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物教论文,观念论文,商品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商品本位到礼赞“媚俗”
正当电影百年诞辰之际，电影与艺术的关系突然在中国变成了一个问题。当初，当电影从一种戏法技术转变为一种叙事媒体时，许多人曾经为了将电影挤进神圣的艺术殿堂，殚思竭虑、苦心孤诣，电影终于得到了“第七艺术”的加冕。而今天，当商业化进程为人类的几乎一切行为和观念烙印上金钱的荣饰时，有的人又试图让电影从日益冷清的艺术世界里纵身跃出，提出电影首先是一种工业，一种文化商品，而艺术不过是电影工业为了赚取利润而利用的一种策略和一种手段，在艺术与商业的选择中，商业永远支配着艺术，而这种支配正是我们过去不愿承认而事实上应该承认和褒奖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好莱坞电影的横行正是因为它实践了这一观念，而中国电影的步履艰难则是因为它拒绝了这一观念。依此为标准，他们认为，“电影作为大众消费的文化商品，其艺术价值的审定者是广大观众。”这句话几乎也可以被表述为电影的艺术价值是以它的受众的数量和得到的票房来衡量的，于是我们当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007系列、《第一滴血》远远比《野草莓》、 《公民凯恩》更为优秀，《真实的谎言》比《阿甘正传》更有艺术价值——因为它更有票房，《唐伯虎点秋香》比《黄土地》、《秋菊打官司》更接近电影的本质。于是，电影史上，一切艺术电影、实验电影、先锋电影、作者电影和电影家都被看成是不识时务的企图背叛电影工业本质的叛臣逆子，“在庆祝电影的百岁诞辰时，最值得庆贺的正是电影的娱乐大众的社会本性的胜利”（以上引文均见邵牧君《电影万岁》，《世界电影》1995年1期）。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难得一闻的奇谈。不久前，南京召开了一个“西方电影与当前中国电影”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有的资深电影理论家和几位年轻的女记者以电影“圈内人”自居，竟然为电影的“媚俗”大唱赞歌，甚至提出：电影就是应该媚俗，因为电影必须要俗人掏钱来养活。在这里金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它甚至可以使人们理直气壮地以媚俗为荣。他们忘记了中国有一亿文盲，几亿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农民，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总体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现状，无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的生理/心理健康、民族文化素质的积累、 社会文化道德水准的提高都具有重要影响。把媚俗当做中国电影的理想境界，对于本来就在走向媚俗的中国电影来说，无异于落井下石，而对于中国新文化建设也无异于饮鸩止渴。
从抽象的理论来判断这种类似商品拜物教的电影观念的是与非是没有意义、甚至也可能是没有说服力的。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这种电影观念是在什么语境之下出现的，它的理论动机和阐释视野是什么，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仆三主”与话语立场
正如我在一篇分析当前中国电影策略的文章中所说，中国电影正处在一种“一仆三主”的困境之中，“它一方面作为工业产品，受制于商品生产规律，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又受制于艺术创造的‘美的规律’，同时它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体，又被指定担负确定的国家意识形态使命。”（参见《当前中国电影策略分析》，《当代电影》1995年4期）所以， 电影的国家政权管理者会认为电影首先是一种需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政治意识形态载体；电影业的生产和经销者会认为电影首先是一种需要通过流通和消费转化为资本的工业产品；电影艺术家如果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上，则把电影看作是一种表达了对世界和人生的审美体验的艺术作品。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电影由于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而形成了当前中国电影的“主旋律”热，娱乐电影则由于得到票房效益的回报而日益主流化，只有艺术电影处在夹缝中依赖于因为“后殖民”局限而不无偏见的国际电影节评奖和因为实用主义干扰而正在失去权威性的国内评奖而苟延残喘。因而，在这三位电影主人中，艺术女神似乎显得有些弱不禁风，而金钱却成为王中之王，它甚至可以利用政治热点和政府措施来达到商业的目的，这也是目前不少电影投资者青睐“主旋律”电影的真正利益动机。正是在商业/政治/艺术这三种观念的角逐中，一些艺术家——包括电影创作者和电影批评家——面对这一喧嚣的话语较量，越来越失去了自信心和独立性，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话语立场，提出电影首先是一种商品而与电影首先是一种艺术的知识分子立场划清界限。
