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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指出抗战将是一场持久战。其中，“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汪精卫，这已毋庸置疑。那么，“速胜论”又应该是指谁呢？长期以来，人们大都将之归于国民党的蒋介石集团和中共党内的王明以及《大公报》等新闻媒体。如有人便写道：“蒋介石集团自被迫抗战以来，时刻都在幻想着早日结束对日战争，一遇时机便散布‘速胜’的论调……台儿庄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又大肆宣扬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象征’，以为只要打几个台儿庄式的胜仗，就能抵挡住日本侵略军，无需动员广大人民进行持久战。国民党政学系报纸《大公报》在社论中说，台儿庄战斗后的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此外，抗战开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些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和教条主义的同志，也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中国的抗战可以速胜。这些同志主要认为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依靠国民党配合就能有效地打击日本。”①乍看之下，上述说法似乎言之凿凿，故而流传甚广，迄今仍有不小影响。但客观来看，这种观点未必正确，以下试作分别辨析。
一 蒋介石并非“速胜论”者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就已制订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在2月25日便决定：“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②3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讨论对日方针问题，也认为对日本应该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越过长城。针对这一危机，蒋介石在4月12日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阐明：“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日本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的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③1935年6月，他又对华北事变作出批示，强调：“对日本作战以求光复失地，为吾辈军人有生之年最神圣最重要之使命，但一旦开始作战，则非短时间所可能结果，必属长期之战争，故应先有充分之准备。”④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仍坚持持久抗战的指导思想。1937年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同时提出：“在野战战略方面则采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⑤8月18日，蒋介石又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⑥同日，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二)》中也重申了这一思想。⑦8月20日，蒋介石又以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⑧此后，他还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事本无幸胜之理，惟冀能得持久耳！”⑨10月10日，蒋介石更是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公开宣告：“我们要认定这次抗战断不是一年半载短期间可以了结的事，要预想到今后的困苦艰难只有一天天的加重。”⑩11月19日，他又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疾呼：“我们的唯一方针，就是要‘持久’。”(11)这一时期，蒋介石还屡屡告诫部下：“对日作战，不经十年八年的艰苦，不会成功。”(12)
在上海、南京先后陷落，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暂迁武汉后，蒋介石更是接受了陈诚、白崇禧等人的建议，总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口号。1938年2月7日，他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13)3月5日，蒋介石又在考虑对日作战方略时说：“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14)3月6日，他制定山西应战要则，并电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15)同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又在会上进一步提出今后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是“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并争取与国支持，适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16)何应钦也在军事报告中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17)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还是抗战初期，蒋介石都抱有非常明确的“持久战”思想，并非“速胜论”者。那么，1938年4月初的台儿庄大捷是否动摇了蒋介石的这一思想、使之骤然转变为一个“速胜论”者呢？客观看来，并不是这样。正当举国上下因台儿庄捷报欣喜若狂时，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在《大公报》发文指出：“最近军事形势的好转，与各线尤其是鲁南几次的捷报，使全国军民大为振奋。一般人对于必胜的信念，日益坚强，而同仇敌忾的情绪，也更加提高了。可是我们知道更大的战斗还在前面，顽强的敌人尚图挣扎。我们不必夸张这初步的胜利，而且尤其不能因此稍事大意。”(18)蒋介石也通电全国，告诫国民：“此次台儿庄之捷，幸赖我前方将士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乃获此初步之胜利……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凡我全体同胞与全体袍泽，处此时机更应力戒矜夸，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务当兢兢业业，再接再厉，从战局之久远上着眼，坚毅沉着，竭尽贵任，忍劳耐苦，奋斗到底，以完成抗战之使命，求得最后之胜利。”