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捩——兼论民族工商业者“问政”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业者论文,历史性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民族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震古铄今的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历史书写了无比光辉的一页。回顾艰苦卓绝的八年，1944年无疑是承前启后的坐标，中国社会正是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捩。
（一）
1944年的第一页，是由抗战以来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所揭开的。
上年10月，由于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努力，同时也受国际民主潮流的推动，国民党终于同意讨论宪政，第二次宪政运动由此在国统区率先展开。这次运动的重点，起初集中在修改宪草、扩充国民参政会职权、争取人身自由、改善书报检查办法和成立县级正式参议会等方面，它反映了人们为战后建国进行政治设计的迫切心情。
1944年上半年，是这次宪政运动的重要阶段。元旦，在重庆创刊的《宪政月刊》，第一篇文章就开宗明义地展望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激荡出一个洪大广泛的潮流，它可说是一个磅礴古今、充塞天地、济渡人类、荡涤世界的潮流，现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结束旧时代，辟创新历史。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它在今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抵挡的洪流”。在这个“弥漫世界的民主潮流”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将联合起来为世界民主而奋斗，中国人民更应该“团结一体，为抗战，为宪政，为民主而奋斗”①。这豪迈的气魄充满着对民主前途的信心，代表了人心所向与时代趋势。
这次宪政运动主要在国统区的城市展开。陪都重庆，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协进会于新年第一天发表《为发动研讨宪草告全国人民书》。3日，张君劢、左舜生等72人发起宪政座谈会。继之，宪政月刊社、国讯旬刊社、重庆青年会接连举办各种座谈，内容涉及为什么需要宪政、需要什么宪政、怎样推进宪政运动，节制私人资本保护私人企业、保护人身自由、地方政象刷新、妇女与宪政等问题。刚刚访英归来的王云五，也根据考察的感受强调“实行地方自治”、“实行法治”、“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是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以前置身事外的民族工商业者，这次也参与进来，中国西南实业协会等五团体5月20日联名向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提交的《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表明它们第一次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联系起来。乐山武汉大学政谈社和法律学会举办了宪政演讲会。协进法学社讨论“人民的权利义务”十分热烈，彭迪先等教授都作了发言，朱光潜还发表了《宪政促进与言论自由》一文。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这次宪政运动的实际发动者，其领导人黄炎培1月23日在广播电台播讲了《吾人要把宪政运动迎取抗战最后胜利》；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4月28日招待文化界人士，宣布对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要求。5月，同盟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中，以超党派的姿态指出中国在战时“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否则战后就会出现“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十倍百倍于今天②。
成都的宪政运动是张澜、邵从恩、李璜等人自渝返蓉后发动起来的。他们2月13日发起了旨在“研究宪草，促进宪政，创导民权，实现民主”的“蓉市民主宪政促进会”。参加这一团体的均为年高望重、有骨气有气魄之士，舆论称其“好象是打破了沉默的第一春雷”③。该会6月23日发表的《对于国事之十项主张》，强调“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引起世人注目。中国青年党这年创办的《民宪》杂志，也是成都地区讨论宪政的一个重要论坛。
昆明地区由于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宣传活动显得有声有色。1月末成立的“宪政讨论会”，省政府主席龙云亲任常务理事，龚自知、赵公望等名流硕彦担任诸种名誉职务。这个团体还附设了由崔书琴、钱端升、姜亮夫、杨振声、查良钊等知名学者组成的研究委员会④。以潘光旦、潘大逵、曾昭抡、徐炳昶等人为理事的“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4月起与青年会合作举办宪政问题系统讲演，伍启元、陈序经、陈岱孙、赵凤喈、周炳琳等教授先后就宪法、预算、司法制度和经济政策诸问题公开演说。此外，《自由论坛》出版的“宪政基础专号”，妇女界、青年界、新闻学术界省宪研究会组织的座谈，也增加了春城活跃的气氛。
国民党内部民主分子，对推进宪政也采取积极态度。孙科元旦播讲的《认识宪政与研究宪政》，批评执政当局“忽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最高国策”，强调“三民主义的宪政必能随着这次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抗战胜利而彻底实行”⑤。5月，国民党民主派还创办了自己的舆论阵地《民主世界》。
