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的“理性选择”:城市农民工意识与行为取向的调查与分析_文化程度论文

日趋“理性选择”的进城务工青年——对进城务工青年意识与行为取向的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城务工论文,青年论文,取向论文,理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人口大规模、跨地区的流动,形成汹涌的民工潮,是广为各界关注的社会现象。目前国内外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城市人口迁移研究的理论观点有四种:非理性的观点、社会的-特殊的观点、理性的-经济的观点、简化论的观点。(注:参见史威琳:“关于发展中国家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国外社会学》1996.3;)从当前中国“民工潮”的形势看,以第一种、第三种观点为主流,同时理性的—经济的观点又是对非理性观点的批判与发展。通过大量观察发现,有许多农村青年不需要“养家糊口”或已满足基本生存之后,仍一味地游离于城市之中。这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这种行为是否是理性的呢?对此以上四种理论都没有很好解释。

带着这种疑惑,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在2002年2月底3月初对湖北省武汉市110名进城务工青年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本次调查以武汉市刚刚进城务工青年为调查总体。具体做法如下:在武汉市进城务工青年集中的地方(武昌火车站、宏基长途汽车站等)发放问卷,由调查员随机抽取110名进城务工青年为调查样本。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均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实施与完成。全部问卷由被调查者当场填写(少部分文化素质低的青年由调查员进行结构式访问完成),当场回收。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10份,回收有效问卷98份,有效回收率89%。全部问卷经审查核实后,录入计算机,并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一、调查统计结果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问卷由15个问题组成,主要收集了进城务工青年的基本生活情况、专业技术掌握程度、计划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的资料。

(一)进城务工青年的基本情况:人力资本状况

进城务工青年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打工经历、打工前是否进行相关培训等方面。(见表1)

表1 进城务工青年基本情况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8182.7

女1717.3

18以下1717.3

19-25 5455.1

年龄 26-30 1616.3

30-35 7 7.1

35以上4 4.1

小学及以下7 7.1

初中 4849.0

文化程度 高中或中专3535.7

大学或大专8 8.2

打工经历 有7879.6

没有 2020.4

没有 4646.9

相关培训 专业技术培训 4849.0

语言培训 4 4.1

由表1看出进城务工青年中男性占绝大多数(82.7%),年龄大多数在19-30岁。文化程度偏低,绝大多数为初高中水平;大多数人有过外出打工经历;有46.9%的人打工前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这一点与文化程度偏低相对应。

(二)进城务工青年的理性选择之一:计划意识

进城务工青年的计划意识主要包括:(1)外出前对城市用工信息的了解程度(见表2);(2)离家时携带的现金额、认为所带现金够用的天数以及在当地停留的天数是否一致(见表3);(3)找到工作之前钱已用完的打算;(4)打算从事何种职业的工作(见表4、表5);(5)近期找不到工作的打算;(6)外出务工原因。

表2 对城市用工信息的了解程度

 

 人数百分比(%)

不了解,盲目外出

18 18.3

继续去以前打工所在地

45 45.9

劳务中介机构提供的明确信息 6

6.2

亲友老乡带的明确信息

29 29.6

表3 随身所带现金的支持能力

人数

您认为带的现金够用的天数消极

 70a

——您携带的现金额

积极 2b

相等 0c

合计 72

您认为带的现金够用的天数消极 9d

——您已在当地停留的天数积极 43e

相等 0f

合计 52

a.您认为带的钱够用的天数>您携带的现金额

b.您认为带的钱够用的天数=您携带的现金额

c.您认为带的钱够用的天数<您拐带的现金额

d.您认为带的钱够用的天数<您在当地停留的天数

e.您认为带的钱够用的天数>您在当地停留的天数

f.您认为带的钱够用的天数=您在当地停留的天数

表4 文化程度与职业选择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学或大专

工厂生产  1

18181

建筑装潢

2

177 1

餐饮服务

4

106 1

交通运输

4 4 3

教育

0

3 2 1

金融投资

0

3 2 2

计算机 0

5 8 7

表5 文化程度与工作层次

1.由表2可见,绝大多数务工青年外出前能通过各种渠道把握城市用工信息,盲目外出仅占18.3%。

2.据统计,进城务工青年在当地停留的时间总的来说较短,离家时携带的现金额大部分在300-600元之间,由表3可见,带的现金额大于认为现金够用的天数的人占大多数,同时带的现金够用的天数大于在当地停留的天数的人也占大多数。因此,务工青年的用钱计划意识是乐观的。

3.在回答“如果找到工作以前,钱已用完,您打算怎么办?”这一问题时,(1)打算找亲友老乡借钱的有63人(占74.1%),占绝大多数;(2)打算向有关部门求救的有17人(占19.3%);(3)打算回家的有12人(占13.6%):还有打算打零工挣钱,打电话叫家里电汇。由此可见,绝大多数青年能在遇到困难时,有较合理合法的计划打算。

