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惯性和改革的开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惯性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6)02-100-(12) 作为冷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中苏分裂不仅震动了冷战国际体系，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崩离析。中苏两大党在理论路线上的分歧，实质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面临不同国内外形势的党对于自身发展道路和国际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存在着差异。然而中苏两党的互不退让，使得原本已经调和的观点走向极端，既造成了国际共运中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混乱，又使他们不得不在中苏之间做出抉择。向来紧随苏共步伐的法国共产党，虽然在中苏论战中站在了苏联一方，但由于曾深受斯大林的影响，法共中央实际上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而偏向中共对于斯大林的评价。因此关于法共对于中苏分歧的真实态度其实是值得探讨的，但是目前的研究并不多。①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法共在中苏论战中的真实态度，来了解其内部思想上的惯性和对改革需求的出现，以便了解从苏共二十大到中苏分裂，即国际共运处于重大变革的阶段，像法共这样的西欧共产党是如何应对变化和危机的。 一、苏共二十大后法共的困境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要求对斯大林时代的路线做出全面调整。为了彻底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还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震动。各国共产党中都有不少在斯大林时期被培养起来的领导干部，而对斯大林的绝对拥护也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去斯大林化不仅是要他们抛弃已固化的思想观念，还要削弱他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因此，对于这些斯大林主义者来说，追随苏联的指示行事是他们的一贯准则，至少是明面上必须做出路线的调整，然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愿意进行去斯大林化，希望维持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法国共产党历来与苏联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其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是由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培养起来的。他以斯大林为楷模，利用“阶级斗争”路线反对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流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异端(托派)，并清洗了法共党内传统的社会主义或工会主义流派，最终使法共布尔什维克化，机构组织迅速向斯大林的极权体制靠拢。他对斯大林的无条件支持使他年仅30岁时就成为法共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法共受到了莫斯科的完全控制，贯彻了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②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班子的一些政策中已出现去斯大林化的倾向，法共内部也有一些领导干部试图做出改变，例如负责和平运动事务的卡萨诺瓦。③然而，总书记多列士和党内二号人物杜克洛以及大部分中央委员则坚持斯大林时期的教义。在1954年法共十三大会议上，多列士发表内部讲话，指责党内出现机会主义思想，低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高估了反对派，犯了错误。他引用斯大林的话，强调要在遵守党内铁的纪律的前提下进行思想斗争。④甚至在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同一天，多列士还在《人道报》上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正在准备新的战争”。⑤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法共需要在路线上跟随苏联改弦易辙，然而在思想观念上却无法立即转变，中央领导层的那些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与新近提拔的年轻干部及部分知识分子党员之间也存在冲突，再加上秘密报告泄露后遭到国内反共势力的攻击，这使得法共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 首先，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号召党内民主。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根据此指示，要求党内迅速做出改变：不能再将法共称为“多列士的党”；不能过多引用领导人的讲话；要加强集体领导，扩大决策层，采取互相监督和互相批评的政策，等等。⑥随后，法共在其十四大会议上也提拔了一些年轻干部。然而，从实质来看，多列士及其亲信对于民主化是抵制的，对那些提出机制改革和充满批判精神的年轻干部进行了打压。6月19日，在十四大筹备会议上，法共中央一致决定谴责提出改革计划的尚特龙和另外两名党代表。他们告知尚特龙：“作为党员，你有权利持你的观点，但是作为干部，你应该维护党的政策。”⑦ 其次，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路线以及“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的论断，法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毕竟经受过两次世界大战重创的法国民众对和平极为渴求。