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凌叔华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论凌叔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文学初期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不下数十位，如今留名青史的寥寥无几。凌叔华当年仅以薄薄一册《花之寺》引人瞩目，赢得“闺秀派”美誉；三十年代她继之以《女人》、《小哥儿俩》，亦薄薄两册，然而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者或推之为“新月派作家中的小说圣手”，（注：朱寿桐著《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或公认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 （注：见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许道明著《京派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吴福辉编选《京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海外文学史家夏志清甚至不无偏激地论断：“整个说来，她的成就高于冰心”。（注：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应该说，历史于凌叔华不菲。但由于鲁迅对凌叔华初期创作论述的巨大影响，也由于凌叔华后期创作的作品近于湮没，因此，尽管学术界对凌叔华研究成果颇丰、不乏精神的分析阐述，但尚难说真切勾划了凌叔华创作全貌。最近出版的上、下卷七十万言的《凌叔华文存》收录众多凌氏集外作品。有了这样较为全备的文本，（注：陈学勇编集《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尚有多篇作品，包括《中国儿女》，未及编入“文存”，编者已另行著文《关于凌叔华集外文》评介，将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就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评价这位女作家。本文即在《凌叔华文存》提供的文本基本上作一探讨。
有人曾说：“凌叔华的创作，看不出怎样分明的‘自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她一下笔就写得很熟练，像是老于此道。”（注：赵园著《“五四”小说简论》。）其实这是误解，在凌叔华成名之前，她已发表过称得“幼稚”的两篇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它们如陈西滢所批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炼”，（注：见陈西滢《〈花之寺〉编者小言》。）所以弃在《花之寺》集之外。然而这两篇小说于考察凌叔华创作道路不无意义。前一篇描写不幸女子所受封建礼教的残害，后一篇揭露暴发富户的奢侈及虚伪。笔锋直刺罪恶社会，虽不免直露、生硬，但溢于满纸的激情颇摇撼人心。它们不仅表明凌叔华小说艺术确有过成熟发展的过程，而且表明最初的凌叔华，也曾涉身时代激流，其战斗风貌与后来淡雅秀逸的闺秀身姿何其悬殊！陈西滢编《花之寺》集所以遗弃这两篇，或许文字技术的因素倒在其次，怕主要还是其与“现代评论派”的创作观念，表现趣味不相契合。
当然，凌叔华小说引起文坛瞩目起初是在于鲁迅指出的：
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不过，鲁迅是就一九二七年前的小说界而言，对凌叔华，是就《酒后》、《绣枕》等作品而言，若因此过于看重这类作品在凌叔华整个小说创作上的意义，视其成就仅在于此而忽略其余作品的丰富内容，则未免以偏概全，势必影响对她小说成就的充分评价。凌叔华笔下的世态何止“高门巨族的精魂”，更多的当是已经走出高门的女性，不论已婚的太太，或是未婚的小姐，身上纵有或浓或淡的高门投影，却均渐趋淡逝。只是她们离开巨族之后并未汇入时代洪流，既无温饱威胁、也无婚俗枷锁，同时也失去了生活激情——因为没有追求。不能说她们没有烦闷、苦恼，但毕竟是院落之内的风波，脱不了琐屑、平庸。和高门巨族的精魂一样，她们也为热衷时代风云的作家不屑一顾。