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食店和它划分的消费文化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1)1-0050-07
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大部分人的生活重心是工作，是生产，工作角色提供了他们主要的社会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心中形成一种相当稳定的自我意识，足以认清并确立自己和别人眼中的个人定位。当这个社会晋级到较高的资本化程度，他们开始对工作以外的——家居、运动、娱乐——赋予重大意义，工作不仅为了维生，而是为了消费。尤其各种物品大量流通、迅速代谢的城市生活，更增长了都市人对风格的察觉，以及对消费的品味。我们往往为了扣合一种更加形象化的认同感，而透过衣着样式、食品类别，以及休闲娱乐的形态，来标示出自己的社会阶层与定位，并接受别人的诠释与理解。进入后现代的阶段，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日益商品化，后现代文化与美学也浸渍了无所不在的商品意义，文化遂贴上商品的标签。
消费主义强大的意识形态，不但正当化了资本主义，亦趋使我们在幻想与现实中成为消费者。那些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向消费者推销时，应用大量的符号与象征，让我们的欲望拥有具体的对象，无时无刻不潜伏在心中。消费被视为进入后现代的缩影，它意味着生活重心的转移，不再以生产性为核心。消费即成为社会性的行为，一座都市即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注：以上两段对消费社会的概述，主要依据：Robert Bocock著，张君玫、黄鹏仁译(1996)，《消费》，台北：巨流出版社，页2-20;78-82。）。
其实我们周遭的消费品都预先做好了分门别类的工作，在它们所在的场所或领域中等待我们的回声。这已经是一种不易察觉的异化向度，越来越多规划好的消费项目在主导我们的生活内容。失去创造力的消费者，只能行走在制定的路径。换言之，我们的消费是按图索骥，去寻找不同的消费空间或样式，都市俨然就是一张巨大的消费地图。
其实这张消费地图是一张饮食文化的殖民地图，我们大可将速食店定位为美国都市文化入侵亚洲的一个殖民据点。比起西方服饰和流行音乐在我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速食店所进行的文化殖民，如同巨型殒石般深层撞击(deepimpact)。
速食店是一个绝对大众化、形象健康的消费空间，它的原始消费理念主要在倡导一个速战速决的饮食方式，来迎合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可是当它被引进亚洲地区，却造成巨大的冲击，影响了饮食文化和更深层的消费意识。如果透过现代诗来回顾速食业的殖民史，我们便能归纳出不同世代的诗人，看待速食店的视野有相当的差异。
1984年1月，第一家麦当劳速食店在台北开幕，7月1日台湾诗人洪致（詹宏志）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了《庞克少年》，诗中略略提到麦当劳，但不以此为主题，我们无从窥探麦当劳对台北消费者的冲击。1985年8月3日，台湾前行代诗人罗门(1928-)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了名作《“麦当劳”午餐时间》，严肃地探讨了这个消费空间及其衍生的文化问题。