鉴于1940年第一次宪政运动失败的教训，中共起初认为国民党允诺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只是欺骗人民和拖延时间，若要有真诚意，就应首先“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⑥。但是，中共很快意识到，只要国民党允许人民讨论宪法，就有可能冲破限制，推进民主运动。3月中旬，周恩来提出将保障人民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作为实行宪政最重要的先决条件⑦，表明中共决定参加这次宪政运动，并与争取合法斗争的中间党派取得了协调。
从以上简介中不难看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在这年上半年已走出沉闷近三年的低谷，逐渐呈现出越来越热烈的气氛。当时“一般人莫不如大旱之望云霓的需要宪政”⑧，有些座谈常常发展成几百人乃至一二千人的群众集会。这正是任何一种历史性转变所起码具备的社会条件。
（二）
任何节制的运动，只是表示人类生活的某些需求，合法规范下的宪政运动，自然地不足以成为变革的契机。然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这年在豫湘桂战役中迭遭惨败，导致了正面战场出现相持阶段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危机。这一结果，象一付清醒剂，使大后方人们猛然醒悟。
这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38天连侵郑州、许昌、洛阳等38城。接着，又向湖南发起攻势，很快占领长沙。对于这一军事失利，许多人未曾意料，即便是形势恶化的6月，有些人仍然乐观。这月，傅斯年占了一卦，得到李商隐的一首绝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于是他自慰说：“向晚”表明倭奴气力已到最后一着，“意不适”更显失败之象，“夕阳无限好”可说形容倭奴回光返照。他接着借题发挥道：“倭奴在大陆上的攻势，大体上只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如想继续深入“中国西部或真正威胁川滇黔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地形上，平汉粤汉以西丛山叠嶂，丸泥封谷，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以运动，我劣式武器却易于施展威力；战术上，日军孤军深入，空军优势在盟军手中；国际形势则欧洲战局大致明春可了，日军为了应付那时挨揍，故做此军事冒险⑨。
傅斯年占卦是个玩笑，却反映出后方较为流行的一般看法。当然，这种盲目乐观也不全是空中楼阁。舆论工具向来报喜不报忧，而滇西缅北战事的顺利开展、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美军在塞班岛登陆及对东京大轰炸，加之此前日军几次进攻长沙不下，都容易助长侥幸心理，以至一叶障目地产生眼前失利只是局部性的错觉。事实上，湘战开始时，一般百姓都以为敌人决不会攻下长沙；日军进至湘乡十几里，商店还在做生意，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疏散⑩。
中原失败尚未对西南大后方构成切身的威胁，而地扼西南交通要枢的衡阳保卫战却截然相反，它牵动了桂贵川滇的人心。8月8日，坚守47天的衡阳陷落，虽然人们还寄希望于坚守桂柳，但混乱却由此而开始。
9月12日，黄沙河中国军队转进消息传到桂林，广西当局下令市民14日前一律离境。20日，柳州亦奉令三日内疏散完毕。顿时，空气紧张，至少50万人卷入了大逃难。日军进攻桂、柳的10月初，逃难的人群象洪水般沿着险峻铁路和公路涌动。尽管桂林到独山的火车票，黑市卖到10万元一张(11)，火车站上仍壅满了无数求生心切的难民。据传广西某火车站一次竟被火车头压死压伤几百人，而柳州开出的最后一次列车，几百人挤在车厢顶上或挂在车厢下面，一节车厢一天就死了七人(12)。贵阳人口，在9月里一下子猛增一倍多，达到40余万人，“一间最小最蹩脚的旅馆房间，每天也要二百四五十元的房价”(13)。直到12月1日，中央社电讯中仍说有“长达几十里的行列向贵阳行进”着。
险情随着日军紧逼不断加剧。11月初，日军继占领桂林、柳州后，迅即向贵州进犯。29日，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贵州省政府、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会衔公告，强令市民疏散，严禁延迟观望。局面发展之快令人措手不及，从湘桂逃出的人还未及安顿，又不得不再往西逃。一个经历过多次逃难的人痛心地说，他抗战之初从江苏逃到汉口，后来又经衡阳逃到桂林，原以为战争接近胜利，回乡的日子不远了，“那个晓得敌人继续西犯”，“全家老小又不能不从桂林逃往贵阳，沿途辛苦毕尝”，可是贵阳也闹起疏散，逼着他把衣物拍卖，在兵荒马乱中跑到重庆(14)。
12月初，日军先头小股部队占领独山。至此，平汉铁路南线与粤汉、湘桂铁路尽失，140多座城市及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落入敌手。短短的8个月内，日军居然侵占了中国居住着6000多万人口的20万平方公里国土，而大西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的失陷，更是置西南大后方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重庆党政机关纷纷向兰州、雅安派出先遣人员，准备搬迁，美元汇率的猛涨说明人人都做逃难的打算。一直较为平静的昆明，“到处流传着没完没了的令人惶惶不安的谣言”，就连美国战时情报处和其他机构，也匆匆向非军事人员配发手抢，以便应付“不测事件”(15)。
湘桂战役的最后阶段，人们无所讳言称作“大溃败”。愤慨在民间迅速蔓延，连某国民党下级军官也痛心地说：“看看我们的版图，已经变色的有多少？再看看我们的同胞，有多少正在挨着水深火热的非人生活？我们不但未曾把失地光复，并且还正在继续‘送’，继续‘丢’”，“我们军人真应该在祖宗和同胞的跟前负荆谢罪”(16)。西南地方政权，纷纷图谋自卫。龙云提醒云南要吸取广西教训，“不论男女老幼，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人人要“准备作战”，“准备自卫”和“准备牺牲”(17)。12月1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在四川临参会开幕致词中，开首就建议会议改成战时参议会，以便研究“加强军队训练”和“建立民众武力”(18)。
