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性别权力模型探析及其代码化尝试
——以晚清帝后“寡母独子”家庭为例
◎孙巍溥
（六盘水师范学院 贵州 六盘水 553004）
【摘 要】 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亲政皆因否定了慈禧太后执政的合法性，而被慈禧太后所否定。传统研究往往将之简单地归结为权力贪求，从而忽视了其背后隐含着的“寡母独子”家庭性别权力关系。晚清时期慈禧太后“母后主政”的特点，同样也给小朝廷时期的母子权力关系赋予了深深的性别意涵。相对隆裕太后和之后的瑾妃而言，溥仪是她们的过继独子，因此晚清宫廷母子权力关系虽然在形式上从一对二（慈禧太后对同光二帝）变成了二对一（隆裕太后和瑾妃对溥仪），但其家庭性别权力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慈禧太后对儿子尚且如此疑惧和提防，更何况对血缘关系进一步疏离的儿媳了。当下部分中年丧偶独生子女家庭中出现的“恶婆婆”现象，几乎就是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光绪珍妃他他拉氏日常宫廷生活的翻版。
【关键词】 清末宫廷 “寡母独子”家庭 性别权力 C语言代码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作为清王朝统治核心的紫禁城，也开始了走向衰亡的历程。晚清时代是中国新旧交汇、中西杂处的时代，作为帝宫的紫禁城也被这个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虽然故宫学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并且研究思想上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转变。但比较而言，清代宫廷史研究明显弱于明代宫廷史研究，而晚清宫廷史研究又是清代宫廷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并且，以往关于晚清故宫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建筑学和博物馆学领域，少有属于人物关系史范畴的探讨。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史和性别史的相继勃兴，社会性别史研究逐渐成为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和解析方法。时至今日，社会性别史研究在国内已渐趋成熟，但以此视角审视晚清宫廷人物关系的相关尝试寥寥无几，实属憾事。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档案、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托，从社会性别史视角审视在晚清、小朝廷和部分现代相似家庭中不断重演的“寡母独子”家庭性别权力关系，以此“古为今用”，想是不无裨益的。
一、“寡母独子”家庭性别权力模型
在帝师翁同龢的历史语境中，13岁的同治帝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皇帝所需要的见识和文笔。如前者在其1869年三月初八日的日记中，就盛赞后者：
上从容挥洒，论曰：“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写毕不过四刻，诸臣窃喜忭，是真初见云章第一篇矣[1]。
第三天，姑父给玉敏找了个律师。姑妈在电话里说，律师姓杨，五十来岁。听你姑父说，杨律师在凌州很有名的。小虫向姑妈要杨律师的电话，姑妈在电话那头说我找找。窸窸窣窣了一会，大概没找到，姑妈说哎哟哟，律师的电话号码被我撂在家里茶几上了。我现在在打麻将，走不开，你晚上过来拿吧。姑妈是全职太太，天天以麻将为生，姑妈玩起麻将来，比小虫抽烟喝酒瘾大多了。小虫说好吧，就挂了电话。
无独有偶，同年十一月初八日，后者的另一篇命题作文同样得到了前者的大加赞赏：
（上）作论颇速而有意致，题为“矢鱼于棠”，起言巡守田猎皆以省民风共祭祀为亟，皆足达其见，余一人侍旁，转觉沉静，构思有绪也，未正退[1]。
无人机作为面向自然灾害的应急物联网的空中接口，可以有效地解决应急物联网应用中大规模移动异构物联网设备能量受限条件下的远距离通信问题[2].无人机可移动到大规模移动物联网设备上方，获取移动物联网设备的数据，为超出直接通信范围的移动物联网设备提供交换信息的可能.在这样的大规模移动异构物联网中，无人机作为数据采集器，形成了网络的中间层[3].为了提高网络的生存周期，实现绿色物联网，在保证可靠高效通信的前提下，网络的节能策略值得研究.基于无人机的无线网络相关研究如表1所示.
