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刻本藏经对《高丽藏》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刻本论文,中国论文,藏经论文,高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文大藏经是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分别流传到敦煌、高昌、辽、西夏、高丽、日本、越南等地区与国家，在汉文佛教圈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刺激。在中国，整个北宋时期大体是写本藏经与刻本藏经共同流通，刻本藏经逐渐取AI写作本藏经的阶段；南宋以下，除了金银字大藏经等专门用来供养的大藏经以外，在普通流通领域，写本藏经基本绝迹，刻本藏经独擅胜场。在朝鲜半岛，高丽国则先后刊刻《初刻高丽藏》、《高丽续藏经》与《再刻高丽藏》。
400年中，汉文佛教圈至少刊刻完成大藏经12部。其中中国9部，高丽3部，形成了这一时期东亚汉文佛教圈独特的风景。我们现在探讨中国刻本藏经对《高丽藏》的影响，必须考虑当时笼罩整个东亚佛教圈的藏经刊刻背景。由此，我认为探讨中国刻本藏经对《高丽藏》的影响，可以包括如下三个层面：
第一，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刊刻汉文大藏经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对《高丽藏》的刊刻有什么影响？
第二，与中国的刻本藏经相比，《高丽藏》有哪些主要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其中反映出中国藏经的什么影响？
第三，《高丽藏》在其刊刻过程中，主要受到中国哪些刻本藏经的影响？如何评价其优劣？
上述三个层面问题中，学术界对第三个层面讨论得比较详尽，相关成果也比较丰硕。第二个层面涉及面比较广，拟今后有机会再做研究。本文主要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二、中国刊刻大藏经的内在动力及其对《高丽藏》的影响
(一)大藏经的信仰功能
1.印度佛教的佛典崇拜
经典崇拜渊源于三宝观念。由于佛法形成在先，佛典结集于后。因此，无论释迦牟尼时代或初期佛教时期是否已经出现定型的佛典，都不影响三宝观念的产生。①
定型的佛典出现之后，被视作佛法的代表，很自然地成为崇拜的对象。由于理论关注的侧重点不同，经典崇拜在大乘佛教中显得尤其突出。《金刚经》宣称：“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祗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②《法华经》不但主张：“广闻是经，若教人闻，若自持、若教人持，若自书、若教人书，若以华、香、璎珞、幢幡、缯盖、香油、酥灯，供养经卷，是人功德无量无边，能生一切种智。”③甚至说：“如来灭后，若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若自书、若教人书，供养经卷，不须复起塔寺，及造僧坊、供养众僧。”④不仅如此，《法华经》卷五称：连受持读诵《法华经》人的住止处、经行处、坐卧处，都应该起塔供养。
佛教传统认为，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从理论上讲，只有把所有的佛典全部汇聚齐全，才算是把八万四千法门全部汇集，才能代表完整圆满的佛法。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汉译佛典看，印度佛教的经典崇拜往往表现为对某部具体经典的崇拜，而没有出现汇集所有佛典，进行总体崇拜的形态；与此相应，印度也没有出现统摄所有佛教经典的大藏经。这或许与古代印度诸国分立的政治形势有关；与印度佛教的派别分立有关；与“一即一切”的印度佛教思维方式有关；自然也可能与汉译佛典的来源庞杂且其中对印度佛教各派三藏的收集并不完整有关。总之，本文所谓印度佛教的经典崇拜仅表现为某部经典的崇拜，而没有表现为对佛典整体的崇拜这一观点，到底是印度佛教实际情况的反映，还是汉译佛典给我们的错觉，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2.中国佛教的大藏经与大藏经崇拜
中国的情况不同。最迟到5世纪，汇总汉译佛典的“一切经”，亦即大藏经已经出现。5世纪下半叶，我国北方已经出现个人修造大藏经的风气。敦煌遗书斯00996号《杂阿毗昙心论》卷六有题记如下：
