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日益强烈。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众传播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从传播学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传播工作，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的传播，其表达形式、运用手段与大众传播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二是由于近二十年来我国大众传播的发展异乎寻常的迅速。传播史的研究表明，从古代的口头传播经过漫长发展进入印刷媒介传播（指活字印刷）再进入现代视听媒介传播（以下简称视听媒介），是大众传播发展的一般情形。一个国家，在经历了印刷媒介传播的充分发展后进入视听媒介传播，新出现的视听媒介传播形式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一般不十分强烈。相反，在具有“跨越”性质的“后发”国家，由于缺少印刷媒介充分发展的阶段，其视听媒介迅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往往是“爆炸性的”。因为视听媒介打破了识字率对受众规模的限制，在不长的时间里，能够使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受众涌进现代媒介运动中，从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强烈影响。显然，我国属于后种情形。
理论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研究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并通过认识这种影响进一步研究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一）
所谓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近代社会以前）和近代社会的大众传播而言的。这里的“现代”一词，既有技术发展层面的含义，又有社会发展层面的含义，但区别于历史学上的“现代”含义，因为它是将当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及其发展也包括在其中的。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性来考察，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特点。
1、以现代先进科技为基础的发达的媒介体系。 一般认为，1920年，美国匹兹堡的KDKA电台率先开始定期广播，是为现代视听媒介传播之肇始。此后两年，美国的电台数达508座，听众达100万。再后，欧洲各国也创办了声音广播，1925年开始向世界各地普及。电视广播由英国BBC于1936年拉开序幕。二战后，电视业迅速发展。1965年， 全世界约有家庭电视机1亿台，电视台约5000座。如今， 发达国家和相当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家庭电视已经普及。在视听媒介迅速普及的同时，传播领域的技术发展更是令人惊叹。目前，卫星通讯、光缆传输已进入实用，“信息高速公路”正在许多国家加紧修建。本文之所以要略费笔墨特意介绍视听媒介的发展，实在是因为这种变革带来的影响太巨大了，是我们全面考察和认识现代传播特点及其社会影响的基础。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火药、指南针、 印刷术是预告资本主义到来的三大发明。这里，印刷术之所以被列为其中，主要是指印刷术发明所引起的大众传播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特殊影响。相比之下，当今世界与电子革命相关联的大众传播的技术发展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必然更为广泛，更为强烈，更为深刻。
2、大众传播系统对社会行政体系的依附性减弱。在传统的社会体系中，由于社会的分化不很充分，也由于大众传播的技术水平很低，重要社会信息的传播基本上依赖于行政体系。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印刷媒介的出现，使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由于印刷媒介的效用受识字率的限制，重要社会信息的传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行政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大众传播的出现，才使大众传播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传播体系渐发展成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当然，传播系统的领导权或归政府所有或相对独立，但这与信息的传播过程对行政体系依附性减弱并不相悖。在标谤“新闻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大众传播系统与非执政党、宗教势力、利益集团等被研究者一并归属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二决策圈”，有的学者甚至称大众传播系统为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我们国家不尽相同，不能简单类比，但是，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所带来的重要社会信息的传播不再单纯依附行政体系这一点则是相同的。
3、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跨级”和“短路”现象。这里所谓的“级”（或段），是指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阶段性现象。不同的传播理论，对此有不同的表达模式。这里以二级流程模式为例简要说明之。二级流程模式是传播过程研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理论模式，基本观点是：在媒介运动面前，社会成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积极主动的信息接受者，也称意见领袖；一类是消极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即普通受众。重要的社会信息，首先传给前者，尔后再通过他们传给后者。意见领袖的特点：较多地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较多地参与社会高层次交往，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等。除二级流程模式外，还有不同的多级流程模式和一级流程模式。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传播过程的“级”和“段”正在不断被跨越。这就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短路”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短路”现象是一种总体性的、趋势性的，并不排除有相当数量的信息仍然是分级（段）传播的。