在分析此诗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李瑞腾在《七十四年诗选》(1986)中针对此诗所写的按语提供了一项重要迅息：“‘麦当劳’，对于台湾饮食文化所造成的冲击与震撼过去之后，似乎已经广被我们的都市子民所接受了，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多少年来一直在都市范畴取材，反映、批判都市文明，而企图把文明层次提升到文化层次思考的诗人罗门，‘麦当劳’现象被他所注意，应是理所当然的了。”（注：李瑞腾编(1986)，《七十四年诗选》，台北：尔雅出版社，页172。）
换言之，在罗门写麦当劳的时候，它所代表的美式速食文化对本土饮食文化所造成的冲击与震撼已成“过去”，早被台北市民所接受（罗门笔下的麦当劳店里就有三个不同年龄层的顾客），所以李瑞腾先生认为它受到罗门的注意并不是件令人意外的事（因为已经历时一年半）。
由于麦当劳重新划分了客层，青少年成为第一顺位的消费者（直到九○年代，儿童和上班族才陆续被多元诉求的行销策略纳入，成为主要的客层）。罗门的《“麦当劳”午餐时间》(1985)是从文化断层和文化殖民的双重角度来探勘它对台北地区消费型态的冲击。此诗第一节营造了一个明快的画面：“一群年青人／带着风／冲进来／被最亮的位子／拉过去／同整座城／坐在一起／窗内一盘餐饮／窗外一盘街景”（注：罗门(1995)，《罗门创作大系·（卷二）都市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84。）。在这里，麦当劳代表一种时下最流行的生活样式，已非单纯的餐饮需求／维生消费。这一群由都市文化培植出来的时代青年，踏着风般轻快的语言节奏，溜进这个洁亮的饮食空间，回归到属于他们这个世代的速食文化位置，这是他们的物欲满足模式。它窗里餐饮制式化的速食本质，与窗外无深度地川流不息的街景，紧紧地契合在一起
第一节的消费景象让第二节的中年人显得格格不入，遂产生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这两三位被迫调适固有的饮食习惯，而感到疲累的中年人，不由自主地将“手里的刀叉／慢慢张成筷子的双脚”（注：罗门(1995)，《罗门创作大系·（卷二）都市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85。），潜意识里的惯性仍然驾驭着用餐的形式。他们之所以来吃麦当劳，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最具时代性的“文化入门之物”(cultural primer)，“亲身体验”过麦当劳的饮食方式，是一种赶时髦的消费心理。第三节轮到老年人，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立刻”引起更大的文化冲突，反而自我矮化：
一个老年人／坐在角落里／穿着不太合身的／成衣西装／吃完不太合胃的／汉堡（注：罗门(1995)，《罗门创作大系·（卷二）都市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86-87。）
这幅东方老人被西方衣着和饮食文化强暴／殖民的画面，暗示着东方传统饮食文化被西方速食文化的殖民；这里不属于他，他唯有“枯坐成一棵／室内装潢的老松”（注：罗门(1995)，《罗门创作大系·（卷二）都市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87。），或许是一种人群蝟集心态使然，令他来到这个热闹的“文化异域”进餐。尽管他已全力抵御新时代对老人的淘汰力，穿上“不太合身的／成衣西装”，但他万万没有料到，麦当劳里的速食形式和节奏，已“取消”了旧社会里进餐的仪式性及相互的沟通时机，令顾客与雇主、顾客与顾客之间的人际关系，更形冷漠与孤立（注：李清志(1996)，《鸟国狂》台北：创兴出版社，页33。）。
