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国家治理观探讨
桁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 要 〕《明夷待访录》分析了三代以下之所以有乱无治的根源在于一人之天下而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君主把天下当作了私产，因此，要回到三代之良治秩序必须先回到公天下之善治。但是“天下人之天下”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历史是沿着有利于利益集团统治的轨迹发展的，即使是分封诸侯和行政一统这么大的形式差别也了无实质性区别。只是到了近代，贸易为自己开辟了新航线，政治发展轨迹出现了分化和岔路，才带来国家治理新的变数。
〔关键词 〕《明夷待访录》；国家治理观；天下
一 、《明夷待访录 》的中心思想
明末清初黄宗羲(1610—1695)写下《明夷待访录》，藏之名山留待后人，直到清末才流传开来。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不断追问“三代以下何以有乱无治”，最后挖出“一人之天下”这个总根子。这是他剖析三千年历史疑团的一把刀子。所谓三千年，就是追到了周王室这种王权统治模式，而不是只追溯到“百代犹行秦政法”，更不是只算满清的账。若没有亡国的切肤之痛，断不会问得这么犀利，也不可能答得这么彻底。
2）对布孔形式的建议：本次灌浆施工按2.0m×1.5m孔排距进行布置，按1.5m×1.0m进行补强加密。建议大坝固结灌浆施工时，孔排距宜采用个性化设计，对于Ⅲ2级岩体分布区域，按1.5m×1.5m进行布置。
这个结论一旦成立，就成了他立论的基石，所向披靡，有如阿基米德要找的那个支点，足以拨转整个历史的罗盘。
有明一代的国本之争，核心在于让天下人忠于一家之姓，否则国将不国。这在现代人看来是非常荒唐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却被当作了国家的命根子。这分明是一家子或者说一个集团绑架了天下所有的人。即便如此，到了明朝中晚期，国家(天下)与君王之间还是出现了罅隙，不再像过去所描述的那么合拍，这拉开的距离足以让有心人窥测到皇帝的私处。譬如万历帝，三十年不上早朝，国家机器照转不误，这说明什么呢？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统筹优化增量与调整存量，密切关注光伏产业的发展态势，把握发展机遇，主动对接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推进全市新型能源基地建设，加快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说明国家与君王是可以分开的，离开了君王，国家机器照样可以运转！可见，天下是天下，君王是君王。难道死了张屠夫，就得吃带毛猪；离了一家姓，地球也不转了？然而，这种说法可以想象的尺度相当大，未免让人浮想联翩。例如，皇冠落在谁头上还不是戴？英国近代史就不断上演夺王冠的剧目。这就给“虚君”政治以口实，使其有了可乘之机，英国后来的历史就使之成为了真实的正剧。一旦这层窗户纸被捅破，那么，长期以来争执不已的那些所谓国本问题，也就子虚乌有，如同安徒生童话故事里穿着新衣的皇帝，演的是一出滑稽的空城计。假设把天下比作一家大公司，君王只是首席执行官而不是董事长，那么，帝制的危机顷刻降临。崇祯帝到死都没弄明白，谁该为这个王朝覆灭负责。
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这是古老的政治理想，也是几个世代的政治宣言，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的《贵公》篇，而其思想源头可以直溯先秦时的孟子。在黄宗羲眼里，一人之天下便是国家治理的祸首、乱源之所在。三代以下之所以有乱无治，根源就在于独夫民贼窃取了国家机器，以为从此以后天下利害皆出于我，沐猴而冠，独断乾纲，强行推行大私以为天下大公，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这分明是对野心家的最大奖赏。这种包赚不赔的买卖，谁见了不分外眼红？不仅秦时的吕不韦视天下为个人莫大产业，汉高祖刘邦不也在乃父面前“晒富”吗？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合着就是一个盗国集团在推着走。
这是点睛之笔，改革开放四十年得来的根本经验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三让”。早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改革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而摆脱了长期纠缠不休的姓“资”姓“社”之争，为以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了题。那种教条式的无谓之争，上纲上线，无限拔高，既影响生产，又扰乱视线。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相应，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资本等范畴也都提出来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已经正式提出了“三让”中的前“两让”，体现了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求真务实作风。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又重申了“两让”，并将它看作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的根本经验，并补充强调，我们党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关涉全局的问题，就是实现什么样的制度现代化。“三让”体现了制度目标的现代性，蕴含着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现代化理论。