事实上，“和平共处”及“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也早已有之，但是冷战开启后，这些口号基本上是流于形式。在实际的宣传和斗争工作中，法共同其他共产党一样，将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列为破坏世界和平的罪魁祸首，而社会主义阵营则联合广大世界人民共同为保卫世界和平作斗争。这其实是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进行两大阵营的对抗。而直至1955年末，多列士还在宣扬列宁主义的正统观点，即“在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阶段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其目的是为求重新瓜分世界。”⑧因而，尽管法共中央开始要求实行“和平共处”路线，但是许多党员包括中央领导人的自身思想还一时转不过弯来，无法从反对美国即是保卫和平的观念一下子转到与美国和平往来的态度上。 再者，苏共二十大还提出了采用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对于法共来说，议会道路已基本被认为是唯一可能成功的路线。自盟军协助戴高乐解放法国后，法国实际上已不存在革命的可能性。1944年秋，多列士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带领法共放弃武装、加入政府，并通过议会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冷战开始后，法共很快被排挤出了政府，重新开启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使得一些中下层党员(尤其是抵抗运动中的战士)又想起暴力抗争的手段。不过，法共中央仍积极备战地区和全国的各项选举工作。随着法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提高，法共的阶级斗争路线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吸引选民的注意。法共认识到无法单靠自身力量获得成功，需要与社会党等左翼政党进行联合，重组“人民阵线”。1956年初的议会选举中，法共便试图与社会党进行合作，支持社会党领袖摩勒担任部长议会主席(即总理)。但是社会党及其他左翼政党对于与法共联合并不积极。之后，秘密报告的泄露以及苏联出兵匈牙利等事件，引发了法国国内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对于法共的批判、打压和排挤。尤其是11月7日，正值法共庆祝十月革命的日子，许多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反对苏联出兵的法共知识分子党员一同上街进行游行，反对苏联和法共中央。一些极右分子还趁反共示威游行之际，冲击和破坏了法共中央委员会和《人道报》所在地。这使得法共同其他政党“阶级斗争”的情绪又加深了，与社会党的联合从主观和客观上都困难重重。 最后，法共中央面临最为严重的困难是，应该如何面对秘密报告的泄露。5月10日法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多列士不得不承认了斯大林所犯下的重大错误，但他并不认同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方式：“我认为这种批判方式存在问题，我们的代表团当时就对赫鲁晓夫同志持保留意见。我现在对各位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说，这个方法是要批评的……之所以说方式错了并非指责苏联批评了斯大林，而是因为采取这样的做法使得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我以我们党的名义质问赫鲁晓夫：为什么在你们公开的报告和各位同志的讲话中，特别是你的秘密报告中，没提到什么积极面，只强调了消极面?”⑨尽管多列士对赫鲁晓夫表示厌恶，但是却不能不支持这位苏共领导人，并需要替苏联开脱，无条件地维护苏联的荣誉。由于秘密报告在党内引发很大震动，不少党员对于斯大林的“罪行”深感震惊，要求法共中央给予解释。 可以看到，法共在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困境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过于猛烈，而大部分的党员包括领导人在思想上都无法立即转变。向来紧随苏联的法共在实际上抵制了去斯大林化。6月22日，法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向苏共施加压力，要求缓解目前的局势。⑩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法共代表团表达了不希望再激化局势的意见，抱怨秘密报告的泄密使法共“处于难以维持的局面”。(11)各方压力之下，赫鲁晓夫做出退步。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并于7月2日在《真理报》上发表。这表明了赫鲁晓夫在去斯大林化问题上做出了退让。 二、法共同中共的接近 对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号召党内民主的政策，中共中央一开始是认同的，中共八大也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然而，随着国际共运内部的思想混乱，以及波匈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很快认识到不能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国内政策也很快发生转变。(12)从1956年4月起，中共中央发表了多篇理论性文章，帮助苏联缓解当前困境。对于多列士等人来说，这无疑是及时雨。 在5月的法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多列士借用中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指出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历史造成的，强调斯大林时期尽管有过错，但总路线是正确的。