因此，我们说商品拜物教的电影观念是在以商品拜物教为主导的语境中出现的。其实，由于话语立场不同，电影观念也就不同。所以，提出电影是一种工业、一种商品，本身并无所谓对与错。甚至对于一个电影工业体系内的操作者或者对于一个电影业商人来说，认为电影首先乃至仅仅是一种工业、一种商品，也无可非议，因为他作为生意人关心的当然首先是经济利益。但是，当把电影的工业本位、商品本位作为一种理论、一种观念提出，并试图利用电影商业化进程占领电影理论的话语霸权地位，甚至嘲笑和否定电影的艺术本位观，用利润指标凌驾于电影的艺术指标之上，最终用电影商业观来取代电影艺术观、用电影商品性来支配电影艺术性时，这种观念对中国电影和电影理论的消极影响却不能不被估计到。
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
对于电影艺术家或者对于电影理论批评者来说——如果他还不是电影商人而是以传播知识、文化和进行教育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电影当然首先是一门艺术：它用光与影、声与象来表达对世界的体验、感受，表达人文关怀和人道远景，表达创造精神和美学理想。他们不以获得高额利润为最高奖赏，因为艺术价值并非经常——甚至恰恰相反——与它的接受者的数量成正比。他们认为通过对暴力、性关系和血腥场面的猎奇的展示，对俄狄浦斯情结等无意识原型的有意重写，刺激人的原始的生命本能，发泄那些根深蒂固的施虐和受虐欲望，宣泄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和幻想，以满足人们的基本视觉/心理需求， 是一种商业性的娱乐而并不是艺术的真正本质。因为这种满足往往是应对性的、消极的、被动的，它在导致心理宣泄的同时，也消除着人的激情的创造性。因此，尽管这种电影是电影工业的福音，但却也可能是电影美学的降格。而真正的电影艺术还应该满足人们的高级需要，这种满足在心理效果上是积极、主动、富于创造性的，它可以扩展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把握，增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热情，唤起人们的爱心、同情心和对于未来的希望，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和人格，推动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这种满足所带来的愉快是丰富的、恒久的、生产性的。如果说，低级需要的满足趋向于造就一种消费性的享乐型的人格，那么高级需要的满足则趋向于造就一种建设性的成长型人格。正是在这一点上，电影的艺术本位观念与电影商业本位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当然，指出电影首先是一种艺术并不意味着否定电影同时也是一种工/商业。显然， 无论是从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还是从传播方式和接受过程来看，除少数实验电影、先锋电影或者地下电影以外，绝大多数主流电影确实是一种工业产品。所以，对于电影艺术家来说，他当然必须理解和利用电影的工业生产规律，认识到电影是一种需要通过工业化方式得以实现的艺术样式。但是，如果说对于电影商人来说，艺术是手段而利润才是目的的话，那么对于电影艺术家来说，工业则是手段而美学才是目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电影艺术家们也同电影商人一样，把赚钱当做了主要的或者首要的目的，那么充斥我们电影银幕的将是些什么东西。三级片、庸俗的所谓喜剧片、类型化的动作片往往成为商业电影院线的支柱，难道它们代表的就是电影的本质？是电影百年的骄傲？
好莱坞电影文化的启示
好莱坞一直被看作电影工业的典范，也是我们那些商品拜物教电影理论家津津乐道的立论根据。的确，好莱坞电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影工业体系，好莱坞电影从总体上讲，是受商品生产规律制约和支配的。但是，好莱坞经验中也包括：它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吸收电影的艺术经验和艺术探索，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具有艺术个性的电影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同时，好莱坞电影的成功也得益于它支持一些电影艺术家不放弃认为电影是一种艺术的观念。它通过种种运作机制将电影艺术家和电影商人各自的潜力充分利用起来，让艺术家借助于电影工业实现或者部分地实现其艺术理想，同时也让商人借助于电影艺术实现或部分地实现其经济效益。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上，人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美双边的研讨会上，不少中国导演和批评家谈话的主题往往是电影如何筹备资金、获取利润，而来自好莱坞的许多美国导演却大谈如何与电影的商业性保持距离，促进电影艺术的发展。这种区别实际上就是电影观念的区别、电影立场的区别。