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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2-0169-09
唐代河南道漕运路线可分为两段，黄河、淮河之间为一段，河口至渭口为一段。前段漕路，已在《唐代河南漕路述论》①一文论及，这里将继续讨论后段漕路。
一、古老的漕路
唐代河南道一段黄河，是我国历史上利用自然河流通航的最古老漕路。
西汉时，“漕转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已利用黄河作为漕路。开初，“岁不过数十万石”，后增加至“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直至隋朝，仍然依靠黄河，“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隋文帝曾派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底柱之险，达于常平(仓)者，免其征戍”[1]卷10《食货·漕运》。
但是，黄河素称“湍悍”，水道险急，要从河上大量运输粮食物资，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尤其“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一百三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势连襄陆……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环波怒溢，合有一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2]卷2《河水第三》。这就是汉代言漕者所谓“底柱之险，败亡甚多而烦费”[1]卷10《食货·漕运》。
底柱山，俗名三门山，在陕县东北五十里黄河中，有鬼门岛和神门岛，把黄河河道分隔成三道峡口，叫做鬼门(左)、神门(中)、人门(右)。其间，“河流如激箭”，行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中，更不复见”。漕船经常在这里覆没，“故三门之下，河中有山，名米堆、谷堆”。敢于驾船通过三门峡口的，是非常熟悉航道情况，而又世代积累通航经验的“门匠”。“上三门篙工，谓之门匠，悉平陆人为之；执一标指麾，以风水之声，人语不相闻。”即使如此，也经常葬身鱼腹，故“陕人云：自古无门匠墓，言皆沉死也”[3]卷之2《邺侯家传·门匠》。
历代漕运，采取什么办法对付底柱险道呢？一种如西汉番系之建言：
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底柱之险，败亡甚多而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底柱之东，可无复覆漕。[1]卷10《食货·漕运》
建议得到天子同意，于是“发卒作渠田”。可是，“数岁，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这是企图开辟就近的关中沿河地进行种植，用来代替漕运关东之粟，以避底柱之险的办法。即使不是河水移徙，渠田无收，而关中可耕地狭窄，要想依靠当地完全解决庞大国家中央军政供给，在古代生产力水平甚低状况下，是很难办到的。也曾有过另一种办法，那就是上文提到的，隋文帝募人从洛阳运米，经过底柱，到达陕州常平仓，免除征戍。这是以重赏募人冒险的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底柱之难，号为天险”，与天险作斗争，并不是只凭一介之勇所能解决的。
再有一种办法，就是整治航道，使之利于通航。历代都作过努力。西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杨焉向皇帝建议：“底柱之隘，可镌广之。”于是下令广峡口。结果，“才没水中，不能复去，而令湍流沸怒，为害弥甚”[4]卷6《陕州》，没有成功。曹魏景初二年(238)，明帝遣谏议大夫寇慈，“帅工五千，岁时修理，以平河阻”。[4]卷6《陕州》这次“修理”，当包括底柱所在河段，可能是季节性岁修，没有太大工程。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六月，“诏凿底柱”[5]卷497《邦计部·河渠》，其效果未见记载。
到唐代，以三门为主的黄河航道整治，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河南道段黄河，也是历史上承担漕运任务最繁重的时期。
二、唐代黄河漕路的整治和利用
唐朝对河南道黄河段漕路的依赖，是缘于政治地理的需要。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6]卷53《食货志》
其前期，还可从关东的河南、河东、河北等地得到供应；②后期则必须以淮南、江南为命脉。无论是河南、河北，还是淮南、江南，要使其租赋运到京师，都离不开黄河这段漕路。
旧于河南路运至陕郡太原仓，又运至永丰仓及京太仓。开元初，河南尹李杰始为陆运使。[1]卷10《食货·漕运注》
这说明，到开元初，李杰才开始把含嘉仓到太原仓这段漕粮的转运改为陆运，而在这之前，即唐初以来，从洛阳含嘉仓到京都太仓，则应大体都是水运。水运必须经过黄河。那时，黄河这段漕运是十分艰难的。裴耀卿开元十八年(730)上疏中说：
(江南送租庸调物之船)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6]卷53《食货志》
这里说的还只是从河口至洛阳这段漕路的艰难。唐朝整治黄河段漕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开元二年(714)，河南尹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省工速就，公私深以为利。③
(开元)十五年(727)正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行郑州河口斗门。先是，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河口，于下流荥泽界开梁公堰，置斗门以通淮汴。擢拜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贬宗器焉。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兼旧河口，旬日而毕。④
这两次，都是整治汴河与黄河相交处的漕道。
