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人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10)12-2109-12
修订日期：2010-08-08
1 引言
人口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力学过程。早年由于医疗、保健技术低下，加之食品限制、营养不足，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医学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开始快速起来。但是，真正意义的人口膨胀是工业化开始以后的事情。产业的工业化导致人口的两种转变：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人口死亡率快速降低，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人口迅猛增长；二是乡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城市化过程出现。现代意义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直接后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1～3]。早期的城市化是以第二产业为主要动力，但城市化后期却是以第三产业为主要动力源泉——信息化继工业化之后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如果说工业化主要导致乡村人口转换为城市人口(urbanization)，则信息化主要加强乡村生活方式转换为城市生活方式(urbanism)。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观念的改变以及医疗保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出生率逐步下降，很多家庭不希望养育太多的子女。这样，人口转变过程、城市化过程和产业化过程三者之间就形成一定的互动和对应关系，三者都可以划分为三到四个阶段[4]。
可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人口快速膨胀，不得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转变过程提前，城市化进程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转变之间就可能发生步伐失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深入探讨上述三种社会经济过程的对应关系，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本文基于人口转变模型、城市化曲线和产业结构演变理论研究人口增长、城乡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替代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完善前人发展的理论和模型。根据这些理论和模型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关结论对我国未来的人口政策、城市规划以及社会经济管理方针都可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 人口转变、城市化曲线和产业结构演变
2.1 人口转变模型
西方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模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 model，DTM)，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增长划分为四个阶段[5，6]。第一个阶段是高平稳阶段(high stationary phase)：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人口缓慢变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大约在40‰左右变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数值稍有不同，有些国家出生率高达60‰。第二个阶段为前扩张阶段(early expanding phase)：高出生率和死亡率逐步下降的人口快速增长阶段。此时，出生率高达35～40‰左右，死亡率逐步下降，接近10‰左右。第三个阶段为后扩张阶段(late expanding phase)：低死亡率和出生率逐步下降的人口增长快速阶段：死亡率在10‰以下，出生率逐步由35‰左右下降到10‰以下。第四个阶段为低平稳阶段(low stationary phase)：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缓慢变化阶段。由于医疗和保健技术的提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大约在5～10‰之间变动(表1)。
后来又有人提出人口转变的第五阶段，即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人口负增长阶段。上世纪70年代，在澳大利亚、德国、瑞典、卢森堡等国家的确先后出现了人口减少现象。但是，此后的情况表明，一些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如同当年的逆城市化一样，可能仅仅是系统演化过程中的一种随机扰动，并不代表一种趋势，因而不能成其为一个阶段。
人口发展过程与两种社会经济过程存在对应关系：一是城市化过程的演变，二是产业结构的演变。在历史上，就世界的总体情况看来，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城市化过程是相伴而行的[7]。城市化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人口转变：由农村人口状态转化为城市人口状态，有人称之为相变(phase transition)[8～11]。人口相变的城市化过程伴随着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下面将逐步论证城市化阶段、产业结构演变阶段与表1所示的人口转变阶段的对应性。
2.2 城市化曲线
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和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演化过程。正是城市化推动了人口转变过程。为了明确城市化与人口转变的对应关系，首先需说明城市化发展的分段问题。西方学界有所谓城市化曲线(urbanization curve)，Northam基于logistic过程将城市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initial state)、加速阶段(acceleration stage)和后期阶段(terminal stage)即饱和阶段[12]。研究发现，只要将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四阶段划分代替三阶段划分，城市化过程的三个阶段与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就大体对应[4]。其实，从数理上看，城市化过程应该划分为四个阶段：初期阶段、加速阶段、减速阶段(deceleration)和后期阶段。其中加速阶段和减速阶段可以合并为快速阶段(celerity stage)，对应于Northam的加速阶段(表2)[1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Northam的划分和命名在数学上是不严格的。如果城市化过程服从S形的logistic曲线，则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城市化水平达到饱和值的一半时城市化速度最快，此后开始减速[13～15]。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未来的城市化水平极限值是100％，则城市化水平为50％时，城市化速度最快，此后开始减速；如果未来的城市化水平极限值为80％，则城市化水平达到40％时速度最快，此后开始减速。其余情况的分析可以类推。假定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为100％，则城市化水平超过50％时西方学者称之为城市主导(urban majority)阶段。