(19)同时，他还对台儿庄大捷的宣传作了如下指示：“一、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此次胜利带来骄傲。二、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三、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重大意义。四、所有宣传应努力报导事实，慎勿夸张。”(20)这其中虽不无暗含打压李宗仁声望的动机，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持久抗战思想仍十分明显。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军委会政治部发表的《慰劳前线将士书》也提出：“目前胜利固然伟大，然而远不过是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开始”(21)，告诫人们须戒骄戒躁。当时，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在采访蒋介石时同样发现：“关于中日战事前途，蒋委员长不愿加以预测，仅谓渠预计中日间当不免长期斗争，且较过去尤为激烈。”(22)
那么，那种认为蒋介石在台儿庄之战后转变为“速胜论”者的误解又是从何而来呢？这或许与《李宗仁回忆录》的一段文字有关。据李宗仁回忆，台儿庄战役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集结徐州，企图扩大台儿庄的战果。为避免重蹈京沪战场的覆辙，李宗仁多次呈报理由，在取得最高统帅部同意后，作出了避敌锋芒，保存实力，作有计划撤退之部署的决定。(23)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蒋介石是被台儿庄之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幻想速胜。然而揆诸史实，情况恰好相反。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曾于4月17日致电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声称：“台庄胜利已激起日方反战运动……我如能把握台庄胜利之果而早日解决峄县之敌，则可扩大敌之反战运动，怂动国际之视听。确立我胜利基础，在此一举。拟请委座集中所有力量争此一着，务盼兄等主持一切，以期早观厥成，是所盼祷。”(24)这确凿无疑地表明，最初主张扩大台儿庄胜利战果的是李宗仁本人。至于蒋介石，他虽然同意了李宗仁这一计划，但主要还是从持久消耗日军的战略考虑的，后来一见战局变化，就下令全军撤退，从而保存了有生力量。(25)
总之，蒋介石并不像过去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个“速胜论”者。事实上，毛泽东在1938年5月10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就曾指出：“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26)他还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抗战初期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困难与艰难才可获得最后之胜利。”(27)因此，尽管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与毛泽东有所不同，但将他视为《论持久战》中所谓“速胜论”的指称对象并不妥当。
二 说王明是“速胜论”者也不妥当
在1941年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归纳为：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王明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战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极不正常的。(28)其中，第一条显然是批评王明对抗战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是“速胜论”。此后，以上4条成为这一时期批判王明错误的一个定式。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时局与学习问题的报告，再次批评王明路线，指出王明路线的特点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29)不难看出，这一概括其实是沿袭1941年的说法，只不过此次明确使用了“速胜论”一词。同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也将王明的错误归为四条：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30)这4条概括亦与此前如出一辙。由是，王明乃中共党内“速胜论”代表这一结论，遂几成定谳。
具体说来，那种认为王明是“速胜论”者的依据主要有两点：1.王明对抗战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存在轻敌倾向；2.王明认为国民党有强大力量，依靠国民党就能迅速打败日本。实际上，这两点依据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首先来看王明对抗战形势的估计。有论者曾列举王明的一些言论来断定其对抗战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文章是这样写的：“1938年7月7日王明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过去与将来》一文，文章提出：‘要以三年血战，粉碎日寇的侵略’。就是说，他认为抗日战争顶多不会超过4年。到了1939年7月7日，他在《新中华报》发表《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一文中，说抗日战争大概只要4年左右，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坚持四年以上而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经济破产的，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内力量和国际环境更无法支持长期的战争，我们已经抗战两年，我们差不多已走了整个抗战和取得胜利道路的一半。’实践证明，王明对抗战形势的估计确实是太乐观了。”(31)
