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重视发展基础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基础教育论文,重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经济与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智力优势正在取代传统的资源优势，并将成为21世纪经济竞争的最锐利的武器。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劳动力受教育时间平均增加1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增加9%。正是从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应当说，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几乎谁都懂得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实际重视程度仍然有别，甚至相距甚远。因此，重温列宁关于重视发展基础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从知行统一上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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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苏维埃俄国接受的是一个“文化贫困”和文盲众多的国家。十月革命前，俄国虽然有举世闻名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巨人，创造了属于世界文化宝库的财富，但就总体而言，俄国人民的文化水准是很低的。国内居民大部分是文盲，九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6%左右；在农村，文盲率更高达80%左右。列宁从这种具体国情出发，十分重视发展国民教育和扫除文盲，突出基础教育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列宁认为，国民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维埃国家对于教育任务“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他甚至认为：“党处在教育工作的年代”。（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50页。）所以，列宁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特别注重研究他们所写的有关国民教育和教师、使群众获得知识等问题的全部作品。他多次参加国民教育会议，在各种场合反复阐明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要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教育的“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页。）在为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列宁具体提出了一系列普及和发展国民教育的任务：对未满16岁的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教劳结合；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对工人和农民的自修和深造给以全面的帮助，如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等等。据蔡特金的《列宁印象记》记载，列宁在谈到莫斯科大剧院的一次辉煌的芭蕾舞演出时说过，芭蕾舞、戏剧，新的和最新的绘画与雕塑的展览会，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文化表现，“我一点也不轻视它们。可是，老实说，在偏僻的农村里设立两三所小学，要比在展览会上一件最出色的陈列品更合我的心意。”（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444页。）由此可见基础教育在列宁心中的地位。
列宁认为，文盲是社会主义的大敌和障碍，“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有文盲，就不能实现电气化，就不能建成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有文盲，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就很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文盲，就不会有完全的合作化，就学不会文明经商；有文盲，就无法摆脱半亚洲式不文明状态，就无法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因此，列宁把扫除文盲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在列宁的领导和倡议下，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积极而又坚决的扫盲措施。俄共（布）八大及时作出了扫除文盲和开展国民识字运动的决议，并把它作为全党的重要任务。1919年12月26日，列宁签署了《关于扫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居民间的文盲》的法令；1920年7月成立了全俄扫除文盲非常委员会；1923年又成立了群众性的团体“扫盲协会”，加里宁当选为协会主席。扫盲一方面在学校中进行，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广泛展开。当时所有参加扫盲学习的人工作日缩短2小时，并保留原工资；军事部门内，工作日后学习2小时，发给相当于原工资50%的额外工资。据统计，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头3年，已经有数百万人学会了看书识字。（注：参见《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第23-24页。）列宁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及其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搞好文化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积极而坚决地扫除文盲，而且“如果能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本身彻底扫除掉”，那就是“奇迹中最大奇迹”。（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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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建立一支人民教师队伍，必须尊重和优待人民教师。列宁认为，学校的真正性质和方向“是由教学人员决定的”，“任何监督、任何教学大纲等等，绝对不能改变由教学人员所决定的课程的方向”。（注：《列宁全集》第15卷第439-441页。）因而必须使教师成为苏维埃制度的支柱，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
列宁非常尊敬教师，特别重视人民教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据苏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回忆，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给列宁读一份十分令人忧虑的电报，其中讲到：“施克拉勃（教育工作者）在挨饿！”由于俄文“教育工作者”一词与“螃蟹”读音相近，列宁极为不满地说：“用这样难听的字眼称呼教师，真是太不象话了！他们有自己的称号——人民教师。”（注：《回忆列宁》第4卷第210页。）在他的心目中，苏维埃俄国的“几十万教师，——这是一种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机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68页。）教师的社会地位如何，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列宁曾多次谆谆告诫党和政府：要从政治上、业务上和物质上关心教师，要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并把它作为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他说，“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8-419页。）
为了提高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例如，苏维埃政权成立半年后，正值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斗争开始之际，列宁就于1918年6月18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教师劳动报酬问题。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列宁于26日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教师工资标准》的指令。再如，1920年4月，列宁把来自喀山的申诉教师缺乏钱款的电报转给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在给列宁的信中更多地反映了教师经济困难，并恳请列宁下令，或者把这个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研究，把拨给各省的经费按比例进行分配，即：如钱数缺少百分之十到二十，则这个不足数由各个部门共同分摊。否则，实际上就会出现除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外其他所有的人都能领取工资的情况。列宁于17日在这封信上批示：“送小委员会：请照此办理。甚至多给些：要特别优待教师。”（注：《列宁文稿》第8卷第105页。）
