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鼎立——京、海、粤电视剧比较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视剧论文,三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已呈现出群雄蜂起的态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的黄金时间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由地方电视台拍摄的、有强烈地方特色的优秀电视剧，比如《校园先锋》、《黑脸》、《神禾源》、《半边楼》、《大雪小雪又一年》等。看过之后每每感叹：××省（市）也能拍出这么好的电视剧。但严格来说，这些电视剧体现了风格，但远没有形成一种流派。目前，中国电视剧可称为流派的只有三家，即北京、上海、广东。京沪粤电视剧成三足鼎立之势，的确令国人刮目相看。这里，我们试分别论述之。
A、粤派
从1994年起，广东的精神产品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当属长篇电视连续剧，下面这张成绩单颇能说明问题：
1994年，《情满珠江》（36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一等奖。
1995年，《农民的儿子》（16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二等奖。
1996年，《英雄无悔》（39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一等奖。
1997年，《和平年代》（23）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一等奖。
这些充满了时代气息和南国风味的电视剧，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收视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表明了广东电视剧的巨大魅力。有关研究表明，粤派电视剧的异军突起，表明了“广东人的当代精神——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对人的自我价值和奉献精神的认定。”（张木桂：《当代岭南文化特征的生动表现》，《南方电视学刊》1998年第2期， 第21页）电视是公众了解和透视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的最佳窗口，透过这一窗口，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被专家称之为90年代中国文化的新格局——“广东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最强势的地域文化，当之无愧地与北京、上海鼎足而立，打破了城市文化双峰对峙的陈旧格局。”（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页）广东文化被称为世纪末的新北代。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邓丽君等港台歌星的声音曾同各种走私品一道，由广东登陆开始了对中国内陆市场的大举入侵，“正宗粤菜”、“生猛海鲜”、“发发发”等粤味十足的字眼和声音遍及全国城乡，广东普通话更是电视小品、相声的常用话语之一……。于是，人们起初难免认为毗邻港澳台的广东文化也被沙漠化了，难以产生精品之作。但当《深圳人》、《商界》、《外来妹》等优秀电视连续剧，以其新颖的题材和鲜明的形象刮起强劲清新的南国都市风时，人们的思维定势开始动摇。而当《情满珠江》、《和平年代》等粤派电视连续剧完全征服了观众时，人们不禁感叹：珠江三角洲不仅出现了经济奇迹，而且还有文化的突起。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最先建立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有3个在广东。广东人是明智的， 他们认准了电视这一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媒体，认准了电视剧这一行之有效的表现方式，花大力气去创作精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广东电视剧的一次次成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而且有助于人们从观念上改变对广东的种种偏见。
岭南文化不是电视的产物，但广东电视剧的魅力之源却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征。岭南文化首先是一种通俗文化，无论是《情满珠江》还是《英雄无悔》，其中不少细节编造的痕迹是很明显的，但由于这些电视剧直接反映了广东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让观众透过电视剧中的人物命运去品味急剧变化的社会，因而某些人为的痕迹并没有掩盖全剧的精华。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观众，都能从广东电视中看到对通俗文化的奋力提升，看到通俗文化的精致形态，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岭南文化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引领着当代中国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新潮流转向，而广东电视剧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和矛盾冲突，因而表现出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历史感。