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的文化问题——评戴锦华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并日益成为“显学”的看法，在学界大概不会遭遇歧义。我们 不仅随处可以看到前沿杂志发表的文化研究的文章，看到不断出版的文化研究的专著， 而且在著名的大学课堂上已经开设了文化研究的专门课程，成立了专门的“文化研究研 究室”(注：1995年10月，著名学者戴锦华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 较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研究室”，她自己戏称为“文化研究工作坊”。)，同时也出现 了专业性的《文化研究》杂志。(注：《文化研究》杂志由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 编，2000年6月在北京创刊，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一现象证实了文化研究 地位在中国的确立，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有趣的话题之一：一方面，文化研究的范 畴歧义丛生，学科界限模糊不清；一方面，文化研究又规模巨大，参与热情空前高涨。 这一领域，就像一个嘈杂纷乱的建材市场，每个专业工人都怀抱着新型的建筑材料，奔 向没有边界的建筑工地，然后在一个没有蓝图的建筑方案上，搭建不知所终的宏伟楼盘 。但也正是这样一块自由的理论“飞地”，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了理论想象与构建的 巨大空间：脚下是无边的“千座高原”，前方是没有尽头的天高地远。
文化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获得立足点之后，虽然出版了理查德·霍加特的《文 化的用途》、雷蒙·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 成》等经典著作，为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范例。但对文化研究作为一个 学科的理解仍然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在西 方的现代复兴有密切关系。这不止是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点燃了文化研究理 论的灵感，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而且从文化研究关注的某些对象上，也可看到马克 思主义的深刻影响。(注：理查德·约翰逊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描述了文化研 究之一翼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三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 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的种族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 龄压迫(age oppressions)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 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鉴于前两个问题，文 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地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这决非穷 尽了现存状况下仍然活跃的、充满生机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只要它们也在 细致的研究中受到批判、得到发展的话。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5页。)尽管至今文化研究的界限仍不清晰，但它的大 致范畴还是可以描述并大致可以达成共识的。这就是：1.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 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2.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 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 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 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 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 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态度与 研究方法。(注：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 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5页。)这一描述虽然粗略，但大致可以 窥见文化研究的基本边界。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国性的理论现象，与全球化的语境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在全球化 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出现的新的复杂的文化景观密切相关。因此，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 起，就不应仅仅看作是对西方理论潮流的时尚性追逐。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在我 国兴起之后，仍然是理论讨论多于诉诸具体的批评实践。如上所述，当诸如文化研究的 定义、范畴、学科界限被争论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再纠缠这些问题就显得琐屑而空洞，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而言没有实际意义。
