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场博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提款权论文,人民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基本前提，但是自黄金退出国际货币职能之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就一直存在货币管理的民族性和货币使用的国际性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发挥国际职能的货币由作为发行方的主权政府来管理，其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于本国的利益，而该货币的使用方却是整个国际市场上的行为体。这一矛盾刺激国际社会不断探索设立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以服务于全球共同利益。在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超主权货币诞生之前，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是一项朝着超主权货币发展的重要试验。 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创建SDR，其在弥补国际流动性不足、提供国际储备资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根本性缺陷，在国际贸易以及金融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关于降低美元的霸权地位、改变单一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以既有的SDR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受到广泛关注，其中改革SDR货币篮子、增强SDR的吸引力以使之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议题。 不仅如此，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以及中国政府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初步具备了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基本条件，IMF针对此议题的评估也已经提上日程。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中掌握主要货币权力的国家针对人民币加入SDR的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这成为继亚投行之后围绕中国金融和货币地位的又一轮国际金融外交博弈。本文系统回顾SDR的创立历程，详尽阐述SDR的作用机制和存在的缺陷，分析提升SDR的国际货币职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关注当前人民币加入SDR的前景，并剖析不同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影响。 一、SDR的产生及其国际货币职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美国就已经着手思考如何重建战后的国际货币秩序。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政治领导能力，在与英国的货币外交博弈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最终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①该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双挂钩”：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二是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且通过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来确保该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标志着美元正式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际收支问题，促进了战后经济的复苏与繁荣。②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天然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即美元为国际社会提供流动性必然建立在美国保持大量贸易逆差输出美元的基础上，但美国的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维持美元与黄金固定比价的信心产生动摇，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③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霸权出现衰落态势，国际市场上出现了从“美元稀缺”向“美元过剩”的转变。特别是随着日本和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竞争力日益恢复，外加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的巨额花费，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元的外国持有者开始怀疑，依照固定的黄金价格，美国的黄金储备是否能够完成对美元债务的清偿。而如果市场一旦丧失对美元的信心，出现对美元的挤兑，那么美元就会发生危机。这一前景刺激了当时主要的经济大国进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努力，其中法国走在这场改革的最前沿。④ 1965年6月，法国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建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以替代美元，即共同储备单位(Collective Reserve Unit，CRU)，该储备货币与黄金挂钩，由一篮子主要工业国的货币构成，各国货币所占比例固定不变。⑤这一构想得到很多欧洲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却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因为该提议试图重新提升黄金的储备货币地位，并且提升其他国家的货币地位，从而削弱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地位。 经过一系列国际政治博弈，主要发达国家接受了比利时提出的折衷方案：增加各国向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这一偏向美英立场的方案最终于1969年在IMF正式通过，特别提款权宣告诞生，其目的正是为了应对美元开始出现的第一波贬值浪潮。⑥美国财政部长福勒将其称为是“国际货币事务领域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努力”。⑦ SDR既不是黄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其实质是IMF为满足流动性需求、同时作为当时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补充而创设的记账单位。⑧国际货币有三个基本职能，分别是价值尺度(a standard of value)、交易媒介(a medium of exchange)和价值储存(a store of value)。⑨从这三个角度分析来看，SDR尽管发挥了一些国际职能，但离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还有很远的距离。 第一，在价值尺度上，SDR可以用作官方部门主权货币汇率的参考标准，有些国家甚至选择将本国的汇率与SDR进行挂钩。在1990年时曾有15个国家的汇率盯住SDR，但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大多数国家开始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政策，不过到2011年时仍有三个国家的汇率制度与SDR挂钩。⑩对于不少国家来说，SDR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货币篮子，是确定本国汇率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这比单一参考某种主权货币更能保持货币的稳定性。