根据上述划分，人口转变的高平稳阶段对应于城市化的初期阶段，人口转变的前扩张阶段对应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人口转变的后扩张阶段对应于城市化的减速阶段，人口转变的低平稳阶段对应于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即饱和阶段(表2)。
2.3 产业发展过程分段
产业发展是人口增长及其空间集聚(城市化)的系统支撑，人口转变阶段与产业结构的演变阶段也存在对应关系。反映三次产业产值与就业关系长期推移规律的是所谓配第—克拉克法则(Petty-Clark's law，或称简称“佩—克定律”)[16]。该法则揭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在第一、二、三产业间转移：先是第一次产业(primary sector)的比重最高，然后第二次产业(secondary sector)的比重最高，最后是第三次产业(tertiary sector)的比重最高。一般认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需求方面的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17]——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趋于下降。至于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则由类似的广义恩格尔效应所决定——当大部分工业品变成必需品之后，其支出比例亦将随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而逐渐下降。实际上，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还有所谓马斯洛(Maslow)的需要层次效应的影响[18]：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高层次的文化生活、社会价值和精神目标。不仅如此，国外有研究发现，人口的迁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借助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给予解释[19]。推而广之，城市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人类需求层次的上升过程。
西方地理学家根据劳动力比重变化的情况，将上述产业结构转变直观地表示为所谓经济三角形(economic triangle)[20]。根据这个三角形，产业发展的过程，就是从第一产业象限向第二产业象限再向第三产业象限弧形转移的过程。借助这个经济三角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城市化曲线[4]。其实，根据配第—克拉克法则，产业结构的演变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化阶段，第一产业比重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低，但第二产业有上升趋势；第二阶段，前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开始下降，第二产业由缓慢到快速上升，第三产业比重缓慢上升；第三阶段，后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比重缓慢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由饱和到逐步下降，第三产业快速上升的阶段；第四阶段，信息化阶段，第一产业基本稳定，第二产业缓慢下降、渐趋稳定，第三产业逐步进入饱和(图1)。上述产业结构演变的四个阶段在理论上也应该与人口转变的阶段大体一致。
图1 产业阶段划分示意图
Fig.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nsition phas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人口转变、城市化曲线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可以简单地表示如下(表3)。在标准的情况下，一个区域的人口转变的高平稳阶段对应于城市化初期的起步阶段和第一产业主导的农业社会阶段，人口转变的前扩张阶段对应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和第二产业主导的前工业社会阶段，人口转变的后扩张阶段对应于城市化的减速阶段和工业主导的后工业社会阶段，人口转变的低平稳阶段对应于城市化的饱和阶段和第三产业主导的信息社会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迁移、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存在内在的动力学关系，如果系统和谐、健康发展，则上述三种过程步调一致，不同过程的四个阶段大体同时出现；如果出现某种不和谐因素，则三种过程的步调可能失调，这时我们应该寻找影响因素，促使系统向和谐发展状态回归，并且为不良后果的出现提前考虑对策。
然而，上述对应关系只是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城市化过程、工业化过程和人口转变过程时常出现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以中国为例，城市化过程与工业化过程是否一致，争议很多，不同地区情况差异也比较大。但是，人口转变过程明显超前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现象，应该引起学术界和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
3 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化进程
3.1 中国人口转变阶段
研究中国人口转变、产业发展和城市化的对应关系，对我国今后的社会经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从建国初期到1970年前后，我国的人口增长大致属于第二阶段：高出生率和死亡率逐步下降的阶段。不过，在这一时期有一段异常。1959-1961年的三年灾害时期，我国人口出生率骤然下降，死亡率突然上升。这是由于各种天灾人祸造成，姑且不论。在整体特征上，将其视为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估计是不会引起太多争议的。1970年以后，我国开始实现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不过那时允许一对夫妻生三个孩子。尽管如此，这项政策很快发挥作用。到198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进入一个低谷。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现非常严格的“一胎制”计划生育。另一方面，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已经降到10‰以下。如果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目前可能位于人口转变第二阶段的中后期。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在1970年代以后开始步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出生率不断下降，死亡率比较稳定地变化于6～8‰之间(图2)。
图2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反映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2008)
Fig.2 The stag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1949-2008)
(数据来源：①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参见：http://www.stats.gov.cn/.②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③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④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2月26日发布.说明：总人口以亿为单位，数据乘以3，以便直观显示.)