这首诗揭露的消费心态既多元又传神，成群的青少年是基于时髦性，结伴的中年人更有不愿落伍的动机，孤单的老年人则想蝟集于人潮之中，感受生命的热度，同时带着怕被时代淘汰的畏惧心理。
“麦当劳”和“刀叉／筷子”是架构起此诗文化议题的两大意象。前者是文化的殖民主，后者则是东西方饮食文化的首要交锋据点。“筷子”作为手中“刀叉”之潜意识形态，在这个场合语境当中，完成了罗门所赋予的文化冲突之大任。刀叉与筷子既是生活礼仪的冲突，也是潜意识的不协调。如果少了“刀叉／筷子”的“内在文化转换”，麦当劳对三个年龄层的文化殖民势必无从抵御。
可是问题正出在“刀叉／筷子”——这是罗门在描述麦当劳的速食文化时，所犯下的一个不可原谅之错误——用“刀叉”进餐，那是西餐厅里讲究用餐礼仪的精致餐饮文化！罗门用刀叉来象征新兴的速食文化，乃一大败笔，更暴露了一个问题——前行代诗人罗门已被麦当劳这个新兴的消费型态，汰除到都市消费文化潮流的外缘。
不管这首诗有多大的毛病，它终究提出了麦当劳对传统饮食文化（尤其人际关系和用餐礼仪）所造成冲击。麦当劳很残酷地将老中青三代消费者区分开来，它俨然成为“时代感”的鉴定者，在此消费不是为了吃饱，而志在取得或“更新”(update)都市文化的身分认同。就八○年代中期台湾的饮食文化而言，麦当劳无疑是“最新版”，另一个更新文化身分的速食店是“肯德基”(KFC)。另一位前行代台湾诗人张默(1931-)曾就此议题／意识写过一首《肯德基》(1989)：“少年郎呀／咱家今年刚好六十岁／我也经常偷偷地投你以疑惑的眼光／我觉得和你们在一起／抢着，啃着，叫着／让灵魂也沙拉一下／……／少年郎呀／你一定得等一等我／每天我愿整装待发／三分钟吞掉一个小汉堡”。（注：张默(1990)《光阴·梯子》，台北：尚书出版社，页212-213。）文本中六十岁的老人家对少年消费者的吃相充满了疑惑与憧憬，速食的形式和速度俨然是文化层次和年岁的大考验，为了取得这一分认同，他打算拼了老命用三分钟去吞掉一个汉堡！也好让灵魂获得新兴消费文化的滋润（也沙拉一下），而充满活力。
1990年，台大城乡所的陈坤宏和王鸿楷，曾经针对麦当劳文化在台北都会地区的扩散情形及其对居民在消费形态及生活方式上所造成的影响做过研究。他们发现：“麦当劳文化在台北都会区推出新产品形象并扩展它的服务项目时，它的文化层面包括使用麦当劳汉堡所抱持的符号消费、生活习惯及消费型态的改变均跟着渗透至市场之中，进而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更造成整个台北都会区消费空间的再结构。”（注：转引自：陈坤宏(1995)，《消费文化与空间结构——理论与应用》，台北，詹氏书局，页147。）再结构的趋势，早在罗门诗中已经预警过了，都市人唯一能做和想做的，是去迎合、推动这个趋势。台湾中生代诗人侯吉谅(1958-)在《美式速食》(1987)一诗中披露过这个趋势：“黄金地段的大厦一张嘴／就把黄色长龙吃下／用五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吃法／快速的消化了／华夏饮食的／脏乱与骄傲”。（注：侯吉谅(1987)，《城市心情》，台北：汉光出版社，页85。）正是如此，速食店通常开设在人潮最多的节点。一向以吃为天，有着悠久饮食文化传统的炎黄子孙，竟然降服在速食的诱惑之下。
张默的《麦当劳速写》(1991)字里行间便流露出上述的消费意识：
远远看／它是透黄的M／近近看／它还是透黄的M／戴眼镜的与不戴眼镜的／穿牛仔装的与不穿牛仔装的／反正大家挤在这里／喝一杯红茶，或者／一撮薯条／就可以削去大半个下午／而饥渴如故，仿佛彩绘在／每个人脉络分明的青筋上（注：张默(1994)，《落叶满街》，台北：九歌出版社，页107-108。）
