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难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处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大势所趋，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进步，是强国富民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关键，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力保障。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就已涉及并提出来了，当着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又加以充分强调。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当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虽然提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高度来加以强调，但是，人们对于这个不完全新的课题，却是有很大的新鲜感，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这些年来我们讲改革，探讨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甚多（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还有进一步强化之必要），相比之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分量略逊一筹，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方面，（这可能是更重要方面）存在不少缺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效果是不怎么样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相比较，亦是大有逊色的。据有关专家估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72%是靠投入取得的，只有28%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50—70%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平均30%也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研究我们“转变不力”的因素，对症施治，才能有效地实现转变。这是个多因素构成的综合体，以下择要述之。
一、旧的外延、粗放的发展模式的惯性。
我国国民经济在新中国制度下发展进步，是在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和经历了战乱的废墟上起步的，主要依靠资金、物资、劳力的投入而实现数量、规模、进度、产值的增长，也就是主要是搞外延扩大生产来实现，这在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建设起步阶段是必然的，是必要的。在人们心目中留下良好的深刻影响，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形成了某种“拜物教”式的崇拜。人们津津乐道的五十年代，显然包括对当时发展增长方式的称颂。
这种习惯的思维和行为影响，由于我国历史发展的某些因素而大大地强化了。这其中主要包括：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紧接着“一五”大投入大发展之后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左”的思潮为主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排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岁月。这个岁月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人们痛定思痛，对于要稳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发展生产力，认识应当说是很坚定的，干起来也是坚定的。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怎么个发展法，不能说不思谋，但老老实实地照动乱前那个样子干下去的念头是比较根深蒂固的。特别在历史回顾中，“一五”的铺摊子大上的业迹同六十年代乱斗一气成为鲜明对照，人们对于粗放型生产，靠大投入大基建来扩大生产力，发展生产，所具有的某种历史合理性和必不可免的历史局限性，认识不足，甚至是心向往之的。
这还同人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认识上的某种片面极端性相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高扬全面改革旗帜，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改革是对体制的革命，体制改革，尤其是农业生产体制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人们称颂改革，抓紧改革，（当然，这方面也不是没有可值得注意的问题）而相比而言，对于生产力自身发展的问题，重视研究不够。体制无疑是重要的，营造一个宽松的适宜环境，是为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而生产力自身增长也还要有个改进的问题，亦不应淡忘。这里还应提出，改革开放历程是同我们恢复和发展因十年动乱而停滞的生产相联系，这些年来发展中尤以乡镇企业为皎皎者，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又以劳动力密集及资金投入铺摊子为先导，这个做法的历史合理性要肯定，而这种做法的过渡性人们则认识不足。
这也同我们长期处于较封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外国的经验教训研究得不够有关系。环顾世界，一些国家发展得快，一些国家发展得慢，啥原因，人们议论纷纷，文章书籍算不上汗牛充栋，也够洋洋洒洒看不完的，什么市场经济体制啦，什么教育先行啦，什么民族气质啦，什么抓住机遇啦等等。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关于生产增长方式的问题，相对而言，的确是论及较少，或者曰研究不够，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关注实践较少。
还有一些……
总之，粗放型的，依赖于大投入的增长方式已成为一种习惯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人们一讨论增长时，总难以跳出这种窠臼。这可以说是一个情结，而又是一个必须解开的情结。比如，有些农业为主地区。考虑农业深加工来提高的为少，考虑另上工业项目的为多；有些资源型地区，考虑争取再立新项目的为多，而考虑深加工以求增加附加值的为少……为此，应当来一个全社会的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再认识，使这个问题之理性清醒更多一些。
二、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依旧在起作用的旧体制仍在“鼓舞”、“激励”着人们。
现实利益是最吸引人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承认并唤醒人们的利益意识之后，更是如此。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实现利益结构的调整。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利益的调整和体现中的某些阶段，并不总是准确地反应着时代进步的要求。这在新旧体制交迭因而不全到位又竞相寻求比较利益的时刻，谋求捞取旧体制的余泽而在新体制下谋利，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完全结束，人们常说的“政企分开”的局面还没有实现，在投资机制等方面的改革也没有全部到位，这就必然导致人们由于现实利益的驱动，而热衷于粗放型的投入，而不乐于走科技进步的道路，人们会满足于“跑部钱进”以谋取国家拨款立项以发展，而不愿铺下身子去作技术进步的艰苦努力。