人口转变过程的提前对我国产业化和城市化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城乡不对称现象，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远比农村严格。城市人口出生率低于农村人口出生率，城市化的进程和格局因此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格局失衡影响我国人口结构，从而影响劳动力的结构，我国的产业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消极影响。各种影响叠加的后果是人口、产业和城市化进程对应关系的失调。
3.2 中国城市化阶段
考察我国的城市化曲线变化特征和所处阶段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判断。从1949年至今，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从10％左右上升到今天的40％以上。根据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划分，城市人口比重25％以下为第一阶段，大于25％进入第二阶段[12]。从曲线形态看来，今天我国的城市化过程都处于第二阶段(图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达到45.68％。如果未来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为80％左右，则我国城市化过程似乎进入第三阶段(>40％)。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统计数据突然提升是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后开始的。国家统计局原先公布的200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为31.39％。同年，五普数据显示的2000年11月城市化水平为36.09％，2000年末城镇人口比重统计值因此调整到36.22％[21]。人们通常认为，2000年之前的统计数据不准确，五普数据显示的结果才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后来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对1990-2000年之间的城镇人口比重进行了修改。
其实，五普的城镇人口数据有一些不真实的成分。2000年前后，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可能并未达到36％。城镇定义的口径发生变化是一个原因[22]，还有计划生育的影响。根据作者的一些调查，2000年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是相当严格的，但农村偷生漏报的黑人口大量存在。作者同村的一户人家顶风冒险生了5胎——直到得到一个儿子为止。更有甚者，一个“皮包”公司的老板先后生了9胎，不得到儿子誓不罢休。至于3胎现象，非常普遍。乡下计划生育之所以没有得到真正有力的贯穿实施，原因在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养儿防老观念。很多农民夫妻为了生儿子，千方百计对付计划生育政策，手段之一是将女儿悄悄送人抚养。其二是地方主管计划生育的干部本末倒置。政府规定超生罚款，初衷本来是以计划生育为目的，罚款仅仅是手段。但是，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将目的和手段颠倒过来：以罚款为目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了手段。很多主管计生工作的地方官员因此而发家致富。上述现象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很多没有户口的黑人口，而这些“黑孩子”在人口普查过程中是不会上报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国的城市人口比较清楚，一对夫妻基本上都是一个子女。这样，五普数据就出现如下问题：城镇人口的普查结果比较符合实际，而总人口数量比实际偏小，于是城镇人口比重出现第一个方面的夸大。
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2000年之后我国地方政府因为种种目的开始形成“大都市”的概念。由于各方面利益的诱惑，本来没有城市化的地区，也被一些地方政府划入市辖区。在城镇人口普查和统计过程中，定义为城区的范围比实际偏大，城镇人口统计结果因而比实际偏高。于是，城镇人口比重出现第二个方面的夸大。
综合上述可以判断，我国目前的城镇人口比重可能远未达到45％。城市化水平统计值对标准的logistic曲线的持续上偏可能是一个假象(图3)。假定中国未来城市人口比重的饱和值是80％[13]，则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第二阶段或者二、三阶段的转折时期。不过，根据城市化曲线定性估计，最有可能是处于第二阶段的后期——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如果城市化过程处于第二阶段，就会与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不相一致；如果城市化过程处于第三阶段，则会与我国产业化过程步伐失调。
图3 中国城镇人口比重所反映的城市化曲线(1950-2008)
Fig.3 The urbanization curve indicating the percentage of urban population of China(1950-2008)
(数据来源：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参见：http://www.stats.gov.cn.②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3 中国产业发展阶段
