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研究与实施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素质教育的提出及其发展
在传统教育学概念里，并没有素质这个名词。素质原是心理学范畴中的概念和术语。心理学词典中关于素质的释义是：“人的先天的生理解剖特点。”在这里素质和秉赋是通用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反映思想认识的名词、术语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的因陈旧过时而被淘汰，有的因认识深化而延伸发展，有的因反映新生思想认识的需要而被提出，并逐步被社会所认可。“素质”概念的延伸和素质教育的提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一）提出提高素质和对素质问题进行研讨的阶段
1985年5月19 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于同年5月27 日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其后在陆续颁发的一些有关的重要文件中，如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等，都有关于提高全民族素质、国民基本素质、劳动者素质或改善全体公民素质的指示性提法。
这里应指出，上述讲话和文件中所提的素质，其含义已不是原心理学词典中的素质了，这里的素质则是指人的主体发展的潜力和潜能，或是指在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的身心总体发展水平。
由于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件对素质问题的重视和强调，各种报刊随即开展了对素质问题的论述和研讨。1985年第7 期《教育研究》就发表了张健同志的《提高民族素质和解决人才问题的战略决策》。从1985年下半年至1986年上半年《教育研究》杂志开辟了有关提高民族素质的笔谈专栏。《教育研究》编辑部并在1986年第10期发表了综述，做了小结：《端正教育思想，明确培养目标》。
（二）提出素质教育和对素质教育进行研讨的阶段
社会需要什么就会产生什么。要提高素质，就得有提高和发展素质的教育。
1987年第2 期《贵州教育学院学报》发表了一篇《人才素质与素质教育改革》的论文，这可能是最早提出素质教育的一篇文章。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不是一呼即应、一帆风顺的，而多有曲折，多遭非议。在此一年多之后，于1988年底在《上海教育》第11期上才又见到一篇题为：《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的论文。1990年第2 期《教育科学研究》发表了著名学者燕国材的《关于素质教育的几个问题》。其后关于素质教育问题的文章才日益增多。
（三）强调素质教育并进行实验推广的阶段
由上可见，提出提高素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即先见诸于中央文件，而后才上行下效逐步展开研讨。而提出素质教育与之相反，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即首先由小人物倡导提出，而后才得到中央领导和中央文件肯定和强调。在报刊上出现“素质教育”这个提法六年多之后，于1993年2月13 日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才有了这样的提法：“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办出自己的特色。”这里有了应试教育的提法，有了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尚未正式确认素质教育的提法。于1994年初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李岚清副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基础教育必须由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1996年3月17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才有了法定文件中的正式提法：“积极推进教学改革，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的素质教育转变。”至此，素质教育才有了法规性质。在这一阶段中，从实践第一线到理论界，从广大中小学到原国家教委都在逐步强调素质教育。特别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的诸多讲话和文章，对推动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进入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96年5 月原国家教委肯定并推广湖南省汨罗市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经验，此事标志着素质教育的实验与研究已由学校推广到了区域。
（四）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阶段（1997年——）原国家教委于1997年9 月在山东省烟台市主持召开了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会上除再次肯定了湖南省汨罗市建立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运行机制的成功经验外，又树立了烟台市通过提高教师素质、改革学校评价制度等措施推行素质教育的这个典型。交流会除了对历时10多年及全国的素质教育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和交流之外，还通过李岚清副总理的报告和原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的闭幕式讲话，对以后的素质教育推行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李岚清副总理首先把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到了培养跨世纪人才、迎接21世纪的高度来认识，随后提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六项关键性措施，最后他要求各级政府要为实施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柳斌副主任在讲话中则强调指出在推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选准三个突破口，扎扎实实地做好四项工作。从此素质教育进入了全面推行的阶段。
