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物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物资综合平衡
物资综合平衡是指一个国家在既定时期内，利用能够利用的物资（生产资料），并予以科学的组合和优化配置，使国民生产总值、利润等实现最大化的过程。
物资综合平衡与某种物资的单项平衡是总量与个量的关系。前者反映的是以价值（价格）形式表现的社会对物资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后者反映的是某一种物资（钢材、煤炭等）个别品种需求与个别品种供给的平衡。所以，前者反映的是物资总的供求态势。后者反映的是个别物资的供求态势。两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而且是有所区别的。
研究物资的综合平衡，可以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预测一定时期内的物资的供求总量，可以指出国家可以采取的、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
与消费品不同，作为物资的生产资料是进入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品。因此，与对物资总需求呈强正相关的则是既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投资总额。投资分为个别投资与社会投资。个别投资通常指一个法人在支配所得中购买新的或旧的资本资产的行为。社会投资则是整个社会个别法人（政府、私人、企业等）投资之和。不论投资的形式如何，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投资数量总是等于该国的国民收入中的积累量。积累量＝国民收入×积累率。这个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对于任何经济体制都是适用的。然而，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其具体表现形式并不相同。
1.假定一个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所得不完全用于投资，政府又不进行投资，则投资数量＝m／x（其中m是剩余价值，x是产业资本家剩余价值中用于积累的份额）。
2.在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数量等于国民收入积累量，等于国家财政收入中用于基本建设、挖潜、更新、改造部分。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完全计划体制下，居民和“企业”都不具有投资能力和投资行为。
3.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数量等于储蓄总量。
4.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投资总量＝居民储蓄+企业利润中用于扩大再生产部分+政府财政收入中用于扩大再生产部分+外企投资。
这几种形式虽然不同，但从理论上说，都应是投资数量等于国民收入中的积累部分。
我国198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910.85亿元，1993年为12457.88亿元，1993年为80年的13.677%，即1367.7倍，而1993年为1992年的158.6%，如此高速度，为古今中外历史所少见。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建国以来除初期的个别年份低于30%以下外，其中多数年份在30%以上。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比率几乎是逐年上升的，而且1985年达35.0%，1993年达38.7%，正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1986—1988年，1993—1994年生产资料短缺，价格猛涨而牵动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局面。积累率之所以越来越高，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政府）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是企业投资，居民投资。居民投资是由于居民收入提高后，除消费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储蓄。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应等于储蓄。投资者要想投资，靠自身积累资金数量是有限的，其主要部分只有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而言，储蓄者握有的债权，并非银行自身所有，而是那些欲投资者负债人的债务。投资者用于购买他原来所没有的资产的借款数额只能是相当于储蓄的价值。因此，有储蓄发生必然会伴随着新的投资。
无储蓄的投资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从长期来看，银行不可能创造投资。新增投资往往是在扩大就业，提高产出后，引起储蓄增加。短期内对一个局部而言，可能存在赤字投资现象，体现在一个社会的一个长期的均衡过程，就象赊购一样，债务总是要偿清的。反之，银行也不能缩减投资，即从长期看，投资也不能小于储蓄。储蓄对个人而言完全是“自由意志”，并不需要顾忌储蓄是否变为投资。对社会而言，如果人人都只有储蓄而没有投资，则社会会出现资本品的生产无人购买而无所得，也就是无储蓄，纯储蓄的倾向就会崩溃。由此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长期均衡中，投资、储蓄交融成为有机体，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微妙的平衡。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尽管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不仅有国内投资的多元化，而且还有国外投资的影响，也还是呈现出投资与储蓄逐渐趋近的趋势。（见下表）
储蓄与投资差额对照表