凌叔华的特色正表现在人弃我取，她关注这些被忘却了的女人们的生存，思考她们应该如何生存，描摹她们（包括高门巨族的精魂）的春困、秋愁、懦弱、痴愚、虚荣、褊狭、生命的畸形、病态和消蚀。这一与众不同的创作途径，固然为她召来相当声誉，但也遭到当年左翼批评家的尖锐批评。有人对《花之寺》的盛名表示失望，说它只是“一个平凡的浅薄的故事”；（注：弋灵《〈花之寺〉》转见《新月派评论资料选》。）有人斥责“作者的创作态度不严肃郑重。因为她是个有闲阶级的夫人，便养成了无聊、轻薄、滑稽、开玩笑的恶习。而这种恶习便很充分的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使人读到那种作品时，发生一种轻视厌恶的心理。”（注：贺玉波著《中国现代女作家》（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二年出版）。）直至近年来仍有学者把《酒后》、《花之寺》贬为“令人作呕的恶作剧”，批评凌氏写婉顺的女性“于妇女解放却是无益的”。（注：王家伦著《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稿》（中国妇女出版社）。）将作者和她笔下的人物混为一谈，如此读解凌叔华小说岂不过于皮相？以主人公自况的女作家大有人在，但凌叔华对自己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有嘲讽、有鄙视、有怜悯、有感叹，总是居高临下审视这群庸常之辈。这种态度不仅在《绣枕》、《吃茶》、《太太》、《送车》、《中秋晚》中异常鲜明，即使如读解上有歧义的《花之寺》，与其说辛辣地调侃了男主人公的心猿意马，不如说含蓄地嘲讽了女主人公对丈夫的不够自信。小说里这一回的冲突以喜剧收场了，难保小说完篇后下一回不发生悲剧，因为夫妇间隐伏的情感危机并没有真正化解。《女人》不妨当作《花之寺》的续篇来读，男主人公格外大胆地得陇望蜀了，女主人公也更其用尽心机，再次挫败丈夫的二三其德。《女人》仍以喜剧收场，仍是夫妇斗法，又是一个回合，又是妻子的虽胜犹败，一旦再来机遇，丈夫的绮思艳想又会付诸行动。作为妻子究竟如何永葆夫妇间的忠诚，不是《女人》、《花之寺》中两位女主人公应当醒悟的么？《杨妈》一篇，历来多认为是颂歌，“刻划劳动妇女的善良灵魂”，（注：文洁若：《悼凌叔华》， 见1990年6月22至24 日香港《大公报》。）或认为“对下层妇女表示了同情” 。（注：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细究起来批评意识才是它的题旨，杨妈那般地溺爱逆子，所显示的女性痴愚超出母性的伟大。凌叔华审视女性弱点，在第二本小说集里似乎更为自觉，取“女人”这一不含褒义的词语作书名是颇值得玩味的，显然有意抹去人们爱套在女性头上的光环。大家都说凌叔华擅长于写已婚女性，大约婚后女性较之未婚时弱点暴露得尤为多尤为显眼吧。和同时代女作家创造的女性形象相比，凌叔华小说中的女人要世俗得多，然而对照庐隐的自我沉迷，冰心的虚幻之爱，凌叔华的女性世界也要切实得多。敢于直面女性自身弱点，正见出凌叔华多一分明智。新文学初期风行过问题小说，冰心庐隐皆以此驰名，而凌叔华未尝不是同行人，不过她的问题不是放眼时代风云而仅仅专注院落内女性的生存，具体且细小，因此被忽略为不是“问题”，连她本人也未必以为是问题。凌叔华像同为京派的沈从文一样，无意使小说成为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的武器，用以进行的是文化批判、道德批判，着眼于人性的建设。她同冯沅君的撕心裂肺的故事迥异，只是“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的观察，平淡的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注：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见《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冯沅君吹响振聋发聩的号角，凌叔华则长鸣发人深思的警笛。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历史当然更需要促成交替的战士，然而时过境迁，于渐进的社会，余音尚存的还是警笛。固然可以指责凌叔华隔江眺望对岸时代烽火的冷漠态度，但也应看到两岸终究是笼罩于同一天空之下，因此凌叔华的“女人”们，哪怕是高门巨族里走出的精魂，其潜在的悲剧性格在新思潮映照下格外得到显露，无不反映了高门之内的沉寂与外界西风东渐所发生的碰撞，如《吃茶》中的芳影小姐。