然而笔者查阅《过去与将来》一文，并未发现上述“要以三年血战，粉碎日寇的侵略”这句引文。反之，王明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我国具有长期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的一般可能条件，但是……我国抗战力量现在不仅还未能生长到足以与敌决战和驱敌出境的程度，而且还未能增强到足以阻敌前进和止敌深入的地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国民族危机仍在扩大和加深，我国民族命运已近到千钧一发的地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国抗战的真正复杂和困难，还在最近的将来！”(32)其对形势之忧虑溢于言表。至于王明1939年所撰《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一文，从语境来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针对当时汪精卫等人妥协投降的倾向而发，并非宣传速胜。该文的结论是我们“绝不能中途而废”(33)，这显然是为了鼓舞士气、克服投降危险，与所谓“速胜论”并无任何逻辑上的联系。况且，尽管事实证明王明此次对抗战4年胜利的预计确实过早，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42年6月也曾作出过“明年打败日本”的估计，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才不得不放弃。(34)这一方面印证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35)另一方面也说明，就像我们不宜因为毛泽东一度估计失误就认为他是“速胜论”者一样，以此断定王明盲目乐观亦不妥当。
那么，王明对抗战形势的判断究竟是怎样的呢？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在1937年3月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明确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一般地讲来，绝不是一件很容易和短时间的事情。”(36)1937年8月，王明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中驳斥了“亡国论”的论调，同时又强调：“然而由此绝不能作出结论说：中国人民反对日寇的斗争，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人民为保障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有极大的弱点和困难，克服这些弱点和困难，需要全中国人民最大的努力。”(37)12月25日，王明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此举固然有悖于组织原则，但他起草的宣言内容则与中央精神大体一致。如在“持久战”问题上，王明提出必须“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卫国的长期抗战——这首先要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38)，这一主张与中央并无根本不同。
即使是在台儿庄之战获胜后，王明也没有完全被冲昏头脑。1938年4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庆祝台儿庄胜利》的社论，一方面祝贺台儿庄大捷，另一方面也清醒指出：“我们对于这次胜利应当给以确切的认识，这次胜利在第二期抗战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我们不应因胜而骄”，“我们还当清楚的了解，在军事上我们的胜利，还不过是局部的开端，敌人的损失和挫折，也还不过是部份的开始。敌人在中国作战虽已开始陷入困难的境地，但并没有失去对我继续进攻的能力，而且敌人更会因他的部份挫败，而作报复的反攻。因此，不仅决定中日胜负的大决战还在前面，就是敌人第一期作战计划也未完全打破”。因此，“我们在解释这次胜利中，应当是在这次胜利的基础上，提高胜利的信心，紧张抗战的努力，而绝不能[因]部份胜利而发生丝毫骄惰的情绪”。(39)当时，《新华日报》归属长江局领导，王明是长江局书记，又兼任党报委员会主席与《新华日报》董事长，许多文章都必须经过其审阅，因此这篇社论对“速胜论”的针砭应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王明的意见。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王明对抗战的艰难性和持久性是有一定认识的，并未像“速胜论”者那样盲目乐观。
其次，王明也没有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相反地，他对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表现颇为不满，屡屡提出尖锐批评。1937年12月9日，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便说：“四个月抗战的过程也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这些弱点说明了依靠现有政治机构，现有武装力量和继续实行国民政府现有对内政策，是不能战胜日寇的。”他还具体分析了抗战初期“北方及上海战线上部分军事失利和领土损失的重要原因”，言词中亦不乏对国民党的批判。(40)1938年1月，他在武汉大学讲演《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又明确指出：“国民党的经济力量最雄厚，军事力量也最强大，然而单是靠国民党一党来抗日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41)
1938年3月，王明在参加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撰写了一份《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对当时的抗战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在这篇文章中，王明阐述了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接下来又澄清说：“这是不是说：我国抗战的国内外条件全部顺利，我国抗战已经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弱点，我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预先有了保证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国抗战无论在政治方面，无论在军事方面，都还有极严重的困难和弱点。”他还具体分析说：“军队新式武装和新的军事干部的不够，军事工业的缺乏，军事运输的迟缓和不够，军事战略转变的不充分，统一军队条件的不充分具备，这一切，都是军事上不容否认的弱点和困难。