(13)法共联络人马尼安向中国表示感激，强调中共的文章给法共的内部讨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4) 波匈事件发生后，多列士及杜克洛等人在谴责波兰和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时，还特别提到中共对斯大林和波匈事件的态度，强调了毛泽东的看法与法共中央是一致的。(15)中共12月29日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成为法共的理论支柱。法共《人道报》将此篇文章进行转载，强调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比起教条主义来，修正主义更危险，(16)借此把批判矛头转向修正主义。 除了从中共这里获得理论支持外，中国展现出来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也有利于破除秘密报告后法共党员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不美好印象。中共八大召开，法共中央派出了政治局委员杜克洛和居约为代表参加中共八大，并由法共报刊配合做积极宣传，给予了仅次于苏共二十大的报道量。杜克洛和居约回巴黎后还专门召开了两次会议介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宣传中共八大的理论纲领。(17)法共中央还将八大的主要文件译成法文出版，并在中央及地方党校对党员进行理论教育。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共与中共的党际关系开始加深。法共对外联络部负责中国事务的马尼安定期到瑞士伯尔尼会见中国大使馆官员，交换两党和两国的信息情况。他向中方抱怨法共在党内外遭遇的困难：在党外反共活动中，“社会党最活跃，企图分化工人运动，孤立共产党，拒绝和法共建立统一战线。”社会党还宣称：“法共现改变政策，主张议会斗争这一方针与社会党是一致的，因此，不是要建立统一战线而是法共应转入社会党。”而在党内，法共中央的威信下降并受到了知识分子党员的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包括部分党员知识分子在内，则利用反对个人崇拜等来反对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党的路线，尤其严重的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要求修改党的政策，要求修改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工作原则以及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企图以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18)中方对此提供了建议，并将有关的理论文章转送给法共。 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他对中共的观点表示完全支持，同意在有关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必须指出两种可能性，除和平过渡外，传统的革命道路也不该放弃。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以及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统一，以苏联为核心等问题，多列士也赞同毛泽东的观点。(19) 在这种共识下，法共对新中国的宣传报道越来越多。从1958年起，法共的报刊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密集的介绍。事实上，随着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声望和地位的提升，与苏共之间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1958年秋天，一直同莫斯科保持紧密联系的多列士其实已经感觉到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但是他和杜洛克等人对于毛泽东持有好感，并未与中共保持距离。又因为在此阶段，重新上台的戴高乐采取了新的选举法，导致法共的议会席位大为减少，引发法共对戴高乐政权的猛烈批判。而苏联对戴高乐则采取缓和态度，引发了法共的不满。相对来说，虽然毛泽东也有让戴高乐上台以促进法美关系恶化的想法，但是到第五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法共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后，中国对于戴高乐的批判则不断加大。(20)这种情况下，当苏联对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采取沉默的时候，(21)向来跟随苏共步伐的法共，却大力赞扬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10月28日，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巴黎进行公开讲话，称赞中国的“大跃进”：“如果说1957年是人造卫星年，1958年就是中国农业生产高涨年，这是世界发展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大的进步。”(22)1958年10月号的《新民主》月刊在介绍中国大跃进的文章的按语中说：“公社在扩大农业生产手段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是一个惊人的进步”，“而这个转变已经预示出未来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面貌”。另有12月20日的《人道报》以《人民公社可以使得中国在长时期的发展后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标题刊登了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摘要，介绍了关于人民公社的意义。(23) 三、法共政策的变与不变和对中苏分歧的表态 1959年下半年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出现了一些转变。