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腐败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腐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违反正常的公职规范，侵害公共利益，非法将公共权力用于追求私人利益。可以肯定，只要公私利益的对立和差别还存在，人们追求私利的动机就不会泯灭，只要公共权力还存在并由一些组织和个人固定执掌，公共权力执掌者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动机就具有实现的可能。腐败是阶级社会的通病，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丑恶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腐败现象都同样的严重。尽管腐败滋生和肆虐的总根源是人们对私利的追求和公共权力的存在，但它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机制才能形成和蔓延起来。社会环境和条件不同，腐败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世界许多国家发展历程表明，在社会结构稳定、社会运行有序，即利益分化不明显、公共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意识形态高度整合的历史发展时期，腐败现象因缺乏滋长的氛围和条件，从总体而言处于低发状态。当社会处于变革或转型时，腐败行为就会加倍地生长起来。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之严重，已引起国人的极大担忧和愤慨，其产生的大背景就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为什么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会明显增多？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社会转型期的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状况作全面系统的分析。本文试图从经济、政治、思想观念几个方面对我国社会转型前后的状况作一些比较分析，从中说明我国现阶段腐败滋生的原因。
利益导向动力系统的形成和利益分化是腐败滋生的经济根源
这里所说的利益，是指物质利益。腐败作为公权执掌者的一种谋私行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追逐和实现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因此，追逐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原动力，所有的腐败行为，无一不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必须承认，追逐私利，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自从进入私有制社会、公私利益出现分化以后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公私利益的对立和差别还存在，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就无法避免。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物质利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把清心寡欲作为最高境界、视物欲为祸害的清教徒社会里，追逐私利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而在鼓励发财致富、注重物质生活享受的商品经济社会中，获取自身利益能力的大小就成了衡量个人价值的尺度。
我国在社会结构转型前，在社会活动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醉心于政治运动，不仅不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甚至长期把发展生产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和抵制，因而人们不能也不敢追求物质利益；在社会经济体制方面，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单一，限制、排斥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公有制经济由国家直接经营，资源的分配、经济的运营、产品的分配都集中在政府主管部门手中，市场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人们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收入水平相似，消费方式雷同，除了政府分配的利益，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也不必去追逐额外的利益，因而整个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没有追逐自身利益的冲动。这种情况，使人们的社会活动缺乏动力，造成了经济发展的缓慢和普遍的贫穷，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以权钱交易为轴心的腐败现象也受到了抑制。
社会转型以来，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社会活动方面，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经济活动成为社会的基本活动，生产力标准成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脱贫致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望，由此就形成了以利益导向为中心的动力系统。在社会经济体制方面，为了适应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经济体制和其它各项体制都进行了改革。改革实质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格局处于分化、重组之中。如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而且使不同经济成份之间、同一经济成份的不同企业和经营者之间在市场上展开了竞争，由于面临的内外环境、经营水平、能力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差异，不同的经营实体实现各自利益的大小也各有不同，因而造成了利益的分化。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各个利益主体无不把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比起社会转型前的那种利益主体模糊、缺乏追求利益的需求与动机的状况，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激发了人们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较快、人民得到较多实惠的主要原因。然而它也带来了负面的效应。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人们相互竞争，有的甚至不择手段，这其中就包括通过权钱交易来聚敛财富。这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1 ）一些不掌握权力的利益主体希望运用财富换取权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人们发现，通过向公共权力的执掌者送礼、行贿，是一种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致富手段。因而，各类企业的经营者们、各种社会组织，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甚至政府官员本身，都纷纷加入送礼行贿者的行列，以满足他们各式各样的要求：有的是为了获得原材料、能源、资金等经营活动紧缺的资源；有的是为了获得项目、指标、进口配额、投资机会等；有的是为了得政策上的倾斜、享受某种优惠待遇；有的是为了个人能够得到提职升官；有的是为了突破政策、法规的限制，逃避法规的制裁；等等。尽管行贿送礼的具体目的存在差异，但其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即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贿赂官员“出租权力”，以获得较高的利益或超额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寻租”。由于“寻租人”的寻租活动，就形成了权力与财富交换的腐败黑市，一方通过购买权力获得利益，另一方通过出售权力获得利益。