借助有关经济学理论，可以分析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特征及其所暗示的阶段。从建国初期至今，我国的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持续下降。1952年，第一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占GDP的50％以上，2008年下降到不足12％了。第三产业波动变化，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二产业则是明确的波动上升，198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减缓，但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三次产业中占据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2002年前后，我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短暂拉近距离，此后二者距离再次拉大。初步判断，我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当前处于第二阶段——第二产业主导的前工业化阶段。然而，要得出置信度更高的结论，需要开展更为深入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发展经济学家H B Chenery等人从产业结构转变过程的角度将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划分为六个变动时期[23]：(1)初级产品生产阶段(364～728美元)；(2)工业化初级阶段(728～1456美元)；(3)工业化中级阶段(1456～2912美元)；(4)工业化高级阶段(2912～5460美元)；(5)发达经济初级阶段(5460～8736美元)；(6)发达经济高级阶段(8736～13104美元)。不同阶段的平均收入临界值近似为指数上升。其中的第二至第四个时期为工业化时期，大约对应于图表3和图1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为了判定我国目前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根据历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中国1952-2008年间的人均GDP转换为美元单位。Chenery等采用的美元指标是基于1982年的消费水平。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引起的货币贬值，可以借助1774-2019年的美元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通胀转换因子(Inflation Conversion Factor，ICF)，将1982年的美元标准换算成1952-2008年历年的美元标准。至此，可以得到中国产业发展阶段坐标图式(图4)。可以看到，中国于2004年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2008年跨入工业化中级阶段的界线。
短短四年左右的时间就度过一个产业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似乎真的出现了某种奇迹。究其原因，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不同阶段的界线是近似指数变动的，而中国的人均GDP却是超越指数上升的。如果加幂指数函数
y(t)=y[，0]exp(bt[d])(1)
描述界线变动和人均产值上升，则对于界线变动而言，指数变量之幂d≤1，而对于中国人均GDP上升而言，参数d≈3/2>1，介于指数变动和正态上升特征之间。即便扣除通胀因子引起的产值放大成分，也有d≈5/4>1。上式中t表示时序或者等级，y表示产值或者等级界线，y[，0]、b、d均为参数。其中d值越大，变动速度越快。其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导致的汇率变动是我国产业阶段“跃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知，美元度量的人均GDP的上升速度包含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导致的非随机扰动成分。其三，中国GDP的快速上升，是以自然环境的热力学熵增和相邻区域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为代价的。由于各种隐性的成本没有计算进来，加之房地产之类炒起的泡沫，经济增长很容易出现某种程度的夸大。
图4 中国人均GDP所反映的产业发展阶段(1952-2008)
Fig.4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ages of China reflected by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1952-2008)
(数据来源：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参见：http://www.stats.gov.cn/.②2008年的人均GDP来自互联网.③美元的ICF值来自美国Oregon州立大学政治科学系，http://oregonstate.edu/.④人均收入根据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弹性关系估计.)
不同国家人均产值的有效比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之时间差背后的通胀因子，比较就更为困难。特别是，人均收入与人均GDP是有差别的概念。在GDP中适当扣除折旧、间接税、转移支付、政府补贴等，才能得到国民收入。就世界平均而言，人均收入约为人均GDP的75％左右。作者发现，人均收入与人均GDP的弹性关系可以采用下式近似估计：
人均收入=1/2×人均GDP[1.05](2)
可见，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高，人均收入相对于人均GDP的比重越大。如果采用人均收入度量，则中国于2006年前后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目前处于初级阶段与中级阶段之间。
采用人均GDP代替人均收入指标，是为了在产业发展阶段判别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低估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人民币的“含金量”。无论怎样，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有口皆碑。Chenery等所谓的中级阶段大约相当于图1中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过渡区域。据此判断，我国目前大致处于表3所示的产业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后期。
还可以借助其他理论和指标如信息熵来分析中国的产业发展阶段。限于文章篇幅，不一一讨论。根据Chenery等人的研究，在1970年前后，人均收入超过500美元的时候，城市人口占据多数地位——城市化水平高于50％；超过700美元的时候，工业劳动力就业超过初级产品生产就业[24]。上述标准折算为2008年的数值，分别是2778美元和3889美元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8年人均GDP约3258美元(外国人估计为2460美元)，人均收入不到2500美元。因此，无论城市化还是工业化，理论上都不会达到第三阶段。综合多方面的信息可以判断，我国目前大约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最有可能处于图1所示的工业化第二阶段后期，至多不会超过第三阶段的前期。因此，可以肯定，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阶段与人口转变阶段不相适应。至于产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4 讨论和结论