然而，自1870年起，随着同治帝亲政脚步的临近，此时的慈禧太后虽然不愿交出手中的权力，但是有违祖制所承受的舆论压力，逼迫她必须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此后的慈禧太后突然对同治帝的学习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频繁地对同治帝进行否定，导致此后的同治帝表现得如同呆儿：
正月二十五日，“看折时精神极散，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
消毒是一种控制病菌、寄生虫繁殖和传播的有效手段，也是当前养殖户保证养殖场内卫生环境的最有效、最简洁手段。鸡舍可以用生石灰来进行吸湿和杀菌，进出鸡舍的工作人员需要用紫外灯将衣物和随身物品进行消毒，方可进入鸡舍，避免携带病菌、寄生虫进入肉鸡活动范围，除此之外，肉鸡养殖场应当控制外来人员的进出，如有必要也要进行彻底的消毒后方可。肉鸡养殖场门口和鸡舍门口应当设置消毒池，对往返运送肉鸡或饲料的车辆进行彻底消毒，最大程度上避免病菌在肉鸡养殖场范围内的传播。
二月二十日，“晨读极涩，总振不起，不过对付时刻而已。”
在创建原料基地的环节，科研机构要按照国内农业资源发展优势努力开发适合速冻和“玻璃态”温度大的新品种，研究风味特殊、品质优良和附加值大的蔬菜种类，将零散栽种的地区性特产研发成大范围的商品化生产，且培育成出口产品；或引入国外先进的优良品种和科学技术，通过“本土化”培植形成新品种，以迎合出口要求。
七月二十四日，“精神不聚，读熟书不顺。”
九月二十六日，“两宫又论功课，极言上未能用心，昨令读折不成句，又讲《左传》则不了了，若常如此，岂不可虑！”[1]
同伴互评是指“学生对同伴的写作进行阅读、批评和提供反馈的协同活动； 通过互相的支架策略，既确保了文本的即时改进，又逐步地增强了写作能力”[4]321-322。 可见，同伴反馈仅仅是同伴互评的一部分，同伴互评还包括阅读和批评写作文本。
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翁同龢在日记中用隐晦的笔调进行了解释和控诉：
正念禅修指个体有意识地将专注力聚焦于体验自身的思想、情感及感官上，且采取觉知、接纳和非批判态度来品会当下体验的一种训练方法。已有研究证实，正念禅修具有医疗辅助(譬如，对于乳腺癌、艾滋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干预)和心理治疗(如有效克服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等心理障碍)的双重作用[22]。
正如牛顿对彗星问题的解释可以推广到所有天体一样，作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想化模型，“寡母独子-婆媳矛盾”家庭性别权力关系模型在当下部分中年丧偶独生子女家庭中同样有所重演：
慈禧太后如此不遗余力地否定和打击同治帝，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辛酉政变成功后，前者曾以后者的名义给出“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2]的亲政条件。因此只有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建构出一个不具备管理国家能力的同治帝，慈禧太后才有理由继续垂帘听政下去。
1889年，光绪帝也到了亲政年龄。然而按照计划本该搬赴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太后，“不到三四天工夫，老佛爷的口风又变了，她很巧妙地随手抓到了一个理由，推说因为便利照料光绪的私生活起见，她暂时不能立刻离开大内，她老人家既然这样说，谁还好催她动身。不久她又亲自告诉光绪，在她没有上颐和园去之前，每天下了早朝，应该立刻就到她那里去把朝上的情形完全告诉她。至于他所处理的朝政，也不宜决定得太快，必须于事先跟她老人家商议一番，免得发生什么错误”[3]。
总之，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亲政皆因否定了慈禧太后执政的合法性，而被慈禧太后所否定。传统研究往往将之简单地归结为权力贪求，从而忽视了其背后隐含着的“寡母独子”家庭性别权力模型。该模型可经验化表述为，由于同治帝是慈禧太后的独子，光绪帝过继入宫后慈禧太后也并未再过继其他子嗣，因此作为“孤儿”的同治帝和光绪帝是作为“寡母”的慈禧太后安度晚年的唯一赌注。一旦两帝掌控实权后对其不孝，那么等待她的只有晚景凄凉。故而，慈禧太后总是不遗余力地推迟放权时间，尽可能地将心中的这份隐忧消弭于无形。
二、“寡母独子”家庭性别权力关系模型
晚清时期慈禧太后“母后主政”的特点，同样也给小朝廷时期的母子权力关系赋予了深刻的性别意涵。相对隆裕太后和之后的瑾妃而言，溥仪是她们的过继独子，因此晚清宫廷母子权力关系虽然在形式上从一对二（慈禧太后对同光二帝）变成了二对一（隆裕太后和瑾妃对溥仪），但其家庭性别权力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先是隆裕太后将溥仪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丝毫不许他人染指。“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殉、瑁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座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4]
