的文化氛围和现实存在着的活生生的社会，加之我们进入田野的目的是通过档案和人或者通过人和档案去了解社会。于是民族档案的地域环境等背景因素，民族文化的载体特征、风格特征、保管特点等“构成”因素，民族档案的社会功能、使用方式、文化含义等“意义”因素，统统都被纳入对象视域，由此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立体的田野对象的认识、建构系统。具体来讲，这一系统由5个方面组成：
1.民族档案。即有关民族档案的书写、结构、符号、内容等其自身的所有问题。民族档案的载体形式和内容表达方式，是人类社会按其特定文化方式模塑的结果，人类社会形态和文化结构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则模塑出多样的和特定的档案形态和档案内容。如果将云南的“东巴档案”与“贝叶档案”相比较，从载体到内容都因其存在的地域、时代、社会的不同而各自深深印刻着纳西、傣族文化的特征。因此，研究者不能在田野用现象化的外在观念去体悟、表述民族档案的客观存在，而是要透过民族档案物化展示的各种表面元素去探索其意义和价值等深层次问题。
2.文化生态。即民族档案置身其中的文化语境及其对民族档案的影响。民族文化内在地蕴含着民族档案，民族档案与其他文化事象共同组成了民族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民族文化就如同计算机程序后面看不见摸不着却控制着程序正常运行的编程数码，有一套潜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认为可以书写表达的文化内容便植入了档案的表现形式之中，成了民族文化的档案表达；但是这一民族档案的表达说到底也是在民族文化规则控制下的表达，骨子里透出各民族文化的气息。⑧我国56个民族有56个民族的文化和档案，且皆异彩纷呈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研究者必须在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前提下去解读民族档案，或从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档案为中心的解释出发阐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3.人。即研究者为主体，涉及民族档案的形成者、保管者和利用者，与之相关联的社会个人和群体。研究者进入田野面对的民族档案研究对象，是一个具有复杂纷繁的象征意义且完整自足的文化系统，研究者从学科某一端认定的民族档案，其文化持有者并不一定认可。因此，研究者需要秉持尊重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价值体系的立场，聚焦圈内人的体认，力求在双方视域的融合之处生成一种新的阐释。
4.民族档案事象。指民族档案活动及活动方式、活动过程，即民族档案在相对应的文化场域中的存在、展现与流动。研究者亲历民族档案实践现场，在自然状态的生活世界里“拧出”研究对象的“存在物”。即便是早已物化的民族档案，也需要穿梭时间隧道、跨越空间阻隔去见证其在当下与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研究者要追求对民族档案事象具体过程的单次完整见证，力戒模糊时间的片段连缀，以求对“民族档案是怎样产生的”问题给出个案性或局部性的回答。
5.意义。即民族档案所发挥的文化功用和蕴藏的社会意义。从建构论的角度看，民族档案既包括其本体的生产过程，又包括其蕴含的社会文化的生产。民族档案本体的生产发生于、实现于社会文化之中，民族档案同时还生产着社会文化，民族档案产生的过程常常比其最终的本体要重要得多。⑨民族档案不仅仅是形式与结构上的外在呈现，还是隐含于结构之中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呈现。因此，研究者必须关注特定社会、特定历史、特定文化中人们赋予民族档案的意义以及其作用于人们的功能等问题。一般来讲，研究者有两个研究意义的向度，一是从文化的控制机制、文化的意义体系中去描写民族档案在其中的形态样式和表现形式；二是从民族档案的形态样式和表现方式中去阐释蕴含于其中的文化属性对它的控制和影响。这两个向度的结合研究，必然会呈现出一系列民族档案结构之中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论题。
如上的思路表明民族档案学的田野对象来自田野的各种关系。只有在各种田野关系系统中，田野对象才获得自己的意涵及合理的解释。
四、田野档案
以往人们关注更多的档案，是田野中既存的那时那地确实曾经经历过其事的人所记载下来的文字材料，但是田野研究者当下之所见所闻所思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的，仍然是此时此地唯一留存的记载，也并不意味着那时的记载一定优于此时的记载。因此，研究者在多社会层次、多社会面向的文化场域中，以一定的叙事范式，用各种符号记录下的不同载体的档案本体、档案事象及研究者的学术思维、认知(观察体验)和行为过程等田野材料均应该被视为田野档案。
这里所谈的田野档案一反传统档案的静止孤立、一元实体、中心独尊的特征，强调融档案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与其置身的人、时空、文化互映，突出当下的场域共时、多元整体的特征。如果以研究者的记录内容为标准来划分，田野档案主要有3大类：
1.田野中的“历史”档案。这是研究者深入具体的场域观察、访谈获致对过去的记录。例如，实地踏查历史古迹、深刻解读既有的文献和相关记载，力图在同一场景中实现过去与当下的对话；搜集考证散落在民间的实物碑刻、赋役账簿、契约文书、民间书信、族谱家谱，发现多种线路的对过去的记载；深度访谈当地各界人士，研究不同群体解释过去的视角和方法。
研究者从当下田野上遗留的历史档案中追溯历史时，其物(载体与内容)可以获得，而其在当初形成的过程、氛围已不能追回，“物”已不是当初的物了。研究者可以借助新的工具和技法，借助新的感受和思维方式，对之重新建构、阐释，赋予其更高的多元文化解读价值。这样的历史档案已是一种活着的过去，是一种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它也就是现在，甚至是未来；它构成了当下存在的一种资源，成为了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⑩因此，研究者通常是采用近经验、远视角或远经验、近视角的方法来完成这一类内容的记录，力求在活生生的语境中，使真实历史在档案中再现着和流淌着。
2.田野中的“文本”档案。这是研究者以档案学的视角体验、观察而获致对民族档案本体的描述。例如，对在流动的社会文化生态下发生并存续的、那些用文字或口传或影像或实体等媒介手段保存下来的档案作系统描述；对当下民族档案的载体与样态、内容与价值、存在与利用、记录符号与内涵深意等民族档案本体的若干观察点进行关联性、整体性描述；在当下各种文化活动中呈现着的档案事象、档案行为过程的动态性描述。
对于任何事物，采用一种好的叙述总会把人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在叙述方式上，研究者惯常以民族档案本原特征、民族文化构成要素来分别描述对象的整体建构或依民族档案事象进展时空秩序来展开流水账记录，只是在场很多流动性的、无法分清楚河汉界的内容就难免在归类记载中被忽视。因此，研究者在田野中需要运用档案学的理论架构，对所捕捉的问题进行专业梳理，并将多视角观察所得加以综合性的整合审视，然后再进行科学描述。