二、素质教育研究与实施现状浅析
初期的素质教育研究与实施是由两支队伍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主要由理论工作者进行的理论研究，一是主要由实际工作者进行的实践探索。之所以要加上“主要”二字，是因为有些理论工作者也参与了具体实施和操作，有的实际工作者也结合实践进行了一定的理论研究。再深入考察可知，实践探索是先行的，而理论研究是滞后的。早在80年代中期，当中小学教学改革由单科单项改革转向综合整体改革时，一些先进学校和先进教师所组织实施的一些诸如愉快教育、成功教育和境情教育等实验，就已蕴含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因素和迹象，而在报刊上提出素质教育并对素质教育进行研究，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杭州大学张定璋教授就曾这样说过，他曾于1989年提议用“素质教育”为名组织新一轮教改实验而未被认同（注：见《教育研究》，1996年第12期。）。随后当实践探索不断取得成效，有的理论工作者才开始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这样的事实再一次说明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当理论队伍和实践队伍相结合一同进行素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之后，素质教育的声势才日渐强大，成效才愈益显著。这时，有的学者非常清醒而明智地指出：要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无论是从依法治教角度，还是从政府功能角度；无论是从管理与指导教育改革角度，还是从营造社会大环境角度，它首先应该是政府的职责，是政府的行为。而政府行为要落实，一是要思想认识到位，二是要实际工作到位（注：见《中国教学学刊》，1992年第2期。）。 湖南汩罗经验的肯定和推广，山东烟台会议的召开，就标志着政府行为开始落实。此后的素质教育已是由各级政府机构出面决策领导、由理论工作者研究指导、由实际工作者具体实施的全国性的教育教学改革运动。
这三支队伍、三股力量通过制定法规、决策指挥，理论研究、指导实践和具体操作、实践探索等方面在共同实施和推广素质教育，创立素质教育体系。
下面再对有关情况做简要概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粗浅分析，以求起到透视作用。
（一）政府行为落实的喜与忧
方针政策是教育的生命。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集中统一性很强的国家，党和政府重视什么，强调什么，一般地说，什么就会得到贯彻实施，其它行业是这样，教育领域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和强调向苏联学习，教育界学习苏联办学模式，一学就是10多年，使新中国教育深受苏联影响。“文革”后，与改革大政方针相配合，在教育领域也推行改革，20多年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绩。近年，党和政府又逐步重视和强调推行素质教育，我们相信素质教育也必将得到大力推行，尽管这个过程困难很大。1997年9 月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之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随即召开各种类型的素质教育会议、广泛宣传、决策部署、组织实施素质教育，实施和推行素质教育成了各级教育行政机构1998年工作的主旋律。中共中央国务院继1985年5月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2月发布《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纲要》之后，于1999年6 月又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新的《决定》），把推行素质教育提高到了与教育体制改革和整个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同样的高度对待，由此可见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新的《决定》发布之后，教育部紧接着于6月15日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部署贯彻《深化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江泽民主席到会讲话并强调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进一步把深化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提升到了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由全民人人尽责的大政方针。现在的素质教育又成了有党政领导的决策，有方针政策性的法规依据，有举国上下共同参与的全民性的教育兴国运动。
教育领域里这样的大好形势，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这使教育界的同仁无不为之惊喜和振奋。但在惊喜和振奋之余，只要冷静观察和分析一下，对某些现象也不能不保持清醒，并不能不表示担忧。中共中央国务院振兴教育迎接新世纪的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确实是使人倍受鼓舞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的科教兴省、科教兴市行动计划也是令人信服和勿庸置疑的。但许多市地、县区直至乡镇的党政领导的认识和态度，就不能不使人担忧了。在下达文件、召开会议时，他们对推行素质教育的认识是到位的，态度是鲜明的；一旦接触到高考、中考升学率时，他们则往往表现态度暧昧、认识模糊，甚至是会议上、文件上要的是素质教育，会议后，工作中要的则是升学率，有的仍然下达升学指标，以升学率高低作为奖惩教育和学校的唯一标准。这就使在那些地区工作的教育界同仁不得不既要轰轰烈烈大搞“素质教育”，又要扎扎实实地狠抓升学率。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毕竟区别很大，要同时把二者都搞好，这就如同脚踏两只船难以走路一样，是难以前进的。
（二）理论研究的成效与缺憾
