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服务业集聚效应研究——基于产业控制力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控制力论文,服务业论文,视角论文,效应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4-02-27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4)04-0169-11 一、引言 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不同行业的发展水平，中国虽已实现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服务业发展显得非常滞后。究其原因是中国经济过去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像服务业这种能源消耗较少、环境污染很少的行业发展就相对要缓慢了，而具有高技术密集度、高人力资本密集度、高产品差异度的高端服务行业的发展就更加滞后了。然而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经济起飞的过程也是高端服务业迅速发展的过程。如目前美国高端服务业中的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教育培训业、专业服务业、商务支持产业的总量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占美国经济总量的32％，接近服务业总体规模的一半，且像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已经形成了以金融商务等高端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集群发展模式。因此，中国经济要想实现长期快速增长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此，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提出，要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紧迫性，也表明高端服务业在今后中国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而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按照价值链进行生产活动的全球布局，旨在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企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竞争优势，促使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开始通过各种形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希望通过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实现价值链上的攀升，获取更多的分工收益[1]。但严酷的事实是，生产的分散化并没有伴随着收益的分散化(Kaplinsky，2002)[2]。一方面，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牢牢控制着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为了获得高附加值环节的垄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向高端环节攀升时进行阻挡和压制(刘志彪等，2007)[3]。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缺少技术、品牌等高端环节所需的要素，往往不能向价值链两端的高端环节攀升而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此外，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是有空间约束的。因此，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来提升企业能级—产业能级—国家竞争力是非常有限的。按照Kought(1985)的观点，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各环节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如何进行分配，企业的竞争能力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上哪一个技术层面和环节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而发达国家由于拥有更多的技术要素和更优越的技术创新环境，跨国公司往往把价值链高端环节布局在这些国家[4]。也就是说，无论从国家还是企业的角度，都必须通过自身能力的提升集聚更多的高端要素才能真正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攀升，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获得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经济控制力[5]。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印发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发〔2012〕62号)就明确指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中、高端发展”，党的十八大也强调，“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高端服务业，原因是其不仅本身占据着价值链高端环节，而且还可通过其在其他产业中的渗透与融合提升其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获得绝大部分利润，更对其他分工主体形成一种控制力[6]。 此外，从产业链控制的角度来看，高端服务业集聚更会加强这种控制力。首先，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讲，美国之所以能大量进行服务贸易的输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为发达的科技、最为丰裕的智力资本，这些都是高端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要素。故其能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服务贸易；其次，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日益深化，占据着“微笑曲线”两端的高端服务业占据了行业的“制空权”与“话语权”，其向其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输出智力成果，牢牢掌握着本行业的控制力。基于此，本文试图探析高端服务业集聚与产业控制力实现的作用机理，以期为我国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二、高端服务业集聚与产业控制力关系的理论分析 1.高端服务业集聚成因的理论探讨 所谓“高端服务业”，目前学术界(王廉，2008；陈艳莹，2011；李文秀，2012；等等)和政府(深圳市发改委、上海市发改委，等)都进行了定义和说明。其中陈艳莹等(2011)、原毅军等(2011)从要素高端性、需求高端性、技术密集性和产业带动效应四个维度对中国高端服务业包括的细分行业进行了筛选，将高端服务业限定在“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研发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四个行业[7]。本文认为高端服务业是指那些为生产者提供服务，并且具有高知识、高技术、高产业融合性的服务行业，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研发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四个行业中。具体地说，高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的脑力劳动者，其劳动成果往往是无形的、且科技含量高、难以标准化的知识产品。而且，从产业形态来看，高端服务业往往是产业价值链分解或延伸而产生的，针对某一特定的细分市场提供专业服务，因此高端服务企业通常具有规模小、创新性强、业务领域较窄、对上下游的依存度高等特点，技术、人才、信息、资本等资源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关键要素。高端服务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高端服务企业集聚发展的态势明显。一方面，高端服务企业尽可能在空间上靠近上下游相关企业或同类企业，以便及时掌握产业发展动态，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技术、人才以及资本；另一方面，高端服务业往往是新兴业态，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产业发展不成熟、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为了推动整个产业的成熟和发展，高端服务企业往往与上下游企业结成产业联盟，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推动产业发展。产业集群和产业联盟的形成有力推动了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并成为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重要载体[8]。实际上，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高端服务业这些特征也导致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高端服务业日益集中在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而这种集中则导致了服务贸易领域国际竞争力向发达国家的偏移。