4、事实信息传播和价值观念传播的相对分离。事实信息是指“发生了什么”，价值观念信息是指具有价值倾向的意见。在传统社会，事实信息的传播和价值观念的传播通常是融为一体的。近代社会，上述两方面情况虽有所变化，但传媒的发展远没有真正达到“大众化”的程度，因而社会传播中事实信息与价值观点传播的相对分离还难以显现。随着具有真正大众意义的视听媒介的出现和普及，随着传播体系独立性的增强，事实信息的传播和价值观念传播的相对分离才逐渐显现出来。其大体情形是：大众传媒在报道某一重要的社会事件时，通常首先传播的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信息，开始时并没有太明显的价值性评介，受众此时也只是对此作事实认定，而没有立即形成明确的价值性认知。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消化”后，大众传播媒介与受众才对此表露出或同或悖的价值性认知。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发达的传播媒介为基础的大众传播，事实信息的表达与相关的价值观念的表达在时态上往往并不同步，处于相对分离状态。有的学者对此称之为信息流与感情流或影响流的相对分离。这种情形在我国目前阶段虽然还不十分明显，但已现端倪。特别体现在我们对于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中。例如，90年的海湾战争，91年的前苏联8·19事件发生，我国传媒在报道初时， 均只是作事实报道。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大众传播的管理有自己的特点，所谓的纯客观性并不是我们的传播体系所要追求的目标。但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这种相对分流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5、受众地位提高，反馈信息日显重要。早先有种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媒介越发达，传者地位愈高，受众地位愈低，传媒具有“魔弹”般的力量，能够左右受众的思想。进一步的研究否定了这种观点。实际情况是，在现代传媒迅速发展的初期，上述观点似乎有存在的理由。因为现代传媒首先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然而，传媒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由于社会生活的进步，大众传播又出现了新情况，即意见主体（传者）的多样化。在发达的传播体系中，由于同时有多种多样的意见主体进行不同的信息表达，受众就处于一种能够进行多种选择的信息环境中。传媒越发达，受众的选择面就越广。因此，从更深的层次看，受众的地位是随着传媒的发展而提高的。这种情形，使得传者从受众那里得到反馈信息特别重要。因为媒介传播是一种半控制传播。传者可以控制某一信息渠道的内容，而不能控制受者的选择，受者可以控制自己的选择而不能控制媒介内容。媒介传播的实现依赖传受双方的共同参与。从传者角度看，传播信息并为受者接受是传者的目的。但如何才能获得受者的合作呢？这就必须了解受者的欲求、情感、思想观念等。这样，通过多种方式从受众那儿反馈信息就成了现代大众传播体系中所有传者的一种共同追求。近现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受众调查、民意测验机构纷纷成立并工作活跃，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
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其物质基础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虽有价值性影响和技术性影响两个方面，但其技术性影响（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组织体制、运行机制的影响等）更为直接、现实。鉴于此，本文将大众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信息渠道数量的迅速增加和大众传播中“市场”倾向的加剧，使得传统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现代社会中的人，每天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的包围中，如电视、广播、报纸、书籍等等。在日益增加的社会信息传播渠道中，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信息传播渠道之一，再难以有过去那样强大的影响力。与信息传播渠道种类和数量增加相同步的，是信息传播中“市场”倾向越来越明显。一些西方国家公然将信息传播称之为“意见市场”。我们国家不能简单类比，但随着传媒的发展，各种信息渠道争夺受众的情况同样存在，特别是商业活动的介入，使这种“争夺”更为显著。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种价值观念上的“劝服性”传播，有别于一般的事实传播、知识传播，更有别于商业传播。其内容决定了它不能采用一味迎合受众的方式“推销”自己的观念，这又从另一个侧面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激烈的信息传播竞争中的影响力。
2、大众传播信息量剧增的同时，一般受众对信息的消化吸收和应用能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这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从总体和发展趋势看，大众传播信息量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的个体素质提高的重要条件。然而，这并不排除在局部性的社会空间（如某些行业、部门、群体）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由于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与信息量的增加并不同步，因此，信息量的剧增反而给受众带来了更多的困惑，迷茫和行为选择的失范。在现代传媒迅速发展时期，这种情形往往更为突出。这正是现代社会控制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国家目前大体也处在这样的阶段中。这种前进中的曲折，固然是社会发展之必然，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尽快缩短这一过程，努力实现信息传播量的增加与积极社会效应同步的良性循环。
3、现代大众传播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一般受众的信息接受心态，这使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传道”方式受到冷落。一定的传播模式，影响乃至制约着人们接受信息的心理和情态。诚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社会在“消费”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同时，也在“生产”着适应这种传播模式的受众。现代大众传媒给受众提供了多样的选择空间，丰富多彩的画面和音响，高密度快节奏的信息量，以及充满艺术欣赏情趣的各种人物形象。所有这些，无不对受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亲和力。相比之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方式主要依靠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由于内容比较严肃，加之形式上多年来没有什么发展，其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实在难以与现代大众传播一比高低。