与此同时，IMF几乎所有的债权和债务都以SDR计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为筹集更多的救市资金，IMF就于2009年首次发行了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另外，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等一些国际组织也使用SDR作为计价标准。(11) SDR在发行之初的价值与美元等价，同时与黄金保持固定比价，因此又被称为“纸黄金”。但随着美元在1971年大幅贬值，IMF为保证SDR的相对稳定，从1974年7月1日起，决定用一篮子16种货币来确定SDR的价值。(12)为简化计算、稳定币值，IMF后来对货币篮中的币种进行了调整改革，从1981年1月1日起，货币篮中的货币由16种减少至5种，分别是美元、日元、英镑、德国马克和法郎。2001年由于欧元的诞生，SDR货币篮子币种进一步缩减为四种货币，即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 对于不同币种在SDR中的权重，IMF根据相关的经济数据和计算公式每五年进行一次调整。最近一次调整发生在2010年，美元的权重由2005年的44％下降至41.9％，欧元的权重由34％上升为37.4％，英镑的权重由11％上升至11.3％，日元的权重由11％下降至9.4％(见表1)。但1981年以来的7次调整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同币种在SDR货币篮子中的地位，它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微调。
由于运用一篮子货币的加权来确定价值，SDR更能保持相对稳定，进而能够更好地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当前构成SDR货币篮子的四种货币的发行方都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实力作为保障，而且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因此SDR通过四种货币的加权得出的平价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稳定。同时由于IMF还会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来适时调整货币篮子币种以及各种货币的比重，因此即使其中的一种货币出现大幅度的震荡，IMF依然可以通过调整该货币比重甚至剔出货币篮子的方法来保持SDR的稳定，这与传统的主权货币相比，更有利于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在私人部门中，SDR可以用于石油等大宗商品定价，一些商业银行也曾接受以SDR的存款、发行以特别提款权为面值的债券。(14)但是由于SDR不可以像其他货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实际支付，再加上缺乏IMF以及官方政府部门的支持，私人SDR市场逐渐消失，所以目前SDR在私人部门和企业市场中发挥的计价功能十分有限。 第二，作为交易媒介，SDR在官方部门中可以用来与指定货币承兑国兑换可自由使用的货币；IMF会员国之间也可以用SDR与某国货币进行协议交换以及向一般资源账户转移资金。(15)但由于初始设计的局限，任何私人和企业都不能持有SDR，因此SDR目前只用于IMF与成员国以及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的清算及贷款方面，不能用于国际金融活动以及私人交易方面，SDR在私人部门的支付使用功能还有待挖掘。 为满足交易需求，IMF为每一个成员国都设立SDR账户，IMF成员国通常需要购买SDR来履行对IMF的债务，或买卖SDR来调整其储备构成。IMF可以作为成员国和指定持有者之间的中介，确保SDR能够与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交换。一般情况下，SDR交易市场通过自愿交易安排运作，在这种安排下，成员国和指定持有者在各自安排规定的限额下自愿购买或出售SDR。(16)如果自愿交易安排的容量不足，IMF可以启动后备支持机制，指定对外状况足够强劲的成员国用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从对外状况薄弱的成员国购买一定数额之内的SDR。这一安排可以有效保证SDR的流动性，促使SDR更好地发挥储备资产功能，进而维持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平衡。(17) 第三，作为一种价值储备手段，SDR在官方使用中与其他外汇储备等效，可以作为IMF成员国的储备资产，但由于个人和企业不能持有SDR，因此SDR在私人部门不具备投资和储蓄的功能。 根据相关规定，IMF可以按成员国在组织中的份额比例向其分配SDR。(18)目前为止，SDR共进行了三次普遍分配，第一次分配总额为93亿SDR，在1970-1972年间按年拨付。第二次分配额度为121亿SDR，在1979-1981年间按年拨付。这两次分配累计达到214亿SDR。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强化SDR货币职能的国际呼吁之下，IMF于2009年进行了第三次SDR分配，共计1612亿，后又进行了215亿特别提款权的特别性分配。2009年进行的SDR普遍分配和特殊分配合起来使SDR分配累计总额达到约2040亿。(19)这次改革在原来基础上大大增加了SDR的总量，从而为其发挥储备货币的实质性作用奠定了基础。总之，SDR从诞生伊始，就承担了改革美元单一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职能。IMF对SDR的分配，实质上是向每个成员国提供了一项新的国际储备资产，有利于减少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依赖。但是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超主权货币单位，SDR目前只能在一些局部的官方领域特别是IMF内部发挥有限的国际货币职能，它不能运用于国际私人市场的自由交易，从而大大限制了SDR成为一种类似于美元、欧元那样的真实国际货币。在近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SDR之所以未能像当年的欧洲货币单位(ECU)一样，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超主权货币，源于它所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缺陷及其背后的国际政治困境。 二、SDR的缺陷及其改革方向 IMF为弥补国际流动性不足、改变国际储备资产单一的局面而创建SDR，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并未能改变美元霸权的局面，在实际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储备资产和支付货币。美国利用其货币地位赋予美元一种“掠夺性的货币霸权”(predatory hegemony)，而且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发行不受任何限制，美元从一种由黄金支撑的货币转变为完全建立在单边信誉基础之上的、不再受到任何制度约束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彻底演变为一个“纯粹美元本位”的信用货币体系。(20)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和潜在风险逐渐暴露，国际社会开始深入思考美元体系的合理性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能性。(21)作为一种既有的制度设计，由于SDR已经在现实实践中运行了40多年，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很多学者都从SDR角度提出了一些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为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对称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指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而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22)3个月后，联合国在召开的关于“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大会上建议进一步深入挖掘开发SDR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功能，使其在国际性、地区性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补充作用。