这与苏联明确采取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有关。当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访问后，在11月初的法共中央委员会上，刚刚访问莫斯科归来的多列士批评了巴黎的共产党代表没有参加欢迎艾森豪威尔访法的招待会。(24)另外，原本法共政治局9月17日的公报以及多列士27日的演说都对9月16日戴高乐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声明持否定态度。当时，多列士说：“戴高乐最近发表的声明使我们更远离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自决的诺言只是一个政治伎俩”。(25)然而11月3日法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多列士则表示之前政治局对戴高乐声明的评价是错误的，应该肯定这是戴高乐“第一次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拥有自决权。由此可见，至少在字面上承认了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承认了应该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26) 很明显，法共政策的变化是受到了苏联的施压。但另一方面也与法共党内支持赫鲁晓夫的势力上升有关。这可以从1959年春在对于法共十五大纲领草案的讨论中看出。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卡萨诺瓦等人制定的草案起初只强调了议会路线，结果受到持正统阶级斗争观念的党员们的反对。5月13日《人道报》发表了一位党员的观点：“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不能放弃暴力路线。”(27)之后，亨利·马丁支部也提出，有必要对纲领草案进行补充，认为“中国经验告之人们，不能放弃暴力道路，只提和平路线会搞乱进程，资产阶级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暴力，不会自觉地让出位置。”(28)最后，经过调和，十五大纲领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是：“根据各国人民的特点和民族传统，根据历史条件和国际规模上阶级力量的对比，过渡的形式可以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但随即又强调，“法国共产党丝毫没有放弃通过和平途径，包括利用民主议会制度，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希望。”(29)可以发现，卡萨诺瓦等人的观点占了上风。 虽然法共中央的政策出现变化，但是当中苏分歧还未公开化的时候，法共是采取两不得罪、规避中苏矛盾的态度。1959年10月初，中苏领导人在中国国庆招待会上发生的争吵，让在场的各党领导人意识到了两大党之间的严重分歧。率法共代表团来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庆典的副总书记罗歇也注意到了这点。当他回到巴黎做报告时，却仍然强调了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非凡成就。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罗歇指出：“建设人民公社的初期，出现了一些错误，例如在分配上过于平等，产生浪费。”不过，他接下去又说：“这些错误如今已经改正或正在改正。”(30) 另外，1960年2月法共《经济与政治》杂志的特刊对于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专题报道，且对于中国经济介绍的篇幅与介绍苏联经济的篇幅一样多。(31)4月13日《新法兰西》也提到了中国人民公社的成功。2月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多列士还借用了毛泽东“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理论来解释法国目前的斗争问题。(32)不过，对于中共在4月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法共报刊则只字未提。 当6月中苏矛盾正式公开后，法共同其他各国共产党一样，都不得不对中苏两大党的路线政策分歧做出明确表态了。北京世界工联理事会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法共中央召开了特别会议讨论中苏分歧。卡萨诺瓦率先指责了中共的极端主义态度，批评中共领导人对核武器的错误认识。而杜克洛虽指出了中共与其他共产党的分歧，但表示应该劝说中共改正错误、共同抵抗帝国主义者。很明显，杜克洛对中共的指责口气委婉，而且强调的是国际共运的团结和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最后，多列士发表讲话，首先解释了中国面临的局势与法国不同：美军在台湾、南朝鲜和南越都有军事基地，中国也没有被联合国接纳。他又指出中共的组织构成与法共等欧洲共产党也不同，中共党员大部分是由农民组成的，工人力量比较弱。看得出，多列士是试图解释中共与苏共分歧的由来，指出中共情况的特殊性。最后他表示，应该在遵守共同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分歧。(33)会议后，法共中央将决议发给中共，对中共在目前时代特征、战争及革命、世界和平等问题上的观点，遗憾地表示了不满，希望中共能改变态度，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34)可以看到，此时虽然法共在中苏分歧中站到了苏共一边，但是对于中共的态度还是温和的。 然而，到了1960年底的81国共产党会议上，多列士在内部会议上对中共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批评，认为中共进行了宗派主义活动，反对中国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也不赞同中国对地区革命的支持。(35)为什么多列士的态度有这么明显的改变? 对于法共等兄弟党来说，并不希望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严重分歧，这只会削弱共产党世界的力量，因此出于国际主义责任感，多列士认为法共有义务规劝中共与苏共保持团结一致。但为何是劝说中共而不是苏共?