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的怀古情结与心理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白论文,情结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诗研究
摘要 怀古情结是李白心理结构的重要成分，是诗人艺术创作和人生活动最敏感的区域。它从一种历史理性确立了李白人格的理想范式及功名的最高境界。李白的这种理想精神与盛唐文化气氛是相一致的，但他的这种理想又不可能在盛唐政治中实现。在理想幻灭的苦闷中是怀古情结给李白的心理带来了恰当的调适和引导。李白的浪漫是一种历史理性的复活和高扬。
关键词 李白 怀古 心理结构 人格塑造 盛唐文化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李白所生活的时代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转折点。唐玄宗李隆基早年广纳贤良，励精图治，使唐初日益兴旺的经济状况到开元年间发展到极度繁盛的局面，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然而，他晚年却因功自怠，不理朝政，任用奸臣，宠幸宦官外戚，使唐朝政治日趋腐败，加之统治阶级荒淫奢靡，挥霍无度，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唐玄宗在位的40多年，是一个在繁荣气象的外表下走向动荡和衰败的历史转变。
李白的一生恰与唐玄宗的统治时期相始终：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社会繁荣时期度过的，而他的壮年和老年则是在一个充满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的转折时期度过的。就是说，当他以成年人的身份走向社会时，他早年在盛世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及人格理想与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在盛唐精神熏陶下所形成的那种高昂豪迈、自由进取的开放性气质，使他总以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情感去观察现实，体验人生；另一方面，现实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却又使他感到极度的不适和拘羁，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令他惶惑苦闷。
社会现实常使李白陷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渴望功名，却知音难遇；他追求自由，却处处压抑；他向往人格平等，却在森严的等级中步履维艰。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如果他只是在功名、自由、人格平等的幻想中一味浪漫，那未免失之浅浮；但如果他沉溺于悲愤苦闷之中不能自拔，那又失去了他独特的个性。那么，李白的浪漫气质在现实的黑暗和压抑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是什么因素使他在失落和失望之中得到心理的平衡和充实呢？本文拟通过剖析李白的心理结构来解开这些疑团。
一
我们分析李白心理结构的主要材料是他的生平活动和文学创作。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影响诗人人生实践和文学创作的基本因素，是一种以怀古为形式的心理定势和人格归趋，为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怀古和怀旧，我们称之为怀古情结。
作为一定心理结构，怀古情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咏古和怀旧，也不是偶然而发的思古之兴，而是一种经过无数次刺激后积淀在潜意识中的深层记忆。它平常或许不露痕迹，但当诗人遇到类似的刺激时，便条件反射式地显现出来，影响诗人的情感和人格。它是诗人心理结构中最敏感的区域，能把诗人心中最普遍最深刻的东西通过怀古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形成感情的一贯性和思想的连续性，在古与今的比照中表现诗人的现实态度与人生理想。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灵观照，一种高境界的社会反思。
在李白的人生实践和诗歌创作中，这种怀古情结不仅影响了诗人作品的题材选择和主题开掘，而且还影响了诗人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影响了诗人的价值取向。它一方面诱导诗人在现实中不懈地追求；另一方面又下意识地将诗人由现实引向历史，在那里寻找真正的理想。从总体上说，在李白的怀古情结中，最敏感的内容是政治功名和自我人格。在拙文《李白不入科场原因新探》[①a]一文中，曾论述了李白的文化心理与战国时期的“士”基本相似；与此相对应，李白怀古情结的郁结点也正好是对战国时期“士”的自由境界的向往和回归，正是战国时期的原始士道精神影响了李白的功名欲望、政治态度及人格理想，它为李白构画了一种超现实的行为模式，以一种遥远的似曾出现的历史理性代替诗人对现实的思索，在历史与现实的认同中充实其心理构架，组合成一种独特的融古于今、今古一体的文化心态。具体来说，李白的这种怀古情结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关系。战国时期，士从原来的等级中游离出来，成为一股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社会力量，拥有相对的自由和独立。在个体与统治者的关系上，他们以“道”自任，以“道”与统治者的“势”相抗衡，并自觉地将“道”放在“势”之上，“从道不从君”，保护自我的人格尊严。而战国之际，列国争雄，各国君主为富国强兵，争相纳用有治国用兵之才的人。士在这个时代普遍受到重视，而士与君往往不是君臣关系，而是师友关系，如《战国策·燕策》载，燕昭王去拜访郭隗先生，说：“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郭隗答之：“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于是燕昭王为他筑黄金台而师事之。