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与技术发展：两个技术市场的理论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市场论文,技术发展论文,命题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尽管在分析效率时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均衡模型中技术变量往往是外生给定、不变的，但是现实世界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①从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到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全球化，无一不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然而技术创新和技术发展源泉又是什么呢?②目前对该问题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似乎是制度安排。③即，以理性“经济人”为微观基础、以自由主义为哲学思想、④基于保护私有产权的市场(如专利制度)在历史上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确立和逐步完善，从而推动和加速那些国家技术的发展。[1]从历史上看，市场作为制度的创新出现于与第一次产业革命有关的技术之前。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随着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里的技术创新的概率也随之提升。总体上来说，一个国家技术的创新能力与该国市场(包括资本市场：银行、证券、风险基金)⑤的成熟度相关，美国尤为明显。⑥
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另一个客观事实是，苏联(以及改革以前的中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没有保护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可言，但是它们仍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技术创新与发展水平。⑦看来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因素外，必然还存在其它因素使得在缺少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技术创新与发展仍然得以进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这些因素为计划经济下的技术创新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为什么苏联的技术创新的领先势头不能持续，似乎只是昙花一现?还有，即便在市场经济都十分发达的国家之间，同时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巨大差别。如何解释这些问题?显然，传统意义上市场的解释显得有些苍白。
二、两个技术市场的理论命题
作为对传统意义上市场对技术解释的理论补充和发展，我认为(或更严格地说是作为假说提出)一个国家要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保持技术持续的发展的能力，必须有两个技术市场的支撑。⑧为了便于阐述，暂且把它们称为A(additional)市场和B(basic)市场。以下对本文所采取的理论框架的基本原理以及两个技术市场的主要特征和相互关系作简要说明。
【基本原理】开诚布公地阐明基本原理对于构建知识体系至关重要，因为基本原理是知识大厦的基石；借用数学的语言(如欧基里德几何)，这涉及起步公理，而定理只是在公理的基础上逻辑内洽地导出的。本文的基本原理，即那些不言而喻的起步公理，是理性的经济人。但是同时必须指出，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本文不认为理性是先天的、给定的；就社会的人而言，理性是制度环境的一个函数。由此，制度变量(包括政府的作用)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正是如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从单纯的经济学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
【两个市场的基本特征】不同于一般B市场，A市场有以下主要特征：(1)技术的主要购买者(消费者)是政府(包括军队在内)。(2)需求方(政府)和供应方(企业)在技术上信息基本对称。⑨(3)使用技术的先进度往往是需求方引导供应方，即需求引导供应。⑩(4)因为研发新技术面临巨大不确定性，(11)需求方对价格敏感度低、风险承受力大。(5)需求方对技术要求的原动力往往来自国家安全、国防的考虑，因此所要的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是无政府状态，各国只好自保，毕竟“理性”是环境的函数；[2]84-124因此一般“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对政府来说，即是追求国家安全以及在国际关系中所处地位的最大化。(12)(6)如果我们把全球技术整个台阶分为高新(尖端)技术、一般(成熟)技术、过时技术(如图1所示)，则由于以上特点，该市场上交易的技术，尤其对处于国际霸主地位的国家，往往处于技术台阶的最尖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这些最尖端技术往往处于保密状态，不为以下所说的商业B市场所见。(13)特别强调，在A市场中，政府虽然参与市场，但是仅以消费者的身份参与，而且与市场别的主体(如企业、大学、个人)在法律上地位平等。
B市场的主要特征：(1)技术的主要购买者是个人消费者(也可包括非国防或安全方面的集团或政府部门的一般采购，如一般性办公用品)。(2)需求方和供应方(企业)在技术上信息基本不对称(消费者往往不清楚产品后面所含的技术是什么，先进度如何)。(3)在使用技术的先进度上，是供应引导(如通过广告)需求，而不是需求方引导供应方。(14)(4)需求方对价格敏感度较高(从赢利角度考虑，企业采用技术先进度对个人消费者必须“适度”。不是不计成本，技术越高新越好)。(5)需求和供应方的行为是一般经济学中“经济人”的行为，不提供国防或安全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因为国防或安全由主权政府提供。(6)由于以上特点，该市场上的技术往往是技术台阶中“一般”技术，也包括高新下端技术和过时上端技术(如图1所示)。
图1 A、B市场主要特征示意图
三、技术进步和两个技术市场的逻辑关系
一般来说从新思路出现、到新技术、再到终端产品进入市场是一个十分复杂、有时是漫长的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便于分析和理解，在这里把整个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15)(1)发明(invention)；(2)创新(innovation)；(3)发展(development)；(4)扩散(diffusion)。可以想象，不同行业的技术在以上各个阶段的投资回报风险不等。(16)对投资回报总体而言，这个过程的前端似乎比后端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发明”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原创的思路(original idea)——即某个思想是可行的，并有初步的证明，这往往与理论性基础研究有关。(17)“创新”在经济学家熊彼特看来是实现生产要素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即把有创意的思想通过设计转化为产品。(18)“发展”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某个创新实行市场运用的过程，包括根据某个原创设计做出物化雏形、检测、完善、小型化、(19)生产和初步的营销。然后是技术产品的推广，既“扩散”。(20)在这个过程中，发明若是没有创新就像是没有奏出来的音乐；创新若是没有发展就像是演奏得很糟糕的交响乐；扩散是音乐有了广大的听众。(21)可见，扩散是技术产生经济效益的关键阶段。