《杂阿毗昙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说。以法相理玄，[□]籍浩博，惧昏流迷于广文，乃略微以现约。瞻四有之局见，通三界之差别。以识同至味，名曰《毗昙》。是以使持节侍中驸马都尉羽真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车骑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启府洛州刺史昌梨(黎)王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十一切经，一一经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
皇施。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苞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阐以熙宁，協淳气而养寿。乃作赞曰：
丽丽毗昙，厥名无比。文约义丰，捴演天地。
盛尊延剖，声类斯视。理无不彰，根无不利。
卷云斯苞，见云亦帝(谛)。谛修后翫，是聪是备。
太(大)代太和三年(479)岁次己未十月己巳廿八日丙申于洛州所书写成讫。
该题记说明，太和三年(479)，昌黎王冯晋国修造大藏经十部，每部包括汉译佛典1464卷，总计14640卷。
伯2106号、斯04614号、浙敦027均为南北朝末期写本，尾有相同的题记：
昔雪山菩萨，八字舍身；香城大士，一言析骨。况我凡愚，而不回向。佛弟子田丰躬率己财，兼劝有心，仰为皇帝、文武百寮、七世父母、过见师尊，及法界众生，敬写一切经论，愿共成佛。
又，隋开皇九年(589)四月八日佛诞日，隋文帝皇后修造大藏经一部，现在敦煌遗书中存有残卷多号，均有题记，如伯2413号的题记作：
大隋开皇九年(589)四月八日皇后为法界众生敬写一切经流通供养。
隋代的藏经，如按照隋法经《众经目录》，收经2257部，5310卷。
从上面三例可以看到，他们造藏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阅读、学习佛法，而是为了通过造藏得到功德，并把这一功德回向给某些特定的目标。这说明中国佛教已经将印度佛教的经典崇拜发展为大藏经崇拜。拙作《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中对当时的大藏经崇拜及其形态有较多记叙，可以参看。为避文繁，此不赘述。
敦煌遗书中有不少写经题记，其功德回向，或为个人病患，或为死去老牛等等。上文昌黎王冯晋国的功德回向是：“用答皇施。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苞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阐以熙宁，協淳气而养寿。”即仰答皇恩，祈愿圣寿。这与他作为大臣的身份相符。田丰的目标是：“仰为皇帝、文武百寮、七世父母、过见师尊，及法界众生。”表达了一个佛教徒的立场。而隋文帝皇后造藏的目的则是“为法界众生”，即普度众生，体现了她作为皇后的地位。由此，帝王修造大藏经，并将延祚增寿、消祸攘灾、为国祈福等作为功德回向的目标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拙作《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指出，古代的汉文大藏经有两种功能形态：义理型大藏经与信仰型大藏经。两种藏经功能各有特点，又密不可分地相互渗透与依存，因此也可以称作同一大藏经的义理层面与信仰层面。从本质上讲，大藏经载述增人智慧，导人解脱的佛法，具有高度的义理性。正因为大藏经具有高度的义理性，才使它具备成为信仰性对象的基础。但由于三宝崇拜，特别是经典崇拜的介入，历史的现实是大藏经的信仰层面功能往往大于它的义理层面功能。历代修造的大藏经，与其说是供人们学习、阅读的，不如说是供人们礼拜、供养的。这一特点，历代官修的大藏经体现得尤为突出。
3.佛教信仰层面与义理层面的内在张力
在佛教的传统中，宗教践行与佛教理论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虽然就总体而言，佛教主张“三宝一体”。但对具体的僧人而言，如果理论的修养能够与实际的修持保持一致，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高僧；否则，人们宁可认同实际的践行而相对轻视理论的讲说。《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谓：