著名学者戴锦华是研究电影史的专家，是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进入20世纪90 年代以后，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展开学术活动的同时，也对当下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深 入而卓有建树的研究。这主要反映在她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和《书 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两本著作中。这两本著作是针对中国当下、特别 是90年代以来文化现实做出的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90年代，具体地说是1993年之后， 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市场才真正得以建立。大众文化虽然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 中国登陆，但由于不同的历史处境，那一时代的大众文化还处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 注：需要说明的是，大众文化是一个需要识别的概念，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之后，精英 知识分子致力于大众文化的实践。特别是1942年，经过“走向民间”运动，知识分子完 成了话语的民间“转译”，他们创作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 作品。但有趣的是，这一大众化的文化形式所负载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建构 起的是阶级、民族的政治。而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过程中形成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具有消费功能的文化形态。在同一个概念里，蕴涵了两种截然 不同的文化内容和功能。)邓丽君尽管已经被大陆青年所接受甚至喜爱，但她仍然被主 流意识形态认为是个“异数”，是个资本主义的抒情歌星。因此，大众文化在80年代还 不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合法性。1993年之后，“南巡讲话”的精神得以贯彻，文化领域意 识形态控制的松动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激进发展， 不仅促进了大众文化生产的规模，同时也使这一文化形态获得了未作宣告的合法性地位 。然而，突如其来的文化生产有限度的自由，却使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慌乱而无序：中 国的大众文化生产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所，几乎无奇不有。这一东方奇观虽然为官方 的治理整顿带来了空前的麻烦，而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却恰逢其时。
戴锦华较早地意识到了大众文化时代到来对文化研究者意味着什么：20世纪90年代中 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者们所构成的挑战，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与关注对象的转移与扩展， 而且意味着对既定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的质疑；它同时意味着对发言人的现实立场和理 论立场的追问。如果说，站立于经典文化的“孤岛”上，将杂芜且蓬勃的“大众”文化 指斥为“垃圾”并慨叹当代的“荒原”或“废都”，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姿态，那么，热 情洋溢地拥抱“大众”文化，或以大理石的基座、黑丝绒的衬底将其映衬为当代文化的 “瑰宝”，则同样无益且可疑。在此，且无论中国是否已进入或接近了一个“后现代” 境况，也不论西方的“后现代”情境是否真正“填平了雅俗鸿沟”，在今日之中国，一 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大众”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 载者，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要求在渐趋分裂并多元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简单 的肯定或否定都无助于拓清这一斑驳多端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格局。(注：戴锦华：《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2—3页、10—11 页。)这一明确的意识既可以看作是戴锦华在欠发达的中国语境中，对文化研究的一种 理解，也可以看作是她对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一种立场和态度。
在没有边界的文化研究中，传媒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关键词。这不止是说网络的发展为 人们描绘了一幅“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地球村”在电子幻觉中已然落成，重要 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中，“传媒系统的爆炸式的发展与呈几何级数的扩张。”(注：戴 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23页。) 这一判断我们在其他统计数据中也获得了证实：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的艺术表演 团体已达2632个，图书馆有2767所，广播电台296个，电影制片厂31个，每年生产故事 片150余部(已占世界第六位)，电视台357座，每年生产电视剧6227部(集)，出版社530 家，每年出版图书14万多种，其中文学图书占百分之十左右，杂志有8187种，其中文学 刊物约537种，报纸2038种。再加上数以万计、难以统计的盒式录音带、CD、VCD音像制 品等，一个在传媒宰制下的庞大的文化市场已经形成。因此，与大众文化相关的消费形 式几乎都与传媒密切相关，但其间隐含的权力关系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揭示。在戴锦华的 文化研究中，一方面，她看到了进入90年代以来，“昔日的经典权力开始以种种途径转 化为企业资本或个人资本”，而在传媒系统，由于多种资金以不同渠道的介入和商业操 作因素的日益扩张，电视传媒系统已经“成为聚敛金钱的聚宝盆”，因此，“多种资金 涌入电视传媒系统的事实，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传媒之为权力媒介的特征”，(注：戴锦 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25页。)“ 而且在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中，事实上成了某种超级权力的形式，履行着超载(或曰越权) 的多重社会功能。”(注：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 出版社1999年9月版，38页。)在相关的文化研究著作中，这就是被称为媒体帝国主义的 传媒霸权。(注：如英国学者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的论述。)