由于高新(尖端)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思路来源以及供求双方的不确定性，因此，理论上A市场更是原创高新技术的温床。(22)A市场上，在很多领域里国家的安全导向的研究和购买是技术发展的领头羊。出于国家安全的驱动，政府作为高新技术的需求方，为高新技术的理论性基础研究提供了较稳定的特殊高端市场，承担了一般“经济人”(个人或企业，包括商业银行和风险投资者)常常不能或不愿承担的投资风险。(23)但从长远看，一般意义商业B市场是技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因为它是企业赢利的直接来源。道理很简单：只有企业盈利好，政府才能通过税收得到源源不断的财政资源，进而在A市场中有财力购买，同时推动尖端高新技术发展。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若要得到持续领先和发展，两个技术市场必须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只有发达的B市场，技术大体只能停留在技术整个台阶的“一般”水平；反之，如只有A市场，在短时间内技术可能能上几个台阶，但是不能保持持续的领先和发展。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坚实的企业作为强大的税基，政府早晚会在财政上破产。
四、两个技术市场命题的理论和实证意义
首先要指出的是，理论先行的实证研究的优点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系统地观察世界。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研究提供基础，而是理论研究决定我们可观察到什么。”(24)
市场作为一种新制度安排的出现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从动态看，在没有市场(我们这里所说的B市场)以前，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技术水平是一个经济学所说的“均衡”状态(equilibrium)。(25)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市场(B市场)的建立打破了这个“均衡”状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那些率先建立市场(B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在技术创新总体能力上超过了其他(没有建立市场)国家。可以推论，随后，随着市场(B市场)逐步在世界许多国家中扩散、建立和完善，它们之间技术水平又逐步进入一轮新的“均衡”。在这种条件下，要在技术创新总体能力上再突破这个新的“均衡”状态，就必须在B市场的基础上有成熟的A市场。历史发展到今天，要在全球范围中整体技术台阶上始终保持最领先的地位，理论上一个国家必须同时具有互为补充的A和B两个技术市场。(26)在很大程度上，A为B提供技术的领导地位；B为A提供充实的财源。(27)以下让我们从理论回到现实世界，看看我们的理论是否经得起实证的检验。
1.经验证据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工业革命的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完成对英国赶超；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美国的发生。这一历史过程与B市场的建立，以及建立在B市场的基础之上的A市场的产生有关。
浏览一下世界文明史，[3]300-312我们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从中世纪以后到19世纪中叶，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几乎囊括了当时全球范围内改变人类生活的所有重大技术突破。技术进步活动涵盖我们前面所说的从新思想、新技术出现到终端产品进入市场的全部的四个阶段，即，(1)发明(invention)；(2)创新(innovation)；(3)发展(development)；(4)扩散(diffusion)。(28)第一次产业革命大约开始于18世纪中叶，特征是以蒸汽机取代生物能源，以初级水平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人的手工劳动。英国是这次产业革命的创始国，欧洲是这次产业革命的中心。除了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外，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大约在1765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1769年，理发匠R.阿克赖特制成了自称是他发明的动力纺纱机，并在专利申请上把自己登记为钟表匠。当时专利制度已经建立。(29)这些经验事实为基于保护产权市场(B市场)的理论假设提供了实证的支持。根据历史的记载，的确，保护产权的市场作为一个新的制度变量先于第一次产业革命首先在欧洲各地出现并逐步得以完善。(30)
而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继承了英国的制度。历史上看，美国先有一个成熟的B市场，A市场推动技术的作用开始并不显著。就技术的原创思路而言，19世纪中叶前的美国一直步欧洲的后尘，这种情况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改变。(31)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中叶发生了以电力、钢铁、化工以及汽车、飞机、无线电通讯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如果说第一次产业革命是“铁和煤的革命”，那么，这次产业革命是“钢和电以及石油业的革命”。(32)期间，就原创思想出现的频率而言，美国和欧洲开始慢慢平分秋色。(3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正好也是B市场在美国的扩充和完善期；反垄断立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强。(34)我们同时可以观察到，这一期间美国人在技术创新整个过程中，慢慢开始从原来只注重后端的“发展和扩散”阶段爬升到前端的“发明”和“创新”阶段。(35)这一时期，如果说欧洲有被尊称为近代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那么美国当时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他一生共有近2000项发明，有人戏称他“踢坏了美国专利局的门槛”。(36)