一连串的军事大溃败，无情打乱了西南大后方的社会秩序，给各阶层带来巨大伤害。严峻的现实刺激着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反思，特别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无天险可恃的衡阳尚可苦守47日，全州自应成为衡阳第二，谁知日寇“一腿就跨过了大榕江，全州不战而弃”。桂柳重山叠嶂，好似环列的天然碉堡，且“调重兵，聚粮械”，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亦称能打三个月，结果36小时而陷，柳州也同日完事。桂、柳失守后，西进铁路已被破坏，人人以为必有重兵阻敌，孰料敌军“马不停蹄，跟踪入侵，陷宜山，越怀远，破全城，踏河池，跃南丹，窜六寨，破下司上司，突黑石关，过甲捞河，闯过了独山，进军千里，直如无人之境”(19)。没有人否认衡阳保卫战打得比较顽强，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之子空军上尉翁心翰，就是9月16日为国捐躯的。进犯独山的日军并非多头并进，且为小股，居然能长驱直入，对反攻基地大西南构成威胁，这怎能不教人对国民党能否领导抗战产生怀疑！
困惑还来自对比。这年，国际反法西斯形势一片大好。苏联红军肃清境内德军，把战争推向德国本土；美英盟军实现诺曼底登陆后，随即解放巴黎，攻克罗马；太平洋战场上，盟军跳岛战役亦节节获胜。这一切，预示着法西斯阵营的瓦解指日可待。但身处这样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正面战场反而如此溃败，这再用“时间换取空间”之类说法就无法解释了。
湘桂局势从一开始就给美国带来不安。6月27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自昆明飞成都，途中先至桂林与前线中美将领磋商战事。7月6日，他致电蒋介石，提醒日本对华中的进攻“不仅威胁着你们的政府，而且威胁着美国军队在中国建立的一切”，“如果不立即采取根本的适当的补救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将遭受灾难性的挫折”(20)。不幸，溃败并未得到遏制，一些重要机场随着撤退自行炸毁，制空权严重削弱。随之，东南沿海沦入敌手，更给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设想在这一带登陆的计划当头一棒，他忧心忡忡地希望日军的进攻能被阻止(21)。与蒋介石有隙的邱吉尔，对战事失利的不安表示得比美国更坦率。9月28日，他在下院报告战局，声称“英国虽以过分之援助给予中国”，但中国“仍遭受严重军事挫败”，对此“深切遗憾”(22)。这局面使一些中国人极为难堪，因为中国“确有在胜利中沉沦的危险”，“将来在国际和平会议席上”会“遭人漠视，看不上眼”(23)。
困惑的另一端，是为什么大敌当前而现成的抗战力量不加以利用，反而自相残杀。过去，由于国民党封锁，人们对中共情况了解很不够，但这年中外记者参观团特别是美国军事观察组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考察报告，却使人耳目一新。他们中有人看到了地道战地雷战，有人在汾阳目睹了八路军袭击日军的战斗。国民党中宣部顾问、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M·武道，在晋西北不仅看到受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和俘虏的日伪兵谈过话，还得到了战利品，“用日本火柴吸了日本纸烟，喝了日本果子酒，吃了日本饼干和罐头”(24)。从北平附近回来的一位盟军人士说：过去以为八路军根据地很小，现在看来华北除了城市和铁路。其余都是八路军的(25)。另一位美国人将敌后抗日活动与河南溃败做了对比，认为中共根据地不断扩大，“信心随之增加”，而河南的溃败则说明国民党“软弱无能”(26)。某外国记者返渝后甚至对董必武说：去延安前还觉得中共的宣传有些夸大，但到延安后则觉得中共的宣传太不够了(27)。此外，成都《新民报》连载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大公报》刊登孔昭恺《西北纪行》中的《中共·十八集团军与陕甘宁边区》等，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28)。这些不带“宣传”意味的报告，动摇了固有的正统观念，有的读者正是从这些报道中体会到中国“将来是有希望的”(29)。
上述这些，作为一种普遍的心态，构成了1944年能够成为时代坐标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三）
外部因素造成的空前危急的形势，激起国统区各个阶层的愤慨。于是，它逼迫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国内。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思考：造成这种军事大溃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然，这次失败不排除指挥失当、战术错误等因素，但它在本质上完全可以说是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恶果。
9月，在“胜利声中亡国”的忧虑中，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士气低落、将士待遇、兵役制度等与军事关联者，顺理成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5日，何应钦报告军事刚一结束，便立即受到质询。褚辅成历数了军队里普遍存在的吃空额，傅斯年连呼惭愧，“难道我们要把许多空额留给军官去吃？谁吃空额，枪毙他！”(30)9日，121位参政员联名提出“请求军政部财政部将改善官兵公教人员待遇一案提交参政会讨论”的临时动议，也许领衔者是CC系的黄宇人，使这件事今天很少提及。诚然，黄把吃空额部分归咎于“花纱布局的小职员待遇超过上将”有些欠妥，但“前线士兵因待遇低微，饥寒交迫，骨形菜色，时有饿莩”，毕竟真实地揭露了国民党军队的黑暗。这个被称作“此次大会第一案”的临时提议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同情，人们禁不住问：“前线士兵过得是什么生活？后方补训处里的新兵是什么样子？谁无良心，谁不惭汗交并？”(31)一个从前方回来的士兵曾沉痛地说：“我们只要吃饱三顿饭，每月有一二千元的薪饷，相信士气可以不如现在的消沉，相信可以多打几次胜仗，更相信没有一个逃兵。”(32)