这首诗里的书写情绪是平和的，轻描淡写地叙说一件司空见惯的事。这个年头的麦当劳不再有明显的文化战争，不管是戴眼镜的读书人，或者穿牛仔装的时髦青少年，反正形形色色的人全都挤在这里（没有特别强调年龄层），用一致的心情消费着同样的东西：红茶、薯条、时间。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速食店”超越了原来的“速食”角色，既不速也不食。用餐已经不是重点，即使坐了一整个下午他们的食欲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满足。因为他们消费的不是仅堡，而是麦当劳提供的空间，被空间包裹起来的时间，以及打发时间的零嘴。总的来说，他们消费的是"M"字所蕴含的符号内容。色泽透黄的"M"象征着冷都市里的热空间，在远处诱导着消费者的渴望，在眼前用它的超人气把路人拥抱进来。
此诗值得注意的是：张默仍旧采用观察者的身分在叙述这项见闻，他本身没有参与这种符号性的消费，从引文的最后三行就能判读出他对此现象的负面观感。在消费心态上张默绝对无法纳人“麦当劳世代”，不过他能够准确地掌握这种消费行为的本质，用很短的篇幅便将它勾勒出来。
一般的速食业着重功能性，首要目的在于短时间内满足顾客实际的生理需求，可是麦当劳在本质上却偏重符号性。尤其九○年代末期，这个商品在台湾透过“超值的早餐”、“同学会”、“儿童庆生派对”、“社会福利捐助专案”等人性化的广告，以及诸如"Hello Kitty"、“麦当劳玩偶”等多种套餐的策略行销，同时向不同年龄层的消费者，传达了时髦、便捷、童趣、欢乐、关怀、幸福、收藏等讯息。“吃”的动作和意图仿佛消隐在汉堡的馅里面，我们消费的是汉堡以外的附加价值，是一整个色泽温暖的"M"。
像麦当劳这种“符号消费”(symbolic consumption)，之所以能将商品和人们的生活链结在一起，依赖的是广告。我们消费的是经由广告而产生的意义。“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已超出维持生存水平的消费，开始加入了文化的、感性的因素。消费者的活动开始具有非理性的倾向。所以，消费的符号化现象就是以过度充裕的消费为背景而存在（注：陈坤宏(1995)，《消费文化与空间结构——理论与应用》，台北：詹氏书局，页150。）。彻底符号化的麦当劳，已经不再是一间速食店，而是一个集约会、休息、进餐、聊天、K书、玩乐、打发时间的地方(place)。它默默地储蓄都市人的生活作息和记忆，吸引居民与路人的认同。它甚至是一个让都市情感不自觉地汇集起来的节点(node)。
新加坡中生代诗人郭永秀(1951-)发现了这个“节点”，于是他在《无节路》(1989)一诗中，站在青少年的消费位置，以第一人称的、非常口语化的自白性语言来叙说他们的心态：
麦当劳少年，好吧／这样的称呼也无所谓／反正我们总是／无所事事的代名词／请别问我们：／是不是有个回不去的家／我们不喜欢／在大人们的模型里成长／说我们堕落也好，迷失也好／在这自由的小天地里／偶尔吸吸烟、吹吹口哨／听walkman，写意地／不为什么地活着／我们只想向忙碌的世人／证实自己的存在（注：郭永秀(1989)，《筷子的故事》，新加坡：七洋出版社，页136-137。）
“无节路”即是Orchard Road的戏称（注：新华诗人谢清在《千灯之街》一诗中，曾用“无节”一词来形容可以终年狂欢的“乌节路”。郭诗乃唱和谢诗之作，更进一步发挥了“无节”的意涵。）新加坡的“麦当劳少年”形同台北的“西门町族”，他们使用／消费麦当劳空间的方式与心态，都是负面的，他们是“无所事事的代名词”。从诗人那轻快且毫无起伏的叙述，我们却感受到沉重且不断激荡的忧患和哀伤。非常写实的画面，不但生动地勾勒出麦当劳少年的叛逆心态，更成功地形塑了他们一幅自以为是的叛逆举止：抽烟、吹口哨、听walkman，在在暴露了他们的幼稚。他们的消费乃是为了寻求一种认同，建立一个让所有迷惘的心灵得以相互依偎的“共荣圈”。"M"成为最热闹的庇护所，和滋生社会问题的角落。