虽然第二产业革命的中心逐步从欧洲转到美国，但是美国真正在技术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此前，美国联邦政府在R&D支出很有限，30年代只占全国总数的20％～30％。[4]178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推到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冷战期间保持和加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联邦政府在R&D支出迅速从1940年的8320万美元上升到1945年的131360万美元，并在军事、安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同时设立了大规模的R&D基金。战时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海顿工程”、雷达、V1、V2火箭和军用飞机。(37)即便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在军事、安全方面的R&D支出仍然相当可观，占全部公共研发支出的比例不仅远高于用于其他方面R&D支出的比例，而且也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用于国防的R&D支出比例。根据OECD(1971)的统计，在1969～1970年间，美国用于国防、核能和航天R&D支出占全部公共R&D支出的比例是78.4％；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可比数字分别是55.6％、55.2％和10.3％。根据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的数据，1945～199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在R&D支出一直很可观，高达全国总数的2/3，(38)足显A市场在美国技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联邦政府投入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具体表现有：1969年7月21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载人登月成功。1981年4月12日，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航成功。航天飞机是集火箭、宇宙飞船与飞机技术于一身的空间运载工具，可重复使用。在此基础上，1997年7月4日，美国的“火星探路者”号航天飞机登陆火星成功。航空、航天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尖端的遥感和电子通讯设备，对材料业和精密切削加工技术也提出极高要求。它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可以带动很多工业技术的发展。再有，数字电脑的前身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为了提高大炮射击的精确度，委托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研发。1945年第一台数字电脑在美国诞生，当时这台电脑由1万8千个电子管组成，体积巨大。(39)因特网发展的前期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特别是国防部的支持。正如沃顿商学院的富尔哈伯教授所说：“在新兴技术的游戏中，政府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在私营成分介入之前帮助开发真正革命性的技术，比如互联网。它还可以阻止某些新技术的开发，比如转基因食品……互联网发明的背后是军事研究。”[5]根据有关数据，从1976年到1995年，联邦政府在与因特网发展有关技术的R&D的投入增加了五倍之多。1976年是1亿8千美元；1995年是9亿6千美元。[6]53对本文而言，这些例子和数字都显示了A市场在保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技术上领先的主导作用。
私人风险投资是近来有关促进技术发展的热门话题。(40)在美国很多技术公司最初是由风险资本支持发展的。风险资本占这些公司外部私有股权融资的2/3。[7][8]虽然风险资本的出现已有5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成为新兴公司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却是近20多年的事情。早期的风险投资基金成功的不多，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法律监管和税收的改革，风险投资业才开始迅猛发展。(41)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美国，私人风险投资与真正的顶尖高新技术的相关性不大，它的作用主要是在B市场中对高新技术低端部分进行产品的大众化。(42)在B市场中，技术相对的先进性有赖于A市场中尖端技术的逐步扩散。国防安全上的R&D对于民用产业的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外溢性。例如航天技术的研发成果相当多地被转移到民用飞机上；很多军事IT技术转移到民用后，大大地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通讯产业及互联网的发展。(43)总体看，中小企业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推动顶尖高新技术的主力。只要我们深入、仔细地观察美国，事实往往是一些原来从事高新技术的人才从市场退出来，与风险投资方联手，在B市场进行技术(往往是技术台阶中真正高新技术的低端)产品大众化的生产和营销活动。(44)他们的商业活动对国家最终能达到技术领先地位的作用是间接的，但是必须指出，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把企业做好、做强，形成强大、坚实的税基，在A市场中政府作为技术的主要购买者才有源源不断的财源。就本文而言，发达的资本市场，包括私人风险投资，显示了美国不仅有发达的A市场，同时又有比其他国家领先一筹的B市场。私人风险投资可以被理解为是间接两个市场的一个桥梁。
而作为反例的前苏联的情况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政府主导、以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的苏联技术曾达到了相当的高度。(45)如何解释?苏联的情况似乎符合我们这里所讲的A市场的一些特征，即，技术的主要购买者是政府；政府和供应方(科研单位和军工企业)在技术上信息基本对称；需求方对价格敏感度低、风险承受力大；需求方对技术要求的原动力来自国家安全、冷战的考虑。(46)但是必须强调，两者不完全等同。我们所讲的A市场的前提是政府和企业在市场中是互相独立、平等的两个经济主体，从这点看，苏联的政府和企业是一个主体，它的国有企业只是政府的一个延伸。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缺乏市场导向的治理体系(如市场走向的项目招标)，政府在技术消费过程中的浪费巨大、效率低下。(47)再者，由于前苏联缺乏发达的B市场，使得技术产品长时间难以进行市场商业“扩散”，导致企业效益低下。(48)企业的不发达反过来使国家的财政压力日趋加大，最终影响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和购买。有数据显示，在1965～1970期间，苏联R&D的年度增长率是11％，到1971～1975期间，下降到7％，到1976～1978期间，进一步下降到4％。[9]30之后大约十多年时间，前苏联解体。(49)这从侧面证实了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成熟的B市场作基础，技术的领先和发展只能是昙花一现，很难长期得以持续。