“回忆一下《商界》中对民营企业的描写，再来学习江总书记十五大的报告，其超前的观念不由你不感叹：《外来妹》中赵小云从一个农村到广东打工来的外来妹，到自强自立的企业家的成长过程，生动地显示着岭南文化中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鲜明特征。”（同上张木桂文，第22页）与京派、海派等电视剧相比，粤派电视剧显得大气磅礴，洋溢着英雄式的、史诗般的气度与力度。如果说，广东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集中体现在《英雄无悔》的主人公高天身上的话，那么，《和平年代》中的秦子雄，则是广东人寻找、呼唤和体现一种精神——能够照亮生命、支撑情感、燃烧智慧的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广东电视剧的成功实践让人们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与电视精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缘起首先是一种比较：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最讲政治的地方，但北京拍的某些电视剧，甚至是一时被“炒”的沸沸扬扬的“大作”，却明显表现出淡化政治的倾向。像《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东边日出西边雨》等作品，它们获得的并不是普遍的喝彩，而是一片嘘声。相比之下，广东是离港澳台最近的地方，讲政治也许喊得并不响亮，然而其电视剧却分明坚持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看来，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电视精品与电视工作讲政治的关系入手，进一步弄清楚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广东电视剧的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平心而论，党对艺术生产的思想上的得力引导，是粤派电视剧精品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其它艺术生产一样，只有为艺术生产者提供一个宽松、自由、和谐、舒畅的生态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艺术生产力，才能优化艺术生产而多出精品。光有钱不能说就有了好的生态环境，“遵命电视剧”是不好拍的。然而，粤派电视剧精品的主创人员之所以能自觉地玩命干，其心态支撑之一就在于：领导者是我们推心置腹的老朋友，拿不出精品有何颜面见老朋友呢？我们这里的分析也许会遭到这样的诘难：这就是粤派电视剧精品迭出的原因吗？当然不全是。但电视的影响为什么要把对决策层和管理层的影响排斥在外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电视作品不再是政治的陪衬和点缀，而真正成为政治清明的标志之一时，这种事实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就是巨大的。
B、京派
京派电视剧有两部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占据制高点位置的优秀作品，一部是28集的《四世同堂》，另一部是50集的《渴望》。前者为日后通俗电视剧的大发展竖起了一个成功的路标，后者则标志着中国电视连续剧向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是公认的。198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播出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四世同堂》不仅以28集的宏大规模结束了我国不能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历史，而且以深厚的历史容量、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深重的民族风格将中国电视剧连续剧创作推上新高度。”（彭耀春：《中国电视连续剧回眸》，《艺术百家》1996 年第4期，第62页）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对爱国主义主题、对民族心理的深刻展示、以及富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和地道的北京方言，都为电视剧的再度创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80年代中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四世同堂》的社会影响还有这样两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一是在信仰危机弥漫的社会氛围中，《四世同堂》不动声色地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能够救中国。二是《四世同堂》作为京味小说的代表，那种以胡同中平民百姓生活为素材的风格和语言，生动活泼、诙谐幽默，这不仅成为京派文化的典型话语，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其后京派电视剧的创作。因为，即使是以调侃和“痞”为突出特征的王朔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北京的“大院文化与胡同文化的沟通融和，产生了所谓的‘新京味’”。（杨东平：《城市季风》第544页）