跟罗门和张默一样，作为一位社会观察者与批判者的郭永秀，对速食文化的问题探讨是严肃的。他在《A&W即景》(1989)一诗中，换个角度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A&W"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带很普遍的速食店，以热狗和Root beer为主食。虽然它没有像麦当劳那种高度符号化、企图将所有客层一网打尽的行销策略，但它同样提供一个类似麦当劳的消费空间。这首诗写的就是叙述主体“入门”的瞬间感受：
一推门就推出／整片肆无忌惮的笑声／许多校服，在这里／进进出出，来来去去／……／左边是一片烟雾氤氲／许多人在高谈阔论／大声嬉笑，向女招待吹口哨／偶尔几句三字经／夹着一个刚过了变声期的嗓音（注：新华诗人谢清在《千灯之街》一诗中，曾用“无节”一词来形容可以终年狂欢的“乌节路”。郭诗乃唱和谢诗之作，更进一步发挥了“无节”的意涵。页116-117。）
肆无忌惮的嬉笑统治了整个消费空间，形成一股具有排他性的氛围。在这里口哨有了明确的调戏对象，烟有了不容小看的规模，进进出出的校服确立了“A&W少年”的属性，这个相当立体的画面对“进入者／读者”的心灵而言，有相当的吓阻力；对同类型的少年来说，即是一个强大的认同磁场。“入门”的一瞬间，可谓百感交集又无能为力，尤其那夹杂在三字经里“刚过了变声期的嗓音”，很有画龙点睛的效果，深化了问题的严重性，更让这首诗多添了几分巨细靡遗的真实感。虽然郭永秀没有给予正面的抨击，可他却忍不住：
一阵寒心——／我按着玻璃门，久久／迟疑着，不知道要进入／还是退出……（注：新华诗人谢清在《千灯之街》一诗中，曾用“无节”一词来形容可以终年狂欢的“乌节路”。郭诗乃唱和谢诗之作，更进一步发挥了“无节”的意涵。页117。）
“按着玻璃门”的“迟疑”，道尽诗人心中的痛，以及进入异质空间的恐惧（注：这种感觉对任何一位感觉敏锐的新马读者而言，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笔者曾经多次感受过郭永秀描述的迟疑，短短的一瞬，却难以言传；这是台湾的麦当劳里体验不到的感觉。）。这个“迟疑”把前面营造的氛围压缩得非常沉重，把诗人的感受漫延到文本的外头。
如前文所述，九○年代的麦当劳将消费的触角伸向儿童。李清志在《快餐城堡》一文中，对麦当劳的消费形态有深入的剖析，他指出——“麦当劳深知孩童的消费潜力，在速食店内增设儿童游乐区，办儿童生日派对，吸引无知的儿童前往，并藉由孩童的要求来操纵父母的购买行为”；因为“改变未来主人翁的饮食习惯等于创造未来的广大消费市场，而迪斯奈乐园式的空间正好投合了孩童的幻想。因此汉堡薯条加上后现代手法堆砌的空间，将成为现代儿童规格化生活的一部分（注：李清志(1996)，《鸟国狂》，台北：创兴出版社，页32-33。）
这个深谋远虑的商机前瞻，已经把麦当劳根植在都市儿童心中。留学台湾的马华青年诗人辛金顺(1963-)，在《麦当劳一瞥》(1996)一诗中，作了如此的描述：
春天在这里爆破／孩子们却把欢笑遗落／吸管和吸管并排／可乐快乐的在纸杯里唱歌／……／而汉堡夹住理想／整个世界都在嘴边／酸、甜、苦、辣／各成口味（注：辛金顺(1997)，《最后的家园》，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37-38。）
麦当劳替都市孩子虚拟了一个欢乐的童年，在这里爆破生命中的春天。可是这种欢乐是由并排的吸管和纸杯盛着的可乐组构而成，这两种消耗性质材暗示了“春天／欢乐”的脆弱体质。去麦当劳是儿童最大的心愿和渴望，一个小小的汉堡足以夹住整个世界，他们咬下去只感觉到甜味。“酸、甜、苦、辣／各成口味”是就汉堡（麦当劳）的整体消费感受而言。在不同心智／心态的消费者口中，它产生不同的意义：可能只是在店里打发时间的咀嚼物，可能是聊天时吃而不究其味的面包夹肉，可能是酸菜和蕃茄酱使劲拉拢舌蕾的美好晚餐，或者吃它只为了收集每月不同的麦当劳玩具。不同的消费动机与心态，对汉堡产生不同的味觉反应。
