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开国人口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西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西夏人口问题逐渐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于西夏开国人口数量问题，研究者虽论述颇多，却说法不一、论见各异，目前仅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有100万说（注：参见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页。）、150万说（注：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250万说（注：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300万说（注：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400万说（注：参见李虎：《西夏人口问题琐谈》，《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900万说（注：参见余苇青：《试论西夏人口消失的原因》，《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等六种。对于这些观点，笔者认为，除去漆侠、乔幼梅二先生的100万说外，余者皆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西夏开国人口状况。不过，漆、乔二先生在提出观点时，不仅论据相对单一，论述过于简略，其结论与论据之间亦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其一面强调西夏开国人口为“一百万人上下”，且“实行的是一种全民兵役制”，但同时又认为其开国兵力应以15万人“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故使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本文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所谓西夏开国人口问题，系指西夏开国人口数量而言。关于此，由于以往史籍皆阙载弗录，我们迄今已无法究知其详，因此文献中各类有关西夏开国兵力的记述自然就成为治史者开展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依据。然就现今所见之汉文史料，西夏开国兵力自宋元时即已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其一，50万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宋史·夏国传》，其中称：“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始大建官……委豪右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号六班直，月给米二石。铁骑三千，分十部。”
其二，15万说。多见于宋人著述。如，曾巩《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载：“（西夏）在德明时，兵十余万而已，曩霄（即元昊）之兵逾十五万。”王称《东都事略·夏国传》则补充道：“曩霄有兵十五万八千五百人。”范仲淹亦称：“其众总十五万，又选豪族善弓马三千人迭直，伪号六班直。”（注：（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年谱》，四部丛刊本。）
其三，30万说。此说首见于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20景祐四年(1038)十二月癸未条，云：“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始大补为官……委酋豪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卧啰娘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洛、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番、回纥；贺兰驻兵五万人，灵州五万人，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三十余万……选豪族善弓马五千迭直，伪号六班直，月给米二石。铁骑三千，分十部。”值得注意的是，除个别字词及西夏开国兵力为“总三十余万”的结论外，其文竟与《宋史·夏国传》几乎完全一致。
那么这三种记载孰是孰非？从目前来看，后世史书及研究者一般只采信于前两种，即50万说与15万说，其中50万说还被视作西夏人口研究中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史料而为绝大多数研究者赖以为据，除漆侠、乔幼梅二先生外，前述诸种观点莫不如此，但30万说却少有人问津。然而，当我们综籍文献，略加分析，则不难发现，反倒是30万之说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首先，就资料的可靠性而论，50万说虽源出官修正史，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宋史·夏国传》又被认为现存有关西夏历史纪录最为详尽系统的原始资料，但这却并不能掩盖其史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宋史》成书时间短促，素称“繁芜杂乱”，向为史家所诟病。如，依据《宋史·夏国传》这段有详细数据而又十分明确的记载，西夏军队当已悉数罗列其中，各地驻军之和（37.8万）自应与其军队总数相合，亦为“总五十余万”。然比较之下，两者非但不能相互印证，而且差距甚大。