仅以中美两国的服务贸易数据来看，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获得了巨额顺差，而中国则在服务贸易领域连续多年逆差，且这一逆差还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实际上，从产业链控制的角度不难解释这一现象。首先，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讲，美国之所以能大量进行服务贸易的输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为发达的科技、最为丰裕的智力资本，这些都是高端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要素，故其能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服务贸易；其次，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日益深化，占据着“微笑曲线”两端的高端服务业占据了行业的“制空权”与“话语权”，其向其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输出智力成果，牢牢掌握着本行业的控制力。而且，回归朴素的产业集聚理论，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有资源禀赋、交通条件、产品市场、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相关和支持性行业的存在等。就高端服务业来说，其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产业带动、高开放度、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特征客观上需要其集聚于这些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从全球范围来看，纽约的曼哈顿CBD、伦敦西斯敏区、东京千代田区、巴黎和香港等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地区，无不是缘于便利的地理区位、优越的社会环境、健全的法律制度、良好的人才储备等因素才得以成功。换言之，高端服务业的集聚有着比制造业更为独特的客观条件制约。这也是为什么已有研究表明，服务业比工业有着更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Philippe，2003)[9]。 诚如上文所述，高端服务业的集聚缘于其对资源独特的需求，高端资源的稀缺性与集聚性在客观上也促使了其集聚程度的加深。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产业链分工格局基本定型，即发展中国家承接附加值较低的原材料提供、产品加工等环节，发达国家依托其较高的技术研发实力承担产品设计、渠道营销、咨询管理和品牌运营等环节。附加值较高的高端服务业在发达国家集聚，而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则集中在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都比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一：在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高端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高；反之，在这些资源禀赋贫乏的地区，高端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较低。即高端服务业集聚与本地区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2.高端服务业集聚与产业控制力实现的理论分析 产业控制力是指控制产业的能力或者程度(李孟刚，2006)[10]，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可以定义为某一产业中某一或某些企业对该行业的上下游资源整合能力和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竞争力、创新能力、辐射力或影响力等方面。而世界产业链分工日益精细专业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上的区别逐渐呈现：发达国家凭借自己雄厚的资金技术控制着产业链中的研发、融资、设计、品牌管理等高端服务业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承担着附加值较小的简单再生产过程，定价权、技术专利等行业“控制权”被发达国家所牢牢掌握。从福利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来讲，这很容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国际贸易陷阱”①，从而造成了产业控制力乃至国家福利的旁落。 虽然Porter(1980)在公司价值链研究中指出，某些特定的价值环节能创造更高的附加值，获得产业竞争力优势的关键是掌握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但遗憾的是，波特的研究并没有指出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至关重要的利益分配问题。Arndt和Kierzkowski(2001)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利用全球分行业数据测算发现：全球产业链分工有利于提高参与各方生产的专业化水平，相对于全产业链生产的企业来说，提高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这一环节中真正的福利大多被资本丰富的国家所摄取[11]。Hubert Schmitz(2004)的研究则指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他在分析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时指出，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在进行到高端工业化进程中时，出现了发展中国家被“俘获”的现象[12]。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锁定”问题，国内学者朱瑞博(2011)认为，国内企业面临着跨国公司对区域产业链的低端锁定与战略性隔绝机制形成的“外患”以及“碳锁定”的严峻挑战，应对之策关键是基于核心技术链和核心产业链，构建以龙头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整合机制[13]。因此，如何通过产业链的整合来增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就成为新一轮的理论关注点。与此同时，集聚发展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正在被实业界和学术界所关注，尤其是服务业集聚作为一种独特空间增长方式已成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寻求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Jay Kandampully，2001)[14]。尽管如此，关于对资本、技术、人力资源需求较高的高端服务业的集聚与产业控制力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未曾有学者涉及，这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然而，高端服务业集聚是否会促进控制力的强化呢?从外部性的角度，我们不难得到答案。首先，由于促使高端服务业集聚因素主要是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相应地高端服务业的集聚能够带来正的“外部性”，尤其是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示范效应，这必将促进行业整体能力的提升，在整个产业链中居于主导地位，掌握着行业的“话语权”。其大致遵循下列路径：集聚→示范效应(外溢)→行业整体能力的提升→获得行业控制力；其次，一般来说，在大量企业聚集的地方也往往会产生负的“外部性”，诸如竞争加剧和利润下降。鉴于高端服务业高资本、高技术、高人力资源投入的特征，这在客观上又为企业通过创新化解危机提供了良好的优势，即高端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其他产业的创新能力提升。总体来看，高端服务业集聚与产业控制力大致遵循以下路径：集聚→竞争加剧→创新→获得行业控制力。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二：高端服务业在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集聚与该国家或地区的行业控制力成正比，反之，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行业控制力成反比。即一般来说，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国家或地区有较强的产业控制力。 三、高端服务业集聚与产业控制力关系的实证分析 1.高端服务业集聚成因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CNKI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其中，高端服务业集聚指标的测算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统计年鉴，同时高端服务业细分行业依据GB/T 4754—2002分类标准。结合前文的论述，我们认为具有高端服务业特征的行业依次为：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金融业；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高端服务业的特征，本文的集聚指标参考李文秀、胡继明(2008)的方法，主要采用了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 (2)模型构建 诚如上文所述，高端服务业的独特特征使其容易在高资本、高技术、高人才优势集聚的地区集中。基于此，为量化影响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因素，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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