《渴望》引起的巨大轰动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预料，一些地方电视台甚至一天播放6集甚至8集，这是罕见的。在改革开放对传统观念已经冲击了十多年后，《渴望》女主角刘慧芳所表现出的善良、温柔、坚毅，以及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等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仍然获得了全社会的普遍敬重与推崇。有关这一人物形象的褒贬争论已经远去，但该片创作者的初衷——“一定要让老百姓爱看”，却对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这以后，《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电视连续剧虽与《渴望》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们的轰动和影响均未超过《渴望》。
从京味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渴望》被学者称为“突出了作者对于‘京味’文化的自觉追求”，“它是90年代轰动社会的‘京味’文化的第一个浪头。”“一年之后，几乎是同一批作者创作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再次轰动社会、风靡全国，才为这种京味文化真正定性定名。它成了北京笑星、丑星的一次大汇演，成为尖锐犀利的北京幽默和插科打诨——王朔式调侃——的大展示。人们在这种高密度、大容量的语言轰炸中接受了一种全新的降临：一种新的北京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语言风格和语言技巧，一种文化样式。”（杨东平：《城市季风》第536—537页）
审视京味电视剧，不能不提到《北京人在纽约》和《过把瘾》。前者成功地演绎了大洋彼岸的人生风景，用撼人心魄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告诉观众一个十分浅显而又很容易被忽略的常识：你可以改变你的身份、职业，甚至国籍，但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深入美国的文化，这就同你永远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肤色一样。也因此，这部21集的电视连续剧显示了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开拓了电视剧题材和体裁的一个新领域。《过把瘾》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都市言情剧，在人们看腻了港台式的言情片后，《过把瘾》以非常生活化的叙事方式和典型的北京风味，为京味电视剧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但是，京派电视剧有一个严重的缺憾，这就是少有能够弘扬主旋律的大制作。《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的成功，并没有给京派电视剧带来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京派电视剧显得后劲不够，底气不足。《皇城根儿》、《爱你没商量》、《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东边日出西边雨》、《我爱我家》等一系列大型室内剧，基本上都是以王朔的小说模式和调侃的语言风格，以商业化的制作方式推出的，而这种商业化的电视剧模式——肥皂剧的出现，却受到了观众的冷淡和专家的抨击。“如果说王朔在《顽主》特别是《编辑部的故事》中，还塑造了几个有血有肉的喜剧人物——把他们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无价值’的一面毫不留情地‘撕破’开来，让观众在开心一笑里享受到一丝喜剧的快感的话，那么到了《爱你没商量》一剧，却失掉了他那机敏的嘲讽和幽默的力量，而变得不伦不类了。”（胡智锋：《电视美的探索》，华中理中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从一定意义上说，京派电视剧中“侃”、“痞”的招数已经走到了尽头，观众很难再对此抱有热情，人们期待的是京派电视剧中能够产生与京派文化相匹配的大作。
在京派电视剧的发展和影响中，有一个现象显得很独特，这就是新闻批评的独树一帜。简单地说，京派报纸对京派电视剧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是不留情面的。张宏森曾写到：“新闻界对电视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也包含一些讽诮或刻薄的新闻批评。但新闻批评往往是边缘的、表层的、兴趣化的，它很少能击中电视剧创作的要害部位，很少鞭辟入里地从文化核心中寻找电视剧创作的孽障。”（见《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第121页）这一批评是深刻的， 但北京的报纸批评起京派电视剧来决不心慈手软也是一个事实。这一方面是北京有其它地区无法相比的媒介力量，大报小报对电视剧的反应极为敏感，另一方面是纯粹属于北京市的报纸也决不为本地的电视剧护短。请看《北京日报》上刊载的这样的文章：“中国的电视剧问世不久，偏离文化的倾向就出现了。京城崛起的一拨编剧大腕，坐在一起大侃一顿就攒出的电视剧，竟然骗取了老百姓不少毫无意义的眼泪和笑声。于是编导们便以为，这就是所谓通俗电视文化的方向。电视剧创作，很容易嘛！《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京都纪事》……相继而出。然而就像劣质商品可以畅销一时一样，一旦人们回味过来，便立刻摒而弃之。《东边日出西边雨》，无论从剧本、从制作、从演员的表演，可以说和《渴望》及《编辑部的故事》相差无几，但令编导意想不到的是，它获得的严厉批评远过于得到的廉价喝彩。有人说它是‘大陆的琼瑶戏’，有人批评它是‘都市里的神话’，一篇题为《吹个泡泡逗你玩》的批评文章，则指出了它的虚假。这部电视剧远离今天国人的生活，对现实生活无任何积极意义。”（《北京日报》1996年2月2日第5 版）类似这样对京派电视剧的批评，在冠以“北京”二字的报纸上常常可以看到，而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在上海、广东是很难见到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京派文化兼容并蓄、广纳四方的特点，构成了京派电视剧发展的外在环境的特点之一，这是京派电视剧的幸运。须知：任何形成的“舆论一律”和“地方保护”，都是一处致命伤。