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们面对商品经济的威胁，日益从艺术家立场滑向了商人的立场，而美国的电影艺术家则面对商品逻辑的控制，坚持艺术对商业的抵抗。这就是好莱坞。它是电影商业和电影艺术的对立统一的结果，是电影工业与艺术个性较量和妥协的产物。而这种对立统一恰恰成为好莱坞电影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电影艺术借助于电影的工业生产机制得到发展，另一方面，电影工业也借助于电影艺术的更新而不断推出新的产品。所以，好莱坞电影业招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艺术家，包括一些几乎不拍摄商业电影的艺术家，它还从接受电影精英教育的电影学院中选择了象科波拉、斯通、斯皮尔伯格这样的高材生。正是由于好莱坞对电影艺术的重视，所以，它们不仅生产了大量的缺乏艺术价值的商业化的喜剧片、动作片、歌舞片等等类型影片，而且也生产了像《现代启示录》、《生逢七月四日》、《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优秀影片，所以好莱坞电影才能最敏感最迅速地吸收世界电影艺术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它才能以不断的艺术发展推动观众电影文化水平和鉴赏能力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好莱坞电影不仅是一种工业，也不仅是一种艺术，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文化，它将商业和艺术巧妙地统一起来，它在生产着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的电影产品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着电影观众的鉴赏水平。
因此，好莱坞的成功并不只是电影商业的成功而是电影文化的成功：商业性和艺术性就像是一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交互驱动着它前行。这说明，即便是好莱坞也并不只是把电影理解为一般的工业，而是一种文化工业。电影也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种需要像商品一样生产和销售的艺术产品。
间离与张力
由于经济规律的决定，认识到电影是一种工业，一种商品，已经并不新鲜。对于许多电影人来说，想通过电影赚钱的愿望很可能已经超过了想通过电影来表达一种美学理想的冲动。尽管中国电影工业经济的有序化并没有完成，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电影的工/商业性缺乏认识， 而是与整个市场经济的转型和改革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电影商品本位的观念已经被夸张和强调到极端而变成了一种商品/ 金钱拜物教的电影观念。不仅电影商人不屑于电影的艺术价值，而且电影文化人也以谈艺术谈美为耻辱，以“媚俗”为自己识时务的标榜。这样一种电影氛围，我认为很可能正在并将继续对中国电影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首先，我认为这种商品拜物教的电影观念会助长电影的媚俗倾向和降低电影的文化和美学品位。许多影片为了迎合观众特别是数量很多的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观念的趣味和鉴赏能力，往往制作粗糙、形式单调，强调感官刺激，把潜意识欲望转化为有意识的展览，对性、暴力和攻击性人生玩笑不能作出审美和伦理控制。这种媚俗趋势，使许多国产影片不仅远远达不到好莱坞普通的商业电影的技术和制作水平，而且还以港台低级的动作片、打斗片和喜剧片为摹仿对象。媚俗的电影再生产庸俗的观众，庸俗的观众则再促进更媚俗的电影的生产。中国电影文化就会挣扎在这种媚俗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中难以自拔。
其次，商品拜物教的电影观念对电影的艺术和文化探索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种前卫性的探索作为先导。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而如果我们以“赚”者王侯“赔”者寇的逻辑评价电影，那么电影探索显然不仅得不到经济的回报，而且也会失去理论批评的支撑。中国电影将从哪里去寻求超越、创新、发展的活力？
第三，商品拜物教电影观念还可能使人们在电影评价中用物质生产的标准来代替文化创造的标准。物质生产的标准主要是以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而文化创造的标准则是以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等总体精神价值为基础的。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不仅要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创造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使人们能够将希望和热情、光荣与梦想纺织进这个栩栩如生的人造的世界之中，为人们提供一个对人生经验进行了理想化的情不自禁的集体的梦幻，共享一种被文化本文制造出来的欢乐，并以这种欢乐为诱饵，换取大众的青睐以将产品卖给接受者同时又把接受者卖给利润，同时，我们认为电影应该表达我们对于世界和人生的体验和认识，提供一种人文远景和审美理想，正如当代著名作家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说的那样，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应该“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