任何时候，贪污腐化都足以轻而易举地引起公愤。6日下午，唐国桢在参政会上批评粮政，越说越激昂，点名要粮食部长徐堪即刻作答。徐承认百姓们纳粮完课无不十足，但粮政人员真坏，“收储运输，层层有弊，好米变坏了，多米变少了”。最后，竟自我解嘲道：“好人不上粮食部来”(33)。这句话盛传一时，倒真是表露了国民党粮政管理中的腐败。黄炎培谈到他在四川基层看到许多县长利用征粮征实捞了很多财，气愤地说：“县长越勤政，老百姓便越苦”(34)。一年前，全国慰劳总会职员利用湘鄂劳军套取捐款470多万元的大贪污案，在这次会上受到质问。该案牵连甚广，后来只将主犯判刑，但320万元却无法追回。这一处理连“向来对法律毫无兴趣的人也感到立法不善，以致替贪污作恶的败类，制造了逃避责任的根据”(35)。
类似弊端不胜枚举，不过关于平等担负战争费用问题却特别值得重视。虽然抗战以来它曾多次受到呼吁，但这时则显得更加突出。9月17日，参政会行将结束前一天，褚辅成经过深思熟虑，郑重提议将中国在美国冻结的三亿美元存款提充军费，许多人进而指出这些贪官污吏的钱，不仅要动用还应该没收(36)。马毅还提醒：南美和瑞士也有中国贪官污吏的存款，它们也应该一律没收(37)。社会舆论对此反响颇不寻常，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学生均敦请政府立即执行，浙江大学更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散发了宣言。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甚至发表专题社论，认为这些财是“由少数人的腰包里流向外国银行的保险库里去”的，不应“让它作那般高等华人的养老费”，而应“动用它以援整个的国家民族”。文中进一步指出：“动用这笔存款，不仅有助于军费的筹措，而且大大的有助于全国的抗战情绪”，其“政治意义远超过它的经济意义”(38)。年底，重庆《侨声报》同人在宣言中算了一笔帐，说：这三亿美金按时价折合可达2100亿法币；以政府工业贷款利率计算，足够200个师的经费，每个士兵可得3600元；如果以市上的利率计算的话，那还要超二三倍(39)。可见，社会舆论对这个问题那么一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官僚富豪的鄙视厌恶。
这年宪政运动的有形成果之一，是国民党不得不对新闻控制略有放松，人们乘机冲破限制，将社会丑闻一个接一个付诸报端。如军委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赖某私刻图章，冒领译员薪津70余万元，亏空公款30余万元，致使西南联大到远征军做译员的同学不得不向美军朋友借钱(40)。12月，四川省参议会县政考察团在第二届第四次参议会上报告考察情形，说考察的十三个区，在县政、兵役、粮政、地政、保甲、地方财政、教育、专卖等都发现贪污，真是“一切部门，一切足资剥削的机构，都是贪污横行，民不聊生”。贪污的数目，保甲长有上千万的，县长有上亿的，一个直接税署署长竟突破十亿大关(41)。一位成都临参会驻会委员气愤地讲述机户所受的盘剥，说缴布时“每布一疋，卫兵要200元，量布的要200元，称布的要100元，验布的要得更多，每疋500元，喊号码的也要100元，每疋布要索千元以上”(42)。这些揭露，证明民间的愤懑压抑已久，重庆《新新新闻》一篇社论痛心指出：“国家民族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而贪污之风仍不稍戢”，即使是“舆论的指斥，盟友的责难”，“贪污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这正可反映政治危机也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43)。
作恶多端的保甲制度，集中表明了农村政权的腐败堕落。中华农学会座谈农村民主问题时，就指出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44)。吕向晨在陕西二届四次临参会上讲述的几个例子，使人真切感受到保甲制度的可怕。他以临潼为例批评兵役制度，说全县270甲，本应每甲每年一兵，但实际上每甲每年要出三丁，结果多出540丁。“要知道，镇保长要的是钱，不是要的兵，每丁用平均价格2万元计算，540丁要卖1080万元”(45)。当时大后方约有39万保，乡镇保长40余万，可想而知，这些为非作歹者强加给人民头上的重负，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天文数字。吕向晨还说：各县镇保长权力极大，差不多每人都有十支八支甚至二三百支长短枪，他们凭借这些作威作福，派款征丁。保甲长们还以丈量土地进行敲诈勒索，结果有土地的反而不纳粮，纳粮的实际上没有地，上平地定为下平地，下平地升格为上平地，甚至竟有一亩地丈量成100亩地的。对此，农民敢怒不敢言，就是打官司也没有办法(46)。这些申诉，反映了即使有些上层人士，也不可避免遭受国民党农村政权的欺诈压迫，现实已不再允许他们置身于事外。
谁说人言不可畏？这些腐败现象的揭露，加深了民间的怨恨。人们痛心地看到：八年抗战的成效，是政治上“纲纪废弛，贪污成风”；财政上“富人的黄金让它冻结在国外”，“不值钱的通货却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让它膨胀”；外交上“朋友得罪完了一个，再得罪一个”；教育上“借党化之名，行奴化之实”；交通运输上“兴建既没有计划，管理也没有方法”；军政上“政兵全是弊端，训练同于虐待”。结果“政治和军事脱了节，财政和军事分了家，外交跟军事为难，教育给军事抽腿，交通运输更没有替军事卖力”。“军队不能与人民合作，军队与军队又不能合作，后方不能与前方合作，政府尤其不能与人民合作”。于是，“短短数月的期间内，由洛阳而郑州，而长沙而衡阳，而柳州而桂林”，“一连串的军事溃败，和陪伴着军事溃败的物资损失，和人民流离失所与死亡”，致使“国际声誉一落千丈，盟邦友人不但失望而且痛心”，这种八年来内部腐烂的后果，真正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危机”(47)。
（四）
就在国民参政会检讨军事失利的两个星期里，日寇又前进了580华里，湘粤桂连失16县，几乎平均日失一城有余。这一局面告诉人们，“枝枝节节”的改良无助于从根本上克服危机，因为真正的症结“不止是军事问题，实际是个政治问题”(48)。不断加剧的危机，极大伤害了中间阶层，促使他们的政治倾向发生急剧转变。知识界文化界的转变人们已经熟知，但民族工商业者的转变，似乎介绍的还不够充分。
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民族工商业，因战争刺激一度有过不小发展。这种状况1942年达到顶峰，此后急遽地走上下坡路。通货膨胀、经济垄断政策、豪门资本企业的排挤，使大多数民营工业如“从高山上滚下来的雪球”(49)。1944年，许多工业家叫苦不迭，“高呼生产过剩者有之，高呼入不敷出资金困窘者有之，高呼税制欠公生产萎缩者有之，整个产业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阴郁而欠朗爽的气氛”(50)。很多人承认，这一年，中国民族工业面临着一条死路，因为即便是国营的军需工业也开始大量裁减员工，这在作战国家非常罕见。