抗日各党派本身力量都还不能满足抗战形势的需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达到应有的巩固和扩大的程度，政府设施还不能完全适合抗战的需要，战时民意机关的缺乏，民众运动和民众组织的不发展，贪污土劣的横行，这一切都是政治上无容讳言的弱点；大批难民和失业同胞的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许多军事原料和军用品的供给不足，大量的财政消耗，许多地方物价的高涨，这一切，无疑义的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欧洲的紧张局面，英国张伯伦的对侵略者让步的政策，国联的软弱无力，美国的动摇政策，这一切，都是目前我国抗战的国际形势中的困难和弱点。”(42)这份报告虽然是总结会议的精神，集中了众人意见，但将抗战困难写得如此详细，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也反映了王明的个人观点，其中对国民党当局的诸多不满亦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王明对抗战持久性的认识还是比较充分的，同时也不认为只靠国民党就能迅速战胜日本，因此将他视为“速胜论”者并不妥当。那么，为何长期以来会存在此种误解呢？这或许与王明曾经拒绝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有关。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求刊登此文，但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央又要求分期连载，王明仍不同意。这自然给很多人造成一种他反对持久战的印象。但实际上，王明之所以一再抵制，主要是认为毛泽东此文存在反苏意图，意在坐等日苏开战。他在该年夏天的一首诗中就写道：“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43)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又解释说：“我对这小册子只有两点不同意见的，一点是认为西安兰州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44)直到晚年，他仍然回忆：“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45)由此可见，王明主要是不赞同毛泽东对抗战阶段的划分尤其是对未来国际形势的预测，并非反对持久战本身。(46)
历史地来看，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主要在于对游击战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他曾说：“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象有了游击战甚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其实单游击战，没有与正规军队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决战必须是强有力的正规军。”(47)这显然是针对毛泽东强调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而发，亦即《论持久战》所批评的“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48)但从逻辑层次上说，这一思想与所谓“速胜论”实际上分别属于不同范畴。毛泽东后来归纳王明错误时，在第一点“速胜论”之外又单列了第三点“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这就说明了二者各有所指，并不能完全等同。所以，我们不宜因为王明忽视游击战便简单地断定他就是一个“速胜论”者。
三 《大公报》并未否认持久战
1938年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议上说：“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49)5月13日，他又就《大公报》宣传“准决战”问题，专门致电王明、周恩来等人，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50)稍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评“速胜论”时，也特别列举了《大公报》的若干言论。由此，《大公报》便毫无疑问成了“速胜论”的主要代表。
然而历史往往是复杂的，如果抛开先入为主之预设，重新完整解读这一时期《大公报》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我们就会发现，事情或许并不那么简单。《大公报》对徐州会战的报道评论较早见诸于1938年3月21日社评《临沂之战》，该文提出：“今天以后，更完全要成为乐观心理了。从此大家全不必管国际形势，也不必问敌国内情。就是这样全军决心，敏活动作，专心致志的战斗求胜利，这就能够逐渐消灭敌人，逐渐达到最后的胜利！……今后的问题，只在我们怎样胜，几时胜。”(51)过去在批判《大公报》的“速胜论”时，常常引这篇文章为例，认为暴露了其乐观轻敌、急于求胜的心理。(52)如今看来，《临沂之战》一文固然不无偏颇，但通篇并未流露出明显的“速胜”论调。其中，“更完全要成为乐观心理了”一句，显然是针对前期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心理而发。至于“今后的问题，只在我们怎样胜，几时胜”一句，虽因行文较为随意而易被断章取义，但仍未对抗战最终“几时胜”作出判断。
真正能反映《大公报》对抗战时间估计的是它在3月24日发表的一篇社评，明确指出：“这次抗战，是一个全面的持久战，绝非短时所能结束。”(53)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持久抗战的观点。即使4月初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后，《大公报》也十分冷静地在4月8日的社评《台儿庄胜利以后》一文中表示：“这并不是最后决战。我们胜了，固然庆幸，但不容自满，更不可自骄。接着还要打，还要求胜，一直要胜到恢复一切失土，才算是最后之胜……台庄之战，只算是在卫国歼敌的光荣大路上，走了一程。”该文还援引蒋介石的通电说：“全国同胞对于此次胜利之观感，应当一致遵奉蒋委员长通电之意旨……要谨慎，要如蒋委员长所指示：‘务当兢兢业业，再接再历，从战局之久远上着眼，坚毅沉着，竭尽贵任，忍劳耐苦，奋斗到底，以完成抗战之使命，求得最后之胜利。’至于敌方情势，凶暴的日阀，虽然内心动摇，但还要竭力行凶……这一战，证明日本暴力之不可恃，然其暴力还在……我全国军民，务须切实知彼知己，沉着奋斗。”(54)态度依然非常谨慎。
4月13日，《大公报》在一篇社评中再次重申：“长期抗战，已成为我们御侮图存的唯一途径。”(55)4月22日、23日，它又针对即将开展的鲁南二次决战，连续发表社评强调：“当然，日本确必失败，且现在已露败征，然而我们在胜利之前，还必然经过几许艰难苦痛的途程”(56)，“我们又知道，强大的敌人，必须经过长期疲困，长期的消耗，到它的力量，在我们对比以下时，然后加它以决定的打击，在胜利中结束战争。所谓第二期抗战，任务在疲困和消耗敌人，并不在处处歼灭敌人，更不是要在这一时期中，求得战争最后的胜利”。(57)文章还指出：“但是这里或多或少却产生了一种错觉。在军人方面，就有想乘势大举攻坚，一鼓而扫荡敌人。而民众方面，即以为胜利已经开始，即想从此节节胜利，不再耐心第二期抗战平凡艰忍的消耗过程，所以鲁南二次决战尚未揭晓之时，国人之关切，其程度远过台儿庄胜利之前夕。”(58)其中对当时有些军民盲目乐观、渴望速胜的情绪，明显不大认可。