在素质教育的生成与发展中，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是相辅相成的。理论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产生和发展，实践探索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得以不断深化。回顾关于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观念孕育阶段（1985—1987）。应试教育的重知识、重升学把学生置于屈从、被动的地位。一些中小学里的清醒的校长教师和理论界里的明智的工作者，处于对青少年的体贴关怀，力求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在我国优秀教育传统和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开始探索实践“成功教育”、“愉快教育”、“情境教育”等，这些提法都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旨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我们应把这些探索视为应试教育的异化、优秀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外国教育先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素质教育的胚胎。
2.素质教育的生成阶段（1988—1993）。在批判应试教育的过程中，开始探讨素质和素质教育问题。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的重点有三：①素质的涵义、特征、内容及其层次；②素质教育的涵义、特性、意义和内容；③素质与知识、能力、个性等的关系。有名家指出，那时的理论研究体现了这样的思维逻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教育要承担起提高民族素质的历史使命，就应该实施素质教育（注：见《教育研究》，1995年第12期。）。这一阶段有影响的代表性论文有燕国材的《关于素质教育的几个问题》和杨银付的《素质教育研究综述》。这时素质教育思想观念已经确立，概念、原理已具雏形。
3.理论深化和建立体系阶段（1994—）。1993年发表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肯定了中小学教育应该由应试教育向提高青少年的基本素质转化，对理论工作者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此后理论研究更加活跃起来。1994至1996年的理论研究在上段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是围绕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的：①素质教育提出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②素质教育的内容、性质及意义；③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全面发展等的关系；④如何实施素质教育。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先导性较好，或说是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是走在实践探索前面的，所以原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当时曾说：素质教育还只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想。 理论研究发展到1996年下半年，特别是进入1997年之后，就进入了建立素质教育理论体系的阶段。这方面发展的标志是杭州大学著名教授张定璋发表在《教育研究》1996年第12期上的《素质教育理论与实施的构想》，此文第一次公布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分类表。此分类表包括5项一级指标，19 项要素二级指标，和77项具体指标。5 项一级指标是：思想品德修养（学会做人、求善）、文化科学素质（学会学习、创造、求真）、身体心理素质（学会生活、强心、健体）、审美艺术素养（学会审美、求美）、劳动准备素养（学会劳动、就业）。
他的分类体系是就个体个性发展而言的，但完整的素质教育目标体系还应包括群体发展目标。群体发展目标体系又应包括：①纵向的，如基础教育目标体系，学段学年目标体系等；②横向的，如学科课程目标体系等。山东省教科所和山东省教委基教处合作研究编制的就属纵向学段目标体系。
当前的素质教育理论研究正处于建立理论体系之后的深化发展阶段，研究的重点是：素质教育的本质及其基本命题；素质教育体系基本特点、重点和难点；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关系；素质教育课堂教学的基本理念和构建素质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其实施技巧。
上面讲的是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成效。但也有必要指出，理论研究也存有明显的缺憾。其一，当前的理论研究又呈滞后状态。烟台交流会后，特别是新《决定》公布、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素质教育实践迅速向更深广发展，这时急需理论研究有新的突破并向宏观方面的前瞻性的研究发展。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目前仍是研究微观的多，研究宏观的少；泛泛议论的多，深入剖析的少；做事后诸葛亮的多，进行超前性研究的少。以致使政策法规缺少理论依据，使实践缺少理论指导。其二，社会舆论欠佳。时至今日，社会上对素质教育反对的、怀疑的、轻视和认识片面模糊不清的仍大有人在，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教育理论工作者中对素质教育质疑反对的也不属个别。俗语说，人心齐，泰山移。就实施素质教育而言，至今社会上仍尚未做到齐心而协力。
（三）实践探索的进展与局限