这年上半年，经济界上层人士就呼吁民生主义，因为战前40亿元新式企业资本，在颠沛流离中大部分遭受日寇催残掠夺，其余的近一两年来也“倒闭的倒闭，停工的停工，勉强维持的也多已变了质”(51)。与民族工商业关系颇深的宪政月刊社，从第五次座谈会起，主题已由节制资本转移到保护私人企业方面。中国标准铅笔制造厂经理吴羹梅、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章乃器，曾对原料、运输、营业、税制等方面的困难，做了具体描述。战争初期为工业内迁作出过贡献的民生公司，到这年7月损失船只已达17艘，亏损1500万元。经济部长翁文灏亦承认自上年夏天到这年8月底，重庆附近380多家电机厂倒闭了66家(52)。可见，保护私人企业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处境本已艰难的民族工业，在湘桂大溃败中又遭遇到沪宁粤汉失守以来最悲惨的损失。5月底，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奉令着手湘桂工厂再次迁移，这一带的民营企业以为它们可以象战争初期那样，受到政府的照顾。可是，随着时局的急速恶化，官僚资本企业只顾凭借特权控制着抢运的优先权，甚至“乘机大做买卖，大发横财”(53)。民营企业倍受歧视，仅得到极少车皮。桂柳第二次紧急疏散一个月了，迁抵金城江至独山一线的30余家工厂仍寸步难行。重要转运点金城江堆集的物资4800余吨，却三个星期不见一辆商车开出。11月20日，车站发生大火，3万吨器材顿然成灰，余下的也尽入敌手(54)。抢运中，交通部门还乘人之危，几十倍地提高运费。一吨物资从柳州运到独山要50万元，独山到贵阳20万元，贵阳到重庆10万元，再加上转口税20万元，合计竟达100万元(55)。被誉为“1944年新中国的宠儿”的祁阳新记公司，原有物资2000吨，由于动手早，千方百计运到柳州1000吨，但再往西行就困难重重，最后到达独山只剩下100吨(56)。至于中小民营企业更是不堪设想，中央、大华、华中等10家工厂迁出机器共200吨，运到重庆仅有4吨(57)。
湘桂民营企业的这次损失，在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中是这样记录的。它承认：至12月6日止，湘桂迁川的民营工厂共有95家，启运之初的物资为7873吨，半途损失7672.5吨，占运出吨位的97.4%，如加上未运出便遭受损失的2893吨器材，共损失约10566吨。而最后真正到达安全地点的，只有201吨，占运出总吨位的2.55%(58)。经营新民机器厂分厂和桂林大中机器厂的胡厥文，抢运失败后在重庆发表公开谈话，质问当局道：“工厂究竟要搬到何处？哪里才是目的地？”(59)后来，他还忿忿说这次逃难是他“生平东西丢得最干净的一次”，这使自己“亲身体验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无能，以及民营工厂的悲惨处境”(60)。在大后方民营企业中，湘桂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处于第二位。它的损失必然导致连锁影响，这点留待以后再谈。
民族工业家面临的困难当然不只这些，他们本有一肚子苦水，只是无处申诉。不过，他们终于得到一次发泄。这年6月，西南联大教授伍启元在一篇文章里指责工业资本家从事兼商和囤积居奇，建议政府“不要实行允许工厂以法价购买外汇的议案”，防止这些人“假借工业建设的美名”，“用低廉的代价套取国家的外汇”(61)。伍的观察不很全面，一些工业家立即起而驳斥。他们承认工业界存在着上述弊端，但并不尽然。举例说，维持生产须有原料，可某纺织厂只存了七八万元棉花，某卷烟厂仅留出两个月用的菸叶，均被当成囤积居奇而查封。再说，工业品的涨价并不一定就能获利，况且“工业界所有资产的涨价，有那一家能够涨得过平均物价呢”。一家资本200万元的公司，去年赚了同样数目的利润，但除了数目很可观的摊派外，仅股息年息、所得税利得税、营业税、积谷捐、印花税、同盟国胜利公债、乡镇公益储蓄等，其“直接间接负担合计起来总数要达三百三四十万元”，“超过了它的纯益额或者资本额一倍半以上”，“这样的负担，还不够沉重吗”？他们忿忿不平地说：“我们平心静气的检讨，抗战以来在经济上最吃亏的人，是靠少数储蓄、公债维持生活的人；最便宜的人，是依恃特殊势力，囤积居奇走私漏税而没有人敢过问的少数人，吸收了每天贬值的存款而且自行经营每天涨价的商品买卖的一部分的金融业，和广大的资产永不贬值而收入大量增加的地主。工商业，大多数都在困苦艰难中挣扎得几乎喘不过气来。”(62)这里，表面上是驳斥伍文，其实是借题发挥批评国民党的经济政策。
当时，国民政府在税收上采取利得税、所得税政策，即以所得额除资本额得累进税率。但是，战时物价不断腾踊，而申报资本却未改变，于是帐面上的利润有时会很高，应纳的所得税与利得税也就自然浮涨起来。这其实是一种“虚盈实税”，工商业界一直要求“资本伸值”，为的是减轻直接税的负担(63)。未料，行政院7月11日第668次会议上通过的1944年度所得利得税简化稽征办法，丝毫未考虑工商业界的这一要求。此外，政府管制机关还花样翻新地剥削正当工商业，黄炎培在参政会上曾揭露道：某企业从印度运进一批棉纱，当局指控违法予以没收，几经力争才改以5万元收买，而这些棉纱的成本却达42万元(64)。
相比之下，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更令民族企业家难以容忍。这年，国民政府发放工业贷款20亿元，钢铁业占1.5亿元，但兴业公司依仗孔祥熙势力独占7000万元，而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铁厂大鑫厂只得到1000万元。“火柴大王”刘鸿生曾愤慨地说，他到重庆后“很快发现了一条规律”，即“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他“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65)。垄断性的统购统销政策，窒息着战时经济的发展。这年，黄炎培等33人曾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取消统购统销政策，接着贸易界范崇实、古耕虞、温少鹤、康心如等均发表谈话，要求开放贸易，结束统购统销办法。由于政府未加理睬，四川省临参会进而在年底做出“请省政府切商中央彻底取消统购统销办法以利四川生产”决议，请求彻底取消这种“垄断贸易”和“病民误国”政策。决议中揭露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的富华、复兴公司，借口统制外汇而厉行剥削，并认为将要实行的进出口联销运销办法，实际上仍是“徒沽改良政策之名”，“农村仍受榨取剥削之害”，故“应请省政府选派专员与财政部切实交涉，务期办到彻底取消统购统销办法为止”(66)。事实上，统购统销不但摧残出口物资的生产与运销，也打击了后方一些脆弱的民族工业，纺织业奄奄一息就是一例。更有甚者，统购统销成为独占垄断的护符和官僚机关舞弊营私的工具。