(23)这直接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提升SDR国际货币地位的讨论，也表明SDR具有成为国际超主权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以SDR为突破口进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种可行的方向。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SDR在国际社会的接受度并不高，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这与SDR本身的固有缺陷息息相关。SDR要想发挥更加实质性的国际货币职能，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首先，SDR作为国际机构IMF发行的一个记账单位，本身缺乏坚实的国际信用基础。SDR本质上是一种信用货币，但它又并不像其他主权国家的货币那样拥有主权支撑。SDR要想发展成为全球储备资产，支撑起庞大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仅仅依靠IMF的国际地位是远远不够的，这必定需要成员国让渡一部分货币权力，赋予SDR国际合法性地位。这类似于当年欧洲国家将货币主权让渡给欧洲央行，从而使得欧洲央行树立起超国家的信用。但在当前普遍缺乏国际互信的背景下，各国让渡非常敏感的“货币主权”的全球社会基础还不具备。 不仅如此，SDR的发行机构IMF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比较有限，难以令人信服地发挥世界央行的职能。冷战结束后，IMF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拥趸者，积极主张金融自由化，进而成为美国打开全球金融市场的工具。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IMF救援不力，使其遭遇第一次合法性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IMF对于发挥监督和预警角色更是无所作为，从而使其遭遇第二次合法性危机。(24)再加上在IMF投票机制中发达国家的份额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IMF的相关政策受到发达国家的主导，美国不仅具有独家否决权，而且美国国会至今拒绝批准2010年已经达成的IMF份额权改革协议，这使得IMF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因此各国对于授权IMF这样一个合法性不足的国际机构发行SDR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还持谨慎态度。要想使特别提款权成为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首先，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大规模改革，包括人事权、份额权等多方面的改革，否则特别提款权难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实质性的通货职能，也难以对美元进行实质性的制衡。 其次，SDR货币篮子种类不够完善，并未改变国际储备资产高度依赖少数主权货币的局面。SDR的定值货币篮子仅由四种货币构成，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对格局。其中英镑的发行者英国在经济总量上不仅早早地就已经被中国超过，而且在2011年已经被巴西超过；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总额也可能会被另一个国家韩国所超过。无论是中国、巴西还是韩国的货币，都没有被纳入SDR中，这将削弱SDR作为世界货币的中立性。而且美元在货币篮子中比重一直很大，美元的强势地位依然会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储备安全，这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依赖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局面。因此，应当增加SDR篮子货币的种类，以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可接受性。 再次，SDR的发行数量有限，分配机制不均衡。根据IMF规定，SDR的发行以补充现有储备资产的长期全球需要为基础，但是自设立之后，IMF只进行了三次SDR的一般性发行，总数额为2040亿，仅相当于2815亿美元左右，与美元的国际储备相比，SDR的发行规模非常小，仅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4％，难以发挥一种真正的国际储备资产的作用。(25)其他国家通过SDR获得资金，会减少全球对于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依赖，而且特别提款权的总量越大，对美元的依赖越少，所以美国一直不希望SDR总量的增加。(26) 最后，SDR的使用范围狭窄，无法在国际私人市场进行交易。由于SDR的使用被限定在成员国与IMF以及成员国之间的记账、清算以及贷款上，因此SDR的适用范围很小，它不能用于官方与私人以及私人之间的清算，无法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直接支付使用。而且SDR在私人经济活动中不可以进行使用支付，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定价功能也十分有限，这就导致SDR无法像其他储备货币那样得到推广，使用范围过窄，需求量过低。(27) 总而言之，可以看到SDR具有作为超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但是其自身的诸多问题以及外部干扰导致SDR远远低于其发行之初所能预期达到的目标。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也表明依赖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资产这种不对称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的不稳定性，而SDR则为终结局面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利用SDR直接取代主权信用货币(如美元)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如何处理SDR与主权信用货币的关系，如何对SDR进行合理改革成为完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课题。结合当前货币体系来说，SDR改革有两个基本方向，分别涉及SDR使用的范围，以及SDR本身的合法性。 首先，就SDR的使用范围而言，只有拓宽其使用范围，才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因此应当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鼓励国际收支平衡的成员国在各种支付转移中使用SDR，包括各成员国之间以及与指定持有人之间的各种协议交易和融资。比如按交易双方协定的利率和期限发放SDR，并采用SDR进行本息偿还；以SDR清偿债权债务，同时以SDR作为履约担保；促进SDR在公益领域的作用，使用SDR进行捐赠或赞助。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加强SDR在国际金融和私人领域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其次，就改革SDR的货币篮子而言，与当年的欧洲货币单位相比，当前SDR最大的问题就是合法性不足。欧洲货币单位是由所有参与国的货币加权得来，而当前SDR的货币篮子中仅有美元、日元、英镑和欧元四种货币，这反映的是传统的世界经济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发展的需要，因此IMF迫切需要增加货币篮子的种类与代表性，吸纳更多的新兴国家货币进入货币篮子，扩大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只有更多的新兴国家货币被纳入SDR，才能增加新兴国家使用SDR的兴趣，从而使更多国家成为SDR的“利益相关方”。 综上所述，SDR要想真正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作用，针对SDR的改革势在必行，由于国际体系仍然呈现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国美国目前并没有强大的政治意愿来领导IMF成员国对SDR进行实质性改革，因此SDR在通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与前景 根据前文分析，SDR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增加其货币篮子的种类，特别是将新兴国家的货币纳入其中。