（参见1993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56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国民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储蓄占投资比重的变化：先是1990年以前，只占一个很小的比重，1990年以后则又呈现先是储蓄大于投资，以后又逐年下降，到1993年两者之比逐渐趋向于1。上述投资与储蓄差额较大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投资总额中从“支出”项目说，仅是“固定资产”一项，而投资中的挖潜、更新、改造等支出未计算在内。而社会投资总额中，从投资来源说，除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外，还有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它投资。仅自筹投资部分：1990年为54.2%，1991年为52.3%，1992年为51.2%，1993年为49.9%，几乎全部占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自筹投资是“体外循环”，是没有经过银行中介而进行的投资。从储蓄方面看，反映储蓄强度的指标是储蓄率。储蓄率等于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三者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我国在1989年以后的储蓄中，居民储蓄仅占总储蓄的1／4—1／3。而且居民储蓄中，能够用作固定资产投资的定期存款只占存款总额的的70%左右。投资与储蓄双方经过上述修正，则更能反映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投资与储蓄越来越呈现出规律性。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是非常高的，1995年5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储蓄率为35%左右。此值逐步接近于积累率。
从物资平衡的角度出发，在已知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总额（K）后，还要进一步知道，在K中有多少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有多大部分用于购买劳动力。为此，需要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中的资本有机构成C：V原理，对K进行分割以求得C。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力、生产资料价格的刚性上扬，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根据1993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推算，1993年较1952年的资本有机构成之比约为4.63∶1。此数字是以两个年度之C：V平均数计算的。它是非常保守和落后的。原因是，在改革前的几十年里，我国是以安排劳动力就业为主要目标，是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C：V较低，因而经济效益低下。改革开放后，由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转化，新投资中的△C∶△V的比例不断提高。根据统计资料推算，1992年与1991年的△C∶△V为17.66∶1，与1992年的平均有机构成4.36∶1相比较，前者为后者3.8倍。显然这一新增的有机构成，更具有反映技术进步的真实性。据此，如果令某一时期的投资总额为K，K＝C+V，则已知△C∶△V有机构成后，便可以算出购买生产资料C的比重为C／K＝C／（C+V）；购买消费资料V的比重为V／K＝V／（C+V）。如仍以1991—1992年新增之△C、△V为例，△C占投资总额的百分数是50830／（50830+2878）＝94.64%；△V占投资总额的百分数是2878／（50830+2878）＝5.36%；据此可进一步算出，1992较1991新增的1865.2亿元投资中有1765.2亿元用之于购买生产资料，而用之于购买劳动力即消费资料的部分约为100亿元（参见1993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84页、107页等）。当然，以上研究的仅是国有经济部分，如果用之于全社会还要研究其它经济成分的情况。
已知某一时期投资中的生产资料（价格）C总额后，还要根据物价上涨率G及货币流通速度V，计算出该时期内用于生产资料流通的货币总额M，即M＝GD·X／V。
二、宏观调控政策
1.控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从过去经验和科学论证看，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应超过10%，在产值基数逐年增大时，还应适度降低。
2.要科学地控制投资。过去几十年积累率大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今后年份，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基数的逐年提高，此比率应逐年有少量降低，但最低应不少于30%。
3.控制储蓄，使储蓄存款额应尽量趋近于投资的贷款数额。此数额太少，会使投资不能落实，会使生产资料流通资金短缺；过大时又会抑制消费。预计储蓄净增额在每年3000亿元的基础上适度增加是可能的。
4.控制储蓄量的重要手段是调整利率。储蓄的净收益率（即扣除物价上涨的收益率）应控制在0—2%，无论如何不能象过去若干年份中出现的储蓄负利率现象。贷款利率要低于平均利润率。
5.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进步政策。完全采用先进技术政策，对提高经济效益有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将是失业率过高；反之亦然。
6.保证充分数量的货币供应，采用随机应变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要密切注视经济发展的动向，每月要对下月货币需求量有所预测，并在执行中按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7.广泛采取支票、信用卡形式的通货，加速货币流通。当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会自动地把节约下来的货币连续地投入市场，变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8.灵活控制中央银行贴现率，鼓励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今后企业的投资主要应用企业自有资金（即折旧加利润留存）进行投资。灵活控制中央银行贴现率，可达到既鼓励企业从银行贷款，又挡住企业资金回流存入银行。因为，如果存款利率等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时，企业就会把资金存入银行。
9.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为着一个目标，按照系统的观点，相互作用和影响。当财政政策为了刺激总量需求采取赤字政策时，货币政策应及时调整，增加货币供给，平抑利率刺激投资扩张。当财政赤字过大，引起通货膨胀时，为了减少总量需求，一是要减少政府的财政开支，二是货币政策要提高利率，抑制投资。总之，财政—货币的综合政策应是随机应变、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