（五）
12月中旬，独山收复，战局大致趋于平缓。可是惯性作用反而使人心震荡越来越烈，好像日寇的炮火把大后方许多做梦的人打醒了。人心向背发生逆转，就是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现象。
过去，人们好象习惯把这时期接受中共指导的运动或活动，视作人心转变或民主浪潮的典型。这点并不错，但也不完整。因为这个意义上的民主运动，即使没有外部因素，早晚也要开展，所以它还不足以代表社会性的人心趋向。真正反映人心所向者，应该是那些独立的自发的思维活动和政治行为。有鉴于此，中间阶层的转变就很值得重视。
中间阶层，大致包括民族工商业者、自由主义者、青年学生、政论家、报界、地方集团等(67)。这些人精神上长期遭受着压抑，西南联合大学的英国访问学者罗伯特·白英说，1944年下半年他“无可奈何地眼睁睁地看着中国政府连解决最简单的问题的能力都没有”，他看到“衮衮诸公和平民百姓完全隔绝”，看到“士兵的口粮被军官们鲸吞”，看到“人民对几经钻营窃踞高位的官老爷们完全丧失了信心”，还有“裙带关系和腐化作风变成了家常便饭”而“能人贤士却沦为饿殍”(68)。连一个来中国不过一二年的外国人的看法都如此，一般中国人就更不用说了。如今，来势凶猛的军事危机使国将不国，家亦不家，政治窳坏，经济无着，他们忍无可忍，于是奋然而起，加入到推动民主进程的行列来。
形势日益恶化的9月，有识之士就意识到“国内政治的动态显然已到了不能不变的程度”了(69)。这种“变”，当然不是年初宪政运动那种四平八稳的“变”，而是一种急剧的变，它的基本要求就是立即进行政治改革。
可以想象，局外人不可能了解从年初就开始的国共谈判的内幕。不过，中共在9月国民参政会上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是与建立联合统帅部同时提出的，大多数人认为后者是基于挽救败局，前者旨在结束一党专政。换句话说，也就是既要克服军事危机，同时努力政治民主。这两点，由于年初宪政运动的铺垫，更由于对豫湘桂大溃败的全面反省，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衷心拥护的。于是，政治改革的呼声迅速响彻国统区，成为一切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力量所共同拥护之建国大策。从这一点说，以湘桂大溃败为起点的民主浪潮，要比皖南事变前的民主运动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改革的要求也深刻的多。
从这年夏天起，大西南好象换了一个模样。9月，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吴蕴初、卢作孚、吴羹梅等30人联名发表《民主胜利献言》，呼吁“教育文化工商百业各界”以“一致革新的精神完成重大使命”(70)。10月，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5大学12学会联合召开了有2000余人参加的国是座谈会。昆明各界6000余人在双十节集会“保卫大西南”，会后还举行了自皖南事变以来的国统区第一次群众大游行。复旦大学1000余师生这天也对时局进行了检讨，许多学生喊出“要大胆的说话”和“勇敢的行动”的口号。11月中旬，武大400余人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90%以上的意见一致认为“国父的三民主义无不以人民的幸福为前提，是和当今的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今天国家已达到极度危险的地步，已经不是枝枝节节的改善所能挽救”。一位教授说：“了解现实的人是不会悲观的，全世界民主国家正在以千钧之力杀入法西斯的巢穴，我们广大的敌后地区，不也正连续传出捷音吗？中国人民不但急切的需求民主生活，也有了争取民主的力量。中国的优秀子孙，不会辜负国父的遗教的。”(71)
国内形势的变化，除了内部因素外，不能说不受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人们常常提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影响这年民主思潮的，还有邱吉尔关于测验自由的“七项标准”。这是邱7月下旬在意大利发表谈话中提出的，主要为：人民“是不是有自由发表言论反对或批评他们政府的权利”、“是不是有推翻他们所不赞成政府的权利”、“能不能合法得到实现他们意志的立法方法”、“法庭能不能执行在人类心目中看作与守礼、公正两大广泛原则相符合的公开而稳定的法律”、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责任的各种权利能不能“永远维持”、“是不是普遍自食其力维持一家生计的农工都能避免一党控制下的秘密警察组织的威胁”等。人们很重视这个谈话，认为其精神和罗斯福四大自由相一致，目的都是为了“彻底反对法西斯”，并“消灭任何微小的细菌的存在”。
民族工商界从自己的地位出发，认为夏天的形势实际包括着军事和经济两种危机。虽然“一般国民所最关心同时了解得比较清楚的是目前十分明显的军事的危机”，但略具经济与知识眼光者，则对于经济危机“无不在捏着一把汗”，因为“经济的危机不同于军事的危机”，它“既难借助于盟邦的援助和敌情的变化，更难于山穷水尽的时候可以头痛医头，一抱佛脚即可柳暗花明”。这不是危言耸听，通胀恶性循环、游资猖狂泛滥、财富高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一般人民生活日趋贫困、大中小生产的衰弱濒于不能维持、包括农业在内一切生产的迅速减少、一切商业甚至一部分金融业的萧条，无不显示了这年“经济已经走近了边缘”(72)。民族和国家经不起这一沉沦，抗战更经不起这一沉沦，因而“一般平时不大说话的经济界的人士”，终于从这年起，开始“问政”了。
12月初，在以工商界人士为主要成员的“星期五聚餐会”上，潘序伦、吴味经、胡子婴、罗叔章等纷纷提出挽救时局的办法。张肖梅认为：目前险象环生，国事不应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大家应该有所表示和作为的时刻了。同月，重庆市商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等6团体联名发表《对时局的主张》，以“未谙政治但略读诗书粗明大义”的姿态，要求：“速实施宪政，厉行民治”；“加强法治精神，扫除政治上之贪污与腐化”；“容纳人民公意”；“扫除中饱，整饬军纪”；“免除一切不必要之猜防”等(73)。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表对时局的政治主张，在大后方引起不小轰动。