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传统的SDR货币篮子已经不能完全涵盖全球有影响力的货币种类。要想提高SDR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对SDR货币篮子进行改革、加入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币种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从1986年1月1日起，IMF执行董事会决定以5年为一个周期对SDR货币篮子定值进行评估，(28)评估内容主要为决定SDR货币篮中的币种及各币种在货币篮中所占的权重。(29)按照这一制度惯例，2015年IMF将对SDR进行新的评估，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议案目前已在审核当中。无论从对中国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方面，还是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善方面，将人民币纳入SDR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要成为一个货币大国，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势在必行。一方面，成为SDR篮子货币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具有一定的实质性意义。近年来，通过贸易跨境结算、签署互换协议等方式，(30)人民币在部分区域和领域中被越来越多的用作计价和结算货币，人民币也初步具备了贸易支付、官方储备和私人投资等国际货币职能。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意味着人民币在IMF框架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有助于人民币连同SDR一起发挥官方的国际货币职能。不仅如此，它还有助于提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认知度和可接受度，短期内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国际储备等方面的使用将大幅增加，国际社会将更多地购买人民币资产，国内的机构也将更多地参与国际投资，并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尤其是当今由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不断发展，亚投行将可能参照IMF来进行不同货币的配置和使用，加入SDR将有利于人民币在“亚投行”的金融活动中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另一方面，人民币加入SDR也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它可以为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提供基于国际认可的“合法效应”。(31)SDR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主要货币构成，这就说明IMF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对这四种货币的国际职能提供了合法性认可。(32)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货币地位与其经济发展规模不相符合，一旦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就可以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在全球层面的国际认可程度，也就意味着中国真正成为货币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这将大大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舞台的地位，有利于中国获得对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的话语权。 而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角度来说，SDR要想发挥更大的国际货币职能更离不开人民币的加入。2014年12月底，人民币上升为第五大全球支付货币，市场份额为2.17％，(33)人民币在跨国贸易和外汇交易中的使用量持续上升。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有利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增加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促进SDR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特别是得到中国的鼎力支持，从而有助于其向超主权储备货币方向发展。此外，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也可以进一步平衡其他四种货币汇率波动的风险，提高SDR的稳定性，减少SDR的汇率波动程度，从而更加有助于其发挥汇率标准的职能。同时，在当今美国霸权垄断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的局面下，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可以缓解少数主权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带来的难题，人民币分散国际金融与投资市场风险的功能作用将持续增强，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总之，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对中国货币地位的提升和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善来说意义重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一个日益紧要的问题。根据IMF的规定，一国货币能否进入货币篮子的判断标准有两个：该货币是否为被广泛使用的货币，以及该货币是否为被“自由”使用的货币。 所谓广泛使用主要是指该种货币的使用量，可以通过经济规模和贸易量来进行衡量。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2.4％；(34)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占全世界贸易量的12.2％。(35)因此，从使用的广泛性来说，以商品劳务出口总额的标准看，人民币完全达到了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标准。 所谓“自由使用”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该货币在国际收支中自由使用；其二是该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自由交易。(36)这条规定也是部分国家阻止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制度障碍。在经常项目上，人民币早在1997年就已实现了自由兑换，2009年开始，人民币已经逐渐被自由用于贸易和投资结算；然而在资本项目方面，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还存在一些限制，这成为人民币加入SDR的主要障碍。IMF副总裁筱原尚之就曾经在2011年2月表示人民币不符合自由使用标准而拒绝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37) 为了使人民币更加符合IMF对所谓货币“自由使用”的定义，中国已在过去几年里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努力，特别是在2015年大大加快了改革步伐，以增强人民币的自由化程度。第一，进一步放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性。