2.对中国技术政策选择的启示
中国改革以前的情况大体与前苏联类似。(50)经济改革已二十年有余，主要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努力。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尚没有形成两个成熟的技术市场，同时两个市场之间界线模糊，更不用说连接两个市场的法律(51)和金融(如私人风险投资)这两座有效的桥梁。
眼下我国工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廉价的劳动力，不是先进的技术。(52)先进的核心技术多数掌握在外国人手里。(53)从长远计，技术落后将对中国工业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力提出严峻的挑战。从科技发展过程的上端看，目前，中国的A市场并不完善，政府和企业不分的情况依然严重，尚没有建立起有效地界定政府和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行为的治理机制。[10]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资的效率只能是低下的，其中的浪费很大。当然，这并不意味中国政府在发展科技中的作用应该减弱，恰恰相反，必须加强。但是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中国必须在完善A市场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在B市场建设方面，虽然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54)但许多缺陷还存在。(55)产权不明晰，(56)劳动、资本市场不发达，行政干预色彩依然浓厚。由于在思想上两个技术市场之间界线模糊，政策制定者似乎还习惯于把A市场中该作的考虑强加到B市场加以考虑。几年前通讯行业关于小灵通相对于移动电话技术落后的政策争论是对技术两个市场作用认识不清的表现。(57)要求和依靠商业公司在B市场中来直接推动先进技术的发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政府要做的应该是营造一个出入自由、消费者利益取向、竞争性的B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开发和利用实用技术进行商业性的赢利活动比一味追求技术的先进性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企业能盈利，成为国家雄厚的税基，尖端技术的研发才能在成熟的A市场得到持续的资金支持从而得以持续的创新和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整个中国航天事业从建国即逐渐起步，但真正开始加速腾飞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从神一发射至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以及神七发射和回收，中国花了10多年时间。就本文的逻辑而言，在A市场中，中国航天30年来的飞天征程与惊世辉煌，与中国30年来致力于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即本文所说的B市场的建设，是分不开的；如果苏联的经验有什么启示的话，A市场的持续发展，更是依赖于B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这不仅意味着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同时还意味着产生要素的市场化，最终使市场上的各个主体(政府、企业、个人)在法律面前处于平等的地位。
致谢：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路风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资料；初稿得到了李稻葵、钱颖一、林毅夫、景军、宋磊、EricThun等的评论和指正；黄琪轩、叶晶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助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注释：
①根据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斯内茨的研究，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人口增加的结果，人的生活水平并没多少提高。现代经济增长则不同，它的特点是在人口增长的基础上，人均产量也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创新。参见Kuznets Simon.Six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M].Glenco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9; Nelson Richard.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Ruttan Vernon W.Technology,Growth and Development:An Industrial Innovation Perspectiv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Freeman,Christopher,and Francisco Louca.As Time Goes B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一些实证研究指出，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一半以上应归功于技术的进步。参见Solow Robert M.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 (3,August):312-320; Abramowitz Moses.Resource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70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6,46 (29 May):5-23.考虑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关注“内生”增长理论。参见Lucas Robert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Romer Paul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71-102; Ruttan Vernon W.Technology,Growth and Development:An Industrial Innovation Perspectiv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Freeman,Christopher and Francisco Louca.As Time Goes B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Amable B.Endogenous Growth Theory,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M]//Silverger G.and Soete L.L.G.Eds.Technolog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London:Printer,1994.