《大公报》最遭人訾议的是它在4月25日、26日接连发表的两篇社评。25日的《对抗战前途之一般考察》一文提出：“鉴于敌人最近的战略，及敌人精神上，与事实上之动摇与困难，眼前的战局，已带有准决战的成分。换句话说，现时的战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准决战的功效。”作者还表示：“中国过去的抗战理论，多倾向于延长战局，避缓决战，在我的看法，这样战略，应当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既已看破有战胜敌军的可能，就应当充分给敌人打击，使其猛攻速决主义，得一现实的失败教训。”因此，“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至少也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战”，“这一战，我们无论如何，必须给他打击，敌人此次失败了，就离崩溃不远”。(59)次日，《这一战》一文又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所以这一战的结果，于日本，于中国，都有重大关系”，“这一战我们胜了，就可以充分得到这样证明，从此以后，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着末日审判了。”(60)
客观来看，《大公报》这两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提出了“准决战”问题。这虽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一些急躁的情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似乎更应该视为是一种宣传战，是为了打破弥漫一时的悲观心理，激励全军将士的斗志。《这一战》一文在详细介绍“准决战”之后，最后概括道：“所以这一战，从纯军事上说，当然不是最后决战，而从精神上或政治的意义论，则可以说是准决战”，“总之一句话，中国对这一战丝毫无悲观理由”。(61)这些文字确切表明，《大公报》发表此文的真实用意乃在于从精神上克服失败情绪、树立胜利信心。
在此尤其值得辨析的是，《大公报》虽曾提出所谓“准决战”的观点，但只是一闪即逝，很快便不再提起，也没有因此否认持久战。4月30日，它发表社评说：“现在的中国正在四更天，黎明已不远，但仍有一段相当黑暗的路程。我们万万不可大意，我们要用沉重的脚步，走过这黑暗路程。”(62)5月10日，《大公报》社评又提出：“我们必须长期抗战，才能获得最后胜利。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没有这种认识，便很容易陷入胜骄败馁的脆弱心理之中……以我们的长期准备，对付敌人的竭蹶困斗，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63)5月11日，它更发表一篇题为《新的“百年战争”之觉悟》的社评，指出“从整个中日战事说，则决不是一仗两仗所能解决的问题……不要重视日本社会之厌战情绪，亦不可过估计日本之经济困难，这些事，是都不足阻止日阀侵略之进行的。要使日本发生大变化，只有凭中国长期战斗，这长期的解释，要看得很长，要如《泰晤士报》所云，充其量应不辞一世纪的战争！固然，事实上用不着这么久，然而心理上必须这样认识，这样准备，这样决心！……必须准备真正长期战斗，甚至延长到百年之久而不辞！”(64)5月14日，《大公报》又在社评中指出：“津浦线的战事正在开展……我们要彻底认识，这一战线的战事只是全战局的一部，这一战的结果无论如何，也只是中日战争的一段，虽与全局有关，而不是全局性的决定。”(65)显而易见，《大公报》并未背弃持久抗战的基本立场。因此，简单地斥之为“速胜论”或许失之无据。
四 余论
综上所述，抗战初期所谓“速胜论”问题十分复杂，或许与过去许多人所想象的有一定差距。实际上，蒋介石始终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并非一个“速胜论”者。王明对抗战形势的困难和持久性估计得亦相当充分，同时也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国民党，因此将之视为“速胜论”的党内代表并不妥当。至于《大公报》，虽然曾经一度流露出某种急躁情绪，但只是一闪即逝，同时也并未否认持久战。
那么，抗战初期是否存在“速胜论”呢？平心而论，这种论调确实存在。从历史上看，“速胜论”渊源甚早。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便有人对收回东北失地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甚至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寄生虫”，扬言不必作战，只要对日本经济绝交，继续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会崩溃下来。(66)台儿庄大捷后，一些人更是倍感振奋、欣喜若狂，幻想抗战即将速胜。后来徐州会战的失利虽然从事实上沉重打击了这种观点，但它并未立即销声匿迹，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1938年10月10日，著名报人龚德柏在国民党中宣部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创刊号上撰文分析抗战前景，公开提出：“再战半年，最多一年，敌人虽胜于战场，亦必因经济之破产，而全局瓦解。中国获得最后胜利，为期不远也。”(67)显然还是持一种速胜观点。直到1940年3月10日，仍有人发表《速胜心理的错误》一文，以求消除社会上弥漫的速胜论调。该文指出：“前日白主任(指白崇禧——引者注)对桂林文化界的报告，指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在于持久战，与胜利时机，并列举二期抗战以来敌人在军事外交经济上的颓势，但时机不是短期可以得到，所以速胜的心理是很大的错误。这在日本无法再对华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且其最后挣扎企图打开这一困难的桂南会战又遭幻灭的今天，是非常足以警惕国人的。中日战争，我们在人口，土地，历史上，是以多抗少，以大抗小，以进步抗退步，所以我们不致速亡；同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我们是以弱抗强，所以我们不能速胜。这理论本来已是抗战至今尽人皆知的旧调，但在今日却是异常重要的。我们要获得更大的胜利，首先要先纠正一般错误的速胜心理！”(68)言之谆谆，明显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但我们同时还应注意到，这种“速胜论”并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而且只是一股时隐时现的支流，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并不占据上风。就整个舆论界的主导倾向而言，绝大多数媒体，对抗战形势保持了非常清醒的认识。如台儿庄战役获胜后，邹韬奋就在他创办的《抗战》三日刊上发表钱俊瑞的《在胜利中检讨自己的危机》一文，明确提出：“昨天台儿庄的会战固然不是决战，今天峄县的会战也不是决战，甚至明天济南的也还不是决战，民族解放的战争是艰苦的，这种解放战争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我们必须耐心地奋斗着。”(69)