民族工商业者的问政，与美国设法帮助中国改进工业生产也不无关联。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战后死灰复燃，美国决定帮助中国增强实力。这年9月，罗斯福派纳尔逊作为私人代表，来华协助中国建立战时生产局。纳尔逊此前任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特别强调军事与工业界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假如没有这种合作”，任何政府事业“都将变成纸上空谈”，“其结果将损害联合国家的作战计划，并将使成千成万的中美英战斗员丧失生命”(74)。同时，他还指出美国的协助需要一个条件，即必须清除工业化的障碍，因为他对重庆工业调查后，发现这些企业的生产量“仍然只有实存生产力30%至70%，造成效率低下的原因是“任用私人”和“营私舞弊”，另外由于“投机事业获利更大”而“忽略了工业生产”。他的报告11月在美国《民族》杂志透露后，很快反馈回国内。于是，民族工商界借机对管制方式、物价政策和税收制度、工业再编组、扶助中小企业等问题提出各种建议。勿庸赘言，任何经济都不可能在败坏的政治环境下得到正常发展，因而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挂起钩来，这时正是极好的时机。
综上所述，1944年确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与急剧变化的一年。一些冷静的外国人士对此尤为注意。6月20日谢伟思就已指出：“国民党和委员长的地位与过去十年的情况相比更加虚弱”，“士气民心低落，沮丧情绪广为扩散”，人们“普遍感到绝望”。他说一位国民党员最近也承认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极为广泛，“如果现在举行自由普选的话，80%的人都会投票反对国民党”(75)。爱泼斯坦也感到“1944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军人和老百姓开始公开对蒋不满”。他常常听到一些人这样议论：“没完没了地叫我们支持领袖，相信领袖，他究竟在干些什么呢？”(76)
人心剧变不仅表现在思想倾向上，也部分体现于某些行为。这年国民党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西南联大“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77)。学校虽然做了动员，但教授会议同时决定向国民政府提出“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请由美国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等四项建议(78)。
上述人心变化，出现于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期，它既得助于宪政运动的开展，更由于军事危机而不断加剧。其结果，一度掩盖的诸种矛盾被顿然激化，促使各个阶层纷纷寻求挽救时局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各阶层对政治改革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以至从来没有哪个口号象成立联合政府这样深入人心。正是由于包括中间阶层在内的人民大众改革意识的空前浓厚，使这一年不仅成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关口，而且为战后的中国民主化进程做出非常必要的准备。认识到这一深刻的影响，就不能不认为1944年确实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捩点。
注释：
① 张志让：《中国宪政运动与世界民主潮流》，《宪政月刊》创刊号，1944年1月1日。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③ 《蓉市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1944年2月24日《新华日报》。
④ 《宪政讨论会推定常务理事，研究委员及职员亦决定》，1944年1月30日昆明《正义报》。
⑤ 孙科：《宪政要义》，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03-107页。
⑥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年10月5日《解放日报》。
⑦ 周恩来3月12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页。
⑧ 《编辑余谭》，昆明《自由论坛》第2卷第3期，1944年3月1日。
⑨ 傅孟真：《我替倭奴占了一卦》，1944年7月9日《大公报·星期论文》。
⑩ 许君武：《湖南人惭愧！湖南人奋起！》，1944年8月16日《大公报》。
(11) 抡：《冷静与镇静》，昆明《自由论坛》第2卷第6期，1944年8月1日。
(12) 参见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56页。
(13) 《访问湘桂来渝难胞》，1944年9月28日《新华日报》特写。
(14) 《还要再逃吗》，1944年12月8日《新华日报》。
(15)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16) 朱宝兴：《兴奋自省拼命干》，1944年9月29日《大公报》。
(17) 《加速准备西南大战》，1944年11月24日昆明《正义报》社论。
(18) 《加强军队训练，建立民众武力，保卫地方协同作战》，1944年12月12日《新华日报》。
(19) 《向方先觉军长欢呼》，1944年12月13日《大公报》社评。
(20) 转引自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页。
(21) 中央社珍珠港10月9日合众社电，《尼米兹再作保证，美军能在中国登陆》，1944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
(22) 《向人民申说！ 向世界控诉！》，1944年10月3日《大公报》。
(23) 任建蜀：《从提高官兵待遇说到经费筹措——读大公报〈军事第一，足食足兵〉后》，1944年9月12日《大公报》。
(24) M·武道：《我从陕北回来》，原载《大美晚报》，转引自1944年11月1日《新华日报》。