C、海派
上海电视剧曾一度面临这样的严峻形势：“北京开创了中国室内剧的先河，并开创了方兴未艾的京味电视剧的潮流。与此同时，反映当代工商业生活的广东岭南影视创作后来居上，使上海处于南北夹攻的窘境之中。”（《城市季风》第366页）
海派文化源起于清末明初，今天看来，也可以称之为历史久远。建国以前，上海曾经有过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大上海的崛起，成就了海派文化的雄极一时。至少，半个世纪前的文化遗产为世纪末时的电视剧创作准备了基础丰厚的蓝本。不过，进入80年代以后，“大上海沉没”却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1987年，上海作家俞天白的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揭示了上海“衰弱巨人综合症”的严重痼疾，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到了90年代前后，上海的传媒已开始直面“上海人精明但不聪明”这一令人尴尬的问题。与这种“美人迟暮”的景象相对应，从8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文艺创作被称为“又多又快，不好不坏”，一语道出了海派文化的尴尬处境。
海派电视剧中，《围城》和《上海的早晨》都改编自名著，前者获得了专家和大众的普遍肯定，而后者则受到了不少批评。评论界认为，电视剧《上海的早晨》将具有深刻历史内容与美学个性的名著变成了今日市民茶余饭后消遣的肥皂剧，甚至成了妻妾争宠的家庭闹剧。如此结果，非但不能恢复海派文化的地位，反而使其更加窘迫。
1987年，电视连续剧《儿女情长》继《孽债》之后又一次引起轰动，海派电视剧为之一振。《儿女情长》从平民的视角出发，将二层阁楼屋顶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形象地展示在观众面前：住房的拥挤、婆媳的矛盾、清官难断的家务事……，芸芸众生的生存窘境真实的再现于屏幕上，全剧洋溢着一种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可以说，《儿女情长》大大加强了海派电视剧的地位。
海派电视剧与京派、粤派电视剧一样，也多采用一个或几个家庭为蓝本的结构去展开故事情节，但其风格和着眼点却又大相径庭。粤派电视剧的代表作《情满珠江》、《和平年代》均是以两家或三家人为基点，家庭戏在全剧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少。比如《和平年代》，主人公秦子雄的妻子是他所在的集团军军长的女儿，他的搭档是军长的儿子，他过去的恋人又曾是军长的儿媳，这种戏剧化的人物组合并无多少新意更不是粤派电视剧的独创，一眼看去，很难说这种人物关系的戏就能出主旋律或时代精神。事实上，京派、海派电视剧也因循了这种戏剧冲突的老路，因而有些电视剧干脆沿着室内剧的轨道前进，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的成份占据主导位置，或者说，这种电视剧的动人之处就在于那种“小家子气”。而粤派电视剧却以家庭的变迁为基本故事线索，极力去展示这种变迁中历史和时代的急剧变化，从而赋予电视剧以更高的文化品位和历史价值。京沪两地的一些专家对海派电视剧有这样的一种相同的看法：上海改革开放有那么大的变化，可是上海电视剧的“思想含量却不能与上海的前进同步，它老有一种追寻旧梦的感觉，而且上海人的那些优秀的东西：如他的智慧，对现代的敏感，那种接受中西文化的灵活，都被那种姑嫂之争的小家子气的东西淹没了。”（《电影艺术》1998年第1期，第74页）海派电视剧表现出的国际性和开放性还不够， 对当代生活深层次的变化，反映得还不多，因此，摆脱局限于家庭人伦琐事中的羁绊，努力去表现对时代精神的总体思考和把握，表现出艺术家的大度和艺术作品的大气，当是海派电视剧亟需解决的问题。
如今，中国电视剧京派、海派、粤派“三国演义”的结果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三足鼎立，这是电视剧走向多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电视剧走向更大繁荣的鲜明标志之一。从电视在20世纪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来看，下个世纪将是电视文化更加威武雄壮的年代。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必将在电视这一强大的媒体中找到自己新的生长点。而京、海、粤电视剧能否在更大的舞台上，上演新的“三国演义”，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京派文化、海派文化、岭南文化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十分有趣而又寓意深刻的文化现象，相信对此关注的人会越来越多。
标签：电视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海派风格论文; 编辑部的故事论文; 电视连续剧论文; 东边日出西边雨论文; 海马歌舞厅论文; 爱你没商量论文; 和平年代论文; 英雄无悔论文; 儿女情长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喜剧电视剧论文; 剧情电视剧论文; 爱情电视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