人口、产业和城市化的变化，可能存在两种关系：一是耦合关系，即互动或互为因果的关系；二是并行关系，即存在一个潜伏变量作为它们的共变之因(如科技进步)。如果存在耦合关系，则会导致并行关系，但反之不然。上述两种关系可能并存，有关问题一言难尽。本文着重关注三者的并行关系，即人口、产业和城市化演进的一致性问题。关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转变的对应关系，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早有察觉[24，25]，但缺乏理论建构。理论地理学家初步提出了三者的对应关系[4]，但限于当时的城市化理论认识水平，也没有建立具体的理论结构。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统一的四阶段划分，将城市化(U)、人口转变(D)和产业结构(I)演替的不同阶段对应起来(图5)。这种理论可以叫做IUD一致性理论。该理论可以通过I、U、D相互作用导致的耦合关系给出动力学解释。然后，借助这些对应关系理论，探讨中国的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化进程。
图5 工业化(I)、城市化(U)和人口转变(D)之间的关系和作用
Fig.5 Interactions and interrelations among industrialization(I),urbanization(U),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D)
根据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我国人口转变处于第三阶段后期，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产业结构演变处于第二阶段的末期或者第三阶段的前期，最有可能是第二阶段的末期。至于城市化，则处于第二阶段的末期，或者第二、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究竟处于什么时期，要看中国未来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如果饱和值低于75％，则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入了第三阶段前期；如果饱和值大于80％，则处于第二阶段末期[13]。总体看来，目前的情况大致是：人口转变快于工业化，工业化稍稍快于城市化。根据逻辑关系的传递性可知，人口转变快于城市化。
最近10年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热议的问题[26～35]。争论较多的话题是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一致。就局部地区看来，可能出现工业化快于城市化的情况。因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发展，而城市化主要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一些地方过度追求产值上升，而忽略了相应的社会建设，由此导致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就全国总体情况亦即统计平均而言，城市化似乎并不落后于工业化太多。可是，城市化过程和工业化过程明显地落后于人口转变过程，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国人口过多，一度采取极其强硬的措施开展计划生育。因此人口增长曲线和转变过程都有一些特殊性。将上述理论用于中国各地区，一些数值指标需要适当调整。不过在宏观层面，可以采用人口转变模型解释我国的人口增长。根据经验，西方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最后一般稳定在千分之十左右。近些年来，由于医疗和保健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人口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人口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可能下降到千分之五、六左右。对于模型分析，这些都是细节问题，关键在于大趋势和整个格局。当前我国人口增长过程属于DTM的第三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后扩张阶段。但是我国的城市化过程和产业结构演变，都大体处于第二阶段的后期或者第三阶段前期。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二产业上升的工业主导阶段。这样一来，我们的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步伐就与人口发展的步调不尽一致。人口将会提前进入老龄化阶段，但是城市化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都跟不上步伐，这会为今后城乡人口带来很多问题。
特别是，一旦所谓“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变成了人口负担，而工业化却没有完成相应的转变过程，社会经济可能遇到其他国家不曾遇到的发展障碍。
由于人口转变提前，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达到，我国城乡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城市老龄人口缺乏必要的活动场所，乡村则出现老年人多子多女却无人赡养等问题。为了应对上述人口转变与城市化、工业化步伐不一致的问题，更好地创建和谐社会，今后的城市规划和乡村管理政策应该对此有提前的对策。城市规划应该尽可能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问题、基础设施问题、老年人口娱乐活动和赡养问题，等等。乡村管理则应该着重考虑老年人赡养问题，而老年赡养又涉及社会道德与和谐问题。建设乡村敬老院，应是未来很多地区必须考虑的一种社会福利措施。尤其重要的是，工业化需要进一步加油的时候，人口与劳动力却比例失调，其后果如何需要深入研究，以便及早准备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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