②用社会科学学术语言说，前者把技术作为独立变量研究，后者把技术作为应变量来开展讨论。把技术作为应变量来加以解释是本文的重点。
③这方面的经典论著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诺斯。North Douglass and Robert Thomas.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④关于自由主义和市场的关系，参见Hall John.Liberalism:Politics,Ideology and Market[M].Chapel Hill,North Carolina: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傅军、张颖.反垄断与竞争政策：经济理论、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1页。
⑤关于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情况，参见Beim David O.and Charles W.Calomiris.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M].New York:McGraw-Hill/Irwin,2000.
⑥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参见Schmookler Jacob.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Archibugi D.and Michie J.(Eds).Technology,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Beck T.,R.Levine.Industry Growth and Capital Allocation:Does Having a Market-or Bank-based System Matter?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2,64:147-180.
⑦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参见Amann Ronald and Julian Cooper(Eds).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⑧总体上，我们这里所说技术市场主要研究三个主体，它们是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均为理性的“经济人”的特征，在与技术有关的商业交换中，三者处于平等、独立的地位，即在法律面前都是地位平等的法人和自然人。
⑨更全面地说，供应方主要还有研究型大学。可以想象，由于企业和大学所追求的目标(或效用性utility)不同，前者为利润；或者为学术和科学知识，因此A市场可进一步分为两个亚市场(submarkets)，即政府对企业和政府对大学。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它们前提都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上下、垂直的关系。参见注释⑧。本文的重点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以及企业和大学的关系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展开。
⑩常常需求方对技术的要求高于供应方；供应方不能马上提供，需要进行基础研究和产品发展。
(11)一旦产品研制出来，该产品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也是价格昂贵的原因。
(12)这一点对理论建筑来说很重要，统一的“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使我们可以在逻辑推理中保持一致性(consistent)和系统性(systematic)，不陷入就事论事的泥沼。坚持以理性“经济人”的微观基础出发来研究包括非市场变量(non-market variables)是国际学术界新兴实证(有时也称为新)政治经济学(positive or new political economy)的核心。参见Alt,James E.and Kenneth,A.Shepsle.(Eds).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该书收编了当今政治经济学学术大师(如Peter Ordeshook,Robert Bates,Paul Milgrom,John Roberts,David Kreps,Harold Demsetz,William Riker,Douglass North,Gordon Tullock,Mancur Olson)的许多经典文章。本文的研究思路深受实证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启发和影响。参见本文注释⑧。
(13)这是从静态讲。美国对某些科研的保密条款以及技术出口的限制政策是一个例子。但从动态讲，根据法律，随着解密，这些技术会逐步进入商业市场。Mowery David C.and Nathan Rosenberg.New Developments in U.S.Technology Policy: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9,32 (Fall):107-124; Tyson Laura D'Andrea and David B.Yoffie.Semi-conductors:From Manipulated to Managed Trade[M]//David B.Yoffie.(Eds).Beyond Free Trade:Firms,Governments and Global Competition.Boston: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3.
(14)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Carpenter,Gregory,Rashi Glazer and Kent Nakamoto.Readings on Market-driving Strategies:Towards a New Concep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M].MA:Addison Wesley.1997.
(15)有的学者把整个过程分得更细。如罗斯格把整个过程分为：基础研究—发现—[科学知识]—运用研究—发明—[技术概念]—开发—技术经济信息—[技术经济知识]—投资与调查—创新—[设厂、装备及产品]—采用与再投入—扩散—[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基础研究导致科学发现；科学发现增加科学知识的存量。运用研究导致技术发明；技术发明增加技术设计的存量，可以从中选择一些或某个有价值的技术发明进行开发。开发中如果形成了可以商用的技术，则开始创新投入。成功的创新形成产品后方能在市场上得到扩散，给企业带来相当的经济利益。见Rosegger,Gerhard.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M].Pergamon Press.1996.p.9.