这是战国时期君王礼待贤士的典型，也是李白热切追求和向往的：“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古风》十五）另外他所倾心的周文王与姜子牙、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也是师友关系。姜子牙、郭隗、诸葛亮他们之所以被君王待之以师友之礼，主要也在于他们所秉有的用兵治国之“道”使其能与君王分庭抗礼，平等相处。只可惜在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师友关系多为君臣关系所取代，知识分子很少得到平等的礼遇。由于李白的士心态与战国之“士”大致相似，因此他从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出发，天真地追求着那远逝的世界。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了高度的自负，自称“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向荐表》）这种经济和文学之才，是他赖以自尊的内在力量和精神武器。因此他给自己的政治道路涂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在政治关系上，他也像战国时期的士那样，“上不臣于王，中不索交诸侯”（《战国策·齐策》），秉奉一种“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长揖万乘的原则，与最高统治案团保持自由平等的关系。不入科场正是他这种政治态度的表现，在李白的意识中，自我与帝王是师友，不是君臣，入科场是君试臣，有悖于他的从政原则，因此李白宁愿久处江湖，广交宾朋，也不踏入科场一步。[①b]同样，当他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这种师友关系时，怀古情结便会将他带入对历史的回味之中，借对古人的认同来表达对现实的失望。
第二，渴望惊天动地的政治功名。政治关系的平等化，给士人政治才能的发挥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因此战国时期的士、特别是纵横家，总能在适宜自我发挥的政治环境下创造出许多令人敬慕的功名业绩。如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策略几乎支配了整个时代，而鲁仲连却秦救赵、箭书取聊城，则更体现了纵横家不是以空谈邀功，而是靠切实的行动去建树功勋的。李白在政治上也反对不切时务的空谈，提倡以实际行动去创建不朽伟业而流芳万代。纵横家的将帅气度及实干精神，激励着李白在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中去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因此他的那些高扬功名理想的诗歌，也多与怀古联系在一起。如《古风》其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坦荡人，指衣可同调。”他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描绘了鲁仲连倜傥自若、功盖千秋的高大形象，抒发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宏伟理想。此外，对战国前后具有纵横家气魄的人，李白也无不深深地敬仰和赞美：“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缀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汉军如转蓬。”（《梁甫吟》）诗中所述即汉高祖时郦食其以酒徒身份辅佐刘邦屡建奇勋的事迹。李白的这种怀古情结就是从功名理想方面唤起他的生活激情，把立功立名作为人生的重要目标，高扬自己的超世奇才。当然，以古人为目标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本是中国文化中的普遍现象，但多数人都以儒家圣贤为模式，以他们作为功名的代名词，如杜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大体上赠韦二十二丈》）等等。李白怀古情结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不是儒家的圣贤，也不是抽象的观念和某种理性精神的喻象，而一个个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一个个饱含着诗人个性精神的独立人格。
第三，人格上的认同和回归。在李白理想的古人中，他留意最多感触最深的人物有四类：其一是纵横家式的奇人，如鲁仲连、郦食其等；其二是由隐而仕、为帝王师友的将相，如傅说、伊尹、姜子牙、管仲、诸葛亮等；其三是不贪高位、功成身退的宰相，如范蠡、张良等；其四是襟怀高洁、性情淡泊的隐士（包括神仙），如商山四皓、东方朔、陶渊明等。这四类人虽然不全是战国时期的“士”，但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战国士人所特有的种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统治集团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注重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的人生价值不在于功名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自我意志的实现。对此李白充满了强烈的认同欲，在他的人生实践中，他以实现自我意志为基点，自觉地将心中的理想人物与自我人格融为一体，全身心地感受和体验古人的理想境界，寻找自己的人格寄托，并试图用古人的风范去叩开政治的大门，像他们那样自由而独立地生活。他把这些古人的意趣和风范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使自己的行为既具现实色彩，又富有浓郁的古意，仿佛他就是一位融古今于一体的奇人——一方面努力追求自我在现实人生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借古人的奇行异遇寻求精神力量。