《明夷待访录》总计二十一篇，都在探究为国之道及其制度设计。黄宗羲因窥见密室里的交易，因而对所得结论非常自负，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既然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岂可公器私用？
刘婷婷(1994-)，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微波光子. Email: 16120015@bjtu.edu.cn
后世人们只要是讨伐独夫民贼的檄文，莫不是从上述逻辑立论。特别是清末民初夹杂着诸多的排满情绪，此类檄文更是慷慨陈词，充满了道义上的正确性，看得人们义愤填膺。
从图6可知，当浸取时间由30 min增加到60 min时，[OH-]和[Ba2+]均显著增加，当浸取时间大于60 min时均有略微减小；图7(a)中BaS的浸取率的变化与图6中[Ba2+]的变化一致，图7(b)中BaS的残留率随着浸取时间的增加而减小，在30～60 min时变化显著，当浸取温度大于120 min时基本不变，图7(c)中BaSiO3的生成率随浸取时间增加而增加，图7(d)中BaCO3的生成率同样随着浸取时间增加而增加。
为了强化论证力量，烘托古今的反差，黄宗羲把三代之治捧上了天。尧让天下，即使许由、务光这样具有高尚情操的人也避之唯恐不及。可见，只有少之又少的人杰才能做到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三代之治就是由这样一些道德楷模担当的。黄宗羲一方面承认天下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各为其私、各为其利(这种见解当然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又让统治者占据无人企及的道德高地，因此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好像统治者不是从人堆里产生的，而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人能够效仿。这种二元假设不正表明思想的分裂吗？黄宗羲以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作为立论的基础，是相当危险的。黄宗羲自己坦言，用三代君王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三代以下私欲膨胀，根本守不住如此高的道德底线，那么，明知如此还强求岂不添乱？
对于那些被毁灭者，毁灭他的，不是鸦片、麻将，也不是手机、外卖、抖音等，毁灭他的，是他自己。他太容易被毁灭了！这个东西不毁灭他，他也会被那个东西毁灭！
只要仔细推敲一下，这样立论也是不充分的。如果碰上霸王硬上弓非要公器私用，该怎么办？退而言之，倘使君王装模作样、表里不一，假公济私或私通款曲，玩一出掉包计，如之奈何？
制度现代化所要实现的目标不在于别的方面，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着重强调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所有制度设计，都要围绕“三让”来实现，各个环节都以此为中心展开。这既是制度现代化的目标，也是制度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制度现代化的准绳，制度所达到的程度，就是制度现代化实现的程度。
二 、继续追问制度现代化的条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回到三代之治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显然几无可能，天下早已不是天下人的天下，而是一人之天下，把戏(trick)就在谜面底下。所谓“共天下”者，是豪门显贵结成利益联盟之下的共治，也就是分赃议会。这样一看，谁共谁不就了然？若将此理进一步延伸到君王和天下的关系，就更像拖拉机手和拖拉机的关系，君王只是出现在了他该出现的位置上，他的背后则是强大的利益联盟。古罗马元老院的集团势力一直牢牢把持着朝纲，尾大不掉，倒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护民官走马灯似地换，成了元老院台前幕后的傀儡。即便像凯撒这么有实力的人物，一旦想把这个格局扳过来，最后也轮为元老院集团势力的刀下鬼。
看上述两句的前半句，都跟古人说法并无二致，看点是在后半句。后半句已经越出了常理，然仔细推究起来，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在如此纷争的时代，倘若还用三代之治那种“想象的共同体”来自欺欺人，未免有点恍若隔世——当别人把自己卖了的时候，还在帮人数钱，岂不是连三岁小孩的智商都不如，皇上如此裸奔也太不把众人放在眼里了吧？
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操盘手的，那么，谁有机会上手，谁有资格开这部机器呢？对此，《逸周书·殷祝》说得还比较含蓄，“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但意思很清楚了，如果李家、赵家、朱家相比拼，那就看谁的拳头硬。唐太宗看得更明白，说得更地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得之。”直接将“有”换成“得”，一字之差，霸气侧漏，原来如此，天下早已成了人家志在必得的囊中之物。这种强者逻辑和拳头政治令抱着“天下人之天下”的义士们情何以堪？