《绣枕》中的大小姐始终处于封闭的环境，谈不上什么碰撞，但正是小说叙事人引来思潮的聚光照出她难言的悲戚。尽管这些人物形象婉顺、委琐，但塑造形象的作者，无疑精神是积极进取的，并始终贯串了她整个创作，不似有的女作家时而激进时而消沉。所以说，凌叔华小说其实与新文学潮流相一致，是从侧面折射着时代光芒。她的独特取材与独到表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凌叔华小说人物，除了女人另一大类便是儿童。她总是“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她称“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注：凌叔华《〈小哥儿俩〉自序》。）这口吻肖似冰心的说法，现代女作家中最热衷儿童题材的正是她们二位。可是茅盾写过一段富于意味的文字：“我们说句老实话，指名给小朋友的《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实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小孩子或者‘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注：茅盾《冰心论》见《茅盾文集》。）凌叔华的儿童小说却令所有的孩子感到亲切，孩子的童趣、天真以及寂寞、委屈等等，无不描述得细腻入微、惟妙惟肖，作者仿佛钻进孩子心里、纯然用孩子的心灵、眼睛去感受、观望世界。同时，她的不少儿童小说又是写给并非“犹有童心”的成人阅读的作品，是借儿童视角写成人悲欢或要求成人善待儿童。这在其他作家的儿童题材作品中甚是罕见。《小英》以一个女孩目睹姑姑婚嫁过程，从她起初欣喜地盼望婚礼，到婚后沮丧地追悔姑姑做了新娘，其中喜事不喜的凄楚乃至对旧式婚姻的否定，都不是五、六岁孩子所能理解的，唯有成人才能深知作者的寄意。还有《弟弟》中弟弟被信赖的亲人愚弄、《凤凰》中枝儿险遭歹人拐骗，不都在警示成人：切勿对赤诚的儿童玩有失诚恳的小聪明，也不宜把向往外界的孩子圈在寂寞的院落里有碍她天性。这些针砭陋习、建设人性的态度正与她女人题材作品中积极进取的精神并行不悖，同样值得肯定。可是有学者分析凌叔华的儿童小说和历史小说《倪云林》之后下的结论是：“体现了她不敢正视血淋淋的现实，不敢奋力与丑恶抗争的软弱和娇嫩的一面，她的现实主义是不彻底的。”（注：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如此批评似有失公允。凌叔华的儿童小说寄寓不浅，其高明之处还在“老少咸宜”，儿童和成人都能从各自的层面上饶有兴味地乐山乐水，这一艺术经验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没有受到关注的还有她小说中的爱国主题，《小哥儿俩》集中两个取材东瀛的作品一直被忽略了。《异国》写侨居日本的中国姑娘蕙住院治病，本来受到日本护士的悉心护理，而且“浸在友谊的爱抚里”，但“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日本政府借此煽动民族仇恨，出“号外”说死了许多日本人，蕙姑娘顿时遭到岛国主人们的冷眼，只得在病床上思量“明日怎样出院，怎样出国，一夜里连醒了好几次，天还没亮。”所写仍琐屑细微，却是重大时事激起的一圈涟漪。同样叙写上海战事之后日本人民情绪的《千代子》，不再是以侨居的中国人只写感受，内容难免有点隔膜，而是笔墨直接落在日本女孩千代子和她父母、邻里身上，表达的内容就更为深透丰厚。作品不仅描述了军国主义者对日本人民的欺骗宣传，他们说“支那东西真是又多又便宜”、“满洲是我们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去到满洲就有生命了，都住在日本将来是会饿死的。”“支那真是一只死骆驼，一点都不必怕呢。你想男的国民整天都躺在床上抽鸦片，女的却把一双最有用的脚缠得寸步难行。实在说，这还不等于全国人都是瘫子吗？”而且描述了有些日本人民的清醒，千代子的父亲说：“我早就看透了，就是灭了全支那，我们还是我们罢咧。讨小脚姨太太的还是那些军官，那些政客。”有个开小吃店的中国小脚女人，怕认识的日本邻里仇视不敢在附近的澡堂洗澡，千代子和童伴为表现爱国热情，尾随小脚女人到远处澡堂，想羞辱她一顿。可是在澡堂里，看见小脚女人在水池里抱着调皮可爱的胖娃娃引起围观的日本女人一片笑声，“她们笑得多么自然，多么柔美，千代子不觉也看迷了，不到一分钟她也加入她们的笑声里了。”《异国》旨在揭露军国主义者煽动民族仇恨的罪恶，《千代子》揭露之余尤侧重这种煽动效果的有限。