从洛口至渭口黄河漕路整治，主要是整治三门峡航道，唐高宗时便开始有记录。
显庆元年(656)，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⑤
这是打算在三门底柱危险处，以陆运代替水运。这次凿山架栈梁，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改善这里漕运的思路，则为后人继承。
中宗时，将作大匠杨务廉主持凿三门山修栈道以牵船。⑥《新唐书》卷53《食货志》载：
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輓漕舟。輓夫系二
于胸，而绳多绝，輓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人以为苦。
杨务廉其人其事，张
《朝野佥载》卷2载之尤详：
杨务廉孝和⑦时……又上章奏闻，陕州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值，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朴杀数十人。……牵船皆令系二于胸背。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
看来，杨务廉的办法，是在山岩临河一侧，用烧石碎岩方法，开建一条栈道，作为纤夫行道，漕船由纤夫牵引，通过三门河道。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克服底柱行船困难的办法。但是，河流湍急，常常发生绳断栈绝，纤夫坠死的惨剧。加之封建官员不能体恤民情，妥当处理死者后事，遭到百姓强烈反对。尽管如此，由于长安政府需要粮食物资，大概这种办法还是继续实行下去，所以，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七月在玄宗《行幸东都制》中云：
自中宗入关，于今八载……遂使水漕陆輓，方春不息。劳人夺农，卒岁河望。关东嗟怨，朕实悯焉。思欲宁人而休转运，馆谷而就敖仓。[5]卷113
这里说的“关东嗟怨”，应该就是张所说杨务廉措施引起人民的悲号抱怨。诏书表达出皇帝对漕事的重视和革弊愿望，因此，有河南尹李杰改水运为陆运事出现。
开元初，河南尹李杰始为陆运使。从含嘉仓至太原仓，置八递场，相去每(递)长四十里。每岁冬初起，运八十万石，后至一百万石。每递用车八百乘，分为前后交，两月而毕。[1]卷10《食货·漕运注》
河南尹李杰，兼任运使，负责从洛阳含嘉仓至陕州太原仓这段运输。他把传统的水运改为陆运，避免底柱之险。其后运量逐渐增加，至天宝七载(748)，运二百五十万石，每递用牛车一千八百乘，九月开始，至正月运完。天宝九载(750)九月，河南尹裴逈“以递重恐伤牛，于是，以递场为交场，两递简[间]，择近水处为宿场，分官押之，兼防其盗窃”。[1]卷10《食货·漕运注》李杰的改革，当时是收到实效的。由含嘉仓至陕州太原仓，“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庸钱千”[6]卷53《食货志》。
洛阳至陕州之间的转运，在开元天宝四十余年间，多数时间是实行李杰开创的陆运。但是，陆运也存在缺陷。其一是“无由广致”，即运量受到条件的限制，满足不了“国用渐广”的需要；其二是大量耗用牛车，不仅费用巨大，而且妨农伤农。因此，有裴耀卿改陆运为水运和李齐物整治三门险道之举动。
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再次向玄宗建议：“东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1]卷10《食货·漕运》玄宗采纳，任命裴耀卿以宰相兼转运都使，改革漕运，变陆运为水运。裴卿利用黄河进行水运的办法，有以下几个独到的亮点：
(1)河口置仓，纳江南租米；河师水手，不用江南舟人，官雇晓习河水者为之。“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患。臣请于河口置二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回。”黄河漕运，“官自雇船载运”，其河师水手，“取晓习河水者，递纳于太原仓”[1]卷10《食货·漕威》。
(2)从河口分入河洛，实行北运。以前，“凡都之东，纳租于都之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之太仓。自洛至陕运于陆，自陕至京运于水”[7]卷3《仓部郎中员外郎》。而今，裴耀卿改为“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1]卷10《食货·漕运》。这就是，从河口把漕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黄河入洛口，运至东都含嘉仓；另一部分，由黄河直接运往京都，不再进入东都含嘉仓。于河口置河阴仓、河阴县。由河阴仓“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这就是裴耀卿创建的“北运”[1]卷10《食货·漕运》。显然，这样就大大节省了时间和运费。
(3)陆行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黄河段漕运最大障碍是底柱之险。以前，要么如杨务廉不顾人命，强行闯关；要么如李杰，完全放弃水运，陆行以避险。裴耀卿则能灵活处置，既改陆运为水运，但在底柱险处，却以十八里陆运以避之。“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三门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以避湍险。”[1]卷10《食货·漕运》这样既利用黄河航道，又避免底柱湍险。
(4)“节级取便”。裴耀卿在开元十八年(730)上疏中，就已提出：“河口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船从黄河不入洛水，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则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1]卷10《食货·漕运》这种沿河置仓，视水情而“节级取便”转运的设想，在他随后主持漕运工作中得到实现，并且为后来的刘晏所继承和发展。