乃往过去无量千岁，有佛出世，号毘婆尸，在世教化，利益天人。化缘已周，迁神涅槃。灭度之后，于正法中，有一年少比丘，通达三藏——所谓阿毘昙藏、毘尼藏、修多罗藏——面首端正，人相具足，辩才说法，有妙音声，多人所识，刹利、婆罗门之所供养。时有一比丘，形体粗丑，人相不具，加复音声钝重，常好赞叹三宝。
尔时三藏年少比丘见其声恶，即便毁骂，而作是言：“如是音声，不如狗吠。”
时老比丘言：“汝何以见毁骂也？汝不识我耶？”
三藏年少言：“我识汝，汝是毘婆尸佛正法中摩诃罗老比丘，何以不识？”
摩诃罗言：“我所作已办，梵行已立，不受后有。”
三藏比丘闻是语已，心惊毛竖。尔时摩诃罗即举右手，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尔时三藏即前，头面接足礼敬，求哀忏悔：“而我愚痴，不识贤圣，作是恶业。令我来世得近善友，值遇圣师，漏尽结解，亦如大德。”⑤
上面这个故事表达了两层含义。
从表层看，故事表达了佛教僧人对漏尽罗汉的尊敬与向往。从深层看，年少比丘通达三藏，善能说法；老比丘人相不具，仅念三宝。但后者已得解脱，前者尚未断结。则说法与修持在佛教中地位的高下，自然分判。
类似故事很多。这种轻理论而重修持的观念，直到现代在中国佛教界依然有相当大的影响。
就修持而言，宗教践行与功德回向自然并不等同，但其中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特别对不同身份的佛教徒来说，毋宁各有其特殊的意义。比如对出家僧人来说，可能会比较看重各种切实的个人践行；而对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而言，以功德回向来达成世俗目标则更为方便。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佛教大藏经的修造提供一个思想理论背景及社会文化背景。
就大藏经修造而言，还应该注意的是汉文大藏经的义理层面与信仰层面密不可分地相互渗透与依存。正因为《金刚经》、《法华经》内涵着的高深义理，才使它们成为信仰崇拜的对象。同样，正因为大藏经具有高度的义理性，才使它具备成为信仰性对象的基础。比如，唐智升编定的《开元大藏》，就其内在理路而言，原本是一部义理性大藏。但将它按照白居易《苏州南禅寺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记载的方式纳入转轮藏，它就具备了典型的信仰性功能。⑥可以想见，广大群众出于对佛法的虔诚信仰，修造藏经时必然会选择公认的义理性价值最高的藏经为对象，这又扩大了义理性大藏经在信教群体中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强调佛教内部注重宗教践行与功德回向的同时，不可轻视其佛教重般若、重义理的固有特性。只有同时兼顾两者，才能正确评价汉文大藏经的义理层面与信仰层面的相互关系，正确分析各不同形态汉文大藏经的形态及其优劣。
(二)刊刻《开宝藏》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版图背景
从直接渊源而言，《高丽藏》的刊刻主要受北宋《开宝藏》的影响。这里略微谈谈《开宝藏》。
《开宝藏》始刻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此时距北宋开国的建隆元年(960)仅11年。经过五代十国的残破，国力凋敝。开国肇始，百废待兴。为什么宋太祖要如此兴师动众，特意入蜀刊刻这一篇幅巨大的《开宝藏》，这要从当时的思想文化及政治版图为背景去考察。
1.佛教功德思想的流传与影响
就思想领域来看，经过数百年的磨合，隋唐时期虽然维持三教合一的格局，儒教虽然在政治文化中依然占据首位，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在社会信仰领域，无论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民众，佛教信仰都占有优势。宋代初年，这一态势依然保持。
五代末年，周武曾经灭法。北宋初年，宋太祖便下诏允许恢复佛法。史载，宋太祖曾在繁忙的战事中夜读《金刚经》，“宰相赵普因奏事见之。上曰：‘不欲甲胄之士知之，但言常读兵书可也。’”⑦由此可见宋太祖赵匡胤本人曾深受佛教的影响。赵匡胤的这一偏好也反映在他的行动中。史载：建隆二年(961)，“诏前征李重进，凡死于兵者，以杨州行宫置建隆寺为荐冥福。如唐太宗贞观四年故事。”⑧
所谓“如唐太宗贞观四年故事”则可见《佛祖统纪》卷三九载：
(贞观)二年，唐太宗诏曰：“朕自创义以来。手所诛剪将及千人。可皆建斋行道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得脱。”