(16)例如，在美国，由于医药行业产品市场巨大(美国人每年花在保健方面的钱约占GDP的15％，其中大约10％花在药品上)，一旦谁能研制(发明、创新和发展)出一种高效药，就不愁没有市场(扩散)，由于这个特点，在医药行业中，企业的R&D资金大量地朝研发链的上游推进，减少了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相比之下，目前的信息技术行业，往往出一种新产品(创新和发展)并不十分困难，难的是开拓市场(扩散)。学习和发展技术是从上端开始还是从下端入手，在企业层面情况十分复杂，过程未必是线形的。参见Forrest J.E.Models of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1991,3/4:439-453.关于美国的医药市场的研究，参见Cockburn I.,R.Henderson,L.Orsenigo and G.Pisano.Pharmaceuticals and Biotechnology [M]//D.Mowery.(Eds).U.S.Industry in 2000:Studies in Competitive Performance,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9；Galambos L.and J.Sturchio.Pharmaceutical Firms and the Transition to Biotechnology:A Study in Strategic Innovation[J].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96,72/2:250-279.
(17)有关这方面较系统的论述，参见Jewkes John,David Sawers and Richard Stillerman.The Sources of Invention,2nd Edition[M].New York:Norton.1969.
(18)创新概念最早由熊彼特提出。他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根源于创新；创新的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科学思想和设计思想的“商业化”。见Schumpeter J.A.Theorie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M].Leipzig:Duncher & Humboldt.1912.English Translation: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19)对很多产品来说，小型化(miniaturization)是能否在市场推广的关键。参见Braun E.and S.MacDonald.Revolution in Miniature[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20)类似地，若是我们从社会专业分工的角度看，这个从新思路出现、到新技术、再到终端产品进入市场的复杂过程包含科学部门(scientific sector)、技术部门(technological sector)和制造部门(manufacturing sector)之间的有效互动。科学部门的主项是生产抽象的新思想(as producers of new ideas)；制造部门的强项是把抽象思想变为具体物品(as producers of artefacts)；生产部门的任务是把具体物品变为可在商业市场销售的产品(as producers of marketable products)。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Amable B.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Diversity of Soci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0,7/4:645-687; Amable R.and R.Royer.Les Systèmesd'Innovation a l'ère de al Globalization[M].Paris:Economica.1997.在概念上，科学和技术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因此在美国很少有公司称自己为科技公司(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rm)，一般只用技术公司(technology firm)。在中国则不然。这从侧面反映了尽管用的词是一样的，但是东西方之间对科学和技术内涵的理解似乎是不同的。
(21)感谢中国爱乐指挥余隆先生，是他把我的思想带进了交响乐的世界。
(22)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B市场中的企业是研发的主体，技术进步来源于企业的研发。但是高新技术或突破性技术创新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往往需要长期、高额的研究投入，这往往是企业难以承受的。而国家积极投资，资助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新技术，便可以弥补企业的局限，积极促进新知识的产生。从这个角度而言，A市场是高新技术的主要来源。而随着新知识逐渐适应市场化应用，新技术向B市场扩散，这些技术逐渐变成一般技术及过时技术。参见：Rosenberg,Nathan and Nelson Richard.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echnical Advance in Industry[J].Research Policy,1994,23(3):323-348; Nelson Richard and Gavin Wrigh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The Postwar Er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2,Vol.XXX:1931-1946.
(23)纳尔森和阿罗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基础研究往往不是纯商业市场的资金可以有效支撑和解决的，需要公共投资来保证。见Nelson Richard.The Simple Economics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9.Vol.67:297-306; Arrow Kenneth.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M]//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24)转引自Heisenberg Werner.Physics and Beyond:Encounters and Conversations[M].Trans.Arnold Pomerans.New York:Harper & Row.1971.p.31.支持该名言的有力证据是红移现象。在相对论后，人们才有观察红移现象的概念。原子弹的制造也是如此。
(25)参见Metcalfe J.S.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echnology Policy,Equilibrium of Innovation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M]//Stoneman P.Eds.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Oxford:Blackwell.1995.
(26)A和B两个市场是本文的自变量。本文的立论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是该国两个市场成熟度的函数，参见本文注释②。
(27)这方面一个好的例子是美国的“倍—多尔法案”(Bayh-Dole Act)。该法案以法律形式协助政府资助的生物技术研究的成果向私人企业扩散。见Mowery David,Richard Nelson,Bhaven Sampat and Arvids Ziedonis.The Growth of Patenting and Licensing by U.S.Universities:An Assessment of the Bayh-Dole Act 1980[J].Research Policy,2001,30:99-119.