裴耀卿精心规划和实施的利用黄河进行漕运，获得巨大成功，“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⑧然而，裴耀卿罢相后，“缘边运险涩，颇有欺隐，议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废”[1]卷10《食货·漕运》。据《新唐书·宰相表》、《旧唐书·玄宗纪》，裴耀卿罢相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二十七日(壬寅)，“北运”停废当在次年。开元二十五年(737)六月二十三日诏云：“河南陕运两使，每年常运一百八十万石米送京，近已减八十万石。今据太仓米数，支计有余。务在息人，不欲劳弊。其今年所运一百万石亦宜停。”[8]卷87《陕州水陆运使》这是“北运”停废明证。
“北运”停废后，又实行陆运。但是，由黄河漕运的优越性，仍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开元末年，又有李齐物对三门航道进行整治，其目的在于恢复水运。
(开元)二十九年，陕州刺史李齐物，避三门河路急峻，于其北凿石通运船，为漫流。[1]卷10《食货·漕运》
(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巅为輓路，烧石沃醯而凿之。[6]卷53《食货志》
据此记载，李齐物整治工程有两项：一是于三门之北开凿一条石渠，⑨使水流平缓，以通运船。据建国后考古学家实侧，其渠全长280余米，宽6至8米。二是于石渠旁山岩间开凿一条輓路，即纤夫拉船行走的纤道。其遗迹据实测为约70米长的栈道。修栈道的目的，如《新唐书·食货志》所说，“舟不能入新门(即石渠)，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开山凿石，使用“烧石沃醯而凿之”技术。李齐物主持的三门航道整治工程，从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一月开始，至天宝元年(742)正月二十五日渠成。其效果怎样呢？有两种不同记载：《通典》说，“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郑棨《开天传信录》说：“岁省运夫五十万，久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郑的说法很难令人相信。其一如果真是成功，为什么天宝七载(748)还加大陆运量⑩呢？其二，当时天子就怀疑其成功，只是李齐物用贿赂手段蒙混过去。(11)其三，凿渠开山那样大的工程，在不到两个月就完成，用现代科学技术也很难想象，何况古代那种技术条件呢！应该说，杜佑的说法近乎事实。很可能李齐物所凿“新门”，开始还能勉强通行，不久便淤塞不可用。因此，洛阳至陕州之间，仍旧实行陆运。此后，再无黄河航道整治记载，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河漕断绝。
到安史之乱即将平定，裴耀卿罢使后二十五年时，刘晏开始沿着“节级取便”的路子，进一步对包括黄河段在内的漕路，进行卓有成效的整顿和改革。
刘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以神童入仕，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中期杰出的理财家。天宝末年，唐王朝被安禄山叛军赶出长安，处于极其危难之时，肃宗即位，刘晏时年40，受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开始涉足财政。宝应元年(762)安史叛军即将最后平定，肃宗以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诸道铸钱等使，开始委以恢复漕运事。广德二年(764)三月，以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9]卷223，广德二年三月条，着手实施漕运兴革诸事。刘晏亲自考察黄河航道与隄堰，巡行泗水、汴渠，与河南副元帅李光弼计议，上书宰相元载，以转运为己任，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直到建中元年(780)罢使贬死忠州，经管漕运十六年，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漕运制度，不仅为唐王朝渡过难关提供了宝贵的财源，而且为后代树立了漕运典范，惠及终唐一代。刘晏的漕运改革举措，可归结为以下几项，其实施所及，包括黄河段漕运。
(1)“节级取便”，贯彻全程。《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七月条指出：
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授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
(2)“以盐利为漕佣”。《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指出：
晏始以盐利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佣七千缗，补纲吏督之。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
(3)官造专用坚牢漕船。《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七月条指出：
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以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文献通考》卷25《国用三·漕运》载苏东坡论述。云：
刘晏为江淮转运使，始于扬州造转运船……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有讥其枉费。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谋经久。……凡五十余年，船场即无破败，转运亦不阙绝。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二只，船始败坏。
(4)组纲督运。《新唐书》卷53《食货志》载：
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篠，为绹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未十年，人人习河险。