由于利益主体的“寻租”活动而导致的腐败黑市的形成，无疑是公职人员腐败行为滋长和蔓延的重要原因。行贿与受贿互相依存、相伴相生，忽视行贿者大量存在这一客观情况，我们就不可能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2 ）一些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产生以权力换取财富的冲动。作为公权执掌者的公职人员既是公共权力的代表者，又是活生生的个人，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活生生的个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面对着全社会都在为发家致富而奔走的景象，而对着形形色色的“寻租人”行贿的诱感，他们也会产生对物质金钱和享受的追求。而且，公职人员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较高，理应获得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声望相称的收入。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利益分配关系没有理顺，公职人员的收入较之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企业承包者等阶层，差距日益扩大，这种情况，无疑使他们的心理难以平衡。因此，一些公职人员就产生了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聚敛财富的欲望，他们不仅对送上门来的“好处”欣然接受，更有甚者，一些人千方百计人为“设租”，凡有求于己的，大开狮子口，索要钱物。
可见，以利益导向为中心的动力系统的形成和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分化是当前我国腐败滋生的经济根源。因此，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就必须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分化状况进行科学分析，特别是要注意从体制、政策方面去健全、完善利益调节机制，使那些想通过歪门邪道致富的人们不能得逞，使人们只能和能够通过正当渠道、合法途径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公共权力的增值和失去制约是腐败滋生的政治条件
腐败总是与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腐败分子把公共权力视为特殊商品用以换取私人利益。上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洛德·艾克顿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可以说是政治学上的一条定律。因此，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有公共权力非公共使用即腐败的可能。权力所能换取的利益越多，即权力的含金量越大，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然，腐败实现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还要具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即权力失去制约。如果存在对权力的严密制约，掌权者的腐败冲动就会受到抑制，他们不敢也不能进行腐败活动。尽管金钱有种促使人们铤而走险的功能，但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实施某种行为之前，总是要把需要付出的代价和获取的收益相权衡，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对于有腐败冲动的公职人员来说，他们在进行以权力换取财富的活动时，也会对风险与收益比进行分析，当风险极大时，他们就会有所收敛、抑制，当风险极小时，就会胆大妄为。而有无风险、风险大小又取决于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健全与否。严密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将使任何胆敢冲破约束、以身试法的腐败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它就犹如“防盗器”和“报警系统”一样，对腐败冲动者起到震慑作用。
我国在社会转型前，尽管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行政权力无所不在，控制一切，但腐败行为却发生较少。究其原因，一是权力的含金量不大。由于整个社会缺乏内在利益驱动机制，社会（如企业、社会组织、各阶层）缺乏以财富换取权力的冲动，因此公共权力就成了一种虽稀而不贵的资源，公职人员执掌的权力不能换取多大的财富。二是存在一套与集权体制相适应的制约机制，主要是：（1 ）高层领导的率先垂范对各级公职人员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且实行垂直、封闭、单向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只要高层领导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就能形成示范和传递作用。（2 ）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强大心理压力使公职人员谨小慎微。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频频发动的整党整风等等，无不使大家人人自危，一些有腐败动机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传统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抑制腐败的滋生。
我国社会转型以来，公共权力异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大大增强了。
从可能性方面看，不仅政府管理经济的权能大为扩大，而且这种权力的含金量也大大增加了。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成为党和政府的首要职责。虽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需要行政体制上实行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配套改革，但简政放权所要解决的只是权力系统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从总体而言，它不会导致公共权力的萎缩，而只会造成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也就是使更多的地方、部门和个人握有权力，因而在微观层面上，公共权力是增大而不是减少了。至于转变政府职能，它所要解决的只是政府如何采取新的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形式、方法和手段来履行其管理经济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削弱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和职能。从当前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际需要来看，确实也需要政府发挥其管理职能。因为目前市场经济还处于初始形态，市场发育还不完备，市场机制还不能全面发生作用，所以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领域，政府都负有重大的干预、调节责任。因而各级政府、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频率更高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权力的行使能直接影响到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竞争主体的前途和命运，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政府权力的支持和保护，结局将大不一样。一些深谙此理的利益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于是纷纷向掌握政策、项目、资金、物资、裁决等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寻租”，这样，公共权力这种稀缺资源成了人们争相购买的对象，奇货可居，含金量大大增加。例如，在资源配置方面，由于某些资源的配置由政府主管部门和市场共同承担，政府主管部门掌握的原材料、能源、信贷资金、外汇、房地产等资源的价格与市场实际价格存在着巨额差价，因而谁能以计划内价格得到这些资源，即使不用于生产投入，转手倒卖就能获得高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掌握这些资源的部门和个人的权力就大大升值，这些部门就成了逐利者进攻的重点部位，成为腐败的高发区。