正如会议期间多列士给法共秘书处的来信中所指示：“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不是感情问题或是形式问题，而是原则问题，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这是基石。”(36)由此可见，尽管多列士在情感上不喜欢赫鲁晓夫，但是对他们来说，奉行苏共的指令和维护苏联利益就是遵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是法共中央的一种思维惯性。这一点，是他们在中苏分裂中支持苏共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多列士支持赫鲁晓夫还有别的原因。尽管法共中央反对去斯大林化，但是国际形势毕竟已经发生改变，法共所面临的国内外问题与中共又有所不同。从法共的多篇文章和领导人讲话中可以看出，对于中共理论的异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由于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同，法共支持裁减核武器。除了担心核武器危害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面对戴高乐政府积极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法共希望通过和平、裁军、核控制等口号能使法共在民众中获得道义支持；二是议会道路问题。法共虽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他们早已放弃武装夺权的想法，主张以罢工斗争和议会斗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可能会赞同中共的暴力革命路线。 最后，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此时法共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1960年5月，卡萨诺瓦在莫斯科被授予了列宁和平奖，赫鲁晓夫对他表示了公开的赞扬和支持，而这种荣誉原本只会授予多列士。(37)这让法共总书记感到，要维护自己在法共的领导地位，只能靠拥护苏联的政策才能换取赫鲁晓夫对其的支持。到了年底，多列士开始着手对卡萨诺瓦等人进行批判，决定靠批评中共来换取苏联的支持。当时法国国内也有报刊文章认为，法共党内分歧的公开化是莫斯科会议的结果，“因为莫斯科会议上多列士公开支持苏共，从而得到苏共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他才敢与塞、卡进行斗争”。(38) 对于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最终达成的共同声明，法共中央表示满意和振奋，认为法共在维护国际共运团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9)之后，中苏关系有所缓和，法共将全副精力用于批判党内外的修正主义，重新又回复到先前对于戴高乐政权的批判上。 1961年5月法共十六大会议谴责了塞尔文-卡萨诺瓦的机会主义路线，指出他们的主要错误在于对戴高乐政权性质的分析，“这就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把工人阶级及其事实上的同盟者的力量估计过低的倾向，因而也就是在敌人的压力下退却、脱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走向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路线的倾向。”(40)在国际共运问题上，法共主要批判的对象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路线，而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教条主义路线。 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矛盾再次显现。法共开始对中国的理论宣传进行防范。1961年12月5日法共秘书处决议：“不接受关于散发《人民中国》杂志的提议。对于《中国》杂志，也不再散发，但是可以买一百份左右。对中国书籍，则不能发售违背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内容的书。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需要在组织售卖前审核其中的内容。”(41) 不过此时，法共的主要精力仍是批判意共。1962年5月8日，法共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对于我们党，机会主义仍是主要危险。”(42) 可以看到，在多列士等法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教条主义路线并没有意共的改革路线对法共威胁大。不过，虽然法共清除了塞尔文-卡萨诺瓦一派，但是党内仍有不少知识分子党员和年轻党员试图学习意大利共产党，对法共党内和国际共运进行民主化改革。在法共内部变与不变势力斗争的情况下，迎来了中苏论战的高潮。 四、法共积极参与中苏论战 1962年下半年，随着中苏边界摩擦、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中苏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放弃对修正主义的批判。(43)中共决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力展开对修正主义的攻击。1962年年底，中共代表团在五个欧洲兄弟党会议上与苏共展开大论战。同时，为了配合在兄弟党会议上所遭的诘难，中共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多篇社论，与苏共以及苏共的支持者们展开论战。 在这种形势下，法共中央开始积极配合苏共反击中共。1962年年底，法共政治局决定调整工作和斗争的重心：“要继续关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但是当前阶段，教条主义是国际共运中的主要危险。”政治局还要求参加兄弟党会议的法共代表团成员与中共党员接触时要警惕，审核与其他党双边会谈时的内容和会上发表的专题讲话等。(44) 1963年初的法共政治局会议指出，“不是苏共二十二大，而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首先公开国际共运中的分歧；中共也有责任，特别是在1960年4月大规模散发了《列宁主义万岁》一文”。