(贞观三年)十二月诏曰：“有隋失道，九服沸腾。朕亲总元戎，致兹明罚。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凡义士凶徒陨身戎陈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树立福田，济其营魄。以称朕矜闵之意。”(已上并见《唐旧史》，欧阳新书删去不存。)
(贞观)四年正月，勅上宫绣释迦佛丈六像，奉安胜光寺，设千僧斋。五月，战场建寺成，勅群臣撰碑。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李百药撰。破宋老生于莒州，立普济寺，许敬宗撰。破薛举于豳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褚遂良撰。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虞世南撰。破窦建德于泛水，立等慈寺，颜师古撰。破刘黑闼于洛州，立昭福寺，岑文本撰。是岁天下大稔，米斗三钱。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断刑才二十九人，天下大治。⑨
由此可知，在宋太祖的心目中，以唐太宗为榜样，采用斋僧、修塔、做法事等佛教活动以超度战争中的亡魂以及自己亲手所杀的各种人等，可以祈求消除由战争、杀戮产生的戾气，忏悔自己的罪孽，为己增福，为国延祚。宋太祖的行为并非他个人的独出心裁，而是在佛教因果业报影响下当时社会的一般思潮。如《佛祖统纪》卷四三载：“楚王周行逢据潭州果于杀戮。然知事佛度僧斋忏未尝辍。见沙门辄作礼，亲手行食。谓左右曰：‘吾杀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怨。’”⑩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初诸帝对佛教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诸如鼓励僧人向西域求法，大量抄写并颁赐金银字藏经，读诵金字大藏经，禁止亵渎佛教(11)等等。在宋初这一佛教政策的鼓励下，大批佛教僧人西行求法，不少佛教僧人参与金银字大藏经的修造以及大藏经的研究，如“右街应制沙门文胜奉勅编修《大藏经随函索隐》，凡六百六十卷○。”(12)由于雕版印刷术最迟在唐代已经出现，五代已经相当流行，四川又是当时的雕版中心。因此，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勅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2.列国体制下的北宋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指出：秦汉隋唐，中国的帝国就是天下的帝国。北宋起形势完全改观，变成列国体制下的一个地方政权。如何与同时并存的吐蕃、辽、西夏、南诏、高丽、越南，还有西域的敦煌、高昌及其它西域诸国，海外的日本等各国、各政权和平共处，成为北宋王朝的一大课题。我认为，佛教就是当时北宋王朝与周边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取得文化认同、进行和平外交的重要工具。
这里有两个前提：
第一，上述国家与地区都流行佛教，且除了吐蕃、西夏等一些国家外，流行的大多是以汉文为载体的汉传佛教。
第二，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经过几百年的传播嬗变，此时的中国佛教已经成为汉传佛教的中心，佛教的第二个故乡。从文化的角度，在部分信奉汉传佛教徒的心目中，所谓“佛教中国”的地位也已经从印度转移到中国内地。(13)当然，问题是复杂的，这里实际还涉及所谓政治的正统之争，本文不予涉及。但就文化认同来说，周边各国、各地区对从汉传佛教中央区域修造的大藏经显然具有较大的亲和力与接受度。
正是在上述思想文化、政治版图的格局下，北宋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刻成《开宝藏》，并把13万块版片运抵开封，专门设置印经院。所印的《开宝藏》，除了境内寺院外，分别赠赐辽、西夏、敦煌、高昌、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家与地区。也就是说，在中国，北宋王朝所以刊刻《开宝藏》，其内在动力主要是两个：第一，通过刊刻《开宝藏》以争取获得佛陀加被，力图以此功德增福延祚。第二，用《开宝藏》对周边的信仰佛教的国家进行和平外交。
(三)《高丽藏》的刊刻
关于《高丽藏》的刊刻经过，前贤多有研究，经纬相当清楚。大体是：