这表明，自河阴，过三门，至渭口，专门组织训练了以精通三门水险著称的“上门填阙船”。这样就不再于三门陆运以避险，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运输时间。
(5)善于用人。《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云：
初，晏分置诸道租庸使，慎简台阁士专之……补署且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虽权贵干请，欲假职仕者，晏厚以廪入奉之，然未尝使亲事，是以人人勤职。尝言：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故检劾出纳，一委于士人，吏惟奉行文书而已。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频伸谐戏不敢隐。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晏殁二十年，而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征、李若初，继掌财利，皆晏所辟用，有名于时。
由上可见，刘晏虽然吸收了裴耀卿的经验，然而在许多方面有创新，尤其是善于用人，成为获得成功非常重要的原因。
刘晏之后，历代主漕运者，大体遵循“刘晏之法”，但也时有改复损益。
建中初年，“刘晏之法”受到杨炎的折腾。“建中初，宰相杨炎用事，尤恶刘晏，炎乃夺其权……寻贬晏为忠州刺史。晏既罢，天下钱谷归尚书省。”停罢刘晏所领转运等使，必然影响到刘晏建立的漕运制度。可是，杨炎此举难于实行，“既而出纳无所统，乃复置使领之”[10]卷49《食货志下》。
贞元二年(786)，崔造又“改易”包括漕运制度在内的钱谷职事。“时，崔造专政，改易钱谷职”[10]卷12《德宗纪上》，停罢诸道水陆转运、江淮转运使，由诸道观察使、刺史选官部送两税至京师，改变了刘晏建立的漕运制度。然而，“崔造改钱谷法，事多不集，诸使之职，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当年十二月韩滉任度支、盐铁转运诸使后，“造所条奏皆改之”[9]卷232，贞元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条。贞元五年(789)十二月度支转运盐铁使奏称：“比年扬子运米，皆分配缘路观察使差长纲发遣。运路既远，实为劳民。今请当使诸院，自差纲节级般运，以救边食。从之。”[8]卷87《转运盐铁总叙》由此可见，崔造改易的漕运，这时才得完全废除。
建中至贞元初年，河汴漕运经杨炎、崔造折腾，刘晏建立的制度几近废弛。“是时……岁漕经底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运舟入三门，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12)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6]卷53《食货志》由于河运艰险突显，只好又启用南路陆运。可是，这时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已和开元年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由黄河水运又被有识之士重视起来。这样，便有李泌整治漕路改善漕运之举。
陕虢观察使李泌，益凿集津仓西迳为运道，属于三门仓。治上路以回空车，费钱五万缗，下路减半。又为入渭船，方五板，输东谓桥太仓米，至凡百三十万石。遂罢南路陆运。(13)
李泌整治三门漕路，仍然沿着李齐物、裴耀卿的思路，在陕州集津仓与三门仓之间，凿山修建车道十八里，用陆运来避底柱之险。李泌还有所创新，修筑上下两条路，上路用来返回空车，这就可以提高运输效率。李泌治运路后南路陆运停罢，漕运量遂有显著增加。刘晏时，常年运量是“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10]卷49《食货志下》。而据贞元八年(792)八月陆贽奏疏，当时每年运米，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仍有四十万斛输渭仓[9]卷234贞元八年八月条。这显然是李泌治运路的效果。
李泌之后，史籍中再也见不到整治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记载，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李泌的措置一直为后人所沿用，当时人们还想不出更为高明的克服底柱危险的办法。黄河航道艰险的整治工程虽然止步，但是，提高黄河漕路利用效率的努力并未停止。
元和以后，漕运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吏治败坏。史载：“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岁至七十余只，缘河奸犯，大紊晏法”，致使“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八(万)斛”，“始者漕米岁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对此，漕政官员大致有三种态度：第一，放弃治理，寻找其他途径弥补粮食亏缺，盐铁转运使卢坦就是如此。《旧唐书·食货志》载，“(元和)六年，坦奏：每年江淮运米四十万石到渭桥，近日欠阙大半，请收籴递年贮备。从之”。卢坦不从管治漕吏上采取措施，而把出路寄托于和籴粮食。第二，强调法治，企图以严刑惩罚来保障漕运。元和六年(811)王播代卢坦任盐铁转运使，“建议：米至谓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鎛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尽管如此，“覆船败挽，至者不得十之四五”。因此，“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其后，贷死刑，流天德五城”[10]卷49《食货志下》。主张用重刑的，还有元和末年任盐铁转运使的柳公绰。但是，“人不畏法，运米至者，十亡七八”[6]卷53《食货志》，重刑所收效果甚微。第三，加强对漕吏的管理，采取切实措施，恢复“刘晏之法”。李巽和裴休是这种态度的代表。《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云：
自榷筦之兴，唯刘晏得其术，而(李)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14)矣。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焉。