作品的立意深长，在当时以至以后所有抗日题材小说中都属新颖罕见，应拥有其独特价值。《异国》与《千代子》都写于抗战爆发之前，都是短篇小说，艺术风格也一如往日的委婉隽永。得以尽情倾诉作者爱国情怀的是约五万字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一九四○年凌叔华母亲在沦陷的北平病危，凌从大后方往北平探视，不久凌母病故，凌服丧留居北平两年，目睹铁蹄下同胞苦难生活，多闻同胞抗日故事，重返四川便创作了这部小说。小说中的北平人民，时时暗中袭击日本军人，由此遭大肆镇压，凡可疑者皆被抓，一次多达数千人。中学生建国先是抵制学校庆祝皇军大捷的游行，继而和同学徐廉秘密出城到玉泉山找抗日乡民，亲睹了乡民惩处宪兵和汉奸的壮举。而城里的母亲因寻找建国被抓，幼小的妹妹宛英又四处寻找、求援营救母亲。母亲终于受折磨后回家了，宛英却追随哥哥而去，临行留给母亲一封信：“我在你失踪后，我已研究了许多人情世故，我已不是小姑娘，已经长了好几岁了……”。《中国儿女》一反作者过去的小说艺术格局，由蕴藉而淋漓，由短制而中篇，由一人一事的微澜而社会的激流，如题目所示，她要写出同胞的群体，人物有都市的学生、教师、主妇、保姆、巡警，也有乡村的农民，此外还有民族败类和日本侵略者。笔墨饱含着血与火，赞颂了中国儿女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谴责了不肖儿女的无耻行径，也揭露了入侵者的凶狠残暴。这位闺秀派作家出人意料地高唱了一曲激昂慷慨的正气歌。如果还能从《中国儿女》中窥见京派淑女的笔痕，那便是小说对日军头目广田的刻划。作者用人性论的眼光看取广田，未将这个侵略者写得完全泯灭天良，而特意叙述他思念国内的女儿，因此慈爱兼及宛英，才使宛英母亲得到释放。这段笔墨可能要引起争议，不过无论如何，就篇幅、就题材、就风貌，这部作品在凌叔华整个小说创作上都具特殊意义。然而由于抗战时期期刊发行欠畅，由于作品发表不久凌即离开祖国移居欧洲，也由于作品本身艺术上尚欠成熟，所以它长期淹没于文海，以致许多凌叔华研究者也闻所未闻，这是十分可惜的。可以说，爱国是凌叔华小说中一贯的主题，也是最后的主题。凌叔华在中止小说创作四十年后，以八十四岁高龄重试宝刀，发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这是她的封笔之作。小说追述抗战期间一个平常老人不平常的早晨。主人公李老头病重垂危于北平西郊自家的小屋里，当他听见隔壁儿媳妇临产的房里传出刚诞生的小孙儿第一声啼哭，陡然精神大振，发表一通“我们都是义勇军”的慷慨言词。“说完话，他灰白贫血的脸，忽然光润起来。”老人头上闪烁着代表民族精神的光环。情节嗄然而止，作品收尾了。大概作者不忍心交代老人毕竟敌不过病魔，她要读者注目于这圈光环，永久铭刻于心中。这篇仅五千字的精短小说，其回肠荡气要甚于篇幅十倍于它的《中国儿女》。小说创作时已距抗战胜利近四十年，历史仿佛远去了，但仍萦绕于作者心头，封笔之前竟放出一束奇丽夺目的浪漫主义光辉。
凌叔华是位艺术追求上高度自觉的小说家。中国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中多先有胸中块垒而后藉小说一吐为快者，才情高的妙语连珠令人钦佩不已，若文不逮意便流于粗糙空洞留下遗憾。凌叔华本来有中国绘画和外国文学素养垫底，创作时又辅以精雕细琢，因而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恰如徐志摩赞许《花之寺》所写：“成品有格”，散发着“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注：见徐志摩为《花之寺》集写的序。不知何故，此序并未见于出版时的《花之寺》集，而易为此集的广告词，刊于《新月》、《现代评论》杂志上。）
凌叔华擅写女人，主要是擅长写女人细微、隐蔽、曲折、微妙的心理状态，人谓“心理写实”。徐志摩、沈从文、苏雪林都曾说她师承了爱尔兰女作家曼珠斐儿（今通译曼斯菲尔德），誉之为“中国的曼殊斐儿”。（注：见苏雪林《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一文，此文收入《苏雪林文集》第三卷。）长期以来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多有文章循此比较分析两位女作家，但凌叔华本人对此一再否认。《写信》发表当天徐志摩第一次用“中国的曼殊斐儿”恭贺她创作成功，她却抢白徐：“你白说了，我根本不认识她！”（注：见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一文，此文收入《凌叔华文存》下卷。）