素质教育既是一种教育思想也是一种教育实践，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流派、教育体系，归根结底应是一种教育实践。只有将素质教育的思想观念、理论体系变成教育实践，才能促进学生的理想发展，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实践探索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必须达到两个维度的要求。一是广度，即各级各类学校都能推行素质教育，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接受到真正的素质教育；二是深度，即素质教育能够深入到学校、深入到课内外、深入到各项教育活动，并通过这些教育活动，把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变成学生发展的水平和成效。这就是素质教育实施和推行的理想境界和最终目标。广度要求落实好的关键在于政府行为，即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教育行政部门能尽职尽责，加大力度把素质教育推行到各级各类学校去；深度要求落实好的关键在于学校，即校长和教师能真心实意地对国家和学生负责，使全体学生切实得到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达成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各项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
新《决定》明确指出，要切实而有效地实施和推行素质教育，党政领导、教育行政应该做好以下9 个方面：①要切实保证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是推行素质教育的基础；②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和大学办学规模，拓宽人才成长道路，减缓升学压力；③要保证教育经费按比例增长，为办学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④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不再向下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下达升学指标，让他们货真价实地实施素质教育；⑤要将素质教育推行到各类学校中去，要组织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素质教育体系；⑥简政放权使学校真正拥有办学自主权；⑦要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和学校评价制度；⑧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缩小学校间办学水平差距；⑨加强师资培训，建立高素质的队伍。前3 条的主要责任在党政机关，后6条的主要责任在教育行政机构。
新《决定》要求校长和教师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到：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教育事业；②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增强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③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敬业爱生；④要有厚实的业务知识和终身学习的自觉性，掌握现代教学手段；⑤要积极参与教育教学研究，勇于探索创新。
但就目前实施情况看，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方面与上述要求相比差距都很大。
宏观方面，除一些教育行政部分仍然下达升学指标之外，社会用人制度上仍是重学历、重文凭，不重真才实学和整体素质；社会评价学校和学生仍是以升学率高低、考分多少和考入什么层次的学校为标准；升学考试方式仍是一张试卷定命运，考试内容仍是重知识记背轻综合能力运用和动手操作能力。凡此种种，都迫使学校不得不去追求升学率，教师不能不以考试作为指挥棒组织自己的教学。
微观方面，就校长和教师队伍本身来说，他们都是由应试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一代人，多年从事的又是应试教育实践，即使他们有了力求改革的自觉性，决心改张易弦、弃旧从新，也得有一个相当长的转化过程，何况直至现在仍有许多人缺乏革新的自觉性。这怕是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最深层最严峻的困难。列宁就曾深刻地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由什么决定的？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任何领导、任何监督、任何教育大纲、章程等等绝对不能改变由教师所决定的课程的方向（注：《列宁论教育·给喀普里党校学员的信》，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正因为目前校长和教师队伍的状况是这样，所以在实施素质教育、安排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①超课时、加时间，搞疲劳题海战术。近期，湖南省进行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抽样调查中发现，真正做到全面规范教学活动的学校不多，安排课业、课时弄虚作假，教师不熟悉教学计划和大纲、不坚持教学常规的现象比较常见，甚至在某些“素质教育示范学校”还相当严重。②把“开齐开全”课程误认为是开课越多越好。据统计，我省有些市地的小学课程已达16门之多，学生、老师课业繁重，苦不谌言；③把素质教育的理解仅局限于音美能力的培养。不管学生的天赋爱好如何，一律安排学习吹拉弹唱、写写画画，相反，对课内教学则不肯再下功夫，以至误导学生重于外在招式而轻于内在功夫；④把素质教育和考试对立起来。有的取消考试，有的一律实行等级制，有的则不敢再提升学率。以至出现这样的现象：教学成绩越是不好的教师，升学率越是不高的学校和市地，越在理直气壮地大谈推行素质教育的成绩（注：见《齐鲁晚报》1999年12月30日《素质教育之忧》。）等等。
素质教育是一种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理想教育的理论思想与模式，经历10多年研究和探索已有了相当大的声势和基础，但要将素质教育的理想和理论真正地变成教育实践，还要经过10年、20年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还要经过曲折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用伟人毛泽东的话说，现在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做好进一步艰苦努力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