这里所谓“旧制”，当是刘晏时形成的常年漕运数量。“久不登其数”者，应主要是贞元十年(798)王纬开始，李若初、李锜相继以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而任诸道盐铁转运使的近十年间发生的。李巽采取什么办法，使下滑的漕运，恢复到刘晏当年的常量呢？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旧唐书·李巽传》看出，李巽“锐于为理”，“精于吏职”，“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动必察之”，所任官职，皆以知人、治吏著称，因此，李巽在漕运上取得的成绩，应是他严治漕吏，恢复刘晏漕运制度的结果。
大中五年(851)二月，裴休任盐铁转运使。《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载：
始者，漕米岁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岁至七十余只。缘河奸犯，大紊晏法。(裴)休使寮属按之，委河次县令董之。自江津达渭，以四十万斛之佣，计缗二十八，悉使归诸漕吏，巡院胥吏，无得侵牟。举之为法，凡十事。(15)……由是，三岁漕米至渭滨，积一百二十斛，无升合沉弃焉。(16)
裴休治理漕政的方法，有着丰富的内容。首先，他也动用惩罚手段，“分命僚佐，深按其弊”，但是，他不止于此，还“委河次县令”参加所在漕运工作，才干出众的，可以受到奖励，这样至少可以对漕吏起一定的牵制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采取了类似近代承包合同的办法，以四十万斛漕米佣钱二十八万贯，从江津运到渭口，使漕吏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把其措施列举为十条新法，上奏朝廷而施行。因此，裴休任盐铁转运使三年，每年都能运足四十万斛，而且没有沉舟事故发生，取得了巨大成功。
裴休漕法虽好，但不久便失去了施行的社会政治环境。懿宗以后，唐朝政治腐朽、社会混乱。裴休推行漕法14年后，桂林戍兵起义，切断江淮漕运路线。再过14年，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军攻入江淮，漕路断绝。以后战争连年，藩镇各专租税，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漕运失去存在条件，再好的漕法也形同废纸。
总观唐代河南道漕路整治与利用，有以下四点可资论说：
第一，漕路与政治关系密切。漕运产生于政治地理之需要，其漕路之通塞必然受政治因素之制约。安史乱前，在唐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局势下，黄河段漕路基本畅通，一旦实施整治工程，可以立即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安史之乱爆发后，黄河段漕路失去通行条件。其乱平息之后，经刘晏奋力整治，才得逐渐恢复。以后百年间，包括黄河段在内的整个漕路，虽然也受到过政治军事的影响，但大体上仍能通行。懿宗以后，唐王朝政治腐败，社会混乱，战争连年，漕运失去正常进行条件。黄河段漕路与漕运整体一起，完全停废。
唐朝近三百年间，黄河漕路通行时间毕竟占多数。可是，黄河水道湍急，尤其底柱之险，为通漕最大天然障碍。漕路能够通行，除千百万河工水手付出的精力和生命代价之外，有才识的漕政官员，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政治因素。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他们在排除人为干扰的同时，或以精心规划、严密组织与管理而使漕路通达，或进行各种整治工程，以避航行危险，减少损失。黄河漕路利用的最好时期，总是出现在才识俱佳漕官执掌时期。
第二，陆运与水运在实践中进行反复的比较与选择。初唐以来，洛阳含嘉仓至陕州太原仓，再到渭桥太仓，都是水运。开元元年，李杰把洛阳至陕州改为陆运。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改陆运为水运，三年后又恢复陆运。开元二十九年李齐物凿新门、开挽路，曾短时间实行水运，然后仍实行陆运，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停运。刘晏以后，一直实行水运，只有运量不足时，辅以南路陆运，如能达到年运四十万石至渭桥太仓，则不用陆运。这实际上是水运与陆运的比较和选择过程。由于“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李杰因此改水运为陆运。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6]卷53《食货志》。当时，相较之下，陆运有省费、无覆溺的优点。但陆运用车，从六千四百乘增加到九千六百乘，实在是巨大的负担，对民众影响甚大，其运费也实在不菲，而且运量受到制约，即裴耀卿指出的“无由广致”，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裴耀卿改陆运为水运，三年运七百万斛，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显然又比陆运优越。裴耀卿罢免，“北运”停止，主要是政治因素使然，并非水运本身之过错。至刘晏奠定水运规则程式之后，经李泌、李巽、裴休继承和发展，历时百年，促成唐王朝生命延续。这是历史的选择。随着懿僖之际漕路切断，漕政废弛，唐王朝也就日薄西山了。
第三，河阴仓建立，是唐朝漕政史上最光辉的创作。裴耀卿首建河阴仓，可是“河阴上仓，天宝后废”。到“大历四年，户部尚书刘晏，奏置汴口仓”[8]卷87《漕运》。汴口仓实际上是恢复河阴仓。河阴仓建立，使汴船可以不入陌生的黄河航道，使入京粮船不再往返洛阳含嘉仓，而是直接从河阴溯河西进到达渭桥仓，使黄河漕船可以在此从容选择河水适航时机而起航。总之，河阴仓是“节级取便”漕运模式能够实行的关键，河阴仓建立使漕运整体布局和规模为之改观，使之更加合理。能够认识到建立河阴仓之意义，能够着手建立起来，停废后又能把它重建起来，在当时，不是庸碌之辈所能做到的。它恰恰出自两位杰出财政家的心裁，便是最好的历史明证。