3.田野中的“解读”档案。这是研究者对自己的“田野”——“在当场”的观察、访谈、领悟——而获致的对民族档案本体及事象的解读，包括研究者在记录材料中所做的田野阐释和在田野中进行合理的文化解释。例如，面对某一具体的民族档案，我们可以思考其形成者为何要在如此的人、事、时、空所交织而成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下如此这般地取舍材料、建构事实，形成者究竟期望借此说明什么或达到什么目的；在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中，这一民族档案被各层次的社会权利关系认同的情况，以及其保管者和利用者如何对之保存、利用或修护、修正乃至废弃的历程，等等。
自然的田野总是在空间中存在并在时间中绵绵延续，学术的田野却总是在当下的空间中被当代的研究者所把握。“田野对象被锁定为田野研究的对象，最终在文本中呈现给读者，研究者的理解与解释‘镀’在对象上，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要历经种种加工和处理，才能在流水线的终端以成品的形式出现。”(11)因此，研究者只有并行兼顾档案学的学术体系与田野的地方知识，才能尽力客化自身的主观世界，内化客观世界的实践和时空场域，以获得对田野对象更为客观合理的阐释。
上述3类田野档案的形成很难用某一种具体的研究理念或路径来加以限定。不过，研究者只要扎实做好田野考察，对田野中所看到的每一件事都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收集；在宏观比较与历史追溯的思维下，追求拓展研究，那么所成就的田野档案已不是简单的白纸黑字的符号本体，而是用研究者的行动去书写和揭示的立体性的民族档案。
此外，在田野档案的书写手段上，应积极探索书面书写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田野档案从表层来看，其载体、形态、字符、色彩、风格等是它基本的建构因素；作为深层感知来说，其环境、人际、氛围等外部因素以及视觉、触觉、意向、情感等诸多心理因素都同时参与到它的整体建构之中。如此复杂的建构，仅靠语言文字是难以对其作完整表述，幸得数字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照相、摄像、录音等技术手段以及电子资料库、互联网等信息处理与传播技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如果能兼顾使用二者，也许能促成“多媒体”式田野档案的重构。
五、田野感悟
走进田野，发生了不在田野做研究所不会发生的事情；记录田野，感悟到不在田野做研究所感悟不到的情怀。与传统档案管理工作相比较，田野记录重组了我们的档案活动。它要求研究者要亲历田野对象的所在地方持续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以获得直接的体验和知识；要求研究者必须从整体上把握田野对象内部的几个构成因素及外部相关的人与事，把握田野对象形成过程及其与现实效用之间广泛的联系；要求研究者在从完整的事实和全面的体验中，归纳演绎出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全新的知识架构。这样的田野记录，要求使我们对档案的关注点从单一实体转向了实体与场景并存，结果与过程相连。
田野是一个开放的田野，流动的田野。只要民族文化还在，就永远会有反映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的民族档案形态产生。田野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族文化固化、存续下来，为人们留下了真实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记忆。研究者在田野，既是观察者、参与者，也是解释者；既是历史的叙述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因此，研究者留下的田野记录反映着一种社会现实对过去和未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讲，田野记录本身也成了一种现实。
特里·库克对档案学在后保管时代的变革做出明确的预测：“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及相应的工作模式的建立不是旧事物的简单修补，甚至也不是新策略的谋划，而必须以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定义的根本转变为前提。”(12)民族档案存在于田野之中，田野也需要民族档案的呈现。没有与民族档案相关的概念，田野实践就无从发生；没有田野实践，田野档案也就不可能产生。田野记录可以说是民族档案学为适应现代生活的一种转型而进行的民族档案重构。这种重构带有母体档案学的固有色彩，但又超越了原有学科的思维路径，大大增强了其学科的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释力，使学科彰显出异样的视域超越性。
田野实践的走向留给民族档案更广的视域和更多的思考，但也需要注意到这种范式的局限，毕竟研究者和文化持有者还是有所不同的，而田野的记录也不是万能的，诸如“从什么角度去记录田野？以什么样的方式记录田野？从什么层面上去记录田野？研究者如何自如地穿行在历史与当下来记录田野？”等一系列问题仍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不过共在田野、记录田野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民族档案的重构指日可待。
注释：
①杨毅，张会超：《论当下民族档案学科研究对象的塑造》，《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3期。
②[美]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③费孝通：《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④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3期。
⑤[英]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林聚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⑥[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⑦[加]特里·库克：《1989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59～163页。
⑧薛艺兵：《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音乐研究》2008年第6期。
⑨[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423页。
⑩麻国庆：《生活的艺术化：自者的日常生活与他者的艺术表述》，《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
(11)李立：《人类学的田野实在问题》，《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2)[加]特里·库克：《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刘越男译，《山西档案》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