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届国际档案大会求同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届论文,大会论文,档案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9月21日至26日，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下简称十四大）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举行。自1996年9月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下简称十三大）在北京召开之后，国内外的档案工作者在档案学发展领域陆陆续续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在此，笔者欲将两次大会的主题及内容做一求同比较，以求进一步推动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
1 两次大会的主题遥呼相应、互相映衬
十三大的主题是“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十四大的主题是“新千年与信息社会中的档案”。十三大通过总结二十世纪的档案事业成就，展望了二十一世纪档案事业发展的宏伟业务，它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档案盛会。十三大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是国际档案理事会在欧美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国际档案理事会及时想到在亚洲的中国召开这一届大会显示了它的成熟和对发展中国家档案事业的关注，这个决定表明，国际档案理事会已经真正具有“国际的视野”，它的领导人也认识到档案事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带有全球性。十三大在中国的成功召开也有力地向国际档案理事会证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档案工作者的实力。十四大紧密围绕信息社会中的档案工作发展趋势的探讨，比如电子文件的管理和利用、档案学科的发展及档案在休闲社会中的作用等。
2 电子文件的管理和利用受到了密切的关注
法国的诺加雷女士在十三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做的主报告《信息技术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影响》着重论述了“机读档案是各国档案工作者必须面临的一个挑战。”她指出，由于机读档案的一些特点，如载体和技术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信息的可变性、多样性，特别是信息超国界流通在信息保密、著作权、行政信息查阅等方面产生了国与国之间法律一致性的问题。为应付这些挑战，诺加雷女士指出，受档案生命周期概念的影响，档案工作者必须要在机读文件产生之初就开始进行业务监督，以便确保信息的持久性；档案学本身已经显示出了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机读档案的问世并不是要更改档案学的原则，而是要更加注重标准和规章；国际档案理事会要与标准化组织和其他专业组织增加接触，紧密注意新技术带给档案部门的变革和动向。诺加雷女士强调“注重标准和规章”的思路在十四大平行会议的报告“标准化——评估和展望”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考据。
西班牙塞维利亚总档案馆的Magdalena CANELLAS ANOZ在十四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主报告《全球范围内电子文件的管理和利用》重点阐述了电子文件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电子文件的重要性、管理电子文件所使用的系统及其管理模式；电子文件管理领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以及当前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诺加雷女士强调“标准”的思想在南非国家档案馆维恩哈里斯的第二篇辅助报告《电子文件法律状况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有相似的论述。哈里斯指出：“对于许多档案工作者来说，最感兴趣的方面就是形成了一种机制，建立一种标准，从而使电子形式的信息能够被法律所接受，这些机制和标准包括电子文件的有效性、电子签名的使用、电子文件的传输和数据的保护等”。美国加利福利亚兰德公司的杰夫·罗森伯格在第一篇辅助报告《电子文件的保护和迁移问题》中，重点强调了“由于信息技术更新周期的迅速缩短，档案工作者必须加强数据和电子文件转换和迁移的研究。为了避免电子文件的丢失，有必要对确保电子文件进行保护和利用的技术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3 “来源原则”仍然是档案专业的核心原则，“新来源”观得到部分档案工作者的肯定
加拿大的T·库克在十三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主报告《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中指出：“来源”和“原始顺序”的原则将会成为以后档案专业的核心原则。加拿大有一种档案实践模式，即“职能结构研究模式”尤其注重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其目的主要是“揭示文件形成者的来源信息和文件的管理方法，以及各种档案文件的形式、功能和物质特征”。加拿大这种实践的实质是通过对文件的历史和前后联系的分析来确定其档案活动，这恰恰是来源原则理论的思想核心，从实质上来说，这是对来源原则的重新肯定。库克认为，只有如此，“档案人员才能把信息转化为知识范例，才能更好地适应文件和通讯时代”。加拿大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露西亚那·杜兰蒂(LucianaDURANTI)在第十四国际档案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辅报告《技术变化对档案理论的影响》中强调说，“无论技术革命怎样改变档案理论，来源原则仍然是传统档案理论的基础，也是所有数据系统的基础。”