凌叔华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怀，声称“在徐志摩已死之后，其实我只读过一、二篇曼氏之作。”（注：见于凌叔华致杨义信（此信收入《凌叔华文存》下卷）。凌话不确，凌在徐志摩去世前已翻译过曼殊斐儿的小说《小姑娘》刊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出版的《现代评论》杂志。）凌叔华无需讳言自己和曼殊斐儿小说特色的相似，（注：曼殊斐儿也私淑契珂夫。她与凌叔华相似，乃事出有因，不谋而合。）只是凌叔华真正私淑的外国作家乃是俄国的契珂夫。她也是在晚年说过：“我十分器重契珂夫作品。”这话似乎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大家兴趣总在曼殊斐儿身上。我们应该不难从《绣枕》联想到契珂夫的《嫁妆》，从《花之寺》联想到契珂夫的《在消夏别墅》。她的《再见》尤为明显地借鉴契珂夫小说，此作写成她即致信胡适：“原来我很想装契珂夫的俏，但是没有装上一分，你与契老相好，一定知道他怎样打扮才显得这样俊俏。你肯告诉我吗？”（注：凌叔华致胡适信，均收入《凌叔华文存》下卷。）不久又写了一封格外明白透彻的信给胡适：
我近日把契珂夫小说读完，受了他的暗示真不少。平时我本来自觉血管里有普通人的热度，现在遇事无大无小都能付之于浅笑，血管里装着好像都是要冻的水，无论如何加燃料都热不了多少。有人劝我抛了契珂夫读一些有气魄的书，我总不能抛下，契的小说入脑之深，不可救拔。我日内正念罗曼·罗兰的John Christopher，想拿他的力赶一赶契珂夫的魔法，总不行。不错，我也觉得罗曼·罗兰的真好，但是我不信我会爱读他比爱读契珂夫更深些。（注：凌叔华致胡适信，均收入《凌叔华文存》下卷。）大约就在这时候凌叔华翻译了契珂夫短篇小说《一件事》，（注：此译作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出版的《现代评论》杂志。）她一生发表的小说译作唯此篇和曼珠斐儿的《小姑娘》。她的创作小说也有两篇题名是《一件小事》、《一件喜事》。契珂夫小说的许多特点都能在凌叔华作品中看到投影。而最具整体影响的是关注庸常之辈的处理题材方法和微讽态度以及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她冷峻、逼真地显示人心世态，并隐含着悲悯、嘲笑情感，与契珂夫何其酷似。
大凡女性作家喜好抒发情感，何况二三十年代时时处处可供触发，滥情竟成时尚。独凌叔华不动声色几近于冷漠，即便男性作家也罕见冷到这种程度，能想到的唯有叶绍钧。有些作家的小说散文化，诗化，以至化得不像小说，凌叔华的小说是小说；不少作家的小说讲究情节，渲染场景，追求悬念，描绘人物竭尽声色，凌叔华的小说是叙述事情，老老实实、平平常常地说下来，非常贴近生活。那些作家在激化生活矛盾，凌叔华是发现生活矛盾。她不夸饰，不矫情，甚至遣词造句也不大皮里阳秋，所赖全在生活自身的蕴含，浮现其逻辑力量。凌叔华小说不像庐隐、冯沅君那般指向鲜明而不免流于传声筒、概念化，她的小说，连某些名篇在内，可以作多种读解，见仁见智，其中过分本色的篇章则易于误读，所以徐志摩决非多余地提醒读者：“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悉心的体会。”（注：见徐志摩为《花之寺》集写的序。不知何故，此序并未见于出版时的《花之寺》集，而易为此集的广告词，刊于《新月》、《现代评论》杂志上。）
凌叔华曾“自言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朱光潜描述她的画：“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静谧清莹的湖水的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注：朱光潜《论自然画与人物画·凌叔华作〈小哥儿俩〉序》，见《朱光潜全集》。）凌叔华把画上的技法也用进了小说。她无意追逐主人公的命运轨迹、性格成长过程，只精心截取她们人生长河的某一片断，即如《小刘》虽有变化对照，却也是连带成双的某一对片断而已。凌叔华的小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每篇切口不大，笔墨集中于一两个人物，一两件事情，寄寓的是那一点小感受。篇幅自然是短小的，由于摄取材料精当，所取必是用足、用细、用透，因此不失丰腴润泽，甚合契珂夫的真谛，《绣枕》是公认的成功例证。现代短篇小说诞生仅数年，那时许多作品的结构或臃肿或残缺，凌叔华竟能如此的完整而圆润，这一文体在她笔下算是达到相当娴熟的份上了。
