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偏差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2)01-0011-04
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意识形态的变革、斗争和发展往往发端于文化领域。文化事业在新中国6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其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性事件。由此可见，正确把握文化问题事关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得到健康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过火的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并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起始于文化，最后发展成为全面的政治运动，给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创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正确把握文化问题的重要性。主要的教训有三个，一是不能混淆文化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是不能在文化争论中普遍运用无限上纲的方法，三是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不能存在偏差。
一、关于文化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艺术、学术、教育等领域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表现，这是正常的，在整个文化领域，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只是极少数。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受到批判，一批文化领域的优秀人才受到批判，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被混淆，出现这一混淆同毛泽东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分析直接相关。
直到1957年5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基本是准确的，不论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还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都符合中国的实际。《人民日报》1957年5月2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这篇社论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中国社会的把握，社论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的到来，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因此，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显然，党面临着无论从党的历史来说还是从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来说都是全新的形势和任务。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既不复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在国内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成为团结全体人民来发展生产，也可以说，来同自然界作斗争。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新形势下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同自然界的矛盾。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因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仍然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由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罢了。所谓团结全体人民，所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无非就是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社论对当时人民内部矛盾的状况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认为在整个国内政治生活中，虽然还有反革命的残余，因而敌我矛盾还存在(忽视这种存在是非常危险的)，但是由于敌我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到舞台的主要方面来了。这当然不是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目前已经有什么尖锐化。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史上还是年青的，在我国尤其年青，它只在开始表现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人民内部的许多由于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而产生的矛盾现在正在消灭，人民的团结是大大巩固和扩大了。但是历史总是不断地在矛盾的发展中前进的。我国的社会生活，虽然刚刚转入社会主义的轨道，也不会没有矛盾。在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他们的知识界，在目前整个社会生活的大改组中间，还不能适应或者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环境，还需要一段很长的继续自我改造的时间。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和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政府，在领导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还缺乏经验，还免不了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而且，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人民内部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矛盾，特别是领导者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既然我们还缺乏经验，显然就不能不在这些方面遇着更多的问题，更复杂的任务。
但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判断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错误的判断逐步成为主导，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开始就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从1963年起，认为在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文化领域，毛泽东认为，有些人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制造舆论是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对文学艺术有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文艺界的基本判断，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今，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13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中的批语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将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13-14毛泽东的这一判断虽然是有所指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那时确实有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杀气腾腾”，但这是少数人，并不是“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所以说，掌握事实要掌握事实的总体，否则就会产生片面性，就会对事物的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
二、无限上纲的方法在文化讨论中被普遍采用
对于文化领域的矛盾、错误和分歧，可以采用讨论、教育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无限上纲的方法在文化讨论中被普遍采用，大大挤压了讨论和教育的空间。文艺战线被划分为党的文艺路线和反党的文艺路线、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一些人就被错误地推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战线一边。
我们从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可以看出当时文化争论的思想方法问题。这个社论主要是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社论指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必将在文艺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党的文艺路线和反党的文艺路线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文艺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呢，还是只作为个人的或少数人的事业，只为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呢，还是拒绝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党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服从于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社论认为，在今天来说，文艺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鼓舞人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因此，我们的文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党对于文艺工作，如同对其它一切工作一样，必须正确地加以领导；只有这种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反对党领导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文艺成为给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反党分子尽管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社论认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都是这样，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们总是说党不懂文艺，因此不能领导文艺工作，只有他们才是懂得文艺的，因此才有资格领导。请看一看他们是怎样“领导”的吧：他们把党委托给他们领导的工作单位或工作部门，当作自己私人的地盘和独立王国，对于党的方针和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或根本拒绝。他们把党的领导和监督，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干涉和束缚。社论认为，这些反党分子所提倡和实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跟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大多数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进步的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实践，显然是不能相容的。因此，他们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在文艺思想上散播种种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用挑拨离间，拉拢这个，打击那个的手法，从组织上破坏和分裂文艺界的团结。他们曾经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受到了鼓舞，妄想在中国如法炮制那样的局面。他们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观点来曲解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通过自由辩论和自由竞赛的方法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他们错误地以为我们共产党人会在思想战线上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会像他们那样，也在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反动的文艺面前拜倒；他们错误地以为文艺从此可以离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目标，而把揭露和描写新社会人民生活中的阴暗面作为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实际就是要把文艺变成攻击和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我们党经常指出，毒草是必须锄掉的；他们对此却充耳不闻。因此，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些反党分子就立刻里应外合，在文艺界刮起了一股妖风，企图在这种空气下迫使党接受他们的文艺主张，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而如果他们的目的达不到，他们就想选择时机，公开退出党所领导的文艺团体，用这个办法来向党要挟；他们还背着党秘密筹办所谓“同人刊物”，以便同党所领导的文艺刊物相对抗。本来，文艺团体是自愿结合的组织，作家是可以根据正当理由退出的，但是，他们既然作为党员，就应该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他们既不向党请示，也不向党报告，却准备以退出作家协会的办法来向党发动突然的进攻，这就显然不是正常的行为，而是别有用心的阴谋；特别是作为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丁玲，她的这个手段，很明显地是为了在文艺界造成混乱，是为了迷惑国内外的视听，以达到其分裂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目的。作家根据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自由竞赛的原则，在文艺团体的统一安排和同意之下，创办刊物，本来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但他们却要通过所谓“同人刊物”宣传反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并且以刊物为资本，积蓄力量，作为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社论认为，丁玲等人怀着这样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只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泄漏他们的计划，却完全背着党的组织，背着文艺团体；这些阴谋计划，显然是对党的挑战。社论对丁玲等人的批判完全采用上纲上线的方法，说这些文艺家立场错误、野心巨大、积蓄破坏、影响恶劣。
上述个例并非特例，在许多文化讨论中，不论是提问的方式还是论证的语言都充满了火药味，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在文化争论中几乎没有了，“莫须有”的罪名被硬加在一些人头上。人和事被严格划分为好与坏、进步与反动两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被严重忽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行其道，这就堵塞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文化领域，总会存在不同的分歧，人们的思想认识总会存在差异。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文化讨论，通过讨论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文化讨论的重要方法，而在反右扩大化以后，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被大批判取代，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大批判中的常用语。我们今天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式微，同过去批判过度可能有一定的关联。
三、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存在偏差
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几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毛泽东认为文化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存在偏差，过高估计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指出，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服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开辟道路。社论指出，文化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还比较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比较多，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比较严重，他们同我们斗争的方法越来越阴险狡猾，越来越曲折隐蔽，只要我们稍不注意，稍有松懈，就不容易看出来，就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甚至丧失我们的阵地。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社论指出，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我们在文化战线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的斗争，如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反右派斗争，以及近3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对文化战线的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通知指出，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①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五·一六通知》向全党发出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五·一六通知》提醒人们注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文化大革命”前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斗争，有时形势还相当严峻，但对总体形势不能错误估计、错误判断。否则，就会犯方向性错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产生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阐述了对这个纪要的看法。邓小平指出，《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2]66-67邓小平在这里所论述的还是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主要就是在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出了问题。
收稿日期：2011-10-12
注释：
①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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