电子文件时代所提出的“来源”已经与传统上的“来源”有所不同，新的“来源”呈现出“概念化的、虚拟化的和多方面的，而不是单一级别的、结构性的直接与一个行政单位相联系。”在传统的来源原则下形成的全宗、文件组合、档案著录、原始顺序等概念，其含义都将发生变化。此外，传统的档案“永久保存价值”概念也将发生变化，电子文件是不能永久保存的，重新拷贝的文件不再是原始文件。文件的价值变了，档案馆能否再称为“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新的“来源”有许多新的内容，但无论如何，“新来源”观还是受到欧洲实践的肯定。特里·库克把“新来源”概括为“从以原始文件产生部门为中心的实际来源原则转变为以多部门、多机构中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任务活动为重点的概念来源，它不仅指文件的形成机关，更包括其形成目的、形成活动、过程、处理程序和职能范围等。”
4 档案立法地位的日益加强
西班牙的Jose Maria在十四大第二次会议辅助报告《档案在法律规章中的地位》一文中，通过对各国立法的考察，对档案馆在政府和社会中各个层次法规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提出了可以适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普遍的立法原则。中国的王德俊在十三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主报告《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与变化》中预测了当代立法的七个发展趋势，其中“档案立法逐渐超越国界”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他的这一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档案工作、档案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Jose提出的“适用任何国家”的普遍的立法原则与王德俊预测的“档案立法逐渐超越国界”有异曲同工之处。
5 档案学科将会以新的形式发展
十四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主报告的题目是《档案学科的发展》，报告人是德国的赫尔曼·罗姆斯科德尔(Hermann RUMSCHOTTEL)。他在报告中指出“在一个世纪和一个千年就要结束的时候，从国际档案理事会产生时的那种纯粹历史文献编目学的角度和现在的全球信息管理科学的角度对档案学的发展进行考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档案学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赫尔曼的这篇主报告顺应了国际档案理事会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所发出的倡议：“将档案作为一门单独学科进行研究，将其纳入正式教育计划，在计划中将培训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强调档案工作者在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作用，鼓励与其它信息专业建立联系。”
6 档案文化价值的日益显现
十三大突出强调了档案的文化价值。不同的报告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尼日利亚的U·O·A埃思在报告《档案学：国家和文化传统，还是一门国际学科？》中，系统论述了档案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他认为：“档案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加快了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保存档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档案对产生它们的国家的文化价值，档案是人民的文化财富，在文化领域上占据一定的位置。”波兰的J·斯科罗内克强调调指出：“档案工作者以保护文化和民族特征为己任。”十三大突出强调档案的文化价值，是与人们档案概念的变化分不开的。人们的档案概念已转向社会——文化为基础，强调档案的文化价值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发达国家，档案走向大众已成为一种趋势，从某些方面来讲，人类文化遗产也是大众休闲产业的一个部分，档案界对此兴趣浓厚，竭力想开辟出新的服务领域和新的产品，以使档案馆能够占据适当的文化市场。我们能够开辟新的文化市场吗？这一问题在十四大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主报告《档案在休闲社会中的作用》中尽有体现。
7 档案教育模式的多元化
十四大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辅助报告《档案教育模式探索》的报告人西圣·保罗大学的Ana Maria DE ALMEEDA CAMARGO在其报告中详细探讨了怎样才能培训出可以应付新千年挑战的档案工作者。这个问题在十三大第四次全会会议的辅助报告《获取你的电子高速公路驾驶执照》一文中就已有所展现。荷兰档案学院副院长T·托马森讲述了跨国数据时代的档案教育。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使档案学从一门历史辅助学科发展成为信息领域内的一个独立学科，档案教育要走多学科途径，使文件管理教育与档案教育紧密融合，使信息领域内不同学科之间相互贯通，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视其能否以各种媒体记录下来的不断产生的大量信息做出合理选择并帮助其用户做出合理选择。通过给学生传授来传播国际职业化标准，是信息时代档案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要让学生知道，尊重全宗的概念不仅包括对原始顺序的尊重，而且也包括对原始语言的尊重和对构成信息的原始文化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