(28)关于当时技术市场扩散情况的有关论述，参见Jeremy David J.Damming the Flood:British Government Efforts to Check the Outflow of Technicians and Machinery,1780-1843[J].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77,51:1-34.
(29)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因为陈述历史不是本文的重点，感兴趣的学者请参见Ashton T.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 Baker R.New and Improved:Inventors and Inventions that Have Changed the Modern World[M].London: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1976.
(30)参见Jones E.L.The European Miracl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85-103；North Douglass C.Markets and other Allocative Systems in History:The Challenge of Karl Polanyi[J].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1977,6:706-716.
(31)早在19世纪30年代，著名社会政治学家托克威尔(De Tocqueville)就观察到，美国人当时对抽象的理论知识不感兴趣。罗森博格认为，作为美国文化的特点，这种实用的态度持续了很长时间。见Rosenberg Nathan.Chemical Engineering as a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M]//Elhanan Helpman.(Eds).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MA:MIT Press.1998.
(32)参见Church R.A.and Wrigley E.D.(Ed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1 Volumes),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M].Oxford,Blackwell.1994.
(33)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数据，参见Habakkuk J.H.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Search for Labor-saving Invention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 Landes M.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Parsell C.W.(Eds).Technology in America:A History of Individuals and Ideas [M].Cambridge,MA,MIT Press.1991.
(34)Noble D.American by Design[M].New York:Knopf.1977.关于专利制度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参见Grilliches Z.R&D,Patents and Productivi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Taylor C.and Silberston A.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Patent Syste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35)今天的美国大约2/3的R&D费用用于“D”。这意味相对于基础研究，更多的钱是用于产品的设计、测试、完善及生产。见：Mowery David and Nathan Rosenberg.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 Century Americ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73.
(36)历史学家对西门子是这样评价的：他是一位集科学家、工程师和商人特点于一身的多才多艺的人物。作为科学家他从理论原理上进行分析，奠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作为工程师他把这种精神产品装配成有骨有肉的能起作用的实物；作为商人他致力于打开销路，把产品送到市场。陈钦庄，等.世界文明史简编[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pp.313-325.关于爱迪生的生平，参见Clark Ronald W.Edison:The Man Who Made the Future[M].New York:G.P.Putnam & Son.1977.
(37)这方面更详细的叙述，见Galison P.and Hevly B.Big Science: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Research[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8)需要指出的是R&D 支出并不完全包括军事采购。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1996[M].Washington,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96.
(39)这方面的细节描述，见Stern Nancy.From ENIAC to Univac[M].Bedford,MA:Digital Press.1981.
(40)在美国风险投资分私人和政府的风险投资，因为两者投资的目的不同，投资者考虑项目的要件很不同。参见Clark Rodney.Venture Capital in Britain,America and Japan[M].Palgrave Macmillan,1987; Wright M.and K.Robbie.Ventural Capital and Private Equity:A Review and Synthesis[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1998,25:521-569; Lerner J.The 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The Long-run Impact of SBIR Program[J].Journal of Business,1999,72:285-318.
(41)1979年美国劳工部对新兴公司有关投资的“谨慎者”(prudent man)条款作出新的解释，以允许增加对新兴公司或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1978年，法律还将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从49.5％降到28％，1981年又降到20％。Wright M.and K.Robbie.Venture Capital and Private Equity:A Review and Synthesis[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1998,25:521-569.
(42)私人风险投资者特别注重商业模型(business model)，尤其是潜在产品在可控制时间内开发大众市场。好商业模型的实质就是清晰的赢利路径。参见Quindlen Ruthann.Confessions of a Venture Capitalist:Inside the High-stakes World of Start-up Financing[M].Warner Books.2000; Zider B.How Venture Capital Works[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November/December):131-139; Gompers P.and J.Lerner.The Venture Capital Cycle[M].Cambridge,MA:MIT Press.1999.