(45)中共对于法共将分裂罪名归咎于中共与阿劳动党表示不满，决定对法共进行反击。1963年2月27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回击了法共的指责，批评法共在处理党际关系原则上出现问题，将苏共的观点看成国际共运的共同路线，并强行要求别的兄弟党必须遵守。该社论还指出法共跟随苏联的指挥棒转，而不敢公布中共方面的文章和材料。(46)这篇社论引发了法共中央的怒火，决定派出罗歇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苏联一起讨论如何解决当前国际共运中的问题。(47) 不过，法共代表团在向苏共中央汇报工作时，除批评中共的路线外，还细数了意共的错误，甚至对后者批判的用时更长。对此，苏共批评了法共不团结意共，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主要问题是中国问题，法共不应该再分散精力去批评意共。(48) 在苏共的指责下，虽然法共仍认为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错误的，但是之后发表的文章都将主要炮火对准了中共，并越来越猛烈。经过党内会议和宣传报刊对中共观点的不断批驳，这实际上使得法共内部的改革力量所受的压力减少，党内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路线的认同不断增加。 另外，法共中央开始意识到中共对法共左派力量的拉拢。(49)虽然法共的亲华左派多为中下层干部和基层党员，所造成的内部影响并不大，但仍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1963年5月法共中央委员会谴责了中共对法共所从事的分裂活动，认为这干涉了兄弟党的党内事务，还对法共所领导的一些群众组织(如法中友好协会、共产主义学生组织)造成了分裂。(50)从1964年起，法共逐步通过清除党内的亲华派来破除中国的影响力。 在与中共路线的斗争中，法共除按照苏联指令行事外，还主动采取了一些行动。例如法共试图联合一些兄弟党共同对中共施压。1964年春天，法共代表团访问越南，想向河内灌输苏联的政策观点。越南劳动党中央认为，“法共代表团这次到越南来，显然是有阴谋的。他们可能企图利用越南对法共的传统情谊和亲切感情，代替赫鲁晓夫说服越南。法共是为苏联服务，试图利用与越南共产党的传统关系劝说越南领导人。”(51) 此外，法共号召举行新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反对意共所提出的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1964年2月，法共对外政策处负责人居约对意共负责人说：“鉴于中共领导人的分裂行为，法共决定，在当前形势下不能提议召开地区会议，因为这会给他们提供搞分裂的借口。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共领导人想将世界按大陆或按与其亲善关系来划分不同的区域。毫无疑问，这将侵害国际工运和共运的团结一致。”(52)之后，法共政治局多次发表决议，强调要通过国际会议迫使中共回到国际共运团结一致的道路上来：“法共赞成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将中共领导人‘逐出教派’，而是要通过讨论，克服当前的分歧，使兄弟党能在互相尊重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目的。但是会议并不是要讨论每个党的自主性，而是必须强调国际共运和工运的团结一致。”(53) 面对法共如此积极的批评和逼迫，中共方面认为，在支持苏共的西欧各党中：“法共最坏，仰承苏修鼻息，疯狂攻击我党，力主召开分裂大会”，“充当苏修的急先锋，积极支持召开这种‘谴责中共’的大会。”(54) 法共在中苏论战期间的这种积极态度，固然一方面是受到苏联压力的影响，(55)但更主要的是，法共自身希望能为维护苏联威望和国际共运的团结一致作出贡献，并将此视为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 不过，待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去世后，接班的罗歇是一位温和派改革者，对于国际共运事务并不如其前辈那样关注。再加上赫鲁晓夫的下台，以及中共拒绝参加新的国际共产党大会，法共中央从1965年起对于中苏分裂的关注力度开始减少。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法共又展开过一轮对中国文革的批判。但之后，法共中央于1970-1971年之际试图恢复与中共的关系：在中国国庆21周年之际，《人道报》发表了庆祝文章；中共建党50周年，法共中央也发表了贺信。(56)不过，一直到70年代末，中法两党才真正恢复往来。 五、结论：改革的开启——中苏分裂对法共的影响 从苏共二十大到中苏分裂，国际共运经历了混乱、团结、再到分裂的过程，各国共产党都不得不面对出现的意识形态危机和对旧有体制的挑战。赫鲁晓夫的新方针，实质上是既要消除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和对外政策方面，又要继承斯大林时代的部分遗产，主要是维护苏联自二战以来的势力范围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权威和领导地位，要求各国共产党坚守团结一致的原则。因此，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是不彻底的，更激起了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分化和矛盾：保守派反对改革，但坚决追随苏联的领导；改革派则拥护新的方针，但强化了自身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主意识。法共内部的斗争就体现出这一点。总书记多列士和法共中央大部分的老干部，抵制去斯大林化，却坚持履行其国际主义责任，维护苏联的政策和领导，号召国际共运保持团结一致；而一些年轻的干部则支持改革，不仅要求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还要削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认为法共关注的重心应该是法国及欧洲的事务，而非苏联的利益和国际共运的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苏大论战的发生，对于法共党内思想及政策的改变产生很大影响。