从辛金顺概念式的叙述，我们察觉到他也不是“麦当劳世代”。真正能够现身说法的是更年轻的台湾辅仁大学诗人潘宁馨(1976-)，她才是吃麦当劳长大的年轻消费群。她的《速食店记实》(1997)一开始就道出"M"与“麦当劳世代”的脐带关系：
M到底是胜利的姿势／还是一对无辜／高耸的乳房（注：《创世纪》第112期，页45。）
"M"对年轻世代饮食及生活习惯的再结构，已经是八○年代的老故事了；历经十余年的文化殖民，"M"早已进驻都市里每个人潮蝟集的角落，并成为重要情事节点。尤其在冰冷、僵硬的几何线条组成的都市景观当中，造形童趣、曲线条、色泽暖和的"M"，真是一个突兀却因此而更动人的符号。这个符号对都市人生活面的统治无疑是成功的。它可以被视为“胜利的手势”，同时它也是“一对无辜／高耸的乳房”——它以丰沛的奶水（各种诱导消费者的、如梦如幻的符号）滋养了广大的麦当劳世代，那“高张的图腾令你联想起母亲／永不止息的温柔和／口腔期的深层怀念”（注：《创世纪》第112期，页45。）。至于“高耸”——正是它的魅力（商品内涵）之象征，却又成为都市文本最爱批判的对象。“无辜”一词，则让"M"陷入非常吊诡的辩证位置，连她本身也找不到答案。
接着潘宁馨站在不同于前辈诗人的角色位置来发声：
饥饿咀嚼时间／人装饰孤单／首都则迅速沦陷在／空心手势和黄色乳房／尺寸一致的塑胶味笑容里（注：《创世纪》第112期，页45。）
许多消费者的心灵都是孤单的，他们企图透过时间的消费来融入声音纷扰的环境，彼此互相装饰成有形的热闹。既然整个台北沦陷在空洞且制式的符号消费里，住在沦陷区多年的她当然不会重犯罗门的“刀叉”错误。在这个由澄艳诱人的薯条、满满一手的汉堡、黑色二氧化碳的饮料拼凑而成的空间里，“端庄的吃相是多余的夸饰／话题请尽可能低劣和无聊／……／离开时保持桌面的清洁／即是唯一的文明”（注：《创世纪》第112期，页45。）。麦当劳或许一度造成巨大且深层的撞击，可它渐渐融入、重构了都市人的生活习惯，新一代的饮食文化俨然成形。这不一定是件坏事。
不管怎样，麦当劳不但成为都市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甚至跟地区的发展系上密切的商业关系。台湾青年诗人鸿鸿(1964-)在短短八行的《麦当劳》(1998)一诗中，不去描述麦当劳的内部概况，反而透过一条即将开辟的公路，结合了道路使用者印象中的最为深刻的种种现象，在文本中预测它可能引发的正面商机和负面问题，很写实又很巧妙地说明了麦当劳的社会角色：
公路将通过此地／为大家带来／废气／路标／收费站／工作机会／死猫死狗／麦当劳（注：《台湾日报·台湾副刊》，1998年2月20日。）
这首语带不屑的短诗，强而有力地召唤我们的生活印象，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麦当劳（以及其它连锁型速食店），确实是地方开发程度的指标性建筑。“发展”会同时带来破坏与建设，不过很多事物都有一体之两面，像“路标”、“工作机会”和“麦当劳”背后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固然难以估算，但它们的正面价值也是不容否定的。鸿鸿把此三者夹叙在令居民厌恶的“废气”、“收费站”、“死猫死狗”之间，乍看之下六者皆反，实际上却是正反交错。其中当然有诗人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不过，有些诗人对速食店仍然抱持着负面的态度，譬如菲华诗人张灵在《汉堡的吸引力》(1993)中，就表示了“青春的嗅觉失守于地域的限制性／本族的味蕾，不分时地／一一倾崩”（注：《万象》第79期，1993年2月24日。）的保守看法。可能是身处都市型社会的关系，新华诗人蓝宇穆（潘正镭，1955-）早在《罗敏申路十分钟》(1980)一诗中，就指出速食在都市生活中的便利性：“一个人，手拿汉堡包／推开A&W玻璃门／边咬边嚼边走”（注：柏杨编(1982)，《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页600。）