高丽成宗于宋太宗淳化元年(990)，遣使向宋廷求《开宝藏》，该藏后由韩彦恭奉归，故淳化四年(993)制有感谢大宋下赐大藏经和御制文集的文献。其后，契丹乘其国势入侵高丽，高丽不得不向契丹臣服。处于国难的高丽显宗，为了祈求发扬国威，于显宗二年(1011)敕命崔士威等刊刻大藏经。经德宗、靖宗、文宗、宣宗，至宣宗四年(1087)完成，即为高丽官刻大藏经的初刻本。
《东国李相国集》卷二五记载了显宗刊刻《高丽藏》的因缘：
昔显宗二年(1011)，契丹主大举兵来征，显祖南行避难，丹兵犹屯松岳城不退，于是，乃与羣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板本，然后丹兵自退。而《高丽史》卷十，宣宗四年(1087)载：
2月甲午，幸开国寺，庆成大藏经。
3月己未，王如兴王寺，庆成大藏殿。
4月庚子，幸归法寺，庆成大藏经。
一般认为这是《初刻高丽藏》完成的记录。其后，《高丽史》又有“设藏经道场”的记载，表现了当时的大藏经崇拜形态：
甲子，设藏经道场于会庆殿。王行香且制诗，以示归崇之意。
癸丑，设藏经道场于会庆殿六日。王亲制赞三宝诗。
上述《东国李相国集》卷二五的记载，显然将辽国军队的退却，作为显宗朝君臣虔诚发愿修造大藏经所得到的功德。因此，《高丽史》卷一二九甚至将这部大藏经称为“镇兵大藏经板”。这正是上文所述汉传佛教圈中流行的大藏经崇拜的体现。而《再刻高丽藏》的刊刻因缘，与《初刻高丽藏》完全相同。根据《高丽史》记载，《初雕藏》的经板原藏于兴王寺的“大藏殿”，后来又迁至国都符仁寺保管。高宗十九年(1232)，蒙古军队入侵，高丽迁都江华岛。此时，符仁寺为元的兵火所焚，《初刻高丽藏》也付之一炬。高宗二十三年(1236)，为了希望再次通过佛教的保佑击退蒙古军队，高丽王朝发愿重新刊刻大藏经，此次成立大藏都监，由相国李奎报等主其事。
1237年，相国李奎报所撰《大藏板刻君臣祈告文》(载《东国李相国集》卷二五)称：
达但之为患也，其残忍凶暴之性，已不可胜言矣。……于是，符仁寺之所藏大藏经板本，亦扫之无遗矣。……今与宰执文虎百僚等，同发洪愿，已署置“句当官司”，俾之经始。因考厥初初创之端，则昔显宗二年(1011)，契丹主大举兵来征，显祖南行避难，丹兵犹屯松岳城不退，于时乃与羣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板本，然后丹兵自退，然则大藏一也，先后雕镂一也，君臣同愿亦一也。
上文特别强调了“大藏一也，先后雕镂一也，君臣同愿亦一也”，亦即佛教大藏经是相同的，先后刊刻的行为是相同的，君臣希望以此退敌的心愿也是相同的，因此，这一次刊刻大藏经一定可以得到与上一次一样的功效，得到佛陀的加被，使得蒙古兵退却。该藏于高宗三十八年(1251)功成，即为《再刻高丽藏》。高宗四十二年(1255)，高宗称该大藏经“告成庆赞，中外受福”，并对刊刻有功人员赏赐有加。该藏最初置于京城西门外的大藏经板堂，高宗亲率百官到此上香礼拜。此亦即为现今保存在韩国伽耶山海印寺的《八万大藏经》。
由此，在高丽朝，与其说《高丽藏》主要发挥其义理层面的功能，不如说主要发挥其信仰层面的功能。这不仅体现在两部藏经的刊刻目的都为了佑国却敌，也反映在平时高丽朝围绕《高丽藏》进行的种种功德活动。根据《高丽史》记载，当时举行的礼拜大藏经的法事活动——“藏经道场”最少有20多次，并专设官员负责相关事宜。这些法事活动极其隆重、严肃，进行时有专门的官员行香、赞引。《高丽史》卷一二五“朴升中传”载：“一日藏经行香，与洪瓘、李璹缀侍臣班笑语，声彻王所，为台官所劾免。”即在“藏经道场”中表现不恭，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不仅如此，据《高丽史》载，“闰月己酉，元遣王敬塔失不花赍香币来转藏经”(卷三一)、“甲午，元遣伯颜忽笃不花以香十五斤、匹段三十匹、绢三百匹、八百六十四锭来转藏经”(卷三一)、“己亥，王与伯颜忽笃不花幸妙莲寺转藏经”(卷三一)、“(辛丑)二十七年春正月甲辰，王与元使如兴王寺转藏经”(卷三二)、“丁亥，元遣怯里马赤月儿忽都，以官素一十五表、里(？)经里儿绢三百匹、黄香十五斤、六百一十锭二十五两来转藏经”(卷三二)、“夏四月癸未，元遣突烈来转藏经”(卷三二)、“壬子，赞成事权溥等赍藏经如元”(卷三四)。此外，《高丽史》卷十六提到：“日本遣使求藏经，仍献方物。”由此证明《高丽藏》也的确在高丽与元朝、日本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和平外交的作用，或者说起到护国延祚的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刊刻汉文大藏经的内在动力与高丽国刊刻《高丽藏》的内在动力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可以看作中国刊刻大藏经对高丽刊刻大藏经的重大影响。