而阅及《宋史·夏国传》所附之西夏总论，文中竟赫然记道：“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别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表面上，这段史料似乎进一步验证了西夏开国兵力确有50万之说。但笔者认为，恰恰是两者的这种一致性，才更有力地说明了50万说的不可靠。因为这段史料记录的乃是西夏后期而非元昊称帝之际的史实，而作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要素，任何一个地区及民族的人口都不会也不可能历经近二百年而未有所增减。因此，笔者完全有理由相信，上述《宋史·夏国传》中西夏开国兵力的矛盾之处，很可能是元人修史时，因疏于考订而误将原本分属不同时期的两条史料混为一谈，进而错误地将其数据统一起来。此即如汤开建先生所言：“很明显又是元人修史时误将西夏后期十二监军司的总兵力50余万与元昊时期的总兵力等同起来，故将原来的30余万改为50余万。”（注：汤开建：《近几十年国内西夏军事制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宋史》与《长编》之所以会以相同记述而得出不同结论，原因应就在于此。
至于15万之说，因其数据过小，明显有悖历史事实，且未见其他具体有力的论据相佐证，故而也不足取信。其一，倘若西夏开国兵力确系15万人，那么根据西夏“年六十以上，十五以下，皆自备介胄弓矢以行”（注：（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夏国赵保吉传》。）的全民兵役制，这15万人显然就应是其境内绝大多数的丁壮人口。以户均五口、二人为丁计之，则是时西夏户口数当在7.5万上下，人口不及40万。然而据宋将李继和所见，早在宋真宗咸平年间，“陇山内外接仪州界及灵州以北”就已有蕃部数十万帐。（注：参见《宋史》卷257《李继和传》。）其二，尽管《宋史·夏国传》有关西夏开国兵力的记载确实存在内容与结论不相契合的问题，可就西夏各地驻军情况而言，其记录应该还是可信的，也是准确的。即，西夏开国兵力至少不会低于30余万。究其原因，则不仅仅在于其相关数据详细明确，且与《长编》所记相吻合，彼此可互为印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还可以从同期宋人的记述中得到证实。如，据《宋史·夏国传》，西夏在其“河南”诸州共驻军15万，依其军制，折户约为7.5万。而宋人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则云：“夏国左厢监军司接麟、府沿边地，分管户二万余，宥州监军司接庆州、保安军、延安府地，分管户四万余，灵州监军司接泾原环庆地，分沿边管户一万余。”（注：（宋）郑刚中：《北山集》卷13《西征道里记》，四库全书本。）显然，三地管户不仅同为七万余，分布状况也与《宋史·夏国传》相近。由于郑刚中其人曾以北宋边臣身份亲赴边地处理对夏事务，因此，这个记载是相当可靠的。
其次，从西夏初兴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其军队人数既不可能多于50万，也不至少于15万。
尽管西夏立国伊始即为北宋边患，但终北宋一代，西夏在北宋君臣眼中却始终只是一个“土地有限，人民有数”（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6，元祐六年九月壬辰条。）的“夷狄”小邦，实力根本无法同北宋相提并论。如，元昊称帝不久，宋臣赵师民即奏称：“羌贼所盗陕右数州，于本路（陕西路）十二分之二，校其人众，七八分之一，虽兼戎狄，亦不过五六分之一。”（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6，庆历四年二月丙辰条。）而同期北宋陕西路总人口不过八九十万户，以此推之，西夏全境户数约为15万至18万之间，极言之，亦不过20万户。若仍以户均五口计，户出二丁计，其人口总数充其量不过百万，（注：参见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207页。）丁壮则至多40余万。
关于西夏开国军力，北宋边将也多有所论。刘平在其《攻守策》中曾指出，北宋只须精兵二十万，“比元昊之众三倍居多”。（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条。）夏军规模不过六七万人。北宋重臣韩琦、范仲淹等人在主持对夏军务之时，也均认为：“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注：《宋史》卷312《韩琦传》。）“余皆老幼妇女，举族而行”。（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条。）相比之下，尹洙的估计虽较两人为高，但也只是“元昊以七州之地，兼党项之众，计其数不过十余万”。（注：（宋）尹洙：《河南集》卷23《按地图》。）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宋人所言，我们竟然也能从西夏方面得到证实。如，元昊称帝不久，范仲淹就从“尝在西界掌兵”的西夏降将山遇处了解到“（西夏）精兵才及八万，余皆老弱，不任战斗”。（注：（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6《拓跋夏考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治平四年(1067)时，夏臣王盥也坦承：“敝邑虽小，控弦十数万。”（注：《宋史》卷464《高遵裕传》。）
另从夏初战争规模来看，夏军每战至多不过十余万人，甚至在诸如好水川、三川口等大规模战役中也不例外。元丰五年(1082)，西夏为报复北宋五路攻伐之仇，曾倾全国之力，“调民为兵，十丁取九”，也不过集结了“三十万人”。（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9，元丰五年九月甲申条。）同年十一月夏军永乐城获得空前大捷之后，夏将嵬名济恃胜向北宋所夸耀的夏军也仅仅为“带甲数十万”，（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1，元丰五年十一月条。）而此时已是西夏立国40余年之后了，如果除去当中夸大不实的成分，其规模不大是显而易见的。