既然君王操控国家机器，又像拖拉机手操控拖拉机一样可以轮换着开，那么，谁开都不是开呢，难道不是这个理吗？如果这个理成立，那么，僭越就是潜在的危险。有位才有为，其他人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如是而已。
不管是周天下的分封制，还是古罗马的共和制，基本格局都是豪门显贵的联合统治。君王是豪门显贵利益联盟这条船上的总舵主，天下之治，无非是要理顺这种利益格局。只要摆平了“山头”，也就摆平了天下。这才是历史秘笈。周天下自不必说了，有饭大家吃，维护了八百年。这个“大家”你我都是懂的，平头百姓并不在内。东晋南渡“王与马共天下”，此王(王导)此马(司马氏)位置倒了个，皇帝是外来户，混迹于江南豪门显贵中间，也能苟延残喘好几十年。小说《红楼梦》描写贾雨村一到地方任职，便有手下人递上护身符，那是拜码头用的。如果不拜码头，说不定哪天阴沟里翻船也不知道谁干的。
这种利益联盟像一张无形网那样铺天盖地，窒息了整个政治生态。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大时代背景——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些时代背景下，再讲什么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显然已经过气。文艺复兴时代把中世纪描述得无比黑暗，讲的实际上是自己身处的时代。
由表3可知，支架工作阻力为p时，支架超限比例较支架工作阻力为p2时大很多，且支架工作阻力为p2时，A1、A2类均小于15%，确定p2=20 673.5 kN为支架合理工作阻力，取整后为21 000 kN。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能够促成这么大转向的，背后必然有某种强大的势力，破坏了它们遁入像中国这样千年帝国的历史周期律。那么，这股强大的破坏力量是什么呢？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同时代中，除了商业的力量，中外之间没有其他更大的差别。在这个商业时代，海洋与陆地相比是一个更加活跃的因素，也更不可控，因而变数更大。相形之下，有明一代出于家天下的私心，长期实行海禁，甚至撤销海关，连民间制造稍大些的船只都是违法的，要受《大明律》严厉制裁，政府唯恐禁海不力，还隔三差五拿出这部法律来宣告一番，渲染紧张空气。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经济早已沦为政治的附庸，因此，有明一代的最终结局是事先能够料到的，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
有需求才会有买卖，这些法术最终都卖到了帝王家。如公孙鞅见秦孝公，秦孝公只喜欢听霸道不愿听王道，结果公孙鞅在秦国只贩卖霸道。霸道可以富国强兵，霸业一代可期。苏秦为此也挂上了六国相印，俨然成了联合国军总参谋长，一时风光无限。
综上所述，在初中学生解决函数“动点问题”期间，由于受到教师与学生等客观因素影响，致使其解题困难性相对较强。因此教师可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利用旧知识引入新知识、自主学习以及仔细观察发现问题等方法提高学生函数动点问题解题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的发展创建良好的条件。
然而，一个只讲利益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人们不知道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此人信誓旦旦的背后是不是又在打什么鬼花样呢？这就是悖论。孔子讲听其言而观其行，一个人如此宣扬背信弃义、不择手段，怎么可能取信于人。分封何以最终敌不过一统，历史会循着绝对君主制越走越远？讲的也是这个理，如果做事情都像这样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没有下限，那么商鞅给秦国开出的药方就是最合胃口的，各国都是拼拳头。诸侯之间的信任完全丧失了，这是走向联盟最终解体的第一步。孔子想要恢复先王之治，宣扬克己复礼，就是想把诸王手脚捆住。
春秋时诸侯之间还能会盟，摆摆公道。齐桓公九合诸侯，摆平事端，未发一兵一卒，靠的就是一张脸。春秋时仅剩的这点礼数，到了战国也不管用了，没有国家会仗义执言，只讲见利忘义的地缘政治。可见，走向一统的思想基础早已在秦并六国之前很多年就完成了，剩下的只是谁来当大掌柜。七国不合心已分，再无仁义名分约束，秦国只是后来居上罢了。
一人之天下逐渐胜出，取得历史性的主导地位有其必然，唐太宗的那番大白话没见过大世面的人是讲不出来的。春秋战国消磨了550年时光，最终天下还是让位给了一人。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这方面中国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前列。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实在是一条铁律。
想到这里，我扭身便走。没有肉体的羁绊，我在空间移动的速度只在一转念间，好像一缕青烟被风嗖的一声吸去，我已来到一座红砖小楼内。我看见了那个与我有过肌肤之亲的女子——叶霭玲。她正在窗下编织，我不知道她编织的是谁的衣物。我想上前去爱抚她，可是我既没有形体，当然也就无从做起，只能幻化作一片阴翳，使她感觉到目光看不清手里的编织物。