因此，在李白的人格塑造中，往往同时站立着两个形象——一个实在的我，一个精神的我。如：“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伦。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梁甫吟》）姜子牙垂钓渭滨的高逸姿态及出将入相、为帝王师的政治天才是李白浪漫人生的最高典范。诗人在描写姜太公“风云感会”的神奇经历的同时，已将自己的精神理想融入其中了，在这段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的伟人，而且更能看到一个渴望成为伟人的伟人。李白在其他作品中，还习惯于直接将“我”与古人等同起来，使现实的自我与精神的自我明显地叠合在一起，如“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抉风豪士歌》）“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三月东鲁行》）等等。这种人格的叠合，是诗人政治理想的升华，也是诗人现实责任感和功名欲望的崇高体现。因此，李白诗中的古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用典，而是诗人在怀古情结刺激下的一种人格确认和回归。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深层的、稳定的心理结构，怀古情结本身便是将历史理想与现实人生整合在一起，从政治关系、功名欲望及人格意识诸方面确立自我的政治态度和人生理想，用一种超现实的价值取向，去追求自我的存在价值。所以说，怀古情结是一种超自我超现实的历史理性，它以一种心理因素，影响诗人的性格和气质，又以这种特定的性格和气质，影响诗人的现实行为和情感抒发。这种超自我超现实的历史理性，加强了李白心中的崇高感和超常感，使其境界弘大，视野开阔，常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面对现实人生。这便是李白较之盛唐其他诗人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作为浪漫诗人所具备的心理优势。
二
从人生实践和创作思维这两方面来看，怀古情结不是一种单向的静态的心理结构，而是一种双向的动态的精神活动。它既是诗人对历史的追忆，又是他对现实的期许；既是一种被刺激的因素，又是激发诗人追求理想的内在动力。因此，它给李白的诗歌创作和人生实践也带来了双重效应：现实表层的失意与自伤，历史深层的自省与复苏。前者是诗人理想与现实不协调时所产生的感情失落；后者则是诗人在历史理性中得到的精神满足。所以，怀古情结不仅是联结历史与现实的纽带，而且还是调节诗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心理机制。李白其所以能在政治失意和人生坎坷中保持饱满旺盛的生命力，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怀古情结对他心理的调适作用。
一般说来，任何人在遭到实难和不幸时，都有一定的心理调适能力，以转化和淡化其内心的痛苦。儒家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庄思想中的同物我、灭心智，都是一种心理调适。胡适曾说，我国古代诗人“忧时爱国，却又无可如何，有些人便变成压世派，有些人到了没法想的时候，只好自推自解，以为天命如此，无可如何，只好知足安命；有些人抱了厌世主义，看着时事不可为了，不如遇酒时须饮酒，高歌处且高歌。”[①c]这也是一种心理调适。
与一般意义的心理调适相比，李白怀古情结所产生的心理调适不是回避和自足，而是进取和自负，是对社会事功的向往，对主体精神的高扬。在怀古情结的调适下，诗人往往以历史上的理想政治来参照当今社会，以古人理想的君臣关系来支配自我的行动，以古人的批判精神来抨击时弊，以对古人的认同来升华自己的人生价值。总之，怀古情结常常在引发诗人对现实的不协调感的同时，又将诗人引向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在李白的不少政治感伤诗中，不仅感情十分外露而强烈，而且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感情变化过程：自伤——自悟——自负。他既不作令人绝望的哀吟，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狂想。他总是从切身的人生感受出发，通过对古人的追怀与比照，使自己从失落的惶惑中醒悟过来，从历史理性中汲取精神营养，站在希望之舟上，展望美好的未来。如在《行路难》第一首诗中，诗人充满悲愤地回顾了自己政治生涯的艰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失意悲愤至极点：“拔剑四顾心茫然”。可是当怀古情结将他与历史联结在一起时，他便从先哲的经历中体会到了政治和人生的不可捉摸，感受到了入仕的机遇与才干的内在联系，从古人的政治道路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希望，加强其政治自信心。最终他摆脱了惶惑与苦闷，以一种更更充沛的生活激情走向人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怀古情结不仅使他得到了自我安慰，而且还使他找到人生的支柱。又如《梁甫吟》，诗人先用一段神话般的文字描述了自己难容于世的不幸：“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起冥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接着又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出政治的残酷险恶和不平：“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最终怀古情结又使他转入历史与自我的比照，从姜子牙、郦食其等人的政治经历中，他确信自己与帝王终不会因小人的挑唆而永远疏远，眼前的政治挫折只是暂时的，他必有与帝王风云感会、相亲如师的那一天：“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