第四，对克服底柱天险作了多种尝试。归结起来不外四种：一凿山道，通陆运，以避其险。褚朗、裴耀卿、李泌是这种方式的创意者和实践者；二是凿山建輓路，使纤夫挽舟过三门，以此减少舟覆人亡，杨务廉、李齐物是这种方式的尝试者；三是开凿水势平缓的新航道，杨务廉是唯一的尝试者；四是组织训练具有专门技能和经验的过三门船队，如刘晏的“上门填阙船”。以结果来看，二、三两种方式都失败了，第四种方式只有刘晏能实行，而且获得成功，他人作不到，事实上也没有其他人这样做过。只有第一种方式，由褚朗创意，裴耀卿实行，李泌改进，成为当时长期行之有效的方式。成功者固然值得嘉许，对失败的尝试者也无由苛责。
三、陕州与黄河段漕路
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段漕路上一个重要城镇。
陕州古城，战国为陕邑，秦属三川郡，汉为弘农郡属县，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置州，隋义宁元年(617)改置弘农郡，唐武德元年(618)改为陕州，广德元年(763)于此设大都督府。
陕州亦是历史上的军事重镇。《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陕州》有云：
谨按：陕城蒲牢与彭城滑台、寿阳悬瓠，屡经攻守，皆中夏之要云。
因为，此城是长安、洛阳两大古都之间交通必经之地。东至洛阳三百五十里，西至潼关二百里，水陆兼通。潼关西去三百里便是长安。如果说，潼关是“帝宅之牖”，陕州则是潼关的前哨，并且南控虢州，北扼蒲州，攻守皆为要地。
陕州与黄河段漕运至关密切。黄河距城二里，底柱在城东北五十里河中，是漕船的拦路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1]卷10《食货·漕运》，并募人从洛阳运米，经底柱，达于常平仓。常平仓，唐改名太原仓，在城西南四里之地。自从置此仓，陕州成为洛阳与长安间的漕运重地。
李渊起兵占领长安后，大军东讨王世充，陕州总管党仁弘，利用隋仓粮食，从陕州源源不断地供给军队。
唐朝“凡都已东租纳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太仓”[10]卷43《职官志·仓部郎中》。唐初以来一个世纪，洛阳至华州永丰仓之间是水运，“河南路运至陕郡太原仓，又运至永丰仓及京太仓”[1]卷10《食货·漕运》。那时，陕州是这段漕路的中转站。
开元二年(714)，河南尹兼陆运使李杰，改水运为陆运，到至德(756-758)初安禄山叛军攻陷两京，漕路断绝，这三十多年间，除短时实行水运，基本上是陆运。陆运也是用牛车，把粮食从洛阳含嘉仓运到陕州太原仓，然后再水运入关到长安。这时，陕州仍然是转运中心。
其间三年，裴耀卿改陆运为水运，从河阴仓送纳于太原仓，再运到长安，陕州也是转运中心。
广德二年(764)以后，刘晏重建并改革漕运，陕州在漕运上的地位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刘晏实行“河船达于渭口”，即漕船从河阴，过三门，直达渭河口的永丰仓，不再以陕州为中转站。但是，陕州控扼黄河漕路的作用一直存在。贞元元年(785)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杀节度使，拥兵对抗中央。德宗派遣他的老师李泌，以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名义前去平息时，说：“若蒲陕连横，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不得不烦卿一往。”[9]卷231贞元元年七月条这说明，陕州既可以其军事力量切断漕路，当然也可以此保护漕路。
陕州与漕运的关系，还可从陕州刺史兼任运使来考察。
唐朝中后期设置了中央运使和地方运使。先在地方设置由州府长官兼任的运使，然后在中央设置由侍郎尚书以上官员担任的运使。唐朝设置的地方运使及其始置时间为：陕州运使，开元元年(712)始置；河南运使，开元二年(713)设置；河西运使，开元十二年(724)始置：朔方运使，开元二十九年(741)始置；代北运使，元和六年(811)前始见；范阳运使，开元十年(722)始见；鄂州运使广德元年(763)置；淮颍运使，元和十一年(816)置。(17)可见陕州运使是首先设置的地方运使，也是唐朝最早出现的运使。《唐会要》卷87专设《陕州水陆运使》条目。该条云：
先天二年十月，李杰为刺史，充水陆运使。自此始也，已后刺史常带使。天宝十载五月，崔无诐除太守，不带水陆运使。度支使场国忠奏请自勾当，递加国忠陕郡水陆运使。至十二载正月二十一日敕，陕运使宜令陕郡太守崔无诐充，杨国忠充都使勾当。至贞元十三年四月，陕虢观察使于
兼陕州水陆运使。至元和六年十月，敕陕州水陆运使宜停。
这里，从陕州水陆运使始置，至敕停，列举出四位陕州水陆运使，除杨国忠外，都是陕州刺史兼任。既然李杰以后“刺史常带使”，那么，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2)到元和六年(811)，这百年之间，陕州运使应当不止这几位。现将从史籍中检到的陕州刺史带运使及其运使不同名称列如下：
先天二年(712)李杰任使，称水陆运使[8]卷87《陕州水陆运使》，或水陆发运使[6]卷128《李杰传》。
开元四年(716)姜师度任使[10]卷185下《良吏下·姜师度传》。
开元二十九年(741)李齐物任使[1]卷10《食货·漕运》。
天宝元年(742)韦坚任使，称水陆转运使[10]卷105《韦坚传》，或水陆漕运使[10]卷105《杨慎矜传》，或天下转运使[1]卷10《食货·漕运》，或江淮租庸转运使[9]卷215天宝元年三月条，或勾当缘河及江淮转运处置使[8]卷87《转运使》。
天宝十二载(753)崔无诐任使，称转运使[8]卷87《陕州水陆运使》。
大历十四年(779)杜亚任使，称转运使[10]卷12《德宗纪上》、卷146《杜亚传》。
建中二年(781)姚明昒
任使，称陆运使[10]卷12《德宗纪上》。
贞元元年(785)李泌任使，称陆运使[10]卷12《德宗纪上》，或水陆运使[9]卷231贞元元年七月条。
贞元三年(787)卢岳任使，称转运使[11]卷784穆员《陕虢观察使卢公墓志》。
贞元八年(792)姚南仲任使，称转运使[10]卷13《德宗纪上》。
贞元十三年(797)于任使，称水陆运使[8]卷87《陕州水陆运使》。
贞元十四年(798)崔宗任使，称水陆转运使[10]卷13《德宗纪下》。
元和四年(809)张弘靖任使，称陆运使[10]卷14《宪宗纪下》。