(25) 参见张文琳《国际友人西北行(1935-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26)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66页。
(27)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28) 1945年春，重庆“五十年代读书会”评选与推荐出1944年国内出版的好书12种，《延安一月》名列第二。
(29) 潘钰：《〈延安一月〉读后》，1944年12月4日成都《新民晚报》。
(30) 启平：《军政与财政》，1944年9月18日《大公报》。
(31) 《军事第一，足食足兵》，1944年9月11日《大公报》社评。
(32) 转引自任建蜀《从提高官兵待遇说到经费筹措——读大公报〈军事第一，足食足兵〉后》，1944年9月12日《大公报》。
(33) 《“公开”之明效大验》，1944年9月8日《大公报》社评。
(34) 启平：《内政交通质询纷纷，许多抑郁的问题公开了》，1944年9月9日《大公报》。
(35) 《慰劳总会大贪污案，判罪过轻社会不满，立法不善替贪污败类大开方便之门》，1944年12月18日《新华日报》。
(36) 《参政会旁听席上》（六），1944年9月18日《新华日报》。
(37) 启平：《军政与财政》，1944年9月18日《大公报》。
(38) 《提解国外冻结存款，充作抗战军需费用》，1944年9月25日《云南日报》社论。
(39) 《把富豪存在美国的钱，拿出来发给士兵》，1944年12月13日《新华日报》。
(40) 《舞弊案越来越奇，译员薪津被冒领》，1944年12月1日《新华日报》。
(41) 参见龙恭《贪污与反贪污》，1945年3月17日《新华日报》。
(42) 《蓉市临参会驻委会质询纱布管制弊病》，1944年12月15日《新华日报》。
(43) 转引自龙恭：《贪污与反贪污》，1945年3月17日《新华日报》。
(44) 《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座谈农村民主问题》，1944年8月30日《新华日报》。
(45) 《吕向晨先生在陕西临参会演说：保甲制度已经成了剥削人民的一种组织》，1944年12月21日《新华日报》引西安讯。
(46) 《吕向晨先生在陕西临参会演说：保甲制度已经成了剥削人民的一种组织》，1944年12月21日《新华日报》引西安讯。
(47) 《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宣言》（1944年12月25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所馆藏手稿原件。
(48) 《怎样渡过难关》，昆明《民主周刊》第1卷第1期，1944年12月9日。
(49) 《论民营工厂的救济》，1944年2月6日《新华日报》社论。
(50) 昆吾：《发展工业须先实行民主》，1944年11月27日《新华日报》“专论”。
(51) 《论保护私人企业》，1944年5月23日《大公报》社评。
(52) 启平：《我们的困难重重》，1944年9月7日《大公报》。
(53) 《为国家求饶！》，1944年12月19日《大公报》社评。
(54) 参见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55) 参见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56) 参见欧方写于1944年12月2日的一封信，刊于《“宠儿”的遭遇，一家民族工业的夭折——记湘桂流亡中的新记公司》，1944年12月24日《新华日报》。
(57) 参见《湘桂迁渝十家民营厂组成中南联合工厂》，1945年3月23日《新华日报》。
(58) 《工矿调整处中南区办事处协助湘桂各工厂内迁经过》，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582页。
(59) 王瑛：《民族工业的浩劫》，1944年12月18日《解放日报》。
(60) 《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71页。
(61) 伍启元：《国际货币会议与中国》，1944年6月18日《大公报·星期论文》。
(62) 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敬质伍启元先生》，1944年7月3日《大公报》。
(63) 《所得利得税简化稽征》，1944年8月10日《大公报》社评。
(64) 启平：《我们的困难重重》，1944年9月7日《大公报》。
(65)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转引自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第272页。
(66) 《统购统销垄断贸易，公私不分病民误国》，1944年12月24日《新华日报》。
(67)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请参阅拙文《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刊于《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68) 罗伯特·白英：《中国日记(1945-1946)》之1945年1月9日、10日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69) 《所望于当今政府者》，昆明《自由论坛》第3卷第4期社论，1944年12月1日。
(70) 《民主与胜利献言》，《宪政月刊》第9号，1944年9月1日。
(71) 《武大举行时事座谈会》，1944年12月20日《新华日报》。
(72) 龙季子：《要解救经济危机必须民主》，1945年1月22日《新华日报》“友声”。
(73) 《陪都六工业团体，发表对时局主张》，1944年12月26日《新华日报》。
(74) 转引自张致平《这不仅是我的呐喊》，1944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
(75) 谢伟思给华莱士的备忘录：《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转引自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9页。
(76)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成的革命》，第346页。
(77)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54页。
(78) 《联大全体教授会议决定实行军训，在校教授学生一律参加》，1944年12月6日昆明《正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