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黄毓毅，江德平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法律系，广东广州510800）
摘 要： 广州市一直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前沿，对于国家一直提倡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广州市人民政府和群众都做了诸多积极有益的尝试，并且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创新和进展，但是基层社会治理毕竟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问题，作为先行先试的广州仍需要总结经验、深化改革，从社会现存问题入手，夯实治理基础，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成果和经验。
关键词： 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完善
为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广州市以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出发点，积极进行社区管理的创新与尝试，成为全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改革的先行先试区之一。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广州市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效十分显著，但仍然存在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由浅入深地推进改革、循序渐进地完善基层社会建设与治理，是健全广州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任务。
（3）实施“一环节一对策”细节执行。增强施工技术措施的执行力度，对重点作业环节、特殊作业环节制定针对性的技术措施。
一、当前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状况
（一）践行服务与管理基层社区的实用措施
广州市提出了“一队三中心”的基层社会建设与治理措施。“一队”即是一支综合执法队，负责各大社区街道日常的行政执法，“三中心”即是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和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其权限职责分别是开展“一站式”服务、给治理区域内的居民提供专业的综合性服务以及集中处理矛盾和化解纠纷的平台[1]。现如今，“一队三中心”体系已经全部完善，而其内容也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细分与深化，逐步落实到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演变成广州市基层社区服务管理的新模式，不仅为基层人民提供了更为优质的服务，而且有利于基层治理的长久稳定发展。
首先,政府要在区域资源整合上起带头作用。庐山市温泉镇拥有以温泉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以红色文化，姓氏溯源为代表的文旅资源，以东林大佛为代表的宗教资源。及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其在以温泉产业资源为中心的基础上，融合旅游、文化、生态、社区等功能，结合地方特色、生态特色和文化特色。走出庐山市温泉特色小镇独特的发展之路。
将拟合得到的两个目标参数代入D-R-PH模型可以得到冲击波波后应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8，与实验测量的边界应力基本一致，由此说明上述确定材料参数的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可见尽管实验得到的应力曲线由于数据的震荡并不能和模型曲线完全一致，但是该模型对于不同的相对密度的泡沫铝均能很好地吻合应力的峰值和应力的变化趋势。
（二）多元化主体齐聚，活力新社区兴起
基层服务一直是基层管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只有服务上去了才能更好地管理与自治。然而要从实处提升基层综合服务管理水平，就必须从街道综合执法联动机制的完善上入手，在明确街道管理工作的具体流程及各项工作细分职责的前提下，完善街道执法队与各执法部门的联动机制。基层综合服务管理水平和“一队三中心”体系联系紧密，如果能将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的办事效率提升，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专业度加强，将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矛盾危机处理机制健全，那么不管是社会资源还是慈善资本都将得到合理的安排与调配，进而有效扩大基层服务范围与基层综合服务管理水平，稳定民心，给基层人民群众提供到切实的物质、精神与日常生活福利[5]65-66。
（三）以人为本，重视居民的自主权利
广州市下属各区城镇人口规模逐渐扩大，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各区城镇管理水平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对于“特大城镇”管理体制的改革，广州市应当有意识地制定一套城镇专属管理体系，在执法状况的梳理、管理权限的下放以及城镇“分区管理”的落实上进行详细阐释与规划，适当运用市、区、街道密切配合的联动法则，推动政府事务的下达，为地方城镇带来必要的资源和帮助[5]65-66。此外，对于规模过于庞大的城镇，应当使用因地制宜的方法，除去本地户籍人口外，增加额外的编制名额，以推动社区管理服务健康正向的发展。
（四）结合互联网，拓展基层社会治理的广度与深度