毋庸讳言，依据宋夏官员上述言论，夏军规模显然更应近于15万之说，30万说似乎也不足取，但如果联系到西夏建国时的具体史实，则其相互之间并无矛盾可言。元昊称帝之初，统治基础尚不稳定，国内“诸蕃向背不齐”，（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周边民族与之关系也大都极为紧张。如，西夏不仅与青海吐蕃唃厮啰政权“结隙方深”，亦与河西回鹘及河北藏才、龙移、昧克等族颇自有仇，后更与契丹构怨而至兵戎相见。在此形势下，元昊显然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将全部兵力都投入到对宋战争中，倘推断无误，这些军队应仅仅是指元昊直接能够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员数，除此之外，西夏境内还应存在相当可观的留守兵力，其数量甚至还要多于前者。对于这一点，宋人事实上在当时即已知晓，如吕大防就曾公开指出“夏人戍守之外，战士不过十万”。（注：《宋史》卷340《吕大防传》。）如果将其两部分兵力合并起来考虑，西夏开国兵力自当在15万之上，而更接近于30余万人的规模。
第三，从西夏境内各地的人口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截至元昊称帝，其人口规模尚不具备提供50万丁壮人口的能力。
西夏偏霸西北一隅，地分左右两厢，辖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域内虽不乏良田沃野，但绝大部分地区却是沙碛泽卤的不毛之地，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人口基础素称薄弱。以其右厢河西地区为例，所属甘、凉、肃、瓜、沙五州于盛唐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注：《资治通鉴》卷216《唐纪》32，玄宗天宝十二载五月。）户籍人口总共也只有三四万户，近20万人，（注：参见两《唐书》之《地理志》及《通典·州郡》。）即便加上73000人的地方驻军以及寄附凉州之吐浑、契苾等部族众5048户、17212口，（注：参见《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人口总数尚不足30万。如依唐人沈既济所言，是时整个河陇总人口亦不过“约五十万人”。（注：《通鉴考异》卷17《建中实录》。）而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唐朝边备空虚之机，相继以武力攻占河西、陇右诸州。在其征服过程中，采取了重地轻人的政策，所至多“焚聚落”、“杀老孺”，当地百姓锋镝残生之余，大多徙往内地，（注：参见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河西人口因此呈现锐减之势。至唐大中年间张议潮起兵收复河西，当地已是一派萧条景象。
诚然，唐末五代河西也陆续迁入了相当数量的吐蕃、回鹘等族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人口缩减的态势，但域内旷日持久的纷争割据却使当地人口发展状况并没有因此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如瓜沙二州虽以“苟毋徒他境”为条件降附吐蕃，人口损失相对较少，且有不少吐蕃军民入居其境，然至宋初，两地人口非但未较盛唐为多，反而损耗大半。据敦煌遗书S.4276号残卷首书：“归义军节度使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两地人口显然已由最盛时的36,098人（注：参见两《唐书》之《地理志》。）跌至万余人的规模。而作为河西第一大州，凉州虽历经唐末五代200余年的发展，至北宋咸平元年(998)，人口总数也仅仅恢复到了盛唐时的水平而为128,193人。（注：参见《宋史》卷492《吐蕃传》。）
11世纪初，受西夏武力征服影响，河西再次出现人口外徙浪潮。“及元昊取西凉府，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罗”，（注：《宋史》卷492《吐蕃传》。）人数多达十余万。（注：参见（宋）曾巩：《隆平集》卷20《唃厮啰传》。）凉州几乎为之一空。北宋天圣六年(1028)，夏军破甘州，甘州回鹘残部数万人复越祁连山，南投青海吐蕃唃厮啰政权，（注：参见《宋史》卷492《吐蕃传》。）甘州人口遂大为虚耗。景祐三年(1036)，西夏攻克瓜、沙二州，沙州回鹘亦南奔，“窜居山谷间”。（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5。）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笔者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时，河西人口即便不低于盛唐，当也不会有大的增幅。事实上，此前十几年，西夏仅以7000驻军即使“（河西）诸蕃畏其强，不敢动”。（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六月条。）而元昊之所以敢不顾其对西部民族统治基础极为薄弱的现实，（注：参见汤开建：《近几十年国内西夏军事制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4期。）建国后只在河西驻军三万，当与所在地人口稀少不无关系。