在此期间，《申报》的观点亦较客观平实。4月8日至10日，它连续发表《大胜之后》等多篇社评指出：“中国人民亦应不要忘记这只是胜利的开始，并不是胜利已达到了饱和点。在台儿庄大胜的光芒中，我们更应冷静自己，鼓励自己。”(70)此次台儿庄大捷，“一方面固足以坚全国民众最后胜利之信心，挫暴敌征服中国之欲望，得世界人类之广大同情与佩仰，而在抗战精神力量上，实不啻增加一支生力军，将使我抗战前途，愈趋于有利之阶段。但在另一方面，则敌人虽经挫折，决不即戢其野心，自今以后，更不顾一切，益加残暴，鼓其再衰之气，倾其已竭之力，孤注一掷，期求一逞，是今后抗战事业只有日益艰难，愈增困苦”。(71)在这种情况下，“战期之长，殊非吾人所能逆覩。初步胜利，从全部战局观之，不过占极小部分。今后进展，困难更多。吾人应本闻胜不骄，闻败勿馁之精神，坚强抗战到底，乃克完成全局之大胜。我举国上下尤当对今后战局，作缜密之计划，过去缺点，悉当亟谋补救。未来困难，尤当预为筹划”。(72)因此，“我们绝不应为一时的胜利所陶醉，忽略了台儿庄一役必然引起更严重的测验……真的测验还有待于方长的来日”。(73)
4月18日，《申报》又发表一篇题为《胜后心理的检讨》的社评提醒国人：“台儿庄的胜利，只启示我们抗战进展已得到了准确的途径……决不是说，胜利就在目前；我们只证实了途径的准确，至于如何走完这条途径而达到我们期望的终点，仍需要不尽的牺牲，不断的忍耐。因为台儿庄的胜利，就希望国军乘胜长驱，一举而摧顽敌，凡是中国人谁不抱这样的热望。然而这热望仔细分析却暴露了我们心理上的弱点，暴露我们对严酷的事实认识不足，因此生减少牺牲，松懈忍耐而侥幸致胜之心……这是何等重大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久挫初伸的转机时最易发出，而台儿庄胜利后国人一般的心理就犯了这个大病。”该文最后还引用蒋介石的话说：“‘来日方长，艰难未已’，蒋委员长已这样告诫我们，愿大家清醒一些，准备作长期奋斗！”(74)5月2日，《申报》再次发文针砭：“咸以为敌于台儿庄大败之后，业已无能为力，胜利之券，我已稳操……此种心理，实有妨于抗战大业，吾人认为亟应矫正”，“今日鲁南之战，最高限度，仅有准备决战之意义，最后胜利，距此犹远……此所望国人之不必翘待过殷期望过切者也”。(75)这种言论对当时举国若狂的民众心理来说，无疑是一支及时的清醒剂。
总之，尽管由于台儿庄大捷，在抗战初期的民众心理中确实曾经飘浮过一缕渴望速胜的情绪，但这种倾向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后，它更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相比较而言，“亡国论”的影响及其危害则要大得多，持续得也更为长久。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最重要价值应该是对后者的批驳。(76)
注释：
①龚古今、唐培吉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236页。
②秦孝仪主编：《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440—441页。
③[日]古屋奎二主编：《蒋介石秘录》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④黄杰著：《老兵忆往》，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89页。
⑤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3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96页。
⑥蒋介石：《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608页。
⑦蒋介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二)》，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233页。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⑨[日]古屋奎二主编：《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30页。
⑩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44页。
(11)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55页。
(12)刘汝明著：《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22—123页。
(14)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332页。
(1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72页。
(16)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第2卷，台北：中华学术院1974年版，第2081页。
(17)何应钦：《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107页。
(18)陈诚：《巩固胜利基础与争取光明的前途》，《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7日，第3版。
(19)《蒋委员长通电勗全国军民闻胜勿骄应沉毅奋斗到底》，《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8日，第2版。
(2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42页。
(21)《军委会政治部发表慰劳前线将士书》，《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24日，第2版。
(22)《接见英报记者，蒋委员长谈中国抗战》，《新华日报》(汉口版)1938年5月11日，第3版。
(23)唐德刚著：《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1页。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20页。
(25)林治波：《台儿庄大捷后盲目决战谁担其咎》，《军事历史》1994年第4期。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27)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
(28)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75页。