4、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与教育对象相适应，如何与新的传播形式相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进行，如上课、作报告、开展谈心活动等。这种传播形式由于传者与受众直接交流，并且由于传者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使得传的活动基本在传者的有效控制下进行，传播活动较多地体现了传者的意志，而较少考虑受众的觉悟层次和理解能力。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丰富了社会信息的传播形式，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适应教育对象的思想觉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课题，即：思想政治教育既要考虑传统教育形式如何与变化了的教育对象相适应，又要考虑利用大众传播形式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与受众思想觉悟相适应，同时还要研究这两种不同形式之间的传播内容协调问题。近几年，常听到一些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感叹，政治教育讲半天，不抵半小时电视片。这种现象，正说明了两种传播形式的协调问题亟待解决。
5、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对现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体制提出的新课题。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体制，简单讲，是一种行政组织型体制，即以庞大的政工干部队伍为主体，以国家行政权力为依托。这种体制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其一也是最根本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党在国家行政中的主角地位，使得作为党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具有较明显的社会控制功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行政的品格。其三，在大众传播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也需要其组织体制行政化。实践表明，这种体制，过去曾经起过并且现在仍然发生着积极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就尽善尽美。随着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随着传播体系对行政体系依附性的减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原先具有的在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地位已不明显，甚至由于行政工作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接受传媒的时间、频数、范围还比不上其教育对象。缺少信息优势，只有行政权力优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难以有效开展工作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如何在组织体制上与大众传播现代发展相适应，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面临的深层次课题。
（三）
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响应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的设想。
1、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大众传播开展工作的观念。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长期以来大众传播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辉煌成功的历史，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但如果对此缺乏辩证分析，也容易成为影响我们认识新事物，接受新观念的障碍。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未能自觉而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开展工作，应该说，相当数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囿于经验，观念陈旧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尽快实现与大众传播的结合，首先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观念上的“结合”问题。具体讲，一是要充分重视大众传播的社会效应和思想效应，要有强烈的开发利用大众传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二是要学习必要的传播理论和知识，要善于利用大众传播信息资源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要重视对大众传播带来的某些难于避免的消极影响进行必要的约束和清理；三是要积极探索在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的条件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如何改革创新，使之与大众传播形成一种相互补益相互耦合的关系。如此等等。
2、设立利用和研究大众传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机构。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利用观念”是“软件”建设，设立专门的机构则是“硬件”建设。近几年，一些行业和部门在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了不少积极的尝试，其成功的实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加强这项建设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这促使这项工作更自觉、更卓有成效地开展，设想先在若干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有关行业部门的党委宣传机构中设立一个“思想政治教育视听传播制作研究中心”，待条件成熟推广。其职能主要有二：一是配合本地区、本部门的中心工作，制作各种类型的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视听节目。节目制出后，交大众传媒播出或下发基层单位。中心可同时接受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委托，按要求制作其他思想政治教育视听节目。二是研究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与现代大众传播相结合。由于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多年来在相当程度上游离于现代大众传播之外，因此对如何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来为自己服务知之不多。这项工作亟待加强。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巧妙利用大众传播的经验和作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美国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在帮助政治家利用电视进行政治宣传时发现，如果电视播出的政治演说拖得过长，大部分观众就会改变电视频道，电视演说的时间以不超过5分钟为好。果然，一些政治家和政治派别用“广告”式政治宣传，把政治演说化为片断穿插于其他电视节目中，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再比如，国外一些商人将电视片与食品、玩具、读物结成连锁关系的做法，也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诸如此类的传播经验，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去关心、研究，很难转化并融汇到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