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宗教的认同实际也是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宗教在社会中活动，宗教的社会作用主要不取决于宗教本身，而取决于它所在的社会。从上文对《开宝藏》刊刻及《高丽藏》刊刻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宝藏》、《高丽藏》等汉文大藏经刊刻与流通，曾经在东亚汉文佛教圈起到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和平外交的作用。
在拙作《佛教志》中论及后赵的佛教政策时，曾经这样说：
民族的融合，往往伴随着战争与流血。其原因，除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原因外，还包括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乃至心理素质的差异。后赵统治者尊崇佛教，本意是为自己入主中原寻找理论依据，以与儒家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学说相对抗。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出于人的本来愿望。由于佛教本身的包容性与超越性，它并不因为后赵统治者认为它是戎神，所以仅在后赵流传，而是普遍流传于广阔中国大地的各个民族中。这样，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它在各个民族之间起到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认同的作用，从而在消融民族文化差异、泯灭民族意识隔阂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过分强调佛教在民族融合中的积极作用，如同过分强调佛图澄劝谏后赵统治者慈悲戒杀的实际作用一样，都是错误的。但否认这种作用的存在同样是不合适的。(14)
目前东亚面临新的形势，希望在中日韩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汉文大藏经的研究也能对加强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人民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
①从现有资料看，最迟在部派分裂之前，三宝观念已经产生。我认为，如果三宝观念产生在释迦牟尼时代，则第一结集的历史地位将更加重要。因为这说明当时的僧人已经非常清醒地把法作为与佛、僧并立的三大元素之一。如果释迦牟尼时代三宝观念尚未形成，则可以设想，第一结集的成果，对三宝观念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②CBETA，T08，no.235，p.752，b23—26。经文依据校记有订正。
③CBETA,T09,no.262,p.45,b13—16。
④CBETA,T09,no.262,p.45,c11—14。
⑤CBETA，T03，no.156，p.141，c25-p.142，a13。文字据勘记有订正。
⑥参见《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487页。按照这篇文章的记叙，该转轮藏中所收藏的是一部依据《开元录·入藏录》组织的大藏经。
⑦CBETA,T49,no.2035,p.396,c4—7。
⑧CBETA，T49，no.2035，p.395，a5—7。行文有校订。
⑨CBETA，T49，no.2035，p.363，b13—22。行文依据校记订正。
⑩CBETA,T49,no.2035,p.395,a19—24。
(11)《佛祖统纪》卷四三：“河南府进士李蔼，造灭邪集，以毁释教。窃藏经以为衾。事闻。上以为非毁圣道，诳惑百姓。勅刺流沙门岛(在登州海中)。”参见CBETA，T49，no.2035，p.395，b20—24。
(12)CBETA,T49,no.2035,p.395,cl—5。
(13)参见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中关于敦煌遗书《沙州乞经状》的研究。
(14)方广锠：《佛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