在传媒的权力结构中，引导社会文化消费时尚，制造虚假的“大众”意愿，是其突出 的功能之一。在戴锦华的文化研究活动中，她践诺了决不简单肯定或否定的情感立场， 而是通过堂而皇之的合法性符号，拓清了隐含的所指。比如对“大众”这一概念的梳理 与剥离，使这一本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异的概念，凸现了它当下的内涵和意义：20世纪 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重提，无疑联系着文化工业与文化市场系统的再度出现；于是 “大众”，这个事实上已被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进程所深刻改写了的词语，便显露出另外 一些层面：首先是在对大众文化持拒绝、批判态度的文化讨论中，隐约显现出的尼采、 利维斯、艾略特这一理论脉络上的“大众”观；在这一脉络中，“大众”一词意为“乌 合之众”，充满了贵族/精英文化视域中的轻蔑之意。90年代大众文化的批判者更多采 取的，则是延续并改写了这一理论论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资源。在后者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上，“大众社会”有着原子化社会的特征，而“大众文化”则是一种自上 而下、实施社会控制、浇注“社会水泥”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但是如果说，对大众文化 的批判和拒绝，间或包含着“借喻”式的对昔日标语口号式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控制 的批判，那么，对大众文化的轻蔑与厌恶，却又无疑与作为中国知识界基本共识的社会 民主理想，发生了深刻而内在的结构性冲突。(注：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 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2—3页、10—11页。)这样的分析不仅具 有迷人的逻辑魅力，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历史中，“大众”对于研究者来说究竟意味着 什么。这一理论识别，不仅使文化民粹主义失去了“大众文化立场”自我陶醉的可能， 同时也使坚决拒绝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暴露了其社会民主理想的狭隘边界。因此， 今日之“大众”是作为社会消费、娱乐主体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对“大众”这一概念的拓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拓清了“大众文化”的内涵。传媒 利用这一概念“历史合法性”的动机不难理解，但同时它却有意略去了自身权力控制的 那一部分。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全部复杂性，必须将其和传媒控制下 的文化生产过程结合起来才能得到解释。也正是在这样意愿的支配下，戴锦华带领她的 学生，经过数年的训练、调查和研究，完成了《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 》这部著作。这是一本专题性的研究，也是一本结合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政 治经济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资源完成的一部著作。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人才规模 化的培养和训练，其意义可能要远远超出这部著作本身。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这部著作 不重要，事实上，正是这样一批年轻的文化研究学者在戴锦华的指导下，完成或实现了 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研究成果。如果说戴锦华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 研究》是试图对90年代中国文化作出整体性描述或阐释的话，那么，《书写文化英雄— —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就是对世纪之交中国具有典型性、表征性的文化现象的“个案 ”研究。这一研究，描述出了中国当下文化消费市场交织的主流文化(如于洪梅对《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不同语境下的接受及在90年代特殊语意的阐释)、知识分子文 化(如杨早对以陈寅恪、顾准为中心的90年代文化英雄的符号与象征的分析)、市场文化 (书中大多篇幅)的复杂景观等。
这些文化“个案”对我们说来并不陌生，它们是我们亲历的文化现象，是我们关心并 试图作出解释的文化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英雄)，在20 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处境中，它们为什么都无一例外地在媒体覆盖性、轰炸性的炒作 中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杨早在分析陈寅恪时指出：学界的讨论和张扬虽然为大众文化的 接受提供了权威性的资源，但他们真正被作为一种“文化英雄”的符号，在社会的普遍 关注中构造成型，是在这些人物的经历被畅销书和传媒通俗化、传奇化之后发生的。( 注：杨早：《90年代的文化英雄的符号与象征——以陈寅恪、顾准为中心》，见戴锦华 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26页 。)因此，“无厘头遭遇.com”不仅喻示了又一个时代的文化症候，重要的是“凡人” 不止要说话，在图书市场和民间书店构成的文化空间中，“文化英雄”作为一种可资利 用和消费的政治象征和文化资源，理所当然会成为有利可图的争夺对象。
更有趣的是于洪梅对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接受反馈的思考。文章不仅分 析了中国特色独具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构和互动关系，而且在分析20世纪“ 90年代‘炼钢’史”中，突出浮现了隐秘已久的冬妮亚的角色。从刘小枫的《纪恋冬妮 亚》开始，对这部红色经典的解读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那个资产阶级小姐甚至比主 角保尔给人留下了更久远的印象。中国编剧们对冬妮亚和保尔的“重塑”也具有了90年 代特有的时代风采。饰演保尔的演员从荧屏上走下来，脱掉保尔的军装也可以做中国的 广告。与冬妮亚的走红构成呼应关系的，是中国“中产阶级”的自我书写。腾威对“19 98年中国文化市场‘隐私热’现象的报告”，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向我们揭示了中国“中 产阶级”的趣味和自我书写背后的诉求。
这些“个案”式分析，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大众文化生产和消 费的状况。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戴锦华的指导下，这些年轻的文化研究实践者，对中 国发生的这些典型文化“案例”，并不止是没有判断的“零度叙事”，而是在描述大众 文化如节日狂欢的同时，也以锐利的思想锋芒洞见了节日鲜花覆盖下的陷阱。对大众文 化和消费做出有说服力的阐释的同时，对文化民粹主义的警觉，构成了这部著作最动人 的思想主旋律。我想这大概也是戴锦华文化研究最值得注意、最华彩的片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