上述陕州运使情况，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为什么唐朝运使首先在陕州设置呢？玄宗统治时期，漕运任务日益繁重。正如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上疏中所说：“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1]卷10《食货·漕运》这样，原来已固定化的管理漕运的官府已不能适应，但是，统治者固守传统，昧于改革，采取随事补苴的态度，按照具体需要，在原来职官之外，另设一个差遣官职来经管某些漕运事，这便是运使出现的一般原因，也是陕州运使设置的基本原因。至于为什么运使首先出现在陕州，那是陕州在漕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即前文所说，陕州是黄河段漕路的转运中心。构成转运中心的因素，有两点最重要。其一是太原仓的存在。陕州城西南四里之地的太原仓，隋朝以来便是漕运路上“转相灌注”的重要据点，尤其到唐朝显庆二年(657)以洛阳为东都后，“州西太原仓，控两京水陆二运”[10]卷185下《食吏下·姜师度传》。唐朝河南、淮南、江南乃至岭南诸道租赋输运中央的，先集积于洛阳含嘉仓，然后再转运到京都。把洛阳的粮食运到长安，陕州太原仓起的作用特别重大。因为，这段漕粮运输必须先从洛阳由水路或陆路运到陕州，贮纳于太原仓，然后再由水路运到长安。陕州之所以成为黄河段漕路转运中心，就是由于太原仓作用所致。东西二京之间漕粮转运离不开太原仓，说它“控两京水陆二运”并非虚语。其二是三门底柱的存在。陕州城东五十里黄河中的底柱天险，是东西二京之间漕运的最大自然障隘，洛阳的粮食是否能够输到长安，是否能数量足够地输到长安，克服底柱天险是关键。由于底柱天险在陕州，克服底柱天险要依靠陕州，因此，在关注底柱天险对实现二京间漕运的影响时，自然就要关注陕州。二京之间漕运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了陕州的地位。正是由于太原仓和底柱在陕州，促成陕州成为唐朝运使的最早设置地。
第二，为什么刘晏改革漕运，漕船从河阴直达渭口之后，陕州运使仍然存在呢？的确，刘晏实行河船不在太原仓转运，陕州的作用发生一定变化，但是，陕州运使还存在相当长时间。究其原因，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刘晏被罢职杀害后，有段时间，部分漕粮留贮陕州。贞元八年(792)陆贽在上疏《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中说：
顷者，每年从江西、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至河阴，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余七十万石送至陕州，又减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惟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臣详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之意，盖因往每年虫旱，关辅荐饥。当崔造作相之初，惩元琇罢运之失，遂请每年转漕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比至中途，力殚岁尽，所以节级停减，分储诸仓。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运，免令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仓，还復留贮填数。轮环贮运，颇亦协宜。[11]卷473
由此可知，贞元二年(786)崔造作相时，转漕京师之米，因为运力和时间不够而“节级停减，分贮诸仓”。随后发现这“轮环贮运”办法，对协调船运季节，就近赈给灾饥，都颇有好处，于是成为常例。原来刘晏时，已有每年留贮河阴仓制度，而今增加陕州太原仓留贮。每年有三十万石漕粮留贮陕州，年年新旧轮换，这无疑增加了陕州在漕运上的作用，这也是陕州运使继续存在的一个原因。不过，漕米留贮陕州的时间不很长。贞元二年(786)始行，八年(792)仍在继续，元和元年(806)李巽任度支、盐铁转运使后，恢复刘晏制度，只在河阴少量留贮，陕州太原仓则不再留贮。故漕米在陕州太原仓留贮时间，约二十年左右。其二底柱天险依然存在。漕粮虽然不在陕州留贮，但是漕船必须经过底柱这道难关。漕船需要陕州提供过三门的引水——“门匠”；若要陆运避险，则需要陕州供应人力、畜力和车辆等；通过底柱后漕船需要在此休整，修复损坏，补充给养等。所以，陕州刺史兼有运使职务，对漕运是有利的。
第三，为什么元和时停罢陕州运使呢？陕州运使停罢原因，在元和六年(811)十月停使诏书有所反映。该诏书云：
朕于百执事、群有司，方澄源流，以责实效。转运务重，专委使臣，每道有院，分督其任。今陕路漕引，悉归中都，而尹守职名，尚仍旧贯……亦既虚设，颇有烦费。思去烦以循本，期省事以便人。其河南水陆运、陕府陆运……等使额并宜停。[10]卷14《宪宗纪上》
诏书前面两段话，说的是停使背景，也是互有关联的两条停使原因。其一，所谓“朕于百执事、群有司，方澄源流，以责实效”，指的是元和六年六月，宰相李吉甫奏请宪宗批准实行的省官量俸改革。李吉甫指出须加厘革的诸种事项，便有如“一邑之地，虚设群司”，“名存职废，额去俸存”之类。(18)这是宪宗即位后锐意兴革时期，由经宰相倡导，吏部、兵部、中书省、门下省高级官员组成实施班子，在全国实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在这个浪潮下，陕州运使，还有河南运使，一旦被认定为职名虚设，颇有烦费，尽管还有种种存在理由，也是难于幸免的。换句话说，陕州运使被停罢，从实质上看，并不表示陕州完全失去漕运重要性，而是它撞上封建政治的另一根神经。其二，停使诏书中说的另一个原因，即“转运务重，专委使臣，每道有院，分督其任。今陕路漕引，悉归中都，而尹守职名，尚仍旧贯”。说的是元和元年(806)到四年(809)间度支、盐铁转运使李巽整顿漕政事，这和停使到是有点关系。李巽任使后，对此前十来年盐铁转运使治所设在润州期间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大力整顿。健全各道设置的盐铁院或转运院，尤其加强河阴院，增置河阴敖仓[10]卷49《食货志下》，停止在陕州留贮漕米，把陕州漕政事务，由中央运使直接管理。陕州漕运权力削减，被李吉甫省官者认为职去名存，和停罢运使确有一定关系。但是，陕州漕政权力大小，和陕州在漕运上的作用，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因此，停罢运使，也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
四、结束语
唐代中期，北方社会受安史战乱及其随后藩镇战乱的破坏，经济重心加速南移，在关中的唐朝中央政府主要依靠东南地区的粮食物资供应，于是，转运成为异常迫切的财政问题，盐铁转运使在政坛上十分活跃，运河、黄河作为漕路的功能凸显出来。