中国最早提出现代化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讲的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1956年八大修改后的《党章》吸收了这一思想。由于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实际上涉及的是工农业和国防三大领域，注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这跟1958年提出“超英赶美”只看钢铁产量在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而且只抓主要矛盾。二者在努力方向上也配合默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手段就是实现工农业和国防现代化。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将科技现代化跟其他“三化”摆在同等重要位置，将“四化”固定下来，为实现“四化”还提出分“两步走”战略。期间，毛泽东曾提出“现代化科学文化”〔1〕、“科学文化现代化”〔2〕，但没有继续深化，而是最后简单地归入了科学技术现代化。即便就是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这样严重不利的政治氛围中，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重申了“四化”和“两步走”战略。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学术现象。从结果来看，一个化腐朽为神奇，闯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另一个落到万劫不复的深渊。问题在于，为什么差别会如此悬殊？这里面到底几分是天灾，几分是人祸；几分是运气，几分是人力；几分是偶然，几分是必然；几分是外因，几分是内因？借由这种比较，对国家治理达到更为本质的认识。
黄宗羲亲历明亡清兴的代际转折年代痛定思痛写下的《明夷待访录》自有其独到的价值，如对历史的考评以及对治国理政源流的考察等。当然，窥见历史“真相”的远不止黄宗羲一人，欧洲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比黄宗羲早一百年就已经将真相公诸于世了。由马基雅维利以下至霍布斯、洛克等，欧洲政治思想史一路逶迤前行，披荆斩棘，不仅降服了国家机器利维坦，还对之进行重构，使之不再助纣为虐，这才有后来的西式现代国家构造。
无论是分封诸侯还是行政一统，都离“天下人之天下”久远矣，分封和行政之别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内部能不能摆得平，想不想分家单干。秦并六国、凯撒专权，都是这种情形下发生的事情。秦并六国与七国权变是一盘棋，不讲秦并六国，不知道秦国厉害，反之，不讲七国权变，就会夸大秦国实力。若不是七国权变，秦国怎能吞得下六国？哪怕只剩下三国格局，也能维持很久。从力学结构上讲，三国格局是最稳定，也是最有利于稳定的。为什么这种稳定的格局反而维持不了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内部异质性。不论是秦并六国还是七国权变，透过虚与应付的礼义廉耻，骨子里使的都是权变之术。如此互相欺骗，也就破坏了诸侯内部的协调一致性。春秋战国，讲权谋、权术之变开始大行其道。先秦诸子兜售权谋法术并以此为业者，大有人在，不止是法家、兵家而已——兵者诡道也，孙子不过在其行为正当性方面加了修饰，用的还是那些手段。
（3）井底板及接缝漏水，可采用水泥或化学注浆补漏处理。如大而积渗漏水，可将渗漏部位凿毛，洗净、湿润，抹压1-2 mm厚素水泥浆层，再用防水砂浆或膨胀水泥砂浆抹而，或用刚性防水多层抹而补漏。在内部净宅允许的情况下，亦可在内部加设60-80 mm厚细石防水混凝土套紧贴底板及刃脚部位，以阻止防渗漏水。
再看欧洲地中海沿岸，就难以实行海禁之类的行政干预，因而商业很容易滑出行政权力控制范围而自行坐大，由于行政权力做不到全覆盖，出现了两个交叉的世界，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黑白两道。尤其是贸易新航线开通之后，更是成为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最终转化为旧贵族与所谓的暴发户两大集团之间的内战。这场战争也就决定了很多国家的未来走向，由此推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大门。
三 、制度现代化的若干启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制度现代化无疑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是现代化的核心。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格外紧要，没有制度现代化就难以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制胜法宝。