4.由表4、表5可见,绝大多数务工青年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计划选择自己的工作。同时也反映了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教育业、金融投资业及计算机业,越倾向于高级管理或技术开发员。

5.在回答“如果近期找不到工作,您打算怎么办?”时,(1)有39人(占41.5%)打算继续留在城市,寻找工作机会;(2)有25人(占26.6%)打算学好技术再来找工作;(3)有21人(占22.3%)打算到其它地方找工作;(4)有5人(占5.3%)打算回家,看情况,以后再来。反映出在遇到困难时,大多数青年有较好的计划打算。

6.关于外出务工的原因有:(1)外出能多赚钱(有42人,占43.3%);(2)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有40人,占41.2%);(3)学习技术(有23人,占23.7%);(4)开阔眼界,更新观念(有36人,占37.1%);(5)结识有用的人(有10人,占10.3%)。

(三)进城务工青年的理性选择之二:自我保护意识

1.在回答“是否去正规的职业介绍所找工作”时,有53人(占55.8%)回答“是”,42人(占44.2%)回答“不是”。可见,大多数务工青年在陌生城市知道通过正规的职业介绍所来寻找工作并维护自身利益。

2.统计资料发现,有50人(占56.2%)打算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有21人(占23.6%)不打算,有18人(占20.2%)抱无所谓的态度。

3.在回答“如果雇主不同意签订劳动合同,你打算”时,(1)打算无所谓的有14人(占18.4%);(2)打算忍气吞声,仍留下来工作的有7人(占9.2%);(3)打算不与雇主合作,另找工作机会的有29人(占38.2%);(4)打算向有关部门反映,力图得到解决的有23人(占30.3%);(5)打算向司法机关检举,追其法律责任的有3人(占3.9%)。可见有72.4%的人能够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

4.在回答“如果在打工期间,你的权益受到侵害,你打算”时,(1)打算忍气吞声、算了的有7人(占7.1%);(2)打算自己或与其他受害者联合,私下与雇主解决的有13人(占13.3%);(3)打算向有关部门反映,力图补偿回权益的有39人(占39.8%);(4)打算向司法机关投诉,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有39人(占39.8%)。这点看出,绝大多数(79.6%)务工青年自我利益保护意识强,而且懂得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解决相关问题,有一定法律意识。

表6 文化程度与您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打算

二、结果分析

除了一些学者认为农民进城务工是盲目的、非理性的之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农民进城务工不是“盲流”。他们认为“农村劳动在流动择业过程中表现出微观理性”(注:蔡坊:《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1997.4;),“‘民工潮’不是‘盲流’,不是‘城乡错位’,‘区域错位’,也不是‘祸水’,更非‘超生游击队’,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势所趋”(注:刘小教:《“入粤民工潮”的问题探讨》,《社会学研究》1995.4)。通过这次调查发现有81.3%的青年不是盲目外出,他们的选择经过理性分析,不仅有经济理性,也有社会理性。这说明现在的农村进城青年在市场经济中一方面铸炼了敢闯、敢干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逐渐理性化。

农村青年从农村到进城生存要进行两次基本决定选择。第一次:决定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城;第二次:进城之后,选择工作类型及面对困难的出路。

(一)第一次选择:留在农村还是进城务工

在这一方面,国外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运用结构化理论来进行解释,他认为农村人口外出或转移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但我国目前农民外出就业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尽管在宏观层次上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社会流动与农村社区的变迁,但没有以相对固定的形式合法化、制度化。笔者将依据理性选择理论,着力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农村青年外出务工的根本原因,并由此证明其行为大多数是理性行为。

“理性”,简而言之,就是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包括对目的选择和确认,强调一种目的性、有意图的行动,是人类超出动物而独具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假设,人的理性行为包括三个层次: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生存理性”是在生存压力下产生的理性选择,经济理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社会理性是追求满意与合理化。(注: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引自米勒、波格丹诺,1992,《希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是农村青年外出务工的最根本动机(此生存包括自己生存、养老或育儿)。对于这一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已经经过大量实证调查得出,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一定的前提下,农村家庭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表现为权衡外出就业利益和风险的理性行为,当外出就业的经济效益高于本地就业利益、劳动力要素的外出边际收益大于本地劳动力边际收入时,农户家庭就可能选择外出就业。(注: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6;)同时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农村青年,他们大都年轻力壮(调查结果显示:88.7%的务工青年年龄在30岁以下,82.7%的务工青年是男性),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出去闯一闯”观念较强,是很少愿意背天朝土的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作耕种。这一点从调查结果中也可看出:在回答外出务工的原因时,分别有43.3%和41.2%务工青年选择“外出能多赚钱”和“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回答“如果近期找不到工作,您打算怎么办?”时,有41.5%的人留在本地继续找工作,有22.3%的人到外地找工作,有26.6%学好技术再找工作,可见,绝大部分不管怎样一定要在城市中谋生。那么农村青年外出务工是否具有理性呢?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务工青年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映以及体现这种反映的供应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不能仅以“以最小代价换取尽可能大利益的经济理性”来判断务工青年是否是理性行动。因为现代进城务工青年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映是相当复杂的,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选择”也是多元的,且受制于许多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等众多内容。(注: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6;)正如调查所反映的那样,有81.2%的青年外出前对城市用工信息有一定了解;他们外出务工的原因除了外出多挣钱、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等经济观念外,也有开阔眼界、更新观念、学习技术、结识有用的人等文化社会观念。