与驾驭文体娴熟相当，凌叔华的语言很是老到。看她行文，不是时尚的书卷气、学生腔，乃以质朴著称，质朴到似乎“没有一点‘才女’的气息。”（注：赵园著《“五四”小说简论》。）当然这属于她的大智若愚，系才女的另一种“气息”。她的语言，简约平实背后充满张力，不求酣畅淋漓，总是点到即可，收意味深长之效。这非常突出地见诸篇末收尾。《有福气的人》在庆寿的祥和氛围里，“寿星头”章老太无意中得知儿媳们的孝顺全为哄骗她的钱财，如梦初醒，“老太太脸上颜色依旧沈默慈祥，只是走路比来时不同，刘妈扶着，觉得有些费劲。”老人所受精神打击，未予正面浓墨渲染，只是藉刘妈觉得扶着费劲，仅此举重若轻的一笔，看似一晃而过，却暗示出老人精神面貌已经起了巨大变化。紧接着用刘妈的一句话结束全篇：“这个院子常见不到太阳，地下满是青苔，老太太留神慢点走吧。”话说得极其家常，可是读者难免要想，太阳不照岂非这个院落人伦失常的原因，而慢点走正是女仆切合自己身份对老太太走今后人生之路的劝告，既不失忠心又不点破，给老太太留了面子。《绣枕》、《茶会以后》、《小刘》、《搬家》都有类似的精彩结尾。这种精彩不同于欧·亨利式的奇峰突起，嗄然而止，它是情节之内聪明的继续叙述，隽永便在这继续的叙述之中了。
凌叔华小说更有弥漫全篇的嘲讽情调平添作品魅力。她对笔下的女人多持批评态度，但她的批评不是全盘地否定其人，仅仅否定其人性中的某一弱点。批评态度温和，除对几个俗不可耐的中产阶级太太略含鄙夷，余者多为揶揄、调侃、怜悯、叹息、警醒、期待，有研究者还从中读出“亲切”、“温馨”来。她对女人弱点的了解深入细微，批评时却宽容大度。那是一种俯视的姿态，见出她的明慧练达，如女学者赵园所细微地体会到的那种“自我的优越感”。（注：赵园著《“五四”小说简论》。）于是字里行间站着一位淑女气质的作家形象——现代淑女。温婉的嘲讽成为现代女作家中凌叔华小说独具的美学品格。中国小说薄弱的是讽刺，难得的一些讽刺作品又偏于热辣，那么就有理由格外珍视凌叔华这一独具品格的贡献。
综观凌叔华小说创作，她以不容忽视的成就垂名中国现代文学史。它们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经验，也折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政治理想、文学观念。凌叔华堪称“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的重要作家。贯串先后接连出现的这三个文学流派，并且是每一个流派的代表，只有凌叔华一人。
凌叔华小说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她对女性的批评尚止于直觉，流于琐屑，因而失之肤浅，诚如有学者言，“可以汇入现代文学史上国民性批判的优秀传统”，（注：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但终究有欠深度，予读者的启迪自然也就有限。她心仪契珂夫，但缺乏像来自社会底层的契珂夫那样对痛苦人生的深切体验，只能学到契珂夫的“外冷”，无法得到他的“内热”，震撼心灵的力度是缺少的。此外，她出身的门第以及出嫁后的绅士淑女家庭生活，使之视野始终未能越过院墙，必然失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连偏爱于她的沈从文，也不得不说：“因不轻于着笔到各样世界里，谨慎处，认真处，反而略见拘束了。”（注：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见《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即使偶有例外，如《中国儿女》仍是因为所涉院墙之外（尤其是京郊农村抗日那条线）欲有开拓、发展，还是显得心有余力不足，加之初次尝试中篇小说体裁未能娴熟自如，所以与读者期待它的成就距离不小。读者心目中的凌叔华，虽质朴、委婉，虽然见出老到、内秀，但由此也染上一丝暮气。凌叔华与冰心、冯沅君同龄，比庐隐、苏雪林年幼一、二岁，比白薇小得更多，而读她们的作品，哪一位都比凌叔华显得年轻。偏偏正置身于刚从旧的封建制度挣脱出来、充溢着新时代青春气息的凌叔华，她的小说风格对青年反而易产生疏离感，从而明显地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也许这是不应苛求她的无可奈何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