这里所讲的国家治理，当然不仅指狭义的政府管理，而是广义的包括一国范围之内所有的制度安排，上层建筑领域内的行政管理只是其中之一。门类众多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千差万别的制度安排其依据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依据又何在？这可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只有把握了总依据，才能知往昔之兴替，知未来之方向。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让高效率的制度取代低效率的制度，毕竟，有效的制度才是现代化前进的方向，相形之下，低效率的制度或是强行淘汰，或是自动淘汰。那么，由谁来认定这个标准，又由谁来淘汰呢？很显然，制度效率高低，不是一个纯技术的标准就能决定的，而是自然历史选择的结果，既有历史坐标，又有时代方位，制度的优胜劣汰不存在脱离实际的铁定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各有各的优势，如果脱离了历史坐标和时代方位，无从判断二者孰优孰劣，因为双方都有着对方所不具有的某个方面的绝对优势。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由于市场经济能容纳计划经济所容纳不了的更大的生产力，因而它更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再好的制度如果始终落不了地，就不能认为是好制度，只能说它中看不中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能说是外来强加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然是重要的一面，但是，一国现代化内在的要求则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上至三代(考古发现)、先秦(诸子现身说法)，下至改革开放(眼见之实)都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冲动和外在压力，只有随时代潮流而动而又立于时代潮头，才能游刃有余，掌握主动权。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国家治理中的一些基本规范，是不会被轻易改变的，也是时代潮流冲刷不走的。正是那些时代潮流冲刷之后留下来的四梁八柱，包括经验和教训，成了国家治理思想中弥足珍贵的遗产。国家治理思想源远流长的历史，成了滋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丰富的营养。
纳入标准：患者在知晓该次护理研究方法后同意参与，签署治疗协议；经诊断后确诊为糖尿病骨折患者并于该院接受治疗；无精神或意识障碍者。排除标准：存在骨折治疗禁忌证者；存在多处脏器功能障碍或恶性肿瘤者。
反观欧洲中世纪，还处在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之中。梵蒂冈相当于周天子，各国像护法的诸侯，相互之间也斗了差不多一千年，更像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到了近代，欧洲进入一个新时代，加快了制度创新的步伐。新航线出现之后，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激烈碰撞，这股新的源流就来自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政治制度的变迁。巧合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14世纪到17世纪)与明朝(1368—1644)处在同一个时代，两地在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探讨同样的问题，即国家如何由乱到治。
从产品、技术和装备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以后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现代化不仅仅体现为物质文明，还有制度文明，制度起到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作用，本身就是更为重要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起到了巩固物质文明成果的重要作用。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便身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何止王莽，近代袁世凯、汪精卫等一干人，都是前恭后倨的势力眼。倘若狐狸不露尾巴，世人岂不都要被蒙在鼓里了？
要知道，清朝康雍年间，大兴文字狱，迫害最为疯狂，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明夷待访录》说的这些大实话无异于犯上作乱。它要不是被“雪藏”了近两百年，逃过有清一代所有人的视线而鲜有人知，免不了招来文字狱的横祸。安徒生为什么让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来点破皇帝的新衣？这则寓言的高妙之处、神来之笔在于，真相让最无知的小孩道破，而那些心智健全、有辨别力的成年人都在装模作样。童言无忌啊，说了也不犯法，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如果说了真相，免不了身受牢狱之灾。这真是莫大的悲哀。滑稽吗？皇帝赤身裸体参加大型群众集会活动，更像被游街示众，斯文扫地，哪来的权威？真相一旦被捅破，结果就是一出草草收场的闹剧。无独有偶，秦始皇周游列国以彰显皇恩浩荡，到头来却咸鱼裹尸，灰溜溜地择小路而返，不也是闹剧一场？
