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在新世纪前10年的发展趋向和主要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课题论文,世纪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6201（2000）05—0057—05
当代中国政治学在21世纪前十年的发展面临着创造学科建设新局面的重大科研任务和一系列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课题。本文在回顾以往20年（1980—1999）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成就、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着重就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及应致力研究的主要课题，提出初步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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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宣告恢复以来，经过新时期学科初建，和基本奠定本学科发展基础的20年的短暂历程。20年来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性成就，虽然还不能说蔚为大观，但亦足资喜人。
从总的方面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比较牢固地掌握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大方向，即：一、初步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政治学理论和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二、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不断深化与民主政治建设相关课题的实证研究。其中，在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与干部制度改革、一国两制与国家结构、体制改革、政治权力与权威、人权、政治稳定、政治文化理论与公民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进行了再认识，对西方政治学作了科学评价，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展开了批判，在学术上就某些问题开展了争鸣，从而在政治学研究机构和高校政治学系科的大多数学者中间取得基本共识。
具体而言，一是坚持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努力贯彻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伊始即明确的中国政治学在新时期的研究方向。如张友渔所言，“我们研究政治学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建立并加以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政治。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即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学。”[1] （P149）正是坚持和贯彻了这一点，才使当代中国政治学在短短20年间获得初步发展，出现了繁荣势头。二是学科建设进展较快，科研成果比较显著。据统计，至1999年上半年，国内出版的政治学专门著作有200 余种，论文达到一定水平的有万余篇，这些凝聚新时期我国政治学者心血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对政治实践上的积极作用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行政学理论和国际政治学、战略学、领导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若干个学科建设上，既初步建立起各自的学科体系，又建立了教育教学体系，从而造就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基点。三是研究领域逐步扩大，边缘交叉学科开始扩展。从宏观政治学角度说，正在从事或已启动研究的有：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伦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传播学、地缘政治学、政治力学、国家战略学、国际战略学等等。从微观政治学角度说，过去十几年来发表的有一定水平的专题研究论文数量达万余种（含硕士、博士论文），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有二三百种，其中，像行政行为学、行政文化学、公共财政学、公共政策学、政府组织学、政府法学、领导心理学、政治管理心理学、行政心理学，等等，正在构建中。四是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和综合化。五是研究机构和队伍日益壮大，一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走上了工作岗位，不少成了学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保证了政治学研究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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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规模、水平和成就，应该说是喜人的。但与哲学社会科学族群中其他学科比较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学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具备比较优势，实事求是地估计，还比较落后，还相当薄弱。就我们感触较深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有学者指出，在基础理论研究中，仍然存在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政治观点、论断代替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现象。“存在着注释多于创见、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的现象”，“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现成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2]（P292）如果说， 在当代中国政治学恢复初期，整理和概括经典作家著作中属于政治原理方面的论断并以之为基本理论框架是必要的话，那末，今仍停留于此，就是一个必须加以改进的问题。因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某些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确已不合时宜；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20世纪以来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只经历过巴黎公社72天的“尝试”，列宁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时间甚短，他们获得的经验不充分，对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很有限。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理应更直接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中的政治学说还缺少梳理和深入地领会和有条理的研究。同时，简单套用邓小平理论的论点和词句的现象也存在。
（二）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从20年来已出版的政治学基础理论著作看，相互雷同、相似的多，有学术特色和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少。大部分著作，理论的基本范畴研究得很不够，一般仍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再加以解说；或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点作为自己命题的注解。从总体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学还不能说已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结构体系和严密的范畴体系。以致多数政治学“概论”性的著作，看不出学者自己的学科的语言，好多用语既缺乏专门性，也不具有完整的规范性，同一词语，例如最起点的“政治”、“国家”、“民主”等等，不同作者往往对其含义有不同的界定，与其他学科“串连”以致模糊概念的现象也很严重。这就必然制约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向前进展，因而也不利于政治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建设。不少著作和论文，在“马克思主义认为”名义下解说某些基本范畴，不知所指所云为何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这不仅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使人费解。
（三）对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理论研究极为欠缺。多年来，政治学理论工作者至多就制度层面的现实问题发表一些经验总结性的分析“意见”或“建议”，或者就现象从分类学意义上作些罗列，浅层次的泛泛地进行一些“归因”归纳。对于一些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如民主政治建设、政权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决策、公共政策、政党政治、政治发展、公民政治文化、公务员队伍建设、政治权力行使与运用，等等，或不愿研究或不会研究，或有意研究，但缺乏进行调查研究的条件。固然搜集政治生活信息和处理这方面信息有实际困难，但也确有一些学者存有远离现实，惧怕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学术心理。当代中国政治学对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理论研究的缺欠，就使得政治学在学术领域比起其他一些学科缺乏活力和生气，甚至令人担心其存在与发展的自身生命力。
（四）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尚嫌狭窄，有待进一步拓宽。20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还只限于“理论、思想、制度、国际政治”四大板块结构范围，即使在这四大板块内的每一块，也缺少分化与综合地拓宽，因而也谈不到深化。其中，中外政治制度研究、历史研究不够系统，实证研究极不深入，已有的一些专著，以介绍描述为主，总结评价则简单化、一般化。中外政治思想研究、历史研究停留在“教材”层面的编述大脉，专门学术研究性著作还不多见，按人头（代表人物）研究的论文、著作重复前人已有成果或今人相互重复的“成果”多，按思潮整体系统研究则极为少见。至于国际政治研究，多为“问题研究”、“事象现状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恐尚属空白。四大板块的各块的分支或相关学科，至今还只是列出了名称，而有名无实，或者说举步不前。