慈禧太后对儿子尚且如此疑惧和提防，更何况对血缘关系进一步疏离的儿媳了。“寡母独子-婆媳矛盾”模型，是“寡母独子”模型在儿媳因素参与考量之后形成的派生模型。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本为慈安太后所选，又深得同治帝宠爱，不易掌控。为此，慈禧太后甚至公开下诏，“谕以慧妃贤慧，虽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帝毋得辄至中宫，致妨政务”[6]，公然干涉他们夫妻间的生活。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慈禧太后对珍妃情感态度的转变中。在后者入宫的初期，“即使恶婆婆慈禧太后也很喜欢她，还曾命人教她作画”[7]，然而随着珍妃对光绪帝感情的日益浓厚，她坚定地站在了“帝党”一边。“文廷式之超擢，为将大用的讯号，而出于珍妃的推荐，事亦无疑，是则珍妃已开始对国家用人发生影响力，积渐而成干预，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慈禧最清楚不过。”[8]百日维新期间，隆裕和瑾妃都陪同慈禧居住在颐和园，只有珍妃敢于留在紫禁城陪同光绪帝救亡图存。为了消除来自珍妃的潜在威胁，慈禧太后先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迄请之事”[9]为由，将珍妃降为贵人，并最终将其杀害。
一是木栓点和水裂纹。和春季晚霜冻害、夏季高温干旱持续时间长有关。一方面，异常气候影响了果皮正常生长，使果实组织和细胞受到伤害；另一方面，果肉由于受到果皮的保护，仍旧保持原来的生长能力，干旱后突然降雨或浇水，果肉生长迅速，果皮生长跟不上，造成果皮与果肉生长不一致而形成水裂纹。
显然，光绪后妃排斥同治诸妃独占溥仪抚养权的行为，亦是“寡母独子”家庭性别权力模型的重演，并且这一重演在溥杰的他者言说之中也有体现：
fl oat P1,P2,P3;
高校应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以“五爱”(爱己、爱家、爱校、爱党、爱国)教育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系，且与“五爱”融会贯通，引领校园文化建设，进而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素质。
而在溥杰的历史语境中，其生母幼兰是自愿地站在端康太妃一边，并最终因无力帮助后者掌控溥仪遂心生愧疚而自杀；端康太妃的放权则是在反对势力强大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瑾妃又把溥仪叫来，亲自训诫了一通；我母亲则在一旁敲边鼓，使这时的溥仪，确有当年光绪的狼狈处境……不过，这时终究与西太后的时代不同了；同时，又有势均力敌的三位太妃俨然存在，瑾妃要想再做翻版的西太后就困难了。就这样大约过了一年的“风云酝酿”时期，溥仪终于在帝师陈宝琛的支持下，借着瑾妃斥革太医范一梅为借口，到瑾妃处大吵大闹。瑾妃召集了王公大臣来压制溥仪，但由于这时既无恭亲王奕
那样的忠于“母后”的人，又无荣禄、袁世凯那样的忠实走狗，结果这次“宫中会议”，只好在王公大臣的抹稀泥和溥仪针锋相对的还击之下，草草收场，毫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瑾妃深感自己力薄势单，终于从“太后梦”中醒来，从此消沉下去了。而我母亲也在这种情况下，觉得既对不起瑾妃，又认为已无法再使溥仪就范，就给我写了一封遗书，吞生鸦片、白酒自杀了。[5]
如果从历史主义的视角考察，保有幼兰遗书的溥杰的说法更加接近事件真相，而溥仪的回忆则似有曲意维护个人颜面之嫌。然而无论上述说法何者为真，都不能否认端康太妃放弃对溥仪抚养权的独占行为源自外部压力——溥仪认为这一压力源自自己对母亲自杀的愤怒，溥杰则认为来自其他太妃的干涉和王公大臣的不作为——而非心甘情愿的历史事实，都足以体现出“寡母独子”家庭性别权力关系模型在小朝廷时期的延续。
三、“寡母独子——婆媳矛盾”模型
紧接着又是瑾妃（端康皇贵太妃）如慈禧太后对光绪帝一样对溥仪的独占和掌控。“（隆裕死后）端康成了我的首席母亲……这位一心一意想模仿慈禧太后的瑾妃，虽然她的亲姐姐珍妃死于慈禧之手，慈禧仍然被她看作榜样。她不仅学会了毒打太监，还学了派太监监视皇帝的办法……把她身边的太监派到我的养心殿来伺候我。这个太监每天要到她那里报告我的一举一动，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不管她是什么目的，这大大伤害了皇帝的自尊心……（总管太监张谦和）这时也变成了‘帝党’，发出同样的不平之论：‘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了吗?’”[4]
Kapstein 2001: Matthew T Kapstein, Abhayākaragupta on the Two Truths, Reason’s Traces: Ident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Indian & Tibetan Buddhist Thought, 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393-415.