为了提升人民币在资本市场上的国际使用，中国不断放宽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和私人投资在中国债券(38)和股票(39)市场的准入，来加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从而为境外人民币的持有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除此之外，中国还正式实施了沪港通计划，该计划允许两地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买卖对方市场股票，尽管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但也是颇为可观，而且深港通也将很快实施，如果这些举措运行平稳，中国股票市场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也将迅速纳入启动日程，将进一步提高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有利于消除人民币纳入SDR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 第二，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利率市场化，是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之一，也是人民币市场化的重要体现。随着2015年8月25日央行宣布放开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中国利率市场化正在进入加速度。央行在2004年就基本取消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的上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从2014年11月22日起，央行先后三次放宽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先后从1.1倍扩大到1.2倍，2月28日扩大至1.3倍；5月10日央行一改此前10个百分点的调整步伐，将浮动上限一步扩至1.5倍。(40)年内两次大幅调整存贷款利率和放松对存款利率管制显示了中国政府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能力和决心。这一改革将促进中国市场形成合理的利率决定机制，有利于促使资金价格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存款保险条例》。(41)这一项金融保障制度改变了国内银行的行为方式，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与国际接轨，也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市场改革的风险，为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保驾护航。 第三，放开人民币中间价，推动汇率形成市场化。自2005年7月二次汇改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在2007年5月、2012年4月和2014年3月宣布放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的日浮动区间，逐渐由基准汇率的上下0.3％逐步扩大到2％，银行间市场的浮动区间已基本能够满足正常情形下汇率波动的需要。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又公告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由做市商在银行间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报价形成。(42)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再次强势突破。而在此之前，IMF曾对SDR货币篮子进行了非正式的技术性讨论，其中提到人民币中间价因为与市场价脱离而不能作为SDR计算的参考价。(43)此次央行放开人民币中间价，不仅可以一次性释放贬值压力，消除人民币中间价的政策性扭曲，而且将加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消除人民币加入SDR的技术性障碍，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争取更大的主动权。此后，在8月2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首次公布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参考汇率”，这正是为了符合IMF对申请加入SDR货币的相关条款的要求，定时披露在岸银行间市场人民币汇率，(44)可见中国政府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以适应IMF相关制度规定，为人民币加入SDR扫清障碍。 以上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政府在过去数年时间里，围绕人民币的“自由使用”在资金项目开放、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小步快走”式的改革，这一方面是中国完善自身金融体系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重视。但由于IMF对某种货币是否“自由使用”，并没有有严格的技术界定，而是由主观认定，世界上没有一种货币是不受政府管制而完全“自由使用”的，因此对于人民币改革成效的判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政治因素。 四、围绕人民币加入SDR的国际政治博弈 早在2011年的南京G20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级研讨会上，G20国家以及IMF等国际组织就曾对人民币能否纳入SDR货币篮子展开了讨论，欧美国家对人民币应当被纳入SDR机制达成了高度共识，但同时对中国的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深入，围绕人民币是否能够加入SDR货币篮子的讨论日益增多。虽然中国已经获得了一些关键性的政治支持，但是美、日仍然对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持犹豫态度，这意味着人民币在加入SDR货币篮子的问题上将经历一系列的政治博弈。 首先，IMF官方表示人民币加入SDR只是时间问题。针对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问题，IMF总裁拉加德多次表示积极支持的立场。2015年3月，拉加德表示，“人民币加入SDR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可以质疑恰当性，问题是什么时候”。(45)随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拉加德在声明中再次强调人民币近几年来加速国际化的成果有目共睹，IMF将与中国政府加强在人民币加入SDR方面的紧密合作。根据计划，IMF董事会2015年5月已就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议题举行初步讨论，并将在晚些时候举行5年一次的评审，最终决定在11月份公布。(46) 2015年8月19日，IMF执行董事会批准将现行SDR货币篮子的有效期延长9个月至2016年9月30日。(47)根据IMF官方解释，这主要是为了确保与SDR有关的操作能够平稳进行，可以确保新货币篮子生效的时候，市场交易量处于正常水平，让SDR使用者有充分时间调整投资组合。毫无疑问，IMF延长现行SDR的有效期给人民币的加入增添了新的变数，但同时也给中国政府争取了时间。在通常情况下，在五年一度的评估中，IMF会在年底作出决定，而操作层面上生效的时间是第二年年初。但IMF理事会推迟新的SDR生效时间意味着，如果中国政府切实承诺在未来一年里实施改革和政策行动以增强人民币的自由使用，IMF可以就人民币纳入SDR一事作出积极决定。(48) 作为最大股东，美国一直将IMF视为自己推行金融霸权的重要制度工具。(49)尽管在多数情况下IMF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但IMF也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提高IMF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地位以及真实反映当今世界经济变化格局，在人民币汇率以及增加中国在IMF中的权重问题上，美国与IMF两者意见就不一致。IMF近年来对人民币态度的转变重大，其公开表示对人民币加入SDR的支持，无疑在关键时刻对人民币投下信心票。IMF相对正面的态度也是源于该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支持。 其次，欧洲不少国家都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人民币的支持。目前，七国集团的欧洲成员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公开支持中国申请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意向。