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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831(2014)05－0545－07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严峻的形势，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总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历史高度，成为破解发展难题的现实选择。然而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内涵等理论体系，目前仍然是仁者见仁的局面[1－6]，因此也存在许多认识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困惑。在这一背景下，全面理解并厘清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意义，深入探讨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本质、路径和保障等理论问题，对于奠定和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1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人与自然和谐 学术界较早对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论述，大体上可归纳为3类：(1)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2,7]；(2)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外，还应包括人与人的和谐[3,8]；(3)生态文明应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1,9]。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生态文明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和谐统一的更高层次的文明，其目标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4,10]。可见，生态文明涵盖了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全部内容，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3]。总体而言，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生态文明的核心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在社会形态中的体现。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生态文明应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是从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论述的，共同强调的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我国提出生态文明的背景分析，强调的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党的十六大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做了铺垫性论述，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目标。十七大提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战略，暗示了生态文建设的总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十八大更明确提出，在“资源约束、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下，“树立尊重自然、注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可见，无论是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还是党和国家提出的生态文明的旨意，都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2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环境保护无疑是最主要的任务。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后，经济与技术得到了飞跃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对自然界无限索取、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念，直接导致一系列资源、生态与环境问题[11－12]，诸如人口剧增[13]、热带森林转变为农田[14]、土地严重退化[15]、全球荒漠化面积扩大[16]、全球化肥过量施用[17]、海岸带污染严重[18]、杀虫剂大量排入环境[19]以及动植物种濒危加剧[20]等等。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显示，全球有3/4以上人口生活在“生态负债”的国家，而最近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显示，全球生态赤字率已达50％。 就我国而言，近30年来经济社会得到了高度发展，然而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一直伴随其中。进入21世纪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2.1 资源约束 1949年以来我国资源大量出口，2000年后，资源约束问题日趋凸显，从资源出口大国转为进口大国。我国资源约束主要体现在资源禀赋条件差、资源消耗增长速度快和资源利用效率低等几个方面。 我国多数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关统计表明，我国是全球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径流量为2600
，人均淡水资源约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88位。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2，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 自1978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能源资源消耗速度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1990—2002年间，中国石油消耗增长量为100％，天然气为92％，铜、铅和锌分别为189％、380％和311％，10种有色金属为276％。1987—2007年间，我国第一、二和三产业能源消耗增量分别从0.15、3.43和0.84 EJ增至1.04、37.82和7.91 EJ(表1)[21]。到2010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耗量达到32.5亿t标准煤，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2.1％，铁、铜和铝等对外依存度均超过70％。
在资源能源消耗快速增加的同时，利用效率却一直低下。2003年，我国经济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工业七国平均水平的5.19倍，美国的4.3倍，德国或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22]。到2006年，我国能源强度仍为日本的5.51倍，美国的2.78倍，英国的4.24倍[23]。到2009年，中国单位能耗GDP达到3.7，但仍低于印度、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24]。 2.2 环境污染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消耗大量资源，产生大量污染物质，致使我国水、大气、土壤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全国7大水系监测结果(表2)[25－30]。显示，劣V类水质比例在2005年达到峰值，达27％，显著高于2000年以前，到2007年，7大水系多中度或重度污染。表3显示，我国废水排放量一直呈显著增加趋势，2012年达到684.6亿t，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在2005—2012年间显著增高，特别是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更为显著，到2012年达到462.7亿t，占67.9％。COD和氨氮排放量均于2012年达到最高。 表3[25－30]中，1991—2012年，我国工业废气总排放量急剧增加，废气
排放量从1991年的1165.0万t增加到2005年的2549.3万t。截至2012年底，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的
和可吸入颗粒物评价结果显示，达标比例仅为40.9％，环保重点城市达标比例为23.9％。2012年以及2013年入冬以来，发生了大面积雾霾现象，更凸显了我国空气环境质量的严重性。 我国土壤污染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据2014年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林地和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10.0％和10.4％，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数的82.8％，重污染企业用地周边土壤点位超标率为36.3％。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在耕地污染方面，环境保护部2010年开展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受污染耕地面积约为0.1亿
，污水灌溉污染耕地面积为216.7万
，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面积为13.3万