综上所述，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由于未能做到言听计从而被慈禧太后逼迫自杀于储秀宫，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珍妃）由于支持光绪皇帝甲午主战和戊戌变法而被慈禧太后投井害死。传统研究往往将之归结为权力斗争，从而忽视了其背后隐含着的“寡母独子-婆媳矛盾”模型。该模型可经验化表述为，同治帝和光绪帝是慈禧太后安度晚年的唯一赌注。一旦二帝受到感情日笃的阿鲁特氏和珍妃的影响而在掌控实权后对其不孝，那么等待她的只有晚景凄凉。基于同样的原因和理由，在小朝廷时期，“两个太妃对未来‘皇后’的人选发生了争执，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由于和将来的地位大有关系……所以在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4]
四、结语
两宫论书房功课，语至五刻，略言圣学耽误，在内倍《大学》皆不能熟，语言謇吃，诗亦无成诵者，举动太肭缩，责诸臣不能竭力辅导。因命上宣问诸臣年岁，上应声询问，颇清楚，盖督责过严，故诸事拘泥，其实不至如是也。[1]
int main (void)
上述心理咨询案例中体现出的现代社会寡母独子型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就是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光绪珍妃他他拉氏日常宫廷生活的翻版。理想史学研究长于去除带来个性特征的干扰项，总结相似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以“皇帝”一词为例，古往今来的统治者千千万万，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因而难以进行科学化。而在理想状态下，一切皇帝都可以抽象为拥有且只拥有权力的权力点（拥有权力是皇帝这个职业的本质特征，即便是傀儡皇帝，那也是实际权力度下降为零的名义上的掌权者），而权力点又可以抽象为由控域面积（实际掌控的国土面积）大小所决定的秩序点。在这里，秩序点之于皇帝，就如同H2O之于水、质量之于重量、温度之于冷热一般。因此，若以理想史学的视域观之，无论是清朝宫廷还是现代社会，“寡母独子-婆媳矛盾”家庭性别权力关系模型都可以抽象为寡母、独子和儿媳三个要素。由此定义理想状态M，其中有三个秩序点A、B和C，秩序率积分别为Pm、Pn、和Pr。据此可得该模型的数学表述为：
在M中，若当Pm＞Pr时，Pn+Pr＞Pm且当Pr＞Pm时，Pn+Pm＞Pr，则该理想家庭稳定；否则解体。该衍生模型可用C语言代码化为：
自隆裕死后直到出宫前夕的1921年，端康太妃（瑾妃）把持溥仪抚养权长达八年之久。然而对于后者最终放弃独占溥仪抚养权的原因，在溥仪的自我言说与溥杰的他者建构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在溥仪的话语体系中，其生母苏完瓜尔佳·幼兰在冲突中被迫站在了端康太妃一边，并最终因不堪羞辱而自杀；端康太妃的放权则源自其对溥仪生母之死的愧疚和惧怕报复。“听到正殿里端康还在叫嚷，我本来还要去吵，可是禁不住祖母和母亲流着泪苦苦哀劝，结果软了下来，答应了她们，去向端康赔了不是……端康有了面子，停止了哭喊。过了两天，我便听到了母亲自杀的消息。据说，我母亲从小没受别人申斥过一句。她的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她从宫里回去，就吞了鸦片烟。后来端康担心我对她追究，从此便对我一变过去态度，不但不再加以管束，而且变得十分随和。”[4]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全面”是状语，“深化”成为动词了。a译文将“全面深化”翻译成定语是仓促草率之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一标准译文应给我们的启示是，状语仍译成状语，是保险的策略。
#include <stdio.h>
一位结婚不久的年轻女性，因婆媳关系紧张而前来咨询。她婆婆几年前丧偶，和独子相依为命。结婚后，婆婆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经常在丈夫面前说她懒、不会说话、不能干、爱打扮等，还在邻居面前搬弄是非。婆婆经常无缘无故闯入儿子和儿媳的卧室。有一次小夫妻亲吻被她撞见，她很生气，指责儿媳轻浮、带坏了儿子。儿媳气哭了，婆婆却说儿媳“小心眼，没肚量”。还有许多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小事，婆婆也纠缠不清。这位儿媳在咨询室边说边哭：“我怎么这么倒霉，碰到了这样一个恶婆婆?现在我对家充满厌恶，一回到家就感到压抑。我准备和丈夫摊牌：要我，还是要妈，由他选择。”[10]