3、改进非大众传播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大众传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其全部。非大众传播形式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自我教育等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这样，就要研究两种不同传播形式（主要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之间的协调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着眼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要着眼形成“叠加效应”。如前所述，随着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事实信息传播与价值观念传播相对分离日趋明显，事实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地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在这种条件下，非大众传播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改变过去事实信息含量过大的情形，大大减少事实信息的份量，增加对热点信息进行理性分析和价值评判的份量，使非大众传播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具有理性深度的教育形式，从而产生一种“叠加效应”。现实中，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理想，使人感到乏味，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教育者过多地重复大众传播已经表达过的内容。二是教育内容要突出行业和部门特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内容既包括体现行业和部门特点的个性部分，又有对一般社会成员进行教育的“共性”部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与大众传播结合程度的提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的“共性”部分，将在相当程度上“转移”、“渗透”到大众传播形式中。这样，非大众传播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也有可能更加突出、深化具有行业和部门特点的教育内容，使两种教育形式在内容上形成互补。三是要着眼于发挥非大众传播形式的优势。一些非大众传播形式，如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与大众传播形式相比，也有其多方面的优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受众的参与程度高。在大众传播形式中，受众也有参与性，但基本上只有选择性参与，而没有或基本没有表达性参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则不同，只要传受双方愿意，其地位可以随时变换。这恰好弥补了大众传播形式的不足。
4、建设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馈机制。一般地说，加强信息反馈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条件；特殊地说，在大众传播现代发展的新形势下，建设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馈机制尤为重要。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和强调发挥革命思想、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和指导作用，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比较重视和强调自上而下的思想和理论的教育、灌输，这就形成了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灌输机制比较发达而反馈机制相对欠缺的状况。这种“欠缺”在以往相对封闭的环境和大众传播不甚发达的条件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尚不明显。随着大众传播发展带来的下行信息的剧增，随着社会开放带来的横向信息交流的扩大，随着受众主体意识的普遍增强，这种“欠缺”越来越成为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高的“瓶颈”环节。在现实条件下，建设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反馈机制，急需做好这样几项工作：加强教育，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反馈意识；探索建立灵敏有效而稳定的信息反馈渠道；培训和配备必要的专职信息反馈人员。
5、从传播学角度思考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工作。一是加强传播理论和知识教育。目前，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对此尚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建议首先在党校、军队政治院校、地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增设传播学方面的课程。从长远来看，应当研究建立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以使传播学的理论和知识能够更有机地融合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中。当然，与此相联系，必须尽快加强这方面的科研工作。二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传播能力的培养。这里所讲的传播能力，不仅包括我们平时所讲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行为影响等，更要考虑大众传播现代发展对传播者的能力素质提出的新要求。例如，阅读能力，就不单是一个识文断字的问题，很重要一条，要求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材料，并从中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这种能力，不经过一定的训练和养成是难以获得的。再比如，电子计算机操作、外语会话写作等这些和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的技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者人才培养工作中长期处于薄弱环节，也需要加强。三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理论层次，以适应大众传播现代发展带来的事实传播与价值传播的相对分离，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多地转向理性分析性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