(30)《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31)郭德宏：《王明在长江局》，《安徽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32)陈绍禹：《过去与将来》，《新华日报》(汉口版)1938年7月7日，第5版。
(33)王明：《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新中华报》1939年7月7日，第4版。
(34)陈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抗战胜利时间估计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35)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470页。
(36)王明：《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4页。
(37)陈绍禹：《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抗日救国政策》，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75页。
(38)《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编印，第108—109页。
(39)《庆祝台儿庄胜利！》，《新华日报》(汉口版)1938年4月8日。
(40)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王明言论选辑》，第539页。
(41)王明：《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言论选辑》，第558页。
(42)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王明言论选辑》，第577—578页。
(43)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44)周国全、郭德宏著：《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45)王明著、徐小英等译：《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46)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80页。)不知此说的逻辑依据为何。
(47)王明：《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言论选辑》，第563页。
(48)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8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70页。
(51)《临沂之战》，《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21日，第2版。
(52)林治波、赵国章著：《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53)《注意人的问题》，《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24日，第2版。
(54)《台儿庄胜利以后》，《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8日，第2版。
(55)《长期抗战与振兴小工艺》，《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13日，第2版。
(56)《应以前线军人为模范》，《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22日，第2版。
(57)《鲁南二次会战的认识》，《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23日，第2版。
(58)《鲁南二次会战的认识》，《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23日，第2版。
(59)《对抗战前途之一般考察》，《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25日，第2版。
(60)《这一战》，《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26日，第2版。
(61)《这一战》，《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26日，第2版。
(62)《敌情的认识与判断》，《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30日，第2版。
(63)《我们必胜！》，《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5月10日，第2版。
(64)《新的“百年战争”之觉悟》，《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5月11日，第2版。
(65)《敌人的色厉内荏》，《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5月14日，第2版。
(66)李石岑：《如何抗日》，《抗日旬刊》第2期，1931年10月。
(67)龚德柏：《战争一年之敌国兵力财政经济皆已无法维持》，《中央周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0月10日，第16页。
(68)《速胜心理的错误》，《战时南路》第9期，1940年3月10日，总第354—355页。
(69)钱俊瑞：《在胜利中检讨自己的危机》，《抗战》1938年第63号。
(70)《大胜之后》，《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8日，第1版。
(71)《如何安慰自己之良心》，《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9日，第1版。
(72)《各路胜利之教训》，《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10日，第1版。
(73)《勿忽略了更严重的测验》，《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11日，第1版。
(74)《胜后心理的检讨》，《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18日，第1版。
(75)《“壮”与“哀”》，《申报》(汉口版)1938年5月2日，第1版。
(76)毛泽东自己也曾言：“在当前情况下，反对亡国论比之反对速胜论更加重要。”见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国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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