(43)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国防安全技术的外溢性要高于德国和日本，部分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市场和活跃的风险投资。见Mowery David and Nathan Rosenberg.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 Century Americ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44-46.关于美国冷战时期军事技术外溢性的研究，见Light Jennifer S.From Warfare to Welfare:Defense Intellectuals and Urban Problems in Cold War America[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
(44)这方面的叙述，参见Gompers Paul A.and Josh Lerner.The Money of Invention:How Venture Capital Creates New Wealthy[M].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1.同时参见本文示意图及注释(23)。
(45)1957年，苏联第一次将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到太空。这标志涉及本文所说的技术发展(1)、(2)和(3)的三个阶段，既发明，创新和发展三个阶段，但并不涉及商业市场导向的第(4)阶段，即扩散。关于前苏联的技术创新情况，参见Berliner Joseph S.The Innovation Decision in Soviet Industry[M].The MIT Press.1976; Amann Ronald and Julian Cooper.(Eds).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46)参见Mathers Jennifer G.The Russian Nuclear Shield from Stalin to Yeltsin:The Cold War and Beyond[M].Palgrave Macmillion,2000.
(47)相比之下，基于市场经济的治理机制所产生的效益好得多。这方面的研究参见Dean B.V.Evaluating,Selecting and Controlling R&D Projects[M].New York: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68.
(48)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参见Rosenberg N.Exploring the Black Box:Technology,Economics and History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Levine H.On the Nature and Lo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The Soviet Case[M]//J.Ronen(Ed).Entrepreneurship.Lexington:KY:D.C.Heath and Co,1983.
(49)参见Schweizer Peter,Victory.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M].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6.
(50)典型例子是两弹一星。中国计划体制下的科研体制，参见Simon D.F.and M.Goldman.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74; Lewis J.W.and Xu L.China Builds the Bomb[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51)美国如何一方面有法律程序来协助保持国防技术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又以法律来协助尖端技术民用的外溢性，这方面有待进行进一步系统的研究。参见本文注释(24)。2004年12月7日，联想宣布有17.5亿美元收购IBM 的PC业务部门的交易，但这一交易在美国遇到了阻力。一些美国议员担心该次交易可能会使联想接触到美国的某些军事技术，因此要求对这笔交易进行全面的安全审查。审查工作将由美国财政部对外投资委员会负责，在45天的审查结束后，报送美国总统，总统在收到报告后的15天内决定是否同意这一收购。业内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最终不会阻止收购，但会要求PC 研发部门不得出售给中方。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尖端技术的敏感性。
(52)目前许多中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性主要是借助本地低价的劳动力优势与外资结合进行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生产。虽然有些家电和电讯企业已经部分进行产品外形等方面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生产，但能进行利润丰厚的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ing)生产的企业很少。参见高旭、华强森、吴亦兵.中国品牌能在海外取得成功吗?[J].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2003，4：7-16.关于OEM 和ODM 等概念的起源，见Hobday M.Innovation in East Asia:The Challenge to Japan[M].Cheltenbam:Elgar.1995.p.49; Wortzel L.H.and Wortzel H.V.Export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NIC and LDC-based Firms[J].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81,(Spring):51-60.有关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论述，见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修订本)[M].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3)在2004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两院院士认为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中，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始终是中国的一个致命弱点。见中国科学院网，http://www.cas.cn/html/Dir/2004/06/13/0259.htm.
(54)Naughton B..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有关在市场化条件下中国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的示例，见Lu Qiwen.China's Leap into the Information Ag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2000.
(55)如果我们把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或市场与政府制度环境完善的程度由变量ρ表示，并在0与1之间取值，当ρ为1时，表示市场制度环境最为完善，当ρ为0时，代表纯粹政府指令性经济。当然，纯指令性的经济仅仅在理论上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真实世界的情况是0＜ρ＜1。有关研究指出，中国现在的自由化与市场化程度ρ值大致在0.45～0.5之间。见《中国金融时报》，1999-08-13。关于ρ测量的问题，粗略地讲，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综合因素：政府干预程度、在价格、贸易以及新企业进入方面的限制、劳动与金融市场的完善性、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其它市场因素。读者可在世界银行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找到测量的方法。
(56)清晰界定的产权一般包括三个要件：(1)每个财产排外性地分给良好界定的一个或一组所有者；(2)财产所有者可以根据其财产份额享有剩余收入；(3)所有者对财产拥有控制权或决策权、处置权以及出售或租赁权。其中控制权很关键。参见Demsetz H..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47-359; Furubotn Eric G.and Svetozar Pejovich,(Eds).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M].Cambridge MA:Bollinger,1974; Grossman S.J.and O.D.Hart.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691-719; Hart O.and J.Moore.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90,98:1119-1158.有关中国现状的描述，参见申瑞花.国有企业现代产权制度研究[M]//王浦劬，傅军.政府管理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pp：164-172.
(57)参见：“小灵通”：限制还是发展[N].光明日报，2004-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