列宁还十分重视选拔优秀教育工作者参与教育行政管理。从1920年底开始，列宁主持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事求是和实践的精神，没有充分估计和检验实际经验，不去有系统地利用这种经验教训。（注：《列宁论教育》第268页。）在他看来，产生这种缺点同不重视吸收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参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针对这种缺点，他明确提出“党员领导者应当这样而且只能这样来表明自己的领导权”：从实践的教师当中为自己找到许许多多而且愈来愈多的助手，善于帮助他们进行工作，善于提拔他们，善于介绍和参考他们的经验。（注：《列宁论教育》第273-274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对于具有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知识的教育家，教育部门必须有计划地吸收他们担任地方的特别是中央的负责工作。“没有这些专家的结论，没有他们经常参加，不得实施任何一项重大措施。”（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0-111页。）
研究列宁对教师的政策，至少有两点情况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在十月革命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大多数教师并不乐于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相当多的教师还站在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二是经过国内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几乎可以说全国都在挨饿。在如此严峻的困难条件下，对待那种精神状态的教师能够如此推重和优待，需要有多么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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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教育经费问题始终极为关注，甚至可以说是异乎寻常地重视。他明确指出：“没有国家机关，没有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就不可能把教育工作开展起来。”（注：《列宁全集》第30卷第344页。）十月革命后，苏俄的事业曾经得到一定发展。然而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后经济凋敞，财政拮据，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急需节约开支，教育经费也被大量缩减。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在各方面实行节约，甚至在学校里也实行节约。必须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5页。）尽管如此，列宁甚至不顾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反对，一再谋求教育经费的增加与合理使用。
第一，支持克鲁普斯卡娅反对大量压缩教育预算。1922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曾召开预算会议，作出关于大量缩减教育人民委员部预算的决议。克鲁普斯卡娅上书表示反对这个决议。5月2日，列宁把这封信批转给人民委员会两位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和阿·伊·李可夫，建议他们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支持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还表示如认为有必要，可把这个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12月6日，还表示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家供应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改建议。建议提出：必须充分保证所有学校，既包括教员，也包括学生的粮食供应，并加上最低限度的经过专门审核拨给职员的数字，“再给学校追加经费100万金卢布。”（注：《列宁文稿》第4卷第409页。）
第二，允许居民为筹集教育经费开办或承租企业。1921年9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起草了8个文件，其中涉及允许居民特别是农民开办和承租企业集资维持地方文化教育机构问题，这引起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非难。9月8日，列宁在给季诺维也夫的电话中表示：“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绝对急需的。……我再说一遍，这些草案基本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不采取这类措施，就不可能改善学校的经济状况并减轻教师挨饿的程度。”（注：《列宁文稿》第9卷第378页。）次日，小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利用地方资金维持地方文化教育机构》的决议。15日，经过小人民委员会复议以后，又通过了《关于改进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供应的措施》的决议。
第三，削减建造军舰预算以增加教育经费。1922年11月25日，列宁就《关于削减军舰只修建计划》给斯大林一封信，信中写道：“批准‘纳希莫夫’巡洋舰造完，然后其余的大型舰只（舰队驱逐舰、战列舰等等）缩减三分之一，并赞成主管部门相应地削减其他所有开支。我想，那样总计划可达700万，而把剩余的款项用来增加学校经费要正确得多”。“我们不需要舰队，而增加学校经费却刻不容缓”。（注：《列宁文稿》第4卷第405-406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1月30日召开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把舰只修建开支总额削减800万金卢布，并根据列宁建议，在节省下来的资金中拨出200万金卢布给教育人民委员部。
第四，紧缩不急需的文化机构开支，增加基础教育经费。列宁主张把有限的教育经费，用于急需的地方，特别是用于扫盲和普及教育。为此，不得不紧缩一些不急需的文化机构的开支。他断然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让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自筹经费；二是把大剧院“送进坟墓”。从1921年6月至1922年10月，列宁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并明确提出，“从这样节约的几十亿中至少拨出一半去扫盲和建立阅览室。”（注：《列宁文稿》第10卷第10页。）1922年10月27日，列宁写信给副教育人民委员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要求“重新审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尽量压缩不必要的开支”，“以便增加中小学样和扫盲工作的经费”。（注：《列宁文稿》第10卷第277页。）
第五，合理使用教育经费的关键在于精简教育行政机构。1923年1月，处在重病中的列宁仍然念念不忘增加教育经费和合理使用教育经费问题：“首先应当缩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而是其他部门的开支，以便把缩减出来的款项，转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要“使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还做得太少，少得简直不象话。（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8页。）他明确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机构人员过多现象，不合广大国民教育需要的许多虚浮臃肿的编制，应当取消。“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国家中，还有许许多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具性的机构，……一律撤销，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9页。）
总之，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列宁对苏俄的社会主义教育给了他所能给予的巨大关怀。据文献统计，他于1917年至1922年为指导教育部门工作而直接写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信件就多达85件，其数量仅次于写给最高经委、军事、外交、粮食、外贸等几个最重要的政府部门的信件，占人民委员会直属21个部委、局的第6位。（注：参见《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第16页。）列宁重视和突出基础教育作用，大力扫除文盲和发展教育的思想和实践，至今对我国的现实情况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学习列宁的榜样，以远大的眼光和满腔热情，真正把教育装在心中并摆上重要工作议程，切切实实地为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多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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