产生上述几方面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一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力量，数量不足，研究能力不强，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0年来，老一代政治学者陆续回归家园，中年学者断层，青年一代学者尚在成长中，在青年学者群中，至今在国内有一定学术实力和一定知名度的不是很多。20年间培养的硕士、博士，本来数量有限，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又“转业”到其他学科或行业就职。这恐怕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举步不前的基本因素。二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把政治学研究放在较高档次的地位上，各年度规划“指南”的导向在政治学研究方面，一般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法学，课题又多强调实证研究，且形成不了规模体系，实证研究的许多课题或一般化或无关大局和重点疑难，所得“成果”的实际效应较小。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学未能真正达到“发展”境地和理论建设未能真正到位的重要原因。三是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信息流通不畅，公共政治信息传输有所阻滞，社会生活信息流量大而又极度分散，致使政治学研究缺乏信息资源支持，甚至可以说不具备研究的数据和根据。这就造成了政治学研究的许多“成果”实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四是由于政治学学科的政治敏感性和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的一定莫测性，以及几十年来遗留下来的学术问题也可能随时成为政治问题的消极社会心理影响，政治学界同其他学界比较而言，较少百家争鸣，唯上唯书的不正学风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学者的思维。这是中国政治学不能放开手脚活跃发展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因此，新世纪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欲打开局面，应从逐步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入手，其关键在于走出课堂和书斋，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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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迈过新世纪门槛之际，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至2010年要完成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与之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促进政治发展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主导下，多极化国际格局日益明显，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国际合作更加密切，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但天下并不太平，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与对策，是今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任务。
新世纪前十年，中国政治学研究应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举，强化微观研究。总的趋势和路向应是继续深化新世纪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基本原理的研究并坚持以之为指南；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以之为整个政治学发展的支点；紧密结合中国政治现实进行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还要重视前沿问题研究，以加强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基于上述政治学研究发展趋向和路向的考虑，我们认为，在新世纪前十年，应重点搞好下述课题范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一）邓小平理论中政治理论体系化。主要课题应有：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理论、人民代表大会政体理论、政权建设理论、民主与法制理论、治国理论、主权与人权理论、政党理论、民族理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一国两制与国家结构理论、改革开放理论、国家发展战略理论、政府职能与行政管理理论、军事与军队建设理论、国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国际战略理论，以及对西方政治的分析，等等。还应包括邓小平新时期政治思维研究。
（二）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应为未来十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大重点，各项专题研究均应以政治学理论咨询和对策建议为取向。主要问题应有：民主政治建设目标体系、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策略、民主政治形式和层次、民主与法治关系、人大立法职能与执法监督职能、政府职能与政府行为、行政制度、司法公正化、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执法体制与机制、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等等。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规范化研究。这个范围的课题研究有利于合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健康协调有序发展，应结合这方面存在的和可能发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加以研究，并使之规范化法制化。主要课题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包括划定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权、人事权、决策权责任范围，既保证中央权威，又调动地方积极性。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验，但主要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并照顾到各级地方的区位区域特点。
（四）对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问题的研究。对此应特别重视。这既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国已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还将努力缩短两岸统一的进程。对国家主权理论研究和对政治分离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的批判，具有国家利益的全局性战略意义。与此相联系，还要加强“一国两制”与国家整合基础的研究，包括我国国家结构新特点的动态研究。此外，运用政治整合理论和方法，研究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政策、制度，也应纳入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问题范围内，进行具体研究。
（五）政党政治研究。在这方面，应强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执政方式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方式的研究。共产党执政和多党合作已有50余年历史，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完善这个方面的运作方式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应在执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深入地追踪探索与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党的建设理论和政党政治理论，在实践上有利于维护党的领导和权威，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的实施。
（六）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在这方面，应在现有基础上，着重研究至2010年前十年间的下述这几方面重大问题：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政府职能与政府法制建设，政府机构进一步改革，政府行为，党政关系，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行，行政决策，行政效率，行政程序，行政执法，行政监督，地方行政改革，以及公共政策和具行行政制度等。行政体制改革问题，还应着手研究中国“入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中央、地方与企业在对外事务方面的权限问题等。
（七）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应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应着重以下问题的追踪研究与突破：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世界主题发展态势，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结构与调整，主要大国的国家战略与国际战略，世界民族矛盾及其发展趋向，国际冲突、国际合作，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以及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和中美、中日、中欧（包括与欧盟各国）、中俄关系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等。
（八）对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亦应在现有基础上再引向深入。对于中国政治文化，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世界影响的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原及其历史的与现实的影响，并侧重研究现实公民政治文化的分布与变迁并与政治社会化工程研究结合起来。对于西方政治文化，除进一步从国际背景上审视各国政治文化史外，应侧重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特别是其理论形态演变的追踪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西方政治生活状况在政治文化上的反映与表现的科学认知，也有利于我们对西方政治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分析和合理借鉴。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后，多次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和布署下，三讲教育逐步展开和不断深入。讲政治，当然也为我国政治学提出了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的重大任务，也为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我们应当承担起这一重大任务，抓住机遇，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起来，开创新世纪前十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新局面。
[收稿日期]2000—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