装载粮食的漕船，从泗州进汴河，通过黄河，到达渭河口，都是航行在河南道境内。1984年暑期，本人随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从宁波开始，循着古运河北上，沿途寻访运河遗迹，直到黄河岸边重镇——郑州。考察结束后，我写过一篇论文《唐代河南漕路述论》，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的《运河访古》一书。那篇文章所讲河南漕路，其实只是河南道漕路的一段，即淮黄间以汴河为主的漕路，而河南道漕路还有另一段，即黄河段漕路，却没有涉及。当时虽然草写过一个关于黄河段漕路的毛稿，但一直放在抽屉里。最近有机会把这稿子拿出来，整理，补充，写成此文。这是把河南道漕路述说完全，了却心里一桩多年的挂念。
汴河段漕路与黄河段漕路，虽然都在河南道境内，都是唐朝关乎其生存的漕运路线的构成部分，但却有些不同之处。从社会因素看，汴河的困难较多，(19)而从自然因素看，黄河的障隘较大。汴河漕路多次因社会人为而中断，但淮、河之间还有备用的其它漕路，而黄河底柱之险，却是水运非逾越不可的。解决汴河、黄河漕运主要难题，分属于政治、技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却可归结到一点，那就是都需要人们的智慧，尤其是主导其事者的知识智慧水平。凡是在漕运上取得成功、卓有政绩的人，如李杰、姜师度、裴耀卿、刘晏、韩滉、李泌、王播、程异、李巽、裴休等，都在政治或技术两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而褚朗、杨务廉、李齐物等人，对克服底柱天险作过尝试，也是他们智慧的表现，虽未获成功，但为他人提供借鉴，也不是毫无益处的。
注释：
①该文收于《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②《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咸享三年(672)，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自师顺始也。”《唐会要》卷87《漕运》作“置仓于渭南东”。
③《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梁公堰，隋梁俊增筑，在黄汴分流口，汴州之西。“东”当作“西”。参见《旧唐书》卷128、《新唐书》卷100《李杰传》、《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阳县》条。
④《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唐会要》卷87《漕运》、《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正月条略同，唯“滑”后应有“卫”，“兼”应作“开”。
⑤《新唐书》卷53《食货志》。《唐会要》卷87《漕运》载于显庆元年十月。
⑥谭英华先生据《新唐书》卷83《长宁公主传》、《旧唐书》卷91《袁恕己传》、《册府元龟》卷317《正直》，考证杨务廉凿三门栈道在神龙元年(705)正月以前。见《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卷5。
⑦唐中宗李显死后，于景云元年(710)十一月葬于定陵，谥号孝和皇帝。
⑧裴耀卿所省脚钱，《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作“四十万贯”。按其下文“旧制，东都含嘉仓积江淮之米，载以大舆而西，至于陕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此裴耀卿所省之数也”。以此计算，所省当是三十五万贯。
⑨李齐物所凿石渠，《资治通鉴》卷215称之为《三门运渠》、《新唐书·食货志》称之为“新门”，《开天传信录》称之为“天宝河”，宋以后或称之为“开元新河”。
⑩《通典》卷10《食货·漕运注》：“其后渐加，至天宝七年，运二百五十万石，每递用车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毕。”
(11)《新唐书》卷53《食货志》：“天子疑之，遣宦者核视，齐物厚赂使者，还言便，齐物入为鸿胪卿。”
(12)“舟”疑当作“纲”、“百日”前应补“近”字。参见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卷5，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门匠”之说，又见于曾慥《类说》(南宋绍兴成书)，应皆出自《邺侯家传》。
(13)《新唐书》卷53《食货志》。《资治通鉴》卷232载李泌凿运道事于贞元二年二月，谓“是月道成”。
(14)《旧唐书》卷123《李巽传》作：“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岁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贯。”这是课税收入。
(15)《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五年正月条作“主漕法十条”。
(16)《旧唐书》卷177《裴休传》作：“自大和以来，重臣领使，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姦吏，大紊刘晏之法。洎休领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过地里，悉令县令兼董漕事，能者奖之。自江津达渭口，以四十万之佣，岁计缗钱二十八万贯，悉使归诸漕吏，巡院无得侵牟。举新法凡十条，奏行之。……休典使三岁，漕米至渭河仓者一百二十万斛，更无沉舟之弊。”
(17)参见拙文《唐代地方运使述略》，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8)李吉甫上奏文，《旧唐书·宪宗纪》、《唐会要》卷69《州府及县加减官》条和《资治通鉴》卷238元和六年六月条，皆有载，详略各异。
(19)在刘晏《遗元载书》中，所讲兴漕四病的第四病云：“东自淮阴，西临蒲坂，亘三千里，屯戌相望。中军鼎司元侯，贱卒亦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这里说的便是漕路困难的社会因素。后来的情况，比刘晏当时估计的更为严重，但主要发生在汴河漕路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