在深化改革中，常常听到这样的顺口溜，即“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找死不如等死”。这是新旧体制转换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扭曲的畸性心态。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上，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搞粗放型的外延扩大的投入，从而速度、规模大增，再加上一些统计水分，予为政者，可以说是“政绩突出”，还可以官升一级乃至数级，（据说法国皇帝路易十五讲过这样的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对于我们某些官员来说，似乎有这样的信条，“我提职以后哪怕后任难以为继。”）而予为官者，则可以补窟窿于一时，再往后就不是自己的事了。而且，我们的为政为官者常常调动频繁，热衷于局部的暂时的“名”、“利”的追求，而缺乏长远根本的考虑，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对于即使造成某些不好后果者也往往在“付学费”、“下不为例”的声调中而不必负责任即可了事。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粗放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再下去，祸国误民，殃及后代。剧烈的国际间的国力竞争，不允许再继续下去；我国有限的国土资源，不允许再继续下去；现实中我国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允许再继续下去；可是，实际生活中却还在继续下去，这的确是我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既不健全又不有力所致，应当健全并强化这方面的责任制。
三、历史形成的庞大的就业压力和劳动者素质较低，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利于转变的外部条件。
我国人口增长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压力。由于地少人多，一旦随着农业生产者积极性的提高，大批剩余农业劳动力释放出来，而当着农业发展还未进入由粗放向集约转变时，这批剩余劳力就成为尽人皆知的民工潮，四处冲击，造成多方紧张，同时，城镇中的一批批新的劳动力资源又涌现出来；而由于企业改革深化，一批批企业原有的闲置劳力被剥离出来；一些企业由粗放向集约的过渡，单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造成一批多余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这一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结构转换中出现的相当高的失业率，是对我们的醒示）庞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对政府机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要求，这种要求直接的第一步就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粗放型的快投入，有利于及时地缓解就业压力。一位地方父母官对我说，在当地正拟兴建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其直接结果会导致环境污染，其稍后结果将是由于采用的是发达国家两手技术和设备将被淘汰，但他们仍在力争，这就是因为可以现实地解决较多的就业问题。说饮鸠止渴，当然是言重了。但是，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地提出问题。搞粗放，因而缓解“燃眉之急”呢？还是搞集约，以求长久持续发展呢？这是悖论么？！这有解决可能么？！莎翁的名剧《哈姆雷特》中有这样的名言，是活呢，还是死呢，这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但实际生活中一些皎皎者已开始了探索尝试。
我国的人口增长势头据专家估计一直到下个世纪30年代才能开始回落，因此人口问题、吃饭问题、就业问题，是一个不容绕开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口素质问题也是亟待认真对待的。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科学文化素质高的地区、人群中，人口出生率下降并出现了某些零增长、负增长，而在文化素质低下的地区、人群中，人口出生率依旧居高不下，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信号。（从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中，我们不也能得到些启示么？！）我们那么沸沸扬扬地搞希望工程，不也从一个角度侧射出我国劳动力素质面临着下降的威胁么？！不断地从一些科技密集型企业里传来这样的故事，由于劳动者素质较低，而使先进设备难以尽其效能。这不是一个危急的信号么？！
此外，又如科技进步需要有资金投入，而我们的资金，尤其是企业的自有资金之紧张，亦是人所共闻的。
所以，要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决不是一厢情愿地可以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条件的创造，但是，毕竟我们只能去转变。而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于使这个转变进程的曲折少一些，代价少一些，而应当如实地但不令人欣慰地说，我们做得是不够的。
四、宏观调控机制上的不够健全并实行乏力。
由粗放向集约转变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社会的发展已迫使人们不能不走上这条路，这种规律性的体现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上是自发地运行着，以其铁的必然性来迫使人们承认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情的乃至可以说是残酷的竞争迫使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顺应科技进步的潮流，加入生产增长中的科技含量，粗放式被无情地淘汰，而集约式在不断地认识深化中推进。而这是在市场竞争的某种“厮杀”中实现的，常常表现为自发式无序性地进行，乃至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以致一些发达国家已越来越意识到并采取了各类型式的宏观指导和调控，以求使自发、无序的危害尽可能少一些。恩格斯在73岁高龄时凭借唯物史观的功力，对众多史料的判认以及历经沧桑的阅历对俄国人丹尼尔逊说道：“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都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1 〕用彻底的唯物史观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理当在探索认识人类社会“本身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做到尽管“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 〕适度地加快转变进程。而历史的惰性总使人们难以免俗。当我们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业已意识到要有宏观调控，以减少市场经济中的自发盲目性的损失，在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引导上亦是强调了科技进步，增加生产力中的科技含量。但是，应当承认这样的现实：我们尽管已认识了宏观调控的必要，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毕竟是新事物，如何调控，其内容和手段如何择定，都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政府的法令、政策、执法机构等等方面还不能形成强有力地导向集约型增长的机制。
综上所述，我们尽管已经较早地意识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但却还处于转变的进程之中，更直白地说，还处于转变并不甚得力的状态。这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这是同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我们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密切相关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关系具体结构的现实状况，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艰难的。它必然也必需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相伴；也必然更必需同全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亦即同全民族素质的提高相伴；也必然更必需同一大批有远见卓识又脚踏实地实干的领导人才的成长相伴，……而所有这一切，均凝结为一点，即找到一种现阶段可能又必需的适度的增长方式模式。因此，人们既要热心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十分热心于适度的转变模式的研讨。而这方面，需要认真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进程经验，从我国现实水平出发，寻找一个积极的而又可行的方案。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更应注意多样性，切戒“一刀切”，也要警惕又一次的“急于求成”，而“欲速则不达”。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2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