欧洲国家的支持成为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成功的重要政治基础。 英国正努力为伦敦争取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地位，一直力挺人民币纳入国际主要储备货币。(50)英国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大卫·拉姆斯登曾表示，自IMF在2010年对SDR的构成进行审议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51)同时，德国央行执行理事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在今年2015年3月举行的博鳌论坛上表示，德国方面支持中国基于现有标准将人民币加入SDR的目标，并对中国最近以来向人民币自由化所取得的发展和进展表示欣赏。(52)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得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日趋提升，欧洲人民币业务规模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53)人民币清算网络逐步完善，人民币金融产品日趋丰富，使得越来越多的欧洲机构对人民币发展预期持乐观态度；再加上欧洲近几年经济持续低迷，需要人民币以及中国元素的拉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无疑会扩大人民币的国际投资支付，有利于欧洲市场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投资，提振欧洲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的崛起为欧洲国家的“去美元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表示不满，力图改变美元独大的单一货币体系。然而欧洲债务危机又使欧元深陷困境，难以对美元的霸权地位形成挑战。作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中欧之间互动频繁，贸易往来持续良好，人民币的国际化为欧洲“去美元化”提供了新的货币选择。因此欧洲国家对人民币加入SDR积极支持，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层次加深，带动欧元区走出财政困境；也期待人民币作为一种平衡因素，促进国际金融结构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然而，相比欧洲国家的积极态度，美国和日本态度冷淡，两国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态度并不积极。2015年3月底，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对中国进行短暂访问，中国曾游说美国支持中国推动人民币地位的努力。卢在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决心。但卢在回国后的旧金山演讲时坚称，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加入SDR储备货币。他表示，如果中国想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必须完成艰难的基础改革。例如资本账户自由化、汇率市场化、利率自由化，并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他暗示，除非中国采取重大举措改革经济，否则美国政府不会支持人民币列入储备货币的提议。(54)2015年8月7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内阁会议后对记者说，“我相信IMF将基于客观数据作出判断。我认为人民币加入SDR是可取的，但是否符合资格应基于客观事实来决定。”(55)这一模糊态度表明了日本的消极立场。 根据IMF的相关决策规则，凡是重大决策，比如需要更改SDR纳入新货币的两条基本标准，需要188个成员国85％的超级多数投票权。一般性决策，比如在满足这两个标准的前提下一种货币是否应该被纳入，则需要70％的多数赞成票。(56)美国和日本在IMF的投票权分别为16.74％和6.23％，共计23％，对IMF的重大决策具有很大的否决权，中国的投票权仅仅为3.82％，(57)发展中国家的整体代表性偏低，所以尽管美、日在人民币纳入SDR问题上并没有否决权，但它们的立场对人民币加入SDR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民币能否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问题，本质上决定着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的重新分配。中美之间针对亚投行的角力还没有完全结束，现在又迎来新的一次博弈，它是中国金融外交在2015年的“第二战”。(58)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正在设法通过使人民币成为世界各地正式交易中一种普遍使用的货币单位而进入全球金融业的核心，是否应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问题会触及世界货币体系和权力的核心，若人民币成功加入SDR，就预示着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日元、欧元、英镑之后的第五种储备货币，极有可能对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构成潜在挑战。目前真正称得上世界货币的只有美元，欧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元构成了替代，但由于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削弱欧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及欧元作为超主权货币的制度缺陷，欧元难以成为和美元匹敌的世界主要货币；至于英镑和日元，受制于自身经济体量，很难对美元构成实质性竞争。人民币是未来最有可能挤占美元份额的主权货币。因此美国对人民币加入SDR持保留态度，是人民币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程度的一大政治障碍。 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不仅关系到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否得到普遍认可，还涉及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地位和话语权能否提升。亚投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上的话语权正在增强，一旦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将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货币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从目前来看，关于人民币纳SDR的努力，不仅取决于中国如何进行国内制度改革以满足IMF的相关标准，还取决于中国的外交能力，为人民币获取更多外交上的支持。 五、结语 作为IMF创设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的计价单位，SDR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SDR改革应当反映当前国际金融力量对比的变化，与时俱进，推动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无论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还是从国际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都是当前急需商讨的重要议题。 就目前来说，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人民币国际化也已获得了显著成果，但人民币离加入SDR的一些基础性指标还有一些距离，因此要达到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目标，中国政府还需加快改革的步伐，促进国内金融更深入地跟国际市场相融合，积极推动人民币在2015年审查时加入SDR。 同时，人民币加入SDR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它关涉到国际政治的博弈。