，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2012年国土资源部的统计资料也表明，全国耕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自“工业三废”、石油和矿区废弃物等。 2.3 生态系统退化严峻 我国土地退化严重，耕地质量总体偏低，近六成的耕地低于平均等别，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仅为
，与欧美国家相差1～3百分点；生产能力大于15 t·
的优质耕地仅占6％，70％～80％耕地养分不足。 第七次森林资源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森林中，中幼龄林比例依然较大，面积占比为67.2％，而森林蓄积量占比仅为40％；人工林面积和蓄积量比例逐渐增加，而天然林面积和蓄积量比例逐渐降低，森林质量不高。 我国拥有各类草原近4亿
，约占陆地国土总面积的2/5。第2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因草原退化、耕地开垦和建设占用等因素导致草地面积减少1 066.7万
。我国草原90％以上处于退化状态，牧草地产草量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50％；而且，草地鼠害、虫害严重，发生面积呈现逐渐增加趋势(表4)[26－30]。 中国湿地也面临巨大的威胁，在监测的376块重要湿地中，有117块已经或正面临着盲目开垦和改造的威胁，占31％；有98块正面临环境污染的威胁，占26％；有91块正存在生物资源过度利用的威胁，占24％；其他诸如泥沙淤积、水资源利用等也成为重要的威胁因素，分别占8％和7％。
党中央、国务院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及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因此，必须走生态文明的道路，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正如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所强调的“要像控制人口、保护耕地一样，实行最严厉的环境保护制度”。 3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发展方式的转变 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高度统一，资源消耗－经济发展－污染物排放形成一个链条，产业结构不同，消耗的资源量不同，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也不同。在经济发展中，经济活动总量与环境压力呈正相关关系。此外，产业结构中，污染行业越多，资源利用效率就越低，环境压力也越大，胡涛等[31]的相关研究也证实这一链条式反应关系。世界银行的研究也显示，经济发展中资源利用的结构效应对环境的贡献达到70％。可见，环境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发展方式的问题。 3.1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经济发展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实质上是一种用环境换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即“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项线性经济发展过程，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在GDP导向下趋向于过渡工业化，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呈现环境污染加剧、能源消费粗放、供求失衡的多重特征。相关研究也发现，当直接投资大量流入能源密集型行业后，随之引起的是当地环境的极大弱化[32－33]。牛文元等[34]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 2008年我国
排放超过环境容量的115.7％，污水COD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的78.5％[35]。1991—2012年，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显著增加，其中，2012年比2005年增加95.4％(表3)，2012年初冬发生了全国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到2013年冬季仍然存在。 3.2 国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验和案例 传统工业化是人类环境问题的根源。目前，环境较好的发达国家，大多数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随后均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最严格的环保措施与产业转型，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20世纪30、40年代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原生草原植被受到破坏，结果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色风暴。这一生态灾难的根源是发展方式与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失调所致。最初，美国采取的措施是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和风沙治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后来全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最后才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 美国20世纪60～90年代，从侧重于农业发展、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到扶持汽车、航空、电子产业，再到重点支持信息和出口产业，体现了美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连续性特征。大多数欧美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以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表5)[36]。亚洲“四小龙”基本上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37]。这些国家污染物质最终均得到了控制，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治理环境绝不能简单地从末端上治理，一定要从根源上治理，即转变发展方式。面对我国许多地方资源环境都已超过承载力的状况，通过环保投入只能治标，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治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快转轨到一条新路上去，必须加快转变”。因此，党的十七大就已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当前，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与生态承载力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布局和规模，已成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根本之路。 4 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五大建设 如何达到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十七大提出的“四位一体”的生态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达到的目标，而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和路径，前后一脉相承，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也是一致的。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也强调“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先导，社会建设是归宿，生态文明建设是前提”。可见，当赋予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生态尺度以后，将最终实现“五大建设”的协调与融合。“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是指形成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政治建设为保障、文化建设为灵魂、社会建设为根本的现代文明体系，而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前提，也是动力，是渗透在其他各项建设过程中的约束力，从而形成完整的有机整体(图1)。