{
当时，在宫中担任母育溥仪的一共有四位太妃，即同治皇帝载淳的瑜妃(敬懿皇贵太妃)、殉妃(庄和皇贵太妃)、瑁妃(荣惠皇贵太妃)和光绪皇帝载湉的瑾妃(端康皇贵太妃)。她们为了拉拢溥仪，不断发生摩擦和斗争。[5]
scanf("%f ", &P1);
scanf("%f ", &P2);
scanf("%f ", &P3);
if(P1<0||P2<0||P3<0){printf("error");}
else
{
if(P1>=P3 && P1<P2+P3){printf("results: steady ");}
式中(HJj,THJj),(ZJj,TZJj),(JJj,TJJj)依次表示执行互检、专检、军检的人员和时间，仅当ptij为关键工序时,(HJj,THJj),(ZJj,TZJj),(JJj,TJJj)非空；其他定义与(20)～式(22)类似，根据MVIM中的节点关联关系确定，不再赘述。
else if(P1<P3 && P1+P2>P3){printf("results: steady ");}
else{printf("results: disintegration "); }
脉冲对消法是对慢时间数据序列执行一个线性滤波处理，以抑制数据中的杂波分量 [7]。利用脉冲对消法，可以抑制静止背景杂波，保留动目标回波，提高信噪比。
}
}
将此代码在计算机上运行，便可获知对应理想家庭的实际境况。简单地说，当运行结果显示为“steady”时，意味着该家庭仍旧可以稳定存续下去；而当运行结果显示为“disintegration”时，意味着该家庭已经面临解体的风险。反复重演是理想化模式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必然结果，而其后进一步的代码化，则令这些理论模型具备了现实运用的科学基础。
[参考文献]
[1]（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二卷[M].上海:中西书局,2012.
[2]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上谕[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十一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清）德龄.瀛台泣血记[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
[4]（清）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
[5]（清）爱新觉罗·溥杰.清宫会亲见闻[A].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晚清宫廷生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6]庸庵笔记:卷二[M].
[7]启智主编.清史通鉴:第四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8]高阳.翁同龢（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9]清德宗实录:卷三五二[M].光绪二十年十月壬申.
[10]王玲,刘学兰.心理咨询[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图分类号】 DF5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20（2019）01-42-04
【收稿日期】 2018-11-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六盘水师范学院第一批重点培育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史学科”（项目编号：LPSSYZDPYXK201703）；六盘水师范学院2018年重点专业建设项目“历史学专业”（项目编号：LSZDZY2018-02）。
【作者简介】 孙巍溥（1986- ），男，汉族，辽宁鞍山人，博士，六盘水师范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标签：清末宫廷论文; “寡母独子”家庭论文; 性别权力论文; C语言代码论文; 六盘水师范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