广州的城镇外来人口数量向来居于全国前列，其中的外来务工和求学人员不在少数，可是政府依然按照本地户籍人口来配置资源，这就导致大型城镇的资源匮乏现象尤为突出[4]。本来地方的管理较中央或核心地区就更为缺失，面对更大的人口基数和更少的资源，管理难度当然大大增加，而特大城镇的机构设置不当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更为突出，群众的诉求也因此长期得不到满足，所以就出现了地方管理体制与本地发展需要难以匹配的尴尬局面。
二、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基层社区服务的职能发挥不完全
以“一队三中心”为基础的街道运行模式在实践的过程中并未达到预期成果，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制度的职责划分难以做到明确化规范化。“三中心”里较为核心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就在具体的街道事务中扮演着“活动中心”的角色，可对于居民来说它的职能远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深层次需求。由于基层群众的基数大，兴趣爱好也千奇百怪，所以此中心的服务在平时运作中就显得过于流于形式而没有真正发挥到其丰富基层民众业余生活的作用，从而显得有些肤浅和单薄[2]。再者，街道的管理需要资金的大量支持，可是其规范的财政保障机制未切实建立，街道管理人员就无法对经费进行统一分配，导致其在人员的部署和权责的界定上更加难以做到合理划分。反之，如果只是一味地“一刀切”，则容易出现得不偿失的局面，不仅可能扰乱社区服务体系的内部秩序，而且可能丧失对人口密集街道长期保持的公平与正义。
（二）社区难以实现自治管理
社区公共事务通常分为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和自治事务，其中行政事务的责任主体是政府，而另外两类的责任主体是其他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由于广州市的街道社区委员会在权力与资源分配上已经占据劣势较长时间，要想有所改变，就必须参照以上国家普遍形势下的社区分类治理方式，特别要在社区行政服务、社区便民服务和社区公益服务上提高重视度，运用试点推行的模式，探索出新兴而合理的分类方式，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的发展添砖加瓦。
（三）基层管理机构资源匮乏
广州的兼收并蓄同样带来了人口膨胀的问题，外来务工和求学人员的增多加强了社区管理的难度——一个居委会可能会管理上万人，这样“供不应求”的局面逐渐暴露出基层管理机构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即资金、设备、人员资源的匮乏。一个社区越膨胀，那基层管理机构需要提供的服务、需要管理的对象以及需要兼顾的内容就越多。这不仅为基层社会管理机构带来了财力挑战，也为其内部人员部署和培养机制敲响了警钟，由于基层社会管理机构大多时候都选择任用薪资低、素质参差不齐的临时人员，所以更为社区治理的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四）地方管理体制与发展需要难以匹配
网络作为当今世界联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仅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政治生活的稳定与和谐创造出了更直接的路径。广州市在基层社区内推行的网络化工作，不仅从各个渠道提升了社会管理的效率，简化了治理程序，还通过信息化手段让公共服务、治安管理等日常事项变得简单快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安全隐患，同时美化了社区环境，加强了社区群众间的联系。广州市秉承着带领基层社会治理登上新台阶的理念，在网络化进程中取得了较大成效，意外地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三、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完善途径
（一）从基层治理结构下手，权力分配得宜
社区建设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社区委员会有作为与否向来和社区管理体制的有效性挂钩，要想加强社区建设，就必须在管理体制建设上做文章。不仅要优化“一队三中心”模式，还要迎合民众需求开展人性化服务，同时开设更多有趣的活动项目，吸纳社会资源并进行统筹与整合，真正做到服务与管理并重[6]。其次，还需要在提升社区服务人员素质上下功夫，拥有专业素养的从业人员可以促进基层治理氛围的和谐与友好，减少矛盾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在专职人员的管理上，要设定一定的准入及考核标准，做到规范招聘程序、完善奖惩机制、解决各地方存在的工资福利待遇差别大的实际问题，并相应健全晋升制度，提升专职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与发展空间，激发其长久工作的热情。此外，社区信息的收集与整合也较为重要，加强网络信息化建设，可以拉进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能够给政府管理、民众的政务信息获取提供到更加高效便捷的渠道。
（二）提升基层综合服务管理水平
广州作为一个兼收并蓄的城市，联系和包容便是它的代名词。为了使多元化群体更具有归属感，广州市政府积极创建“GPS幸福社区”，践行多元参与、多元服务与多元治理的理念，召集不同文化的群体、不同性质的企业与组织、不同背景的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到政府开展的特色活动中来，引导社会资源进驻社区，同时鼓励其发展自治性的内部社区团队，通过帮扶养老院、热情献爱心、关爱流浪动物等生活化项目，吸纳了各种有利的社会资源，促进了社区管理服务效能的优化提升[1]。互联网时代，“地球村”之梦不再遥不可及，而“幸福村”的内涵也基于此得到了发展与丰富，在居民友善而平等的互动中，活力新社区正式扬帆起航。
（三）运用合理方式分类治理公共事务