法共表面的态度——支持苏联和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一致，固然反映出法共中央的一种思维惯性，但因为要与教条主义作斗争，党内的改革力量实际得到了加强，帮助法共开启了改革之路。 首先，中苏论战加剧了法共内部意识形态的斗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法共正值新旧两派较量之时，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去斯大林化、意大利共产党所提的“多中心论”等观点对一些知识分子党员和青年党员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要求对党内体制进行改革。中苏论战开始后，中共的理论路线又吸引了部分党内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些持正统思想的老共产党员。这种情况下，本来法共中央的工作重点是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但在内外压力下开始将驳斥中共的教条主义理论为主要任务，这侧面给了改革派发展的生机。那些支持正统马列主义观点、反对去斯大林化、认为法共不应该丢掉斗争武器的老党员，以及反殖民主义、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积极分子都逐渐被冠以亲华派的身份逐出了法共。这样法共党内的保守势力被大大清洗了。 其次，由于法共积极参与中苏论战，一些理论在宣传中得到不断加强，例如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路线就被得到鼓励和强化。法共中央重新兴起与社会党联合参选的意愿，改善与社会党关系，并从法共十七大起正式与社会党结盟，力图重建人民阵线。因为法共重新关注国内民生问题，又大力宣传和平共处及裁减核武器的主张，使法共在民众中的形象得到改善。从1962-1964年，新入党的党员数量一下子增加了3万多，改变了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后数量下跌的趋势，党员数恢复到了1954年的水平。(57) 再者，中苏分裂促进了法共自主意识的萌发，使法共对苏共开始产生离心力。中苏论战导致苏共在国际共运中威信被削弱，法共对于苏共处理国际共运危机的手段有所不满，1965年2月，法共中央对外关系部负责人居约写信给苏斯洛夫，表达了对苏共单独起草的有关国际共运的文件不满意，希望苏共做改动。(58)中共不再参加国际共产党会议后，法共对于苏联的团结能力更感失望。这种情况下，法共的自主意识萌发。1965年法共支持密特朗为左派共同的总统选举候选人。(59)而苏联则赞赏戴高乐的对外政策，希望法共能够在选举中支持戴高乐。在莫斯科看来，国家关系优先于党际关系，只能让法共牺牲些利益来促进法苏两国的缓和。(60)但是，法共无视了苏联的暗示，仍对密特朗表示支持。(61)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中苏分歧导致国际共运破裂后，失望下的法共将目光转向了欧洲事务。1965年之前，法共对于组织地区性共产党会议不怎么感兴趣，认为会给中共借口按大洲或地区开会议。(62)1965年3月1日，在26国共产党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召开前，法共中央要求在筹备会议中不接受双边或多边会晤的形式。(63)但是中共、阿尔巴尼亚党、越南劳动党等都没有参加会议，致使国际共运在事实上已经破裂。筹备会议结束后，法共中央的态度就出现转变，认为与兄弟党进行双边和多边会晤对一些问题的讨论起到有益作用，并决定提议召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以讨论核武器问题和欧洲事务问题。(64)中苏论战期间，苏共希望法共团结意共，因此法共对于意共路线的批评减少了。待到多列士去世后，法共开始加强与意共的合作。新总书记罗歇支持党内改革，加大民主化建设。在转向支持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对意共的“多中心论”逐渐产生共识，开始强调每个党的自主性。 总之，经过中苏论战的洗礼及国际共运的破裂后，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国际主义方面，开始注意各个党的自主性，不再排斥地区性共产党大会，加大了对欧洲自身事务的关注度，不再完全听命于苏共了。党内事务上，罗歇等人开启了去斯大林化改革，扩大党内民主，提拔了新的干部。国内政治方面，法共与社会党的政策逐步接近，成为一个守规则并遵从法国政治体制的党。当然，因受到党内仍存在的惯性思维的影响，这些改变还不明显，但已为70年代法共理论路线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国内对于法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70年代起法共关于理论道路的探索。但是对于中苏分裂时期法共所面临的理论思想困境却未见介绍，而这与之后法共的改革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国外学术界专门涉及法共与中苏分裂这一主题的也不多。主要有196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Fran?ois Fejt?,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risi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Cambridge,Mass.,London:MIT Press,1967.以及法文的法共史专著：Philippe Robrieux,Histoire intérieure du Parti Communiste,vol.II,Paris:Fayard,1981.这两位作者作为同时代的亲历者，对于法共在此阶段在理论上的迷茫、困境，以及法共内部政治斗争都有比较清楚的介绍。但欧美学者的关注点大多落于法共与苏共的关系，对于法共与中共关系的研究则很少。 ②有关法共布尔什维克化和多列士个人权威的树立可以参见：Annie Kriegel,“Bureaucratie,culte de la personnalité etcharisme.Le cas
标签：斯大林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赫鲁晓夫改革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