第一，围绕着社会财富创造这条主线做大文章，意味着整个的社会存在转向了以经济建设和创造财富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彻底放弃了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全神贯注抓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尽管以前的社会也要以经济为基础，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中心地位，把物质财富创造提到如此高度，这是过去任何时代不曾有过的现象，也是唯物史观当代性表现。
第二，生产方式的重心下移到普遍的个人层面，尽可能地调动一切生产要素投入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生产要素价值实现的背后是人的价值实现，归根结蒂是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需要更加注重普遍的正向激励(机制)，才能做到各尽所能(力)，各得其所，使得整个社会形成最大的合力，这也是过去任何时代不曾有的现象。
“三让”反映了以经济建设和创造财富为中心且具有包容性的制度特征，这是唯物史观在现时代的具体体现，只有这样的制度才会带来更广大的社会合作秩序，而这样的合力生产力才是最大的，能够容纳以前社会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是自动地、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不需要外力强制推动。
这是一条历史发展的大道，人类社会正在不断地逼近这条大道。无论我们的起点离它多远，始终朝着这个方向。除了这条大道，历史上还没有其他道路能够使得人类社会能够左右逢源、越走越宽广。人类社会有理由对这条大道表示乐观向上的期许，无论发展路径多么曲折，那条大道就在那儿，任何路径的依赖，都不能有悖于它而选择相反的方向，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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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不断地趋向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又跟整个社会财富的创造息息相关，并且相关性越来越强。只有走这样的一条正道才是良性的、可持续的，它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施展个人的抱负，表现出人的价值普遍提升和对人的普遍尊重。《共产党宣言》讲得很清楚，(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共同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一切人自由发展要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条件。离开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哪有社会的自由发展？个人不在社会之外，社会不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外在存在”，它是内生的。不尊重个人价值，很难使社会价值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第三，着眼于人的现代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通过对发展结果(分配)的强制规范，达到充分挖掘并发挥每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潜力这一根本目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后者正是人的现代化实质所在。唯物史观立足于社会财富创造，既不能离开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不能离开社会财富创造来谈公平分配，否则就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心史观了。不能首先着眼于分配(结果)而不以生产为前提，否则必然导致逆向选择，刺激不劳而获的机会主义动机。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只会越来越少，最后是限额供应、凭票供应。改革开放之前的这种教训还嫌少、还不够深刻吗？
人的现代化不可能一步到位，取决于生产方式现代化实现程度，从生产要素的价值实现到人的价值全面实现，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总之，制度现代化以“三让”为准绳，不存在制度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之间的根本对立，不仅没有冲突，制度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应有品质。
美国两党医保国情咨文（1946—2015）架构隐喻的历时对比研究 ……………………… 梁婧玉 汪少华（1.19）
注释 ：
〔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2〕见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2.015
作者简介 ：桁林，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 ：陶婷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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