当安之。”这里的“安”，并不是知足安命，而是满怀希望，静心等待。它产生的思想效果不是消极和颓废，而是热切的希望和积极的进取，是主体精神的勃发和高扬。
怀古情结所带来的心理调适，克服了诗人与现实的不协调所产生的感情郁闷，使诗人的悲愤情感在与古人的参照中得到了发泄，使自我的自负精神得到了主观的肯定和历史的公证，从而实现了感情的平衡。在这一点上，李白与杜甫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杜甫在政治苦闷、感情压抑时，多求诸自我，以一种内省式的感情活动，将心中的苦闷和压抑郁积为一个带血的灵魂，因而，他的作品往往以巨大的悲剧力量取胜，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都是如此；而李白面对政治失意和苦闷，则通过怀古而求诸历史理性，在一种开放式的感情活动中，使自己摆脱眼前的不幸，将苦闷与压抑转化为乐观进取的精神力量。因而，他的作品往往以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震慑读者。
怀古情结的调适给李白的人生带来了一种积极效应，它使李白克服了自我的失落感，以饱满的生活热情面向现实生活，在理想主义精神的刺激下，重新审视政治和人生。在怀古情结的调适下，李白已经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站在原始士道所标举的人格独立与自由的高度，现实政治和人生往往因此而变形——在理想政治面前，现实政治是险恶而丑陋的；在永恒人生面前，现实人生是渺小而短暂的。现实政治和人生与诗人心中的历史理性和永恒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诗人也常常由厌恶转向超脱，来弥补这种反差。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批判朝廷穷兵黩武、拓边不已的劳民政策，历数朝中小人专权、玉石不分、鱼目混珍、贤良遭殃的黑暗现状，抒发自己“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的失望之情，最后以范蠡遁迹江湖的精神道出了自己超脱现实的意愿：“少年早欲五湖志，见此弥将钟鼎疏。”又如《梁园吟》，诗人从梁园由汉至今的兴衰变化，感到人生苦短、飘忽难留，因而发出了“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的享乐心愿。在李白的其他作品中，这种言超脱和享乐的作品不少，而且写得极为狂放和飞扬，因而有人甚至说他是享乐派和颓废派诗人。这当然是片面的，因为在李白貌似颓废的作品中，常常闪烁着怀古情结所产生的理性精神。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诗人以严子陵自比，抒发其欲与君王抗礼的傲岸人格：“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在《梁园吟》中，诗人又以谢安自喻，表达了自己以天下为怀、立志济民的远大理想：“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可见诗人在现实政治和人生的变形描写中，最终还是以自我理想的升华为结局，在超脱中求独立，在狂放中求真实，这便是怀古情结的调适作用给李白人生带来的决定性的影响。
三
可见，李白的浪漫气质是以怀古情结所唤起的历史理性为基点的，它将现实中的李白与历史幻觉中的李白放在同一时代层面，从既关联于时代又超脱于时代的独特角度，展示诗人的奇人风采。
在怀古情结和心理调适的相互作用下，李白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显得十分微妙而复杂。首先，怀古情结是诗人独特的文化心理在现实不幸的刺激下所形成的感情积淀，本身就说明了诗人与现实的强烈冲突；其次，怀古情结所产生的心理调适又力图克服主体与现实的不协调，在一种历史理性中将自我的社会价值实在化。这种冲突与调适，表明李白浪漫人格塑造的重心是理想意念与现实社会的完美结合，它给主体和客体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条件：从社会方面来说，它要给主体提供充足的条件，使主体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都能得到自由发挥；从主体方面来说，它要为社会承担相当的责任，完成其尽应的社会使命，使社会通过主体的努力而繁荣和平。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一方面，盛唐时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较为活跃的一代，但皇权专制已基本形成，政治民主和人生自由都是不可能的，战国时期士的相对独立和自由只能作为历史的幻影存留在诗人的追忆之中；另一方面，诗人李白在政治黑暗、社会衰败的历史转折中，本身也无力承担起治国安邦的重任，使社会得到安定和繁盛。因此，李白浪漫人格的塑造不可能有一种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心理背景，它只可能通过矛盾的冲突与调适，得到某种补偿和安慰。
于是李白与盛唐的关系呈现出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诗人因现实的失意而呼唤心中的理想，构成了一个以理想主义为核心的浪漫人格；而理想的充分展现，又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抒发诗人的自由精神和博大胸怀，反映出繁荣盛世给人们心灵带来的积极影响。所以，尽管李白的人格与时代充满了矛盾，尽管他中后期的作品多以否定的态度揭露现实的黑暗，但在他浪漫的人格追求中，人们依然相信他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激人奋发的伟大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的骄子。
收稿日期：1995-05-17
注释：
①a 见《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
①b 参见拙文《李白不入科场原因新探》。
①c 转引自《中国文学八论》，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