图1 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五大建设示意 5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无疑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处于全局发展的核心位置。李克强总理曾指出，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破解关键就是技术突破，没有技术的突破，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2007年，周生贤部长关于《积极建设生态文明》讲话中强调“形成科技创新与科学决策机制，组织开展科技攻关，形成国家、地方政府对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等的监控、预警技术体系，带动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创新”。 5.1 科技创新——转变发展方式的决定因素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和根本动力，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通过科技创新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讲，谁曾经发明拥有了通用技术，谁就基本上领先了全球，占领了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科技进步史。从原始文明进入到农业文明，人类社会经历了400万年，由于铁器的发明，进入到农耕时代，形成农业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历经将近1万年的时间，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时代。因此，要从工业文明社会跨越到生态文明社会，与之相匹配的通用技术创新是必不可少的。 从国家发展战略上讲，必须发展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通用技术。工业革命时期经历了3次革命，18世纪英国发明了蒸汽机技术，引发了第1次革命，英国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19世纪中叶，法国发明了内燃机装置，引发了第2次革命，为此，法国得到了短暂的辉煌发展。信息技术的出现引发了第3次工业革命，美国便一路引领世界潮流。因此，下一步谁能拥有适宜、满足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技术，谁就能赢得世界，赢得未来。 当代发达国家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科技创新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改变生产方式。发达国家很早就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生动力，在过去的50年里，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创新，有50％以上经济增量是源于科技的进步。 科技创新水平落后是资源粗放利用、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解决我国资源能源瓶颈、循环利用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节能、减排的直接驱动力，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制度管理等方面的生态化均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力量。利用科技创新，可以形成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的生态化生产方式，指导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建设，从源头和末端上实现防污、治污，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5.2 科技创新的关键问题 5.2.1 注重科技创新投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高强度的投入能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和开发力度，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达国家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都比较大，而且其投入增长速度都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因此，我国急需提升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加大科技开发的投资比例，促进科技创新力度的跨越式发展。其次，科技创新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柱。我国的科技创新中，应在政府、企业、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之间形成横向联系，使之成为科技创新的源泉动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促使高新技术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5.2.2 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和低碳技术 目前普遍认为，引领下一个新浪潮的通用技术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和低碳技术，这些技术本质上可以解决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物质的形成，也是摆脱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这些技术中，无论哪个技术，都具备2个特点：能够推动经济的转型，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够破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5.2.3 发展与通用技术相适应的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和核心产业形式。发展生态经济，关键是要发展科技，实施科技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以新能源为主导的与生态经济相匹配的通用技术。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生态经济体系的建立必须依靠通用技术的突破，具体而言，就是在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领域加大技术革新与应用。 6 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制度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无论是环境保护、技术创新还是发展方式的转变，都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障。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宜的机制、体制，即生态制度体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或取得突破： 首先，要改革政绩评价体系，重新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考核制度，纠正我国以往政绩考核过于偏重经济指标，忽略生态环境、能源消耗因素的做法，建议重视生态资产的变化，引入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评估机制。 二是建立健全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开发管理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保障制度，全面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使我国国土空间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基本格局，以此建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框架。划定“生态红线”，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用地保护制度，全面实行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的环境资源管理制度。 三是基于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对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及生态产品予以补偿，对矿产资源开发区域加收生态税费，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付出开发代价的区域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持力度，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生态补偿机制。 四是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生态制度，使市场经济机制成为生态环境制度的基础，发挥市场对资源供需的调节作用，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减少污染排放，使市场价格能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形成环境成本、收益、自然资产和环保支出一体化的高效格局。 五是健全和创新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管理制度。应使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基本宪法保障，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生态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生态经济制度，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保障制度，公民环境污染申诉赔偿等公民参与制度，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制度，引导人民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增强全民生态、环保意识，转变生活、消费方式，同时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监督机制。 最后需强调的是，与生态建设相比，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更为广泛，更具发展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既包括生态建设，又包括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的是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的跨越。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比生态建设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14－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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