中国应当加强与美、日等国的沟通，做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准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推动构建合理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也必须认识到，人民币加入SDR或许更多具有的是锦上添花的象征意义，对于人民币成为一种公认的全球储备货币来说，加入SDR货币篮子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这个进程，但是人民币终究还需要靠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广泛使用来缔造成有世界性影响的国际货币。 注释： ①[美]本·斯泰尔著，符荆捷、陈盈译：《布雷顿森林货币战》，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Richard Gardner,Sterling 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20-22. ②[美]巴里·埃森格林著，麻勇爱译：《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94-97页。 ③对于“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的详细解释，参见[美]罗伯特·特里芬著，陈尚霖、雷达译：《美元与黄金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71页。 ④1968年IMF特别提款权的出笼，可谓是对1944年“国际货币体制”的最早改革努力，参见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⑤James Hamld,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since Bretton Woods,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6,p.192. ⑥对特别提款权的专门研究，参见Christopher M.D.Wilkie,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s):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onet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⑦Barry Echi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Oxford:Oxford Universicy Press,2011,p.57. ⑧Article XXI of Articles of Agre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 Modified by the Proposed,First Amendment(includes typewritten palimpsests),Washington,D.C.:IMF,1968. ⑨李巍：《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45-46页。本杰明·科恩最早就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储存三类职能，阐述了官方部门和私人部门使用国际货币所表现的六种不同形式。详见Benjamin J.Cohen,The Future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London:Macmillan St.Martin's Press,1971,pp.13-23。 ⑩邵丽：《特别提款权改革方向：超主权储备货币》，《中国金融》2011年第4期，第86-87页。 (11)王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发挥SDR作用的前景分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38-43页。 (12)最初入选的16种货币包括美元、英镑、日元、法国法郎、联邦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加拿大元、荷兰盾、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挪威克朗、丹麦克朗、西班牙比塞塔、奥地利先令、南非兰特和澳大利亚元；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对货币篮进行了微调，以沙特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替代丹麦克朗和南非兰特，微调后的货币篮一直沿用至1980年12月31日。详见Christopher M.D.Wilkie,Special Drawing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50-52。 (1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14)据估计，1981年底约40～50家银行愿意接受SDR存款，存款额达50亿～70亿SDR。最主要的存款人是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石油公司，一些中央银行和官方机构也向商业银行和BIS存放以SDR计值的存款。SDR计值的债券和银团贷款市场也得到了发展。详见王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发挥SDR作用的前景分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38-43页。 (15)IMF,Evolutiot of the SDR:Paper Gold or Paper Tiger,in Silent Revolution:The IMF 1979-1989,Chapter 18. (16)据IMF官方数据显示，在2009年特别提款权分配后，自愿交易安排的数量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以确保自愿特别提款权市场继续保持流动性。目前，自愿交易安排的数量为32个，其中19个是2009年特别提款权分配后的新安排。 (17)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pecial Drawing Rights: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dr.html. (18)从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方式看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周期性的普遍分配方式，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每隔5年决定是否进行新的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此规定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国际储备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在一个基本期结束后决定是否增加或维持原先的特别提款权的水平。第二种是特殊的一次性分配方式，分配需要得到特别提款权参与国85％以上的投票赞成。详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pecial Drawing Rights,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dr.html。 (19)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pecial Drawing Rights,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dr.html.关于IMF特别提款权更为详尽的分配历程，详见Christopher M.D.Wilkie,Special Drawing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20)susan Strange,"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d Organization,Vol.41,No.4,1987,p.569. (21)李巍、苏晗：《从体系依赖者到体系改革者——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色演变》，《国际展望》2015年第3期，第44-66页。 (22)周小川：《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中国金融》2009年第9期，第8～9页。 (23)United Nations:UN Conference on the Worl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Its Impacts on Development,New York,2009-6-24/26. (24)Jonathan Kirshner,American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Ithaca:Cornell Universily Press,2014,chapters 4,5. (25)根据IMF官方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26)《前中国驻IMF执行董事：天天开会常被美方一句话否决》，《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6月17日，http://finance.ifeng.con/news/hqcj/20110617/4161066.shtml。 (27)邵丽：《特别提款权改革方向：超主权储备货币》，《中国金融》2011年第4期，第86-87页。 (28)年份尾数逢0和5进行评估和检查，逢1和6则实施新的评估结果。(29)International Monetary,Fund:Special Drawing Rights,2015-4-19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dr.html. (30)截至2015年5月末，中国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的实质性动用明显增加；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盖东南亚、西欧、中东、北美、南美和大洋洲等地。详见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2015年)》，http://www.pbc.gov.cn/。对央行货币互换的专门研究参见李巍、朱艺泓：《货币盟友与人民币国际化——解释中国央行的货币互换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第128-154页。 (31)关于国际货币的合法性问题，参见李巍：《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4-30页。 (32)参见Peter B.Clark and Jacques J.Polak,International Liquidity and The Role Of Teh SDR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2。 (33)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http://www.swift.com/index.page?lang=en。 (3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36)International Monetary,Fund:Special Drawing Rights,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dr.html. (37)《IMF副主席筱原尚之：人民币不符合进入SDR的条件》，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10209/21523590904.html。 (38)2015年4月末，央行批准32家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市场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利于吸引外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其中包括11家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10家境外机构以及11家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详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http://www.pbc.gov.cn/rmyh/index.html。 (39)同时中国上海自贸区合格个人境外投资(QDII2)试点最快有望今年启动，中国央行考虑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取消每年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限制，不再设置上限，若这一政策落实，将极大推动个人投资者对人民币境外业务市场拉动，促进资本账户开放进度加速。详见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2015年)》，http://www.pbc.gov.cn/。 (40)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myh/index.html。 (41)国务院令第660号：《存款保险条例》，http://www.gov.cn/zhengce/2015-03/31/content_2840827.htm1。 (42)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的声明》，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2927054/index.html。 (43)《汪涛：人民币汇率改革新举措影响几何》，环球网财经，http://finance.huanqiu.com/toll/2015-08/7253819.html。 (44)《央行放开中间价 人民币跑步加入SDR》，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50825/100123056760.shtml?_t=t。 (45)IMF拉加德：《人民币加入SDR只是时间问题》，环球网财经，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5-03/5979924.html。 (46)《人民币入SDR篮子美欧仍存分歧》，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4/6099638.html。 (47)《IMF为何延长特别提款权现行货币篮子有效期》，凤凰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820/13922597_0.shtml。 (48)《人民币纳入SDR还需迈过哪些槛？》，《华尔街日报》中文网，http://cn.wsj.com/gb/20150805/fin072706.asp?source=NewSearch。 (49)Randall W.Stone,Controlling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4-36. (50)笔者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英国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支点国家，参见李巍、朱红宇：《货币伙伴外交与人民币崛起的战略支点国家》，《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27-54页。 (51)《英国官员：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5-03-25/content_13430792.html。 (52)《德国支持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50319/005921753051.html。 (53)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欧洲地区2014年使用人民币的机构比2012年增长近47％，高于亚太地区的23％和北美地区的44％，人民币在欧洲的跨境业务增长十分亮眼。 (54)Ian Talley,"How the Yuan Could Win Reserve Currency Status Even if the US Objects," Wall Street Journal,Apr.28,2015. (55)《日本财务大臣称人民币加入SDR值得期待》，路透社，http://cn.reuters.com/article/2015/08/07/yuan-8dr-idCNKCS0QC02Z20150807。 (56)IMF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 (57)IMF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 (58)李巍：《SDR：中国金融外交“第二战”》，《环球时报》2015年6月18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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