；台湾诗人张国治(1957-)在《肯德基和上校》(1990)里指出：“这些年他无所不在／赐我们丰富洁净的餐饮／……我们习惯地走进去／吃喝不便宜的速食文化”（注：张国治(1991)，《忧郁的极限》，台北：诗之华出版社，页82-83。）。确实如此，速食从“洁净”和“便利”两个据点展开它的文化侵略，那是它更强的武器，但上述诸位诗人都不曾就这一点来涵盖速食店的“原型”。我们距离“原型”太过久远，远得足以忘却它在都市生活中的正面意义。本文故意在论述完上述多首很能够契合我们的消费印象的诗作，最后才引用香港诗人西西(1938-)的《快餐店》(1982)来结尾，藉此达到更强烈的阅读效果。西西在诗里提出十九个选择快餐店的理由：
既然我不会
鱼／既然我一见到毛虫就会把整颗花椰菜扔出窗外／既然我炒的牛肉像柴皮／……既然我认为一天花起码三个小时来烹饪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既然我认为可以简单解决的事情实在没有加以复杂的必要／既然我的工作已经那么令我疲乏／既然我一直讨厌洗碗洗碟／……／我常常走进快餐店（注：西西(1982)，《石磬》，香港：素叶出版社，页2-3。）
这首诗没有复杂的技巧，生活化的语言将日常生活的实况，从厨房的窘境到速食的方便性，一一罗列，共提出十九个现实感十足的理由。然而，十九个理由都附加在“既然”之下，我们不得不先解决“既然”一词所蕴藏的含意。乍看之下，“既然”是针对现实环境所表示的一种无奈，她处于都市生活的大环境中，不得不受制于各种软体和硬体因素。她常常去快餐店，是因为都市生活剥夺了她的烹饪技巧和乐趣，工作剥夺了她的精力和时间，都市完整的机能宠坏了她的习惯。全部的因果皆属于都市生活的内循环。细读之下，这种“无奈”原来只是结构上的错觉。传统社会把妇女“囚禁”在厨房，女人光为了烹煮三餐而忙碌大半辈子，生命囚禁于厨房。从传统男性沙文主义角度来看，都市生活方式确实“剥夺”或“破坏”了妇女的“美德”。若以妇女本身的自主意识而言，都市模式是一种解放，从厨房到办公室的解放。这个解放让都市妇女失去烹饪的意愿和能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皆以都市生活机能所提供的诸多便利设施为优先考量。西西便是从这个角度正面肯定了速食店的存在价值。
是的，“既然”这么便利，“既然”她厌恶油腻的厨房，在忙不过来的时候不妨到快餐店消费，用最便捷、有效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她理直气壮的告诉我们：“我常常走进快餐店”。这种面对都市生活的态度，在都市诗里非常罕见，仅以本节为例，即可读出前述诸诗与西西这首的巨大差异。当然不能忘记：这是速食店的“原型”，它原来的功能就是——维生消费——如此简单。可它成为一个庞大的连锁快餐业之后，为了商业利益逐渐扩张本来的机能，晋级成符号消费，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改造便十分巨大。
最后，回顾上述诸位诗人对速食店的书写态度，除了西西能够肯定、能够进入这个新的消费文化网络，互蒙其利；除了身为麦当劳世代的潘宁馨能够置身其中侃侃而谈，并道出都市人和"M"在符号消费网络里的脐带关系；其余诗人皆置身局外，用批判性的视野来体检“麦当劳”、“肯德基”和"A&W"。在文本中的麦当劳少年是被收编入网络里的世代，其次是儿童；这几位诗人都被划分到新兴的饮食文化潮流之外。透过"M"、"KFC"和"A&W"，我们获得这个有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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