再如西夏左厢夏、银、盐、宥、胜、绥、灵诸州，盛唐时入口虽略多于河西五州，但各族总人口也仅有30余万。（注：参见两《唐书》之《地理志》及《通典·州郡》。对于这些人口，以往学者大多依据《新唐书·地理志》中“（羁縻府州）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的记载，认为其仅是指当地汉族人口而言，或最多包括少数“接连汉界，入州城”的所谓番族“熟户”人口，至于域内绝大多数“居深山僻远”，仍以游牧为生的党项、吐蕃、回鹘等族人口则不被纳入其中。然而这种观点显然有悖历史事实，其一，夏、银、盐、宥、胜、绥、灵诸州在盛唐时皆为正州；其二，《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曾明确规定：“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而杜牧《樊川文集》卷15《贺平党项表》云：“伏以党羌杂种……举种来降，国家纳之，置于内地，爰受冠带，兼伏征徭。”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5《赐党项赦书》亦称：“自尔祖归款国家，依附边塞，为我赤子，编于黔黎。”可见，这些内附人口当编入户籍，按户缴纳赋税，《旧唐书·地理志》中之所以会出现定襄、鸡田等羁縻府州之户籍数字，原因也就在于此。）而这里作为安史乱后唐蕃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人口发展态势却并不比河西乐观，人口损耗甚至较之更为严重。如还在安史之乱时，当地就有九姓府、六胡州诸胡数万人因叛唐失败而逃出境外。（注：参见《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年九月。）贞元二年(786)，吐蕃寇盐州，守将拓跋彦光“悉众奔鄜州”，不久“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拓跋乾晖帅众而去”，“又寇银州，吏民皆溃”。注：《资治通鉴》卷232，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受连年战乱影响，绥、银二州在盛唐时尚有民17814户，后唐明宗时却仅余“汉户五千”。（注：《册府元龟》卷994《外臣部·备御七》。）夏州人口亦由天宝时的7516户降至元和年间的3100户。（注：《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
诚然，与河西相似，这些地区也相继迁入了大批党项、吐蕃等族人口，且经过唐末五代的繁衍发展，这些民族“牛马孳蓄，种落殷盛”，（注：（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6《赐党项敕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不但逐步扭转了当地人口不断下滑的局面，甚至还有所发展。如，夏州蕃汉人口至宋初时就已发展到21305户，（注：参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较盛唐增加一倍以上。灵州户籍虽仅有四千余，（注：参见（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远低于盛唐时的12090户、53700口，但如果将州内驻军及所属蕃部33族（注：参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计算在内，则“军民”不下“六七万”。（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咸平四年十月丁未条。）人口总数也已超越盛唐。
不过，由于上述地区的人口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恢复性的增长，且又存在着人口迁入与外迁的互动关系，在此一升一降之间，其人口实际增加量终究有限，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大的人口格局。如，作为西夏肇基之地，银、夏、宥、绥四州自唐末五代以来即因党项定难军政权的建立而成为域内政治经济中心，战争较少，社会相对稳定，但截至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人口也只增至“部族五万帐”，（注：（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以每帐5口计，总数约为25万。与唐天宝年间的31920户、203443口（注：参见两《唐书》之《地理志》及《通典·州郡》。）相比，其户数不过增加了近2万，人数则不到5万。换言之，四州在此200年间的户数和人口数实际增长分别只有60%和25%，而且这还属于战争较少的地区。若以此比率推而广之，是时整个西夏左厢诸州人口也不会比盛唐超出太多。
然而，自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举兵反宋，双方鏖战交兵二十余年。其间，域内烽烟频举，杀戮亦多，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出于遏制对方、弱其实力的战略考虑，宋夏围绕人口的争夺也异常激烈。如，雍熙二年(985)，北宋仅一次就招抚银夏麟诸州党项125族，合16189户，其中不少都被迁入北宋控制区内。（注：参见《宋史》卷491《党项传》。）至淳化五年(994)，北宋又先迁银、绥二州之民于河东石州，（注：参见（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复废毁夏州，“迁其民于绥、银等州”。（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四月甲申条。）在此影响下，当地人口数量再次陷入衰退之中。如，夏州于宋初尚有民21305户，然至淳化四年四月时，其与银州两地所管蕃汉户口总共也仅有8000余。（注：参见《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二。）人口耗减之巨可见一斑。景德三年(1006)，宋夏虽议和息武，双方“有耕无战”（注：《范文正公文集》卷10《答赵元昊书》。）达三十年之久，但同期西夏为实现“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乙卯条。）的战略目标，又转而不断用兵于河西吐蕃、回鹘等族以及青海吐蕃唃厮啰政权，直至景祐三年(1036)战事方告结束。其间西夏兵连祸结，胜少而败多，人员物资损失极为严重，（注：参见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123页。）因此其人口状况并未因与北宋停战而获得根本性的好转。至此，如果我们再将西夏左右两厢人口累加合并，则其数当与盛唐去之不远。
综上所述，无论从史料角度分析，还是从当时实际情势研究，或从人口历史发展轨迹观察，西夏开国兵力都应以《长编》30万说更为准确，而依照西夏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推算，则其人口总数至多百万之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