今天的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正从“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跃迁。随着生存压力的减缓,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对新生代的农村青年来说,传统的“乡”、“土”观念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了,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横向比较,再加上城市化的加快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可供选择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日益松弛的结构性条件下,为追求满足生存以外的需求一如既往地游离于乡村之外。或许对他们来说,留在城市,即使生活(可能找不到工作,承担比留在乡村更大的生存压力)也比在乡村过着“过密化”(注:“过密化”(Involution)又称内卷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去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这种过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无发展的增长。在中文里,“过密化”这个词是黄宗智从格尔茨(C·Geertz)那里借用过来的。参见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6;)的生活要强。因为,在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其它层次的需要将会凸现出来,而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现代化生活图景比起乡村的生存安全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一定范围内,农村青年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感受现代文明的方式来补偿自己可能失去的部分生存保障。社会理性因此比生存理性体现得更为强烈,并成为主宰农村青年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因。(注: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6;)

(二)第二次决定选择:进城之后的工作类型及面对困难的出路

进城以后,决定农村青年生存状况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量。农村青年根据其人力资本量选择工作类型;其人力资本状况又决定他们选择面对困难的途径。

人力资本是与社会资本相对应的概念,它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教育和在职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根据一般常识和经验,一个人要想就业和挣得收入就必须要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根据科尔曼教授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动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本。(注:徐晓军:《当前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全国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对于从农村出来的进城务工青年来说,在陌生的城市里,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几乎等于零。因此在城市中谋生,绝大多数靠的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当然,从对外出务工的原因调查中看,有10.3%的人想结识有用的人,这是扩张自己社会资本的表现;同时从务工者外出前对城市用工信息的了解看有29.2%的是亲戚朋友带的明确信息;遇到工作找到之前钱已用完诸如此类的困难时,他们大多数人(74.1%)会打算向亲戚朋友借钱。这些都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表现,但作为进城的主要目的“务工”而言,人力资本起关键作用。通过调查发现,进城务工青年除了年龄(30岁以下占绝大多数)占优势以外,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这些关键之关键因素却不占优势。虽如此,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

农民向其它职业转换,向其它社会阶层流动,一方面服从社会分层机制的安排,另一方面起作用的分层机制更多地受制于强烈的国家主导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决定了城市向农村招募劳动力的规模和对人力资源的素质的要求。以初级产品制造和加工为主的低度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只需要达到一个基本的标准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更为高昂的制度成本的限制,这些行业和部门的资本总会去追求边际效益更高的其它出路,而不会在人力资源的获取上付出更大的投资。因此即使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市场所偏爱的个人获致性因素(如教育),在农民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的过程中,并不一定能起到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大的促进作用。(注:刘精明:“向非农职业流动:农民生活史的一项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6)同时工业化过程主要是从农村吸收具有劳动潜力的劳动力,年龄就成为从农村流入城市务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城市对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处于相对劣势而年龄处于相对优势的务工青年的需求量是大的。

在城市低度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大量能量消耗高的体力劳动或基本的操作、生产、服务工作,这些工作城市人不愿干,但对城市来说是必不可少。而这恰好为农村青年提供了工作机会。农村进城务工青年的文化程度偏低,他们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恰当地打算选择自己的工作领域与工作层次,这在调查中充分地反映出来,见表4、表5。

在陌生的城市中,农村务工青年的用钱计划意识是乐观的,他们能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现金额与时间的分配,见表3。同时,农村务工青年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务工青年能理性地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解决遇到的困难:有55.8%的人知道通过正规的职业介绍所寻找并维护自己的工作;有56.2%的人打算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在打工期间权益受到侵害,分别都有39.8%的人打算向有关部门反映力图补偿回权益和向司法机关投诉追究其法律责任。务工青年的不同行为选择以自身不同人力资本(文化程度)为基础,见表6。这一切又是农村务工青年理性选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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