从现实性方面看，公共权力异化的现实条件更充分了。社会转型以来，一方面，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些有效的权力制约方法已失去作用，简政放权的改革措施使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自上而下的约束力减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允许以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冲击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适应新体制的严密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还未形成。由于社会转型期客观情况的复杂、多变，由于我们本身的重视、努力程度不够，目前从宏观到微观，都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失衡现象。主要表现在：（1）制衡空白点大量存在。 对于各种权力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机会和频率增多这一情况，我们研究不够，对于如何防止权钱交易没有制衡措施，行政工作缺乏相应的规范和程序，给掌管人、财、物实权的部门和个人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如对进口配额、生产许可证发放、物价管制、土地协议批租等行政行为，既无规则，又不公开，听任少数握有控制权的人自由裁决。（2）制衡手段滞后。 由于超前意识不强，对一些那将出台的改革措施可能会给某些公职人员造成腐机会这一情况，没有充分认识，事前没有预防措施，事后急忙补救，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这就给了腐败分子可以利用的时间差。（3 ）制衡措施无效。已有的一些制衡措施，要么过于原则、空泛，不便操作，往往流于形式；要么是缺乏通盘考虑，政策、规范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抵销，这就使有腐败冲动的公职人员能够钻政策、制度的空子，逃避制度对权力的制衡监督，使制衡措施不能发挥功效。
综上所述，权力含金量的增大，使权力执掌者转瞬之间获取大量财富成为可能，因而必然促使其腐败欲望急剧膨胀，而权力制衡机制的软弱和无效，更为他们滥用权力创造了条件。因此，要有效抑制腐败，就必须一方面尽量减少权力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机会，使权力的含金量减少，权力贬值。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机制全面发生作用，显然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完善权力制衡机制，使公职人员不能也不敢进行腐败活动。这对反腐败具有根本意义。因为公共权力要完全退出经济领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将来市场已发育成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靠市场力量驱动，也仍然需要政府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价值观的嬗变和信仰的虚脱是腐败发生的思想条件
按照社会学原理，任何社会要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度。价值观、信念等观念形态的东西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中的软约束机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对执掌权力的公职人员来说，其价值观念、信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选择。
我国社会转型前，腐败行为发生较少，跟公职人员的价值观念、信念不无关系。从价值观念方面看，由于经济上实行的是产品经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持续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运动，因而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系统、规范系统是单一的，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大公无私作为主导价值占绝对统治地位，这虽然脱离了较低生产水平下人们道德水准的社会实际，带有“假、大、空”的味道，却抑制了人们对私利的追求。在信念方面，由于存在着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因而爱屋及乌，对他所倡导的思想、社会制度坚信不移；由于闭关锁国，人们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昌盛而沾沾自喜，并沉溺于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遐想之中。这些信念虽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现实的基础之上，但它确实激发了人们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热情，从而减少了失范行为的发生。
我国社会转型以来，在价值观念方面，由于下列因素的影响，艰苦朴素、克已奉公、大公无私的主导价值逐步发生嬗变，人们开始变得讲究功利，注重追求物质利益了：（1）市场经济的效应。 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通过市场竞争，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使人们的付出与个人的收益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市场经济的要义。（2）改革开放的影响。 改革所造成的利益分化、国内新富阶层的崛起，使人们产生了发家致富的冲动。对外开放使人们看到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而使一些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羡慕。（3）舆论导向的影响。 敢冒风险的改革家、脱贫致富的典型事迹频频出现于大众传媒之中，各种广告宣传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励消费，诱导人们的消费欲望。
应该说，价值观念（主要是对待利益的态度）的变化，即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纸是包不住火的，政治狂热总会有降温的时候，价值观念不能长期超越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之上。同时，我们要进行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没有价值观念的相应转变，就会遇到思想上的重重阻力。事实上，党中央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强调道德建设要把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但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主要是有些人可能会沾染上损人利己、金钱至上的陈腐现念。公职人员一旦受到这些观念的侵袭，就会发生腐败行为。
在信念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经历，由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一些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同时，现行的和一些即将出台的改革政策可能会损害一些人的眼前利益。对公职人员来说，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改革举措，可能使某些部门和个人感到前途未卜，从而助长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信仰虚脱虽是局部的个别的现象，但其后果是严重的、可怕的。信仰虚脱者往往自暴自弃，不顾一切，公职人员如果发生信仰虚脱，就会变得胆大妄为，无所顾忌。
以上分析说明，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有的公职人员之所以能洁身自好、廉洁自律，而有的则陷入泥潭、蜕化变质，从主观上说，是由于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和信念不同。因此，发挥价值观、信念等软约束机制的作用，显然也是开展反腐败斗争所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