政府与社区向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政府为了简化自己的职能，将各项管理工作下达到社区内部，导致社区委员会不堪重负，在基层人民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还要承担额外的行政事务，这就间接导致社区委员会受到政府牵制，出现职能重心偏移，难以全身心做好社会服务工作的状况[3]。该模式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社区委员会难以实现真正的行政和自治管理，顾及两边反而导致天秤失衡，在“居站分设”的背景下被推向行政与服务的边缘。
（四）重视下属各区、市城镇化的改革，放权和管理并行
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对人权的重视大大提升了人民的自主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居民的自主权便是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广州市的基层社会治理践行民主与平等理念的显著特征就是善于倾听民意，“市—区—街”层层递进的社情民意服务体系的出现就是收集人民声音最重要的一环，社区群众不仅可以通过论坛直接表达意见，还可以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下，以入户访谈、问卷调查的方式给社区提供必要信息，积极推动政府管理机构作出适当的政治决策[1]。例如广州市一直以来推行的“社区问诊”活动和在各街道落实的“直选”机制，都强化了居民自治体系，赋予了基层社会民众畅快表达的权利。
（五）以社区建设带动基层治理环境优化
在市、区和街道的关系上，政府的重视度向来是失衡的，根据以往经验来说，社会治理的关注重点一般都聚集在市区，而往往忽略了街道自治与资源分配的权力。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有意识地放权必不可少，所以按照重心转移机制，应当赋予街道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以基层治理为基础，将资源整合起来，实现事权、财权与人权的统一，并做到由街道统一管理、指挥和调度，在增强街道主动性的同时梳理治理结构，以便获得更为优质的治理成果[5]65-66。此外，还应该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明确市、区、街的职责范围，运用法律手段将权力切实下放。
四、结语
广州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其成效显著当然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一队三中心”的积极建设与落实、“GPS幸福社区”模式的活力与带动作用、“市——区——街”的三级纵向社情民意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的兴建都是广州市为基层建设做出的大迈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的优势逐步显现出来，当然也暴露出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一队三中心”职能发挥的不完全性、“居站分设”理念的落实效果不佳、基层管理机构资源匮乏、地方城镇管理体制与实际发展状况难以匹配，这些问题催促着广州市基层管理相关部门快速开启内部完善机制，从市、街、区的合理分权入手，对基层治理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解决，同时优化“一队三中心”服务平台的建设，给社区综合服务提供明确指南，此外在公共事务分类治理的方式上做出一定程度的探索，借鉴其他省市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将社区放权作为契机，持续开展改革地方城镇管理体制的活动，优化资源配置同时改善基层治理的大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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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名，王春婷.推位让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J].开放导报,2014(18)：12-16.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004（2019）06-0016-03
doi: 10.16732/j.cnki.jeu.2019.06.005
收稿日期： 2019—06—20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共建课题（2018GZGJ113）“规范、事实、商谈——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
黄毓毅(1982-)，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法律教育、安全保卫。
2. 《山阴陆氏族谱》：陆游“力学不仕，尝至临安，有诗云：‘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都人传入禁中，高宗称赏不止，由是名振京师。高宗虽慕公才，为桧所阻，不能用。及桧死，始除敕令所删定官，出赴福州宁德主簿……”④
江德平(1974-)，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法律教育、安全保卫。
笔者提出的负压降尘装置的方案主要内置于掘进机炮头内部，总体工作装置主要分为收集装置与处理含尘气体装置。其功能主要是在掘进机进行截割时能将截割煤壁产生的煤尘、岩尘以及呼吸性粉尘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入降尘装置，即在粉尘还未开始大量扩散时就被吸入装置。
(责任编校：杨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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