因此，我们认为，在电影观念上，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工作者来说，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我们面对的是艺术创造而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一切对于艺术的基本要求同样适用于电影。同时，我们也承认，电影艺术是以电影工业为基础的，因而它不可能脱离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基本规律。所以，电影是工业与艺术、商品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一种对立统一物。对于电影工业来说，这种统一是以经济利益为立足点的，但对于电影艺术来说，这种统一则是以艺术价值为支撑点的。只有在这样一种工业与艺术的张力中，电影才能继续创造出新的辉煌。
在电影实践中，对于电影艺术家来说，只要处在电影工业体制的允许范围之内，他应该努力表达一种积极的人文理想，不仅要使观众与影片认同，满足观众的娱乐需要，而且要以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去陶冶和净化人的灵魂，以一种更加合乎人性的社会远景来观照现实，以一种精神的自由来支配物欲的获取。同时，电影还应该努力贯注一种历史意识，这种意识要求电影在编织那些情节化的故事，提供那些令人眩晕的视听效果时，能够达成对存在于历史的特定时空中的现实关系的某种理解、某种再现，从而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所实际遭遇到的生存环境和困难，并树立他们面对现实的信心，以一种历史主人的姿态参与历史。此外，电影还应该努力创造一种审美价值，使电影以一种开放的品格，吸收世界艺术的优秀遗产，重视艺术创新的艺术探索，更新观众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觉。只有以这样一种参照作为电影的标准和理想，电影才能与它的工业/ 商业机制保持一定的“间离性”， 以这种“间离”来维护电影的艺术品格，使人文主义理想贯注在生动、感性的声画元素中，使大众文化的逻辑得到美学理想的引导。
在电影批评中，我们不必为已经从商业利润中得到回报的娱乐电影鸣锣开道（但并不排斥分析和研究娱乐电影），而应该弘扬精英意识，反对以媚俗为荣，鼓励具有高雅品味的电影文化，反对以庸俗自栩，提倡一种以人文理想为终级价值的电影文化，反对以商品利润为最高标准。因此，我们不以那些艺术电影、实验电影和前卫电影在经济上的“失败”为耻，而以它们对于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为荣。如果没有从早期技术主义电影到现在欧美大学学院电影的实验，世界电影不可能有今日的辉煌。如果没有欧洲艺术电影的经验，没有《党同伐异》、《公民凯恩》、《现代启示录》等背离好莱坞商业价值的影片出现，好莱坞主流电影也不可能达成现在这种雅与俗、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比较平衡的成熟。因而我们不能以艺术电影和实验电影没有像某些商业电影那样换取高额利润而无视或否定它们对于电影艺术和电影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引导和先驱作用。尽管艺术电影的观众有限，一些实验电影甚至很少进入商业电影渠道与普通观众见面，但它却经过大学和各种电影专业机构被传播和积累，同时又通过这些传播和积累被主流电影、常规电影所吸收从而推动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因为无论是在电影工业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的独立制片、大学电影实验中，都不重视对电影观念、电影艺术、技术的探索和实验，所以在电影语言、电影技术和电影美学的发展上始终难以作出自己独特的创新，不仅在艺术技术上与世界电影的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而且至今没有形成一种像美国电影、法国电影、日本电影甚至印度电影那样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电影文化。
因此，我们坚持电影首先不是一种工业、一种商品，而是一种艺术、一种美学，这并不只是一种学院之争、观念之争，而是一种电影现实之争。通过这种论争，我们希望使中国电影在政治/工业/艺术这“一仆三主”的境遇中，能够形成和维持一种意识形态